路易斯•史泰博：TOD模式之于中国

路易斯•史泰博（Lewis Stackpole)：意格国际资深顾问；1967年获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硕士学位。史泰博先生拥有40余年的城市规划及设计经验。


    据我们所知，您在中国一直致力于发展TOD模式（公共交通导向型发展模式），促使您来中国推广TOD模式的源动力是什么？

    路易斯•史泰博（以下简称史泰博）：多年以来，我一直在北美和中东从事着TOD项目。我来到中国后，发现了几件事。一个是中国城镇化的速度真的是快得惊人，你们可能也有所了解，在接下来的20年里，大约会有3.5亿人将涌入中国的城市。在北京，看着窗外，我发现交通系统拥挤：道路上都是车，地铁和公交里也挤满了人。不仅在首都如此，我发现在中国的其他城市也是这样。并且随着城市的扩张，郊区也正在兴建。我认为目前的这种趋势存在严重弊端—它不仅占用农业用地，破坏空地，还需要建设耗资巨大的基础设施系统。而新的开发建设应该在棕地上进行，并配合适当的基础设施，从而保护绿地和农业用地。人们越来越依赖矿物燃料这种能源，人们在汽车泛滥的时代肆意妄为，造成了更多的污染。我在思考：这样不行！我们怎样做才能停止这些？

    有两种解决方法。一种是进一步使现有城市密集化；另一种是建立卫星城。让现有城市更加密集需要在同样的城市空间面积内容纳更多的人。新型的卫星城应该通过高速铁路或轻轨列车和其他城市区连接起来。我们知道各种交通方式的效益性会给房地产带来财富；它们可以为开发商带来收益，为政府带来税收。从长远来看，新型卫星城和现有城市进一步密集化的理念只有运用TOD设计原则才能成功实现。伴随着建立密集型新卫星城，我们通过进一步使现有城市密集化，竭力处理和改善困扰民生大众的问题，比如负面的环境压力、气候变化和公共卫生。因此我们正在为整个世界而做努力，以使之变得更加美好。在城市发展中我们通过解决城市轨道交通的连通性，不仅在优化城镇体系逻辑脉络，还致力于提高城市居民的生活质量，并与较大的城市建立起具有活力的多用途社区。

    对于开发商、投资者、房主或业主，以及政府来说，TOD模式都能使其获得经济利益。TOD项目把交通系统，即轻轨列车和高速列车系统，转化为了一种使所有参与者都能获益的生活方式。这样的项目同时运用了几个重要的城市设计策略，其中包括运输站点，组织紧凑、多功能、适宜步行的街区，人性化的十字路口，充满活力的街道景观，形式多样化、合适的停车场所，多样的出入口环境，以及开放的空间……所有的这些特点共同组成TOD规划理念，是用来建立更美好的城市的方式。依我来看，TOD模式不仅仅是一些方式途径，它还是一种文化、社会、经济和政治理念，和城市化直接相关。而且我个人认为TOD模式意味着一种对交通的回应；我想提出一些前摄性的、主动性的理念，比如“DOT（Development-Oriented Transit）”，即发展导向型交通。

    城市政策应该指导交通政策的制订。目前，在美国—人们正在建造铁路和轻轨，却忘了它们也在逐步改变着这个城市。然而，在某些时候，决策者好像忘记了铁路系统的修建对于城市而言会造成怎样的社会转变；这将改变所在城市的肌理。

    因为有了在许多地方工作的经验，我渐渐了解到中国所面临着的种种挑战是史无前例的。从城市设计师的角度看来，其中一个特有的挑战来自于在这个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里，城市化快速发展的压力。我不断地了解到中国国情的特殊背景。我喜欢了解这个国家和日常生活中人们所面临的问题。我喜欢了解这些问题是怎么处理和解决的。我尽力通过自己的工作来解决其中的一些问题，以做出贡献。我为我自己身在北京而高兴。

