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晓东：成为世界的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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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06-20
来源：景观中国网
这位2010“阿卡罕”建筑奖（Aga Khan Award for Architecture，winner）以及2009年英国“建筑回顾”世界新锐建筑奖第一名 (AR emerging architecture awards winner)的获得者，仍然保持着他在学术和教育方面的热情，如果你每周三去清华的建筑学院，也许能听到他关于“创意思维”的有趣论调。
“西方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了，现在轮到我们了。”在采访的最后，李晓东这样说到。
这位2010“阿卡罕”建筑奖（Aga Khan Award for Architecture，winner）以及2009年英国“建筑回顾”世界新锐建筑奖第一名 (AR emerging architecture awards winner)的获得者，仍然保持着他在学术和教育方面的热情，如果你每周三去清华的建筑学院，也许能听到他关于“创意思维”的有趣论调。
但他的野心不仅如此，他希望把中国的建筑文化重新回到世界的中心，“两三百年前我们曾是世界的中心。”他这么说。“我不想用西方的建筑形式来填补中国的建筑空白，我也不想提及‘民族形式’这类词汇。”这体现在他对于完成每个项目上倾注的心血以及明确的目的性上。
artech:你的新项目提到了“农村城市化”这个概念，能具体说说吗？
Lee:这个项目提倡新的生活方式，低碳环保，对下游生态环境也起到保护作用。农村土地不会减少，只是把宅基地置换出来作为城市用地。采用企业化管理，农民有股份在这个企业中，大量吸收剩余劳动力。基础设施投入集中，资源共享。距离很短，一公里内就可以采用任何交通形式去中心服务区。简单说，就是城市形态，农业生产方式。这种新城市形态叫“田中城”。
artech:为什么想到做这样一个项目？
Lee:我们的城市化依靠的是经济增长，当经济不增长就没有新的就业机会。城市是脆弱的生态体，无论战争还是自然灾害，都无法抵挡这些危机。但农村却是相对稳定的。农村城市化的目的是为了提高效率，把小农经济组织起来，西方农业产业链化的模式是深加工，其他产品的价值是原有农产品的2倍到30倍，而我们只有0.8倍。所以我们农业产品增加价值的余地很大，也可以增加就业机会，就可以缓解城市压力。
artech:这个项目具体实践中会否产生困难？
Lee:实践起来并没有什么困难，既保证了开发商最低限度的补偿费用，又保证了政府最低限度基础设施投入。并且保证回迁房的舒适度，使得农民愿意居住在里面。之所以在都江堰首先开始，也是因为灾后重建给了这个机会。
artech:这种理念能否被复制？
Lee:一个中心小城镇，整体是一个大的村落，以现代的基础设施把他们组合起来。——这个概念完全可以在中国农村得到复制。
artech:为什么选择农村作为你的实践环境？
Lee:现代中国城市很难做出好的设计。西方的设计已经做了很多年，有了娴熟的技巧，而我们中国的设计如果要从边缘进入中心，就必须从观念上可以革新。农村只是一个载体。因为中国农村的问题很独特，城里的房屋拆迁太快，环境变化太快，所以我转向农村。当你把问题定义得很独特，解决方法也必然是独特的。
中国最大问题是发展太快。这跟经济状态与政府行为都有关系。农村城市化是一个新的视角。
