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里斯蒂娜•希尔：保护、恢复与重组——气候变化的影响

克里斯蒂娜•希尔于2007年开始担任美国弗吉尼亚大学景观设计项目的主任，主要研究城市水系方面的创新，以应对气候变化、提倡社会公平等课题。

A S LA：在最近的野生动物栖息地设计会议上，您提到由于城市热岛效应，城市总是比其周边地区气温更高。于是城市就成了气候变化的预警。事实上，“气候变化的影响在城市中体现得最为突出”。那么能否结合城市应对温度升高方面的经验教训，为我们提供一些减轻和适应气候变化的建议呢？

克里斯蒂娜·希尔（以下简称希尔）：事实上，我觉得我们现在知道了解的“教训”还真的太少—也许除非我们想要打一场无准备之仗！在美国，我们生活在我称之为“美国媒体泡沫”的时代—与加拿大和欧洲的媒体同行不一样，美国媒体不靠刊登有关气候变化的东西来增加销量。由于他们并不在乎世界其他地方刊载了什么头条新闻，以至于普通的美国民众也不知道什么是岌岌可危。这样做的结果就是，他们选出的官员也不积极采取行动。然而，世界上其他国家都已经开始准备。我们的经济前景、健康、安全以及我们许多公民的福利，都要靠从美国以外的其他地方的优秀实践中学习经验。

我倒可以谈谈经验有哪些。我知道的最佳方式可以简单描述为通过3类行动，即保护、恢复和重组来实现。这是指，保护最脆弱的人群和地区，特别是那些在未来将会具有最丰富的多样性和最大灵活度的地方；恢复我们的基础资源，比如土壤肥力、水质和水量、空气质量，以及人类健康；重组是指改变城市系统—建筑物、交通、景观—使之耗用较少的能源（因为能源的消耗仍然是以CO2排放量为指标，除非你只使用清洁能源），并且在当地产生较少的不可回收废弃物。我将会提供一些案例，因为这所有的3类行动都需要空间战略规划，并可以为那些引导城市改造的景观设计师起到重要作用。大多数美国城市还都只停留在观察、估算气候变化的影响程度上，但欧洲城市已经采取了行动，并成为了我们参照的对象。

A S L A: 纽约、伦敦等主要城市已制定了详细的气候变化适应行动计划。您认为在发展这些计划时，城市最需要关注的是什么？那么如何以非常有限的资源来对较小的社区进行规划呢？

希尔：我可以就这个问题谈谈恢复和重组行动的案例。在美国，芝加哥拥有最详尽也是最具有战略意义的气候适应计划。理查德·戴利（Ri c h a r d D a l ey）市长将环境问题列为他优先考虑的事项之一，并且他和他的同事在这方面已经做得非常出色了。即便如此，他们大多可以很好地指出问题是什么—但是无法提出解决方案。这主要是因为问题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出现，而在我们的气候政治中，在某个问题成为市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之前，你很难花费众多的公共财产去提前预防。过去的一年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冬季，像华盛顿之类的城市都遭遇了不同寻常的大暴雪，还有人说“全球变暖”是一个骗局。而到夏天，我们则发现我们仿佛经历了地球有史以来最热的一年。它甚至超过了2005年的那场高温。人们很难理解真正的问题不是一个逐渐变暖的趋势；真正的问题是我们正面临着极端气候事件的增加—从暴雪到高温，从洪水到干旱。今年巴西、巴基斯坦的洪水已经侵害了千百万人的健康和安全，其中大多数都是儿童。城市必须认识到这并不是针对夏季温度平均高出2~10℃而做的规划；降雨、洪水、干旱，以及热浪持续时间各方面都出现了新的极端现象，这才将是真正挑战基础设施且影响我们生活的事情。城市需要把重点放在这些极端事件上，从而在这些极端环境的持续时间和规模面前，使我们的投入变得更加有弹性。

这就是我说的“重组”的意思。城市系统意味着庞大的公众投入，一旦建成，在这些昂贵的系统在获得显著改变之前，由于建设而造成的债务增长将会产生一个长时间的滞后期。景观设计师必须介入这些围绕公众投入的政策和规划的讨论中去。如果我们为自己和那些我们关心、在乎的每一个人去设计房子和景观，从现在开始的30年后，我们并不会以我们今天的收入和需求为基础而进行考量。在城市建设基础设施，或发展/重新发展大面积的土地时，这些项目都意味需要具备价值或功能，需要为其后至少30年的运行而做筹备；许多项目还打算运作50年或70年，也许更长时间。在极端气候不断增加的时代，我们需要对这些城市空间和体系能否真正按照设计目标运行进行质疑，因为在世界各地，我们和几乎我们关心的每一个人都生活在其中。我们需要知道关系着未来的债务与其运营的投入决策。如果不能增加我们未来的适应能力，那么我们就不应该令那些会使社会背负30~40年的公共债务的项通过；如果这些项目无法增加我们的应变力，那我们将仅支付其今天的费用，或者说，这样的项目根本就不该建设。