    您提到TOD模式应当是一种前摄性策略，那您是否为新城镇设计TOD模式要多于已发展的城市或城镇呢？

    史泰博：对于T O D模式，就像我刚才说的那样，城市政策应该帮助指导交通政策。说到这儿，一定要注意，在中国—还有世界上的许多其他地方—通过我们参与到的与政府合作的大部分项目来说，政府部门都没有咨询地方规划机构应该如何选择好高速列车或轻轨及车站的位置。他们缺乏城市多种部门间的一体化和连通性，因此，在这样的状况下，为了TOD模式的成功，我们必须对轨道的发展建设采取前摄措施。在中国轨道交通发展正在全国范围内广泛而迅速地展开，因此，我想说，这个策略不仅适用于已发展的城市的项目，还适用于新城镇的项目。 

    您提到了“城市文化肌理”，在中国许多城市都有它们特有的历史文化遗产。当您开展一个项目时—比如说，一个新城市或新地区—您在设计中会怎样处理原有肌理和新肌理的衔接问题？

    史泰博：首先要做的事是确保那些由政府划定的“需要被保护”的城市肌理保留完好—法定的，就必须得有执行力。对无可替代、不可复原的肌理的保护是很必要的。在许多欧洲和美洲国家，古老的肌理已经被保护了起来，这具有极重要的意义。在巴黎、伦敦和其他闻名世界的历史古城，“古老的城镇”仍然是城市的中心。对城市原有肌理如此成功地保护使得城市居民愿意居住其中，从而也就体现出了对城市的重大经济收益。你或许会问，在一个保留完好的城市肌理周围怎样建立TOD模式呢？我认为我们需要建立一种与TOD模式连接的过渡形式，比如有轨电车能便捷地融入到原有的城市肌理中，但是它也要使“现代感的”新肌理与之自然地过渡衔接。旧肌理因其自身的价值而得到保留，但维持和尊重旧有肌理的同时，“现代”的基础设施的特征，例如照明、用电、用水、安全、保障和开放空间也都要得以实现。这些新加入的城市特征既尊重了旧有结构，又以修建基础设施来吸引人们居住其中。再次强调的是，这种方式近来正在西方的城市中心兴起。我年轻的时候，旧有肌理并没有得到人们的重视，那时城市化还是一种新兴潮流，旧有城市肌理也常常遭到毁坏。如今，许多人都意识到了城市原有肌理的价值意义。

    对于TOD模式原则之一—优先考虑最适于行人行走的设计，您能再详细地阐释一下您的见解吗？

    史泰博：这是TOD模式中一个非常关键的部分。步行可行系统或自行车可行系统，换句话说，从各个层面来讲非机动交通都非常重要。首先你必须明白，在美国我们把步行出行距离设定为400m—据我观察，我估计一般的中国都市居民步行出行的距离要更大一些，这意味着中国人比美国人从家里到工作地点的步行或骑自行车的平均距离要更远。这就需要碳中和的周边环境了。为了将这种周边环境的潜能最大化，必须产生一种与之适宜的多功能环境，即服务于人们日常所需的便利设施，例如各种商店、公共设施和公共交通系统站点。通过多用途、适宜的公路和公共空间使非机动交通更加便利，将会为个人、社区和他们所在的城市带来进一步的益处。步行可行系统对社区和个人的健康来说也是好事。

    步行者在城市中的步行环境里都会有不断变换的视觉体验—无论是餐馆、购物商场，还是文化设施。这些步行环境在上海沿街和北京的一些地方中非常常见。生机勃勃、让人愉悦的临街道面是TOD模式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这是因为它们对于社区来说非常重要，它们的便捷性有助于提高街道零售的收益。换言之，TOD模式是一个提供给人们交流和分享的社区。无论是在街道上和朋友散步，还是在公交站或火车站等车的时候跟同在那里等车的人们闲聊，TOD模式环境都提供了分享交流的机会。而大面积的多车道主干道—比如在北京形成环形路系统的干道—大部分都妨碍了这样的互动，然而这些却加剧了大型紧凑的“超级街区”的发展。为了推进社区一样的“分享型互动”，我们需要在超级街区的筹划阶段就倡导要建设多用途社区，这就需要考虑到多种出入口的问题，以形成动态的城市社区。我想到北京时，不会把它看作一个城市，我更多地是把它看作为一个国家或是一个地区。