artech:你所说的观念革新，从你个人角度，是指“针灸疗法”？
Lee:是的。“针灸疗法”这个理念从中医学中获得启发，中医把人看成是一个体系，对症下药，头痛不一定医头。我把建筑也看成一个体系，针对整个环境存在的问题，找到解决这个问题的特定场所。
artech:以桥上书屋为例，如何实践你的这个理念？
Lee:比如桥上书屋所在的村庄。这个闽南村庄有着几百年的土楼文化，那时土楼是一个公共社区，能维系村庄的文化背景，持续生存，后来安全不再是村落的隐患，村民独立出来居住，也就没有了公共社区，家庭结构和社会结构分解了，当一个村落没有了公共场所，失去了向心力，逐渐，这个村落便松散了，开始衰败。
我找了很久，偶然发现了这个村庄，并且，我认为整个村庄的脉络在于重新复活这两座土楼。因为它们是文化的交集，连接两个土楼，可以重新凝聚以前的文化，建造小学和图书馆是为了吸引这一活力人群，活动便开始在这里发生。无论是物质和精神上，这里都变成了新的农村。
artech:那么桥上书屋建成后是否达到你当初的预想？
Lee:事实上，现在比当时预计还好，这里变成了旅游点，乡里自发投资建设了停车场。一边的土楼会改造成青年旅馆，另一边改造成老年活动中心。这时，我们可以说这个建筑是成功的，因为它用很小的投入激活了一整个社区。
artech:这种商业模式也是你当时的预想吗？
Lee:当时并未料到，但孩子们通过这里接触外界，这里成为了他们观看世界的橱窗，我认为这是好的。
artech:你是否仍然在寻求传统农村与现代技术的融合？
Lee:建筑风格可以与当地无关，但它的功能是与当地环境对话的，既熟悉又是陌生的，这种陌生刺激人去思考。引起当地人对新事物的渴望。
artech:你是指传统与现代之间构成了对话模式？那么你对材质的运用也是为了实现这种对话吗？
Lee:是的。城市肌理和农村肌理是不一样的。在农村，石头从山而来，水从雪而来，木从树而来。材质与自然有了对话。建筑在自然面前要很谦卑、低调。为了凸显自然的美，我也强调水平线结构。建筑应该是环境的一部分，而不是生硬添加进去的。
artech:你认为中国的建筑如何从边缘进入中心？
Lee:两三百年前，中国还是中心，以文化为背景。西方产业革命后迅速发展，我们被边缘化。想成为中心，不可避免的就是抄袭，比如唐朝时期的日本。“山寨版”有个问题，当你开始复制别人的东西时，你会放弃自己的东西，而一旦放弃自己的中心思想，你就永远成为不了中心。由边缘变成中心，必须独立思考。
以新加坡为例，1965年独立后，他们一直在寻找自身定位。他们开始讨论文化问题，请大师来做建筑设计，都是摩天楼，但摩天楼不能代表新加坡。于是他们发现，要讨论的不是一个文化进化的主观表达，而是一个环境进化的客观描述。比如，新加坡在热带，热带是建筑的功能问题不是文化问题，于是他们的建筑注重通风和遮阳，建筑出来后，他们发现，只要针对自己的问题出发就能成为中心。
中国建筑设计现状是，产量大，质量不够。但比例高，机会多。所以要认清自己的问题。
artech:你通过何种方式来寻找中国建筑的定位？
Lee:有十几年的时间，我们一直在寻求民族形式与现代化的融合，绑在一起就出现了奇怪的建筑形式，变成一种思维定势：要么东方，要么西方，要么传统，要么现代。但设计不是选择题，是论证题。从2000年后，奥运是一个契机，国际建筑团队的介入，最新的建筑理念引进，中国人开始学习技巧并且讨论建筑，也开始把西方搬过来，填补中国的空白。
我认为，现在许多西方建筑形态还处于外形时期，但没有探讨社会问题、建筑、人类的可持续发展。我通过探讨这些问题来寻找中国设计师自己的定位，而不再重复中国符号。民族形式和当代没有关系，只能证明对当代的不自信，或者媚俗。中国这么大，什么能代表中国？我们能讲的可以是地域。根据每个城市环境气候的不同而做不同的建筑。不可能有标准的，只能探讨在一特定地域中如何做当代的建筑。
artech:你探讨当代的语言。