A S L A：城市雨洪也为周边地区的天然鱼类栖息地带来了严重问题。您提到的在西雅图的项目，如S E A S t r e e t项目（S t r e e t E d g eAlternatives Project），可以有助于确保鱼卵不会在暴雨期间被冲走。那么如何设计对野生生物友好型的基础设施呢？

希尔：今天为人类和野生动物设计的基础设施项目，都可以比我们过去100年里所做的更好。一旦我们当选的领导人和他们的智囊团将审视基础设施的投资是否会增加我们的适应力作为其首要任务，规划师和设计师就有必要同土木工程师一起参与到这些项目中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提倡对公共资金的投资优先次序进行改变的一个额外的、利己性的原因。

当设计师正致力于基础设施项目，旨在帮助城市适应新的极端气候（也包括人口增长和经济发展趋势），涉及到社会公平和支持生物多样性的问题时应该会更容易整合。然而，从功能的角度看，相较于物种多样性，性状多样性与生态系统性能的关联更为重要。性状多样性与我们的利益直接相关，人类对性状多样性进行保护和促进，从而提高我们周围生态系统的能力，使之为我们提供基本服务—如通过生物过程来净化空气和水。在我们看到政府 “濒危性征法案”出台之前，其立法过程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然而这也正是生态系统的运作问题。

第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基础设施项目是否保护的是那些脆弱的人—特别是贫困家庭—和一些特别的地方，如北坡、或水域的源头、或鱼类和贝类所在的河口“鱼圃”。第二个问题是这些项目应有助于基础资源的重建（土壤肥力、空气质量、水质量等），而不是减少它们的供给。最后，第三个问题是它们应该有助于我们改变我们的应对方式，使我们更能适应极端环境事件和燃料成本的上升。

交通、公园，以及新海岸线结构在提供新栖息地的同时也保护了资产，看来使用我上面提到的标准而建的公共事业都是很好的投入。对我来说，“野生动物友好型”还不是重点—它的意义在于支持生态系统的适应能力，使公众意识到这些生态系统所组成的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经验观察和模型使我们得到这样一个结论，即无论设计师现在做什么，许多物种将在未来几个世纪内因气候的干扰和城市化的加剧而消失殆尽，或濒临灭绝。真正的法宝是这些大趋势中的人的道德行为：提倡保护我们可以保护的，并随着时间的推移，增加我们生态系统的应变能力。

A S L A: 最后，在近来《To p os》杂志中的一篇文章指出，景观设计师实际上可能对气候具有负面影响，因为他们设计了不可持续的作品。部分问题在于，在许多情况下，使作品可持续的方案都是无法实现。那么景观设计师和其他设计师可以为帮助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做些什么呢？

希尔：关键是设计师要注意对材料的研究，并选择使用那些在其区域内最适宜的可用组件。美国景观设计师协会/或景观设计基金会可以提供这方面的许多信息。整体而言，我认为建筑和运输导致的能源使用和CO2排放完全使能源的使用在景观设计中陷入困境。我宁愿看到设计者专注于政策和空间战略的创新，而不是参与到“更神圣”的关于材料的辩论当中。显然，我们可以给客户提供很多常识性的意见并应用在我们的设计中—我会最优先考虑与水使用的相关事宜。我们可以在很多干旱愈演愈烈的城市中使用需水量少的植物，并在那些之前不需要灌溉的地方考虑使用滴灌系统（例如美国东南部地区）。我们可以将绿色垃圾回收计划应用于护根的措施当中，甚至倡导将建筑产生的废水和我们设计的景观相联系。几年到几十年之后，这可能是城市灌溉用水的最佳来源，如果景观灌溉能维持夏季的基本径流，这则可以改变城市的河流运作方式。

最近的研究具有广泛影响，对于景观设计师来说，可能最惊讶的新闻之一就是对较少的树木进行培育，使之更加茁壮，将会比栽种许多新的小树苗提供更多的碳储备量。根据这项研究，城市地区及其所在区域植满了早期演替的树木，如果对它们进行剪枝，将有助于使更多的个体产生最大的生物量。也许我们的“百万育树计划”是不明智的，如果城市中只种胸径很小的植物，那么则需要很多气力维护人员和设备。除了政策和基础设施的策略创新外，帮助个体树木长得更大比景观设计师所做的其他任何一件事情都能减少碳的排放量。我对景观设计师现在可以做什么的首选意见是，我们要参与到当地政治中，从而决定公共资金的主要流向。美国景观设计师协会和景观基金会也可以通过地方和国家机构帮忙解决这一问题。但这条路上的领军者可能会是年轻一代的在政治上活跃的设计师们，西雅图就是这方面的例子。政策纷争混乱而无常，但我们所看到的是，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景观设计这种职业。我们需要勇敢大胆地和公众分享我们的想法—每一天都需要。　　

原文摘自《景观设计学》2010，（14）：75-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