此总体规划设计正是以TOD的理念为出发点。在以小城镇为蓝本的布局中，将体育设施作为中心区域，以步道系统作为连接各区域纽带。意格2010年三亚奥林匹克湾度假区总体规划项目

    TOD模式适合多大规模的城市？它取决于预期人口吗？

    史泰博：不同规模的TOD模式适用于不同的人口密度。我认为你可以在乡村社区里应用TOD模式，就像在城郊或城市社区里的TOD模式一样。TOD模式可以被运用于各种各样的规模。在非常小的村子里或是非常大的城市里，TOD模式理念都有其价值。

    既然每一个TOD模式都基本上包含了诸如学校、购物商场、医院和其他服务机构，那么如何使每一个TOD模式的设计都有其自身的特色呢？

    史泰博：这个问题非常好，因为如果你在许多美国城市设计网站上去查看新都市主义，所有的项目都看起来非常相同。我认为促进评价和表现每个项目、每个城镇、每个村庄、每个溪谷或山脉的独特之处是设计师的职责。的确也如此，从一个项目到另一个项目，T O D模式的原理大致是一样的，但是最终的设计方案必须具有当地性。需要谨记的是，我们应该去聆听土地。通过研究，我能确定一个具体地方的特殊点是什么，这能够使我从一个设计师的角度来创造一些独特的、唯一的设计。我认为作为设计师，进行这个过程是我们的职责所在。我们的责任就是呈现人和地的多样性。

    TOD模式作为一种理论概念如何与实践相结合时相当关键的，“研究与设计”之间的关系也是我们很关心的问题，您是如何看待这一话题？ 

    史泰博：我认为设计和研究很相似，甚至是相互依赖。为了赋予每个项目设计自己的声音，设计和研究应该一起进行。一个场地的每个方面都必须经过研究和评估：当地的文化、场地实际情况、当地的居民、商业、当地的政治和历史。我们的设计里会呈现出这些结果的综合形态。我们基本上通过设计中的研究来表达所获得的信息。有时某个场地包含着非常惊人的信息，当地景观会告诉我们某些事情—无论是文化上的还是形态上的—就像一首歌或是一首诗……你阅读景观，并从中感知信息。研究是发现，设计也是发现。当我设计和勾画一个想法时，我会通过对设计的研究不断发现新的想法，而且还能通过研究发现观察事物的新途径。有些项目的专门研究就像刚才说的那样，然后还有更广泛的研究，会涉及到道路信息的细节和植物种类的信息……这两种研究获取的信息都会在每个项目里有所体现。 

    所以研究不仅仅是信息的集合？

    史泰博：对。如果我们搜集信息而不去分析，那么我们所拥有的一切只是一盒子信息而已。比如，当我们在看一个项目的场地平面图时，我们会看到山脉和河流；我们必须努力去了解。把这些信息聚合在一起后产生的“火花”—那儿有山脉和河流—所告诉我们的内容。对信息的解析会与可能的设计方案碰撞，从而激发出一些“特殊想法”的灵感。它或许和风有关，或许和阳光有关，也或许和景观形成有关；不经过适当的信息处理，很难说可能和哪个因素最相关。