Lee:是的。当代是不需要粉饰的。当代的建筑思想可以复制，但可以产生许多形态。建筑师应该是理想主义者，否则就没有幸福指数，最好的永远应该是下一个。
artech:你怎么定义可持续建筑？
Lee:我认为最简单的可持续建筑就是：使用当地材质，由当地劳动力去做。金融危机后，我们不再以奢侈品为目的发展经济。这是金融危机带给全世界的反思。奢侈是建筑与自然的关系，形式上却可以是简朴的。两者之间的“和谐”永远是主调。
这位2010“阿卡罕”建筑奖（Aga Khan Award for Architecture，winner）以及2009年英国“建筑回顾”世界新锐建筑奖第一名 (AR emerging architecture awards winner)的获得者，仍然保持着他在学术和教育方面的热情，如果你每周三去清华的建筑学院，也许能听到他关于“创意思维”的有趣论调。
但他的野心不仅如此，他希望把中国的建筑文化重新回到世界的中心，“两三百年前我们曾是世界的中心。”他这么说。“我不想用西方的建筑形式来填补中国的建筑空白，我也不想提及‘民族形式’这类词汇。”这体现在他对于完成每个项目上倾注的心血以及明确的目的性上。
artech:你的新项目提到了“农村城市化”这个概念，能具体说说吗？
Lee:这个项目提倡新的生活方式，低碳环保，对下游生态环境也起到保护作用。农村土地不会减少，只是把宅基地置换出来作为城市用地。采用企业化管理，农民有股份在这个企业中，大量吸收剩余劳动力。基础设施投入集中，资源共享。距离很短，一公里内就可以采用任何交通形式去中心服务区。简单说，就是城市形态，农业生产方式。这种新城市形态叫“田中城”。
artech:为什么想到做这样一个项目？
Lee:我们的城市化依靠的是经济增长，当经济不增长就没有新的就业机会。城市是脆弱的生态体，无论战争还是自然灾害，都无法抵挡这些危机。但农村却是相对稳定的。农村城市化的目的是为了提高效率，把小农经济组织起来，西方农业产业链化的模式是深加工，其他产品的价值是原有农产品的2倍到30倍，而我们只有0.8倍。所以我们农业产品增加价值的余地很大，也可以增加就业机会，就可以缓解城市压力。
artech:这个项目具体实践中会否产生困难？
Lee:实践起来并没有什么困难，既保证了开发商最低限度的补偿费用，又保证了政府最低限度基础设施投入。并且保证回迁房的舒适度，使得农民愿意居住在里面。之所以在都江堰首先开始，也是因为灾后重建给了这个机会。
artech:这种理念能否被复制？
Lee:一个中心小城镇，整体是一个大的村落，以现代的基础设施把他们组合起来。——这个概念完全可以在中国农村得到复制。
artech:为什么选择农村作为你的实践环境？
Lee:现代中国城市很难做出好的设计。西方的设计已经做了很多年，有了娴熟的技巧，而我们中国的设计如果要从边缘进入中心，就必须从观念上可以革新。农村只是一个载体。因为中国农村的问题很独特，城里的房屋拆迁太快，环境变化太快，所以我转向农村。当你把问题定义得很独特，解决方法也必然是独特的。
中国最大问题是发展太快。这跟经济状态与政府行为都有关系。农村城市化是一个新的视角。
artech:你所说的观念革新，从你个人角度，是指“针灸疗法”？
Lee:是的。“针灸疗法”这个理念从中医学中获得启发，中医把人看成是一个体系，对症下药，头痛不一定医头。我把建筑也看成一个体系，针对整个环境存在的问题，找到解决这个问题的特定场所。
artech:以桥上书屋为例，如何实践你的这个理念？
Lee:比如桥上书屋所在的村庄。这个闽南村庄有着几百年的土楼文化，那时土楼是一个公共社区，能维系村庄的文化背景，持续生存，后来安全不再是村落的隐患，村民独立出来居住，也就没有了公共社区，家庭结构和社会结构分解了，当一个村落没有了公共场所，失去了向心力，逐渐，这个村落便松散了，开始衰败。
