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晓陶:专家谈北京排水系统 停车场下可挖空蓄水
7·21特大自然灾害的凶猛和它带来的创伤,让我们看到了这个城市的排水系统仍有脆弱之处,仍有待改造和完善之处。许多人甚至借此希望,我们的排水系统能如有些城市一样宽广到可以行船。
但真的需要如此么?大面积彻底的改造可行么?即使在最难过的时刻,我们仍需理性的思考。“其实,对于北京这样缺水的城市,最现实可行的做法是加大城市的蓄水能力,排蓄结合,建设一座不怕淹的城市。”国家减灾委专家委员会专家程晓陶说。
北京排水系统比许多城市好
记者:7·21暴雨过后,很多人觉得北京的排水系统很成问题,您怎么看?
程晓陶:在我来看,北京的排水系统相比国内许多城市要好很多。7·21这么大的雨,绝大多数积水点的水当天晚上雨停后就排走了,一些立交桥的积水也在凌晨排完了。许多城市下雨后好多天仍然有积水,而我们只是延迟了几个小时。也就是说,北京的排水系统是在有效工作的。
记者:这些年,北京在排水系统的改造上做过哪些努力?
程晓陶:2004年7月10日北京曾经有过一场暴雨,全市交通瘫痪,之后又陆续有几次积水,当时北京正在准备奥运会,所以2004年后北京更加重视排水系统的治理,针对易涝点进行了改进。当时主要是加大泵站的排水能力。但是2007年,安华桥又两次积水。事后,排水部门用机器人下管道检查发现,里面都被建筑垃圾堵住了。这就提醒我们,积水的原因有很多。一种原因是大家都在说的,标准偏低,其他还有许多原因,是伴随着城市的发展不断出现的。
记者:有网友好奇,为什么长安街一带的排水能力能做到那么强?
程晓陶:故宫和团城都属于皇城,设计时候已经考虑了排水的通道,雨水能够通过护城河、通惠河排入温榆河、北运河。更重要的是它旁边布设了中南海、北海、前海、西海、后海等大面积的水域,有很强的雨水调蓄能力。所以这一区域不怕暴雨积水,是依靠一系列蓄泄兼筹的措施实现的。
记者:历史上北京发生过这么严重的内涝吗,还是现在的排水效果不如以前好了?
程晓陶:老北京城区面积较小,二环路以内面积不到100平方公里,里面河湖水面率大,排水有出路,所以不易受淹。但是现在北京的城区面积扩大到了1368平方公里,其中建成区面积超过90%,这就改变了整个城区的排水特性。
这次暴雨过程中,凉水河、通惠河洪峰流量与水位都是有记录以来最大的,而且洪峰来得特别急,这清晰地表现了城市化的特点。自然条件下,暴雨落在地面再逐步汇到河里需要一个过程。但是现在地面都硬化了,失去了渗水功能,雨水更多更快地通过排水系统迅速流进河道。河道在短时间内无法容纳这么多的水,所以好几个地方出现洪水漫溢。广渠门积水深达4米,就是因为南护城河水位过高,出现了倒灌现象。
管道排水标准非越高越好
记者:有人问,我们的排水管道为什么不能像青岛的那么大,里面能行船走人?
程晓陶:我们真的需要那样的系统么?不同的地方,自然条件不一样。北京和青岛的情况不同,青岛靠海,年降雨量大,城区的坡度也大,北京地处平原,地势低,年均降雨量才580多毫米。所以很难有可比性。
记者:加粗排水管是否可行?
程晓陶:排水管道远远没有想象的那么简单,加粗排水管比拓宽道路要难得多。平常我们生活中的道路,如果窄了还可以拓宽一些。但是要想将排水管换成粗管,整个管线都要停掉,要把路面挖开,而地下不只有排水管道,还有供水、供气、通讯、电力、光纤等其他很多管线。大面积整修排水管道,整个城市都有可能瘫痪。
记者:那现在极端天气越来越多,我们怎么能应对强降水?
程晓陶:应该有很多种方法。首先要纠正一个认识误区:排水的标准不是越高越好。
记者:标准越高,排量越大,降水不就很快能排走么?
程晓陶:先假设你这种想法成立。接着一个问题,水排到哪儿去?
记者:河里呀?程晓陶:好,但河道的行洪能力是有限的。当你把排水系统的能力加到很大时,河道已经送不走这么多水了。送不走时,排到河里的水就会淹回来,你就会发现这种方法走不通。
记者:那河道行洪能力就不能提高么?
程晓陶:提高河道的行洪能力只有两个办法,一个是把河挖宽,扩大断面;另一个是把河道挖深。现在城市里的河道想要拓宽,有那么容易么?它两边都是房子和路,想要拓宽,除非把路毁掉。
记者:加深呢?