行人与机动车混杂是目前中国很多城市中心区的大问题。TOD的理念促进了城市向三维发展的可能。意格2009年天津TEDA第三街改造项目

    您是怎样把所谈到的这些感知转化成实际的设计语言运用到这些场地上的？ 

    史泰博：这非常难。我的秘诀是——我去倾听、去学习，但我只听从我的画笔。当我开始勾画时，想法就变得清晰可见。一些人会逐一地展示他们的想法，并线性地将想法发展下去。所以困难是怎样和其他人沟通这些想法。我认为，画图是最好的表达。并且我发现图要表现的语言和汉语、英语、阿拉伯语都是一样的。如果我能画出来，我就能告诉你我想要的是什么。对于我来说，用电脑来表达这种交流的自由是很困难的，因为我觉得我的思维有时比脑还要快、还要准确。接下来的是，我们有一个设计团队，所有团队成员都有自己的知识。我们了解了所有这些信息，并把它们整合到一起。

    能够轻松且顺畅地把思想转化成设计语言的素质能力是可以通过训练达到的吗？还是说，这更像是一种天赋？

    史泰博：我认为大家可以学到这种素质。你必须要怀抱着为项目、为客户、为社会尽力而为的想法去做。然后，你像海绵一样使自己吸收知识、信息，然后经过想象并通过画图来表达出来。然后就是去不断地实践、实践、再实践！ 

    从而去创造出新的设计。

    史泰博：对，因为每个项目、每个客户都是唯一的，就像每片雪花都是不同的一样。为使项目尽可能地做到最好，你还得发觉每个场地、每个地方、每个客户，以及这个场地中的每种文化的与众不同的“神奇之处”。有人可能会说“我不理解”或“我怎样才能更好地理解？”，为了能更好地理解这点，必须更专心地聆听，更认真地思考，更深入地研究……读书、看杂志、和朋友聊天、去听讲座……怀有好奇心很重要，它有助于你形成属于自己的、独特的思维和观点。

    作为设计师，只有当你有了更深刻的理解，你才能对项目负责。设计师依据收集到和处理过的信息，做出直觉决定，并把这些转化成设计。这个设计可能会被设计师表现得很自我，也可能被处理得很内敛，此时设计师需要考虑对于手上的项目来说，什么才是最可取的。凡是我们认为的伟大的设计师们，像凯瑟琳•古斯塔夫森（Catherine Gustafson）、玛莎•舒瓦（Martha Schwartz）、路易斯•康（Louis Kahn），伊恩•麦克哈格（Ian McHarg）、弗兰克•劳埃德•赖特（Frank Lloyd Wright），都是讲故事的好手。他们的作品中流淌着神奇。设计是无声的，绘画也是无声的。作为设计师，我们的工作在于无数的草稿、图画和图表，（它们是无声的），所以必须有人来为它们发声—来展现它们，激发我们的灵感。在我们这一行业里，我们要经常把这些动听的故事讲给我们的客户听。

    另外一种描绘创造过程的方式就是E=mc²。这是个充满艺术美感的方程式。这个方程式基于知识之上，但是它也反映出了一种艺术和设计的表达。爱因斯坦通过他对于数字的思考获得了这个公式。如果你看他的书的话就会发现这些。

    当沿着街道行走时，我会说，“噢，看那个！”—这意味着我的脑子正在思考，正在吸取一种体验，最好的学习了解就是去体验。如果你在中国有项目，为了最好地实施这个项目，你需要待在中国。你需要住在中国、体验中国、品尝当地的食物、努力讲他们的语言，让你自己沉浸在这种文化的其他领域，比如：音乐、诗歌、文学、艺术、政治—所有这些都能使建筑风格、景观设计和城市设计充满生气，这些是景观、学习景观设计的书本上找不到的东西，你需要去体验这些“鲜活”的元素。在中国每一天我都很“鲜活”—我在体验、在吸收、在消化。

    众所周知，意格国际在美国波士顿也设有分部，我想知道是什么吸引您有兴趣来到中国工作呢？

    史泰博：现在我和其他许多人都认为中国是世界上最令人感兴趣的地方。如果你关注新闻就会知道美国经济正在发生什么。而在中国接下来的20年里，3.5亿人将会迁入城市。这就说明城市设计师有3.5亿的潜在客户。作为一个西方人，3.5亿这个庞大的数字实在难于理解。整个美国还没有3.5亿人！