我找了很久，偶然发现了这个村庄，并且，我认为整个村庄的脉络在于重新复活这两座土楼。因为它们是文化的交集，连接两个土楼，可以重新凝聚以前的文化，建造小学和图书馆是为了吸引这一活力人群，活动便开始在这里发生。无论是物质和精神上，这里都变成了新的农村。
artech:那么桥上书屋建成后是否达到你当初的预想？
Lee:事实上，现在比当时预计还好，这里变成了旅游点，乡里自发投资建设了停车场。一边的土楼会改造成青年旅馆，另一边改造成老年活动中心。这时，我们可以说这个建筑是成功的，因为它用很小的投入激活了一整个社区。
artech:这种商业模式也是你当时的预想吗？
Lee:当时并未料到，但孩子们通过这里接触外界，这里成为了他们观看世界的橱窗，我认为这是好的。
artech:你是否仍然在寻求传统农村与现代技术的融合？
Lee:建筑风格可以与当地无关，但它的功能是与当地环境对话的，既熟悉又是陌生的，这种陌生刺激人去思考。引起当地人对新事物的渴望。
artech:你是指传统与现代之间构成了对话模式？那么你对材质的运用也是为了实现这种对话吗？
Lee:是的。城市肌理和农村肌理是不一样的。在农村，石头从山而来，水从雪而来，木从树而来。材质与自然有了对话。建筑在自然面前要很谦卑、低调。为了凸显自然的美，我也强调水平线结构。建筑应该是环境的一部分，而不是生硬添加进去的。
artech:你认为中国的建筑如何从边缘进入中心？
Lee:两三百年前，中国还是中心，以文化为背景。西方产业革命后迅速发展，我们被边缘化。想成为中心，不可避免的就是抄袭，比如唐朝时期的日本。“山寨版”有个问题，当你开始复制别人的东西时，你会放弃自己的东西，而一旦放弃自己的中心思想，你就永远成为不了中心。由边缘变成中心，必须独立思考。
以新加坡为例，1965年独立后，他们一直在寻找自身定位。他们开始讨论文化问题，请大师来做建筑设计，都是摩天楼，但摩天楼不能代表新加坡。于是他们发现，要讨论的不是一个文化进化的主观表达，而是一个环境进化的客观描述。比如，新加坡在热带，热带是建筑的功能问题不是文化问题，于是他们的建筑注重通风和遮阳，建筑出来后，他们发现，只要针对自己的问题出发就能成为中心。
中国建筑设计现状是，产量大，质量不够。但比例高，机会多。所以要认清自己的问题。
artech:你通过何种方式来寻找中国建筑的定位？
Lee:有十几年的时间，我们一直在寻求民族形式与现代化的融合，绑在一起就出现了奇怪的建筑形式，变成一种思维定势：要么东方，要么西方，要么传统，要么现代。但设计不是选择题，是论证题。从2000年后，奥运是一个契机，国际建筑团队的介入，最新的建筑理念引进，中国人开始学习技巧并且讨论建筑，也开始把西方搬过来，填补中国的空白。
我认为，现在许多西方建筑形态还处于外形时期，但没有探讨社会问题、建筑、人类的可持续发展。我通过探讨这些问题来寻找中国设计师自己的定位，而不再重复中国符号。民族形式和当代没有关系，只能证明对当代的不自信，或者媚俗。中国这么大，什么能代表中国？我们能讲的可以是地域。根据每个城市环境气候的不同而做不同的建筑。不可能有标准的，只能探讨在一特定地域中如何做当代的建筑。
artech:你探讨当代的语言。
Lee:是的。当代是不需要粉饰的。当代的建筑思想可以复制，但可以产生许多形态。建筑师应该是理想主义者，否则就没有幸福指数，最好的永远应该是下一个。
artech:你怎么定义可持续建筑？
Lee:我认为最简单的可持续建筑就是：使用当地材质，由当地劳动力去做。金融危机后，我们不再以奢侈品为目的发展经济。这是金融危机带给全世界的反思。奢侈是建筑与自然的关系，形式上却可以是简朴的。两者之间的“和谐”永远是主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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