程晓陶:加深是可以,但是有限的。河道也有一个连续的比降问题。你把某一段挖深,只是挖了一个坑,没有增加整体的行洪能力。所以只挖一段没用,整条河都得挖深,这是一个很庞大的系统工程,很难完成。
而且并不是说你有能力建多大的排水系统就建多大的排水系统,事实上,排水是要受到限制的。因为单纯靠排水确保自己不受淹,就是把风险转给别人。不是说我们受淹了就把水往其他地方排,别人凭什么要接收你的洪水?
排蓄结合在北京现实可行
记者:那还有别的路么?
程晓陶:很多人在讲,说国外的防洪标准很高。其实他们不是单纯靠一项措施实现的。他们有些地方,能够拓宽河道时就拓宽河道;有些地方有条件加粗管道时,就加粗管道。这需要做评估分析,不是随意为之的。
记者:要视具体情况而定?
程晓陶:对。要根据特定条件来计算。但是更好更合理的办法应该是蓄。
记者:蓄水?咱们的城市里哪来那么多可以蓄水的地方?
程晓陶:蓄水是可分散进行的,不是像古人那样去集中挖出一个北海或者中南海,是要分散的。美国、日本,他们在上世纪70年代想明白了这个道理。
最初城市出现内涝,他们和我们的反应一样,首先想到的是排水,但等到改善了排水系统后,马上发现还不行。因为这个水要排到河里,这些河以前在城外,即使泛滥也不会影响城市,但是现在城市已经扩大,河道两岸都是城市,排到河里,河水泛滥后,淹的还是城市。而这个时候再想拓宽河道已经不可能,两边都是高楼大厦了。
记者:那他们是怎样蓄水的?
程晓陶:那就是想尽一切办法。比如挖池子,或者让楼间的绿地比地面低出几十厘米,让球场低于地面半米。这样下雨后,先把水蓄住,等雨停了,河里空了,再把水排掉。利用一切可使用的方法蓄水。甚至要求下暴雨时,老百姓洗完澡别把浴缸的塞子拔了,先存起来,等雨停了过一会儿再放出家里的洗澡水,尽可能不加重排水系统的负担。
蓄水可强制实施遍地开花
记者:北京很多小区连车都没地方停,哪有地方挖坑蓄水?
程晓陶:可以在停车场下面挖池子,池子只需有进水口就行,不是说挖一个露天的大坑放在那儿。池子上面还是可以停车,停车场底下还是可以挖空蓄水的。
记者:您觉得这种方法在北京也是可行的?
程晓陶:这是最现实的。实际上,在日本,排水管道是一代技术,蓄水叫第二代技术。但是蓄水后还会有新的问题,如果把池子挖得太大,利用率其实很低。因为不是天天降雨,很多时候池子是干的,只是偶尔用一下。所以池子不能挖太大,但是不修太大,下暴雨时蓄水容积又不够,所以他们就把蓄水系统改造成可渗透的,水边进边“漏”,也就是第三代技术。北京如果使用,可以把二代和三代技术结合起来。
记者:那在北京怎样来实施蓄水?
程晓陶:蓄水是可以遍地开花的。在日本有专门的法律,规定防洪治涝是全社会的责任,不是说只是政府的责任。他们要求小区开发的时候,首先要申报,申报完了以后有人会来评估,进行计算,比如原来这块地透水率是多少,小区建成以后减少了多少,减少会增加多少径流量,这部分不能增加已有排水系统的负担,就得自己修雨水调节池,把水装起来。北京如果要做,也可以要求政府机关、单位、小区采取这个措施,分散蓄水。
记者:这样投入会不会很大?
程晓陶:这个投入如果完全由市政出钱,投入就可能很大。但是你把它分摊到各个单位去,就不大。当然,这既需要法律手段的强制实施,行政手段的推动落实,也需要经济手段的补偿诱导,科技手段的大力支持。
记者:那您觉得像7·21这种强降水,毕竟60年一遇,发生的频率还是很小的,建这么多蓄水设施会不会是浪费呢?
程晓陶:不是这个概念。就是因为你在设计的时候,要考虑自身情况,考虑实际的需求有多大,并不是标准越高越好。我们建这个池子并不只是拿它去应对60年一遇的暴雨,可以在每次降雨的时候都利用它把水蓄住,可以用来浇绿地,也可以回补地下。
北京是一个缺水城市,地下水位平均一年下降一米,下降得很快。好不容易下一场雨,如果能回补地下,不是一举两得吗?
我们不是要建设一座不受淹的城市,而是要建设一座不怕淹的城市。
■对话人物
程晓陶:日本京都大学工学博士,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副总工程师,水利部防洪抗旱减灾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国家减灾委专家委员会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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