    我在意格和马晓暐工作得非常愉快。在一家中国公司，国际的与中国本土设计经验和才华的独特融合给我的工作提供了最好的平台、抱负和希望。

    TOD模式的应用是为了满足迫切的城市发展需要的一个策略，但也需要考虑其他因素，比如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生态平衡。生态城市主义是另外一个城市建设的可行方法。某个人不可能简单地说“好，我来自西方，我知道什么是适合你的最好的方法。”我选择来中国，且“生活”在中国，学习、欣赏这个国家和人民的方方面面，这些是我在美国时无法获得的。为了在中国给客户提供最好的服务，为了我能圆满地实施项目设计，我认为我首先需__要作为一个居民来体验这个国家，而不是作为“到中国一游”的设计师。

    此外，我相信许多在中国工作的建筑设计师，甚至中国政府或许怀有很理想的目标，但都没能携着对城市设计的尊重完美地处理中国人民的需求。这就是我自己想要付诸努力的地方。我对于中国人民的诉求很关注。中国人民正在并且将要改变这个世界。

    我们知道，您参与过世界各地的项目，基于您以往的合作，您认为中国设计师和其他国家的设计师之间最大的不同是什么？

    史泰博：我觉得最大的差别还是数量上的不同。中国的人口和项目涵盖的范围非常有意思。在过去的一年里，我们做过多个项目，其中包括一些服务9000~50 000人，甚至更多人的大至350hm2的设计。在美国你可能一年里也就能做上其中一个项目。现在的中国是一个城市设计师学习和成长的很好的地方。

    另一个很明显的不同之处是项目进展的速度。只有在中国开始工作后，我才真正开始明白事情是如何快速发生的。是的，我以前只是知道发展正在飞速进行，但我并没有真正感受到这种节奏。

    我认为中国其他显著而独特的是：美丽、和谐和景观。这3个都是中国文化认同的非常重要部分。中国的景观设计居于与社会和谐发展同等重要的位置。

    比如说，在美国，开发商把景观设计看成一个项目中装饰性的、可有可无的东西。而在中国它则具有非常的价值意义，人们期待景观设计师可以把每个项目都设计成非凡的作品。这似乎体现了一些（中国的）法则，比如风水……风水是一种精神上的和有机组织上的理念。这种法则在多数西方国家并不多见。

    最后，中国的近代史很独特，我们能一直追溯到19世纪40年代的第一次鸦片战争，自此中国和中国人就生活在不断的动乱或是变化之中。然而，现在我们到了2011年，中国仍然在改变着世界！不论你相信与否，世界将要成为中国的世界。我觉得无比激动—在我这样的年龄能来到这里，在挑战与机遇并存的中国工作，我感到非常兴奋。

    在西方，人们喜欢用简单的方式来表达想法，然而我觉得在中国，一个观点要从许多不同的角度考虑。比如我可能会说，“外面正在下雨”。一个中国人可能会说 “是啊，外面正在下雨”，然后加上诸如“烟雨濛濛，芳草萋萋”之类的话。我学着理解这种思维方式的神奇之处。尽管有时我很受挫，但在这种方式里有我们西方人可以借鉴的特质。英语的书面形式是字母，而汉语里是汉字。从这些汉字中所学来的，造就了一个人的思维方式。

    这种逻辑思维还包括非常重要的视觉部分。我还要提中国的汉字，每个汉字都是在方形的空间里呈现出来的。在古代建筑和乡村建筑中，你会经常看到“方形”体；同样的观念用不同的媒介表现出来。在新建的城市中，不能再抛弃这些传统部分了。今天的城市在城市设计与历史思维方式和创造的连接上有所缺失。为了成为一位出色的城市设计师，我作为一名非中国人，尤其是西方人，来到中国，我必须吸取在这里得到的文化和生活体验。我认为吸取和体会我们的生活体验是一种很大的不同—当然还有其他一些差别—但这才是重点。

    原文摘自《景观设计学》2010，（15）：57-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