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杰：限行限购 我们的“城市病”会越来越重吗
admin
2011-01-06
来源：景观中国网
“用单双号限行、限制购车等方法解决‘城市病’是低级手段。”近日，中国科学院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樊杰研究员，在接受采访时认为，“中国的城市发展，已经到了必须转型的时候了。”
“用单双号限行、限制购车等方法解决‘城市病’是低级手段。”近日，中国科学院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樊杰研究员，在接受采访时认为，“中国的城市发展，已经到了必须转型的时候了。”
媒体：如今，城市人口膨胀、交通拥堵等问题颇受关注。您怎么看待这些“城市病”？
樊杰：城市化从来都是有利有弊的。如果城市发展路径正确，“城市病”的发生概率可以减小甚至规避；如果发展路径存在问题，“城市病”会越来越重。
如今，不少城市的发展路径就存在严重问题。比如很多大城市在发展过程中，失去了自己的特色与品位，被清一色的钢筋混凝土代替。要知道，当城市发展到一定规模时，再想通过“旧城改造”来恢复特色非常困难。不少城市的人居环境，特别是大气与水环境也在不断恶化。
现在许多城市的规模不断扩大，但城市效率与城市发展之间，其实呈反向关系——当城市变大后，人们上班时花在路上的时间变成了一两个小时，堵车时甚至要三四个小时。这种情况下，用单双号限行、限制购车等方法解决“城市病”是低级手段。就像教育小孩，家长只知道在他不听话时给一巴掌，却不知道怎样从根本上去教育他。
中国的城市发展，已经到了必须转型的时候了。
媒体：怎么转型呢？
樊杰：每个城市都应有自己准确的定位，不能太多、太乱。现在有些城市集中的功能太多了，总喜欢把各种各样的功能集中在一块狭小的区域内，既要做商业中心、政治中心、文化中心、教育中心，还要做高新技术研发中心、制造业中心、重工业中心。每一项城市功能都需要巨大的就业人口，而每个功能下面还会衍生出许多分功能。
城市化原本的目标，是让人们的生活变得方便、舒适。但是现在很多城市的发展，会从根本上背离这个目标。
另外，在一定区域内，大、中、小城市之间应形成空间与功能上的有机衔接。大城市功能应该得到分解，在大城市带领一群“小兄弟”的格局下，更加突出大城市自身的带动辐射作用。
这种科学规划，是科学家与政府共同的工作，不能由政府领导拍脑门决定。
媒体：随着城市规模的日益扩大，大中城市还普遍存在环境恶化问题。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关于“十二五”的规划建议提出，城市规划和建设要注重以人为本、生态环保。您认为我们可以从哪些方面来努力呢？
樊杰：我们可以对公共资源进行“空间管治”，使其得到合理配置。市场是资源配置的主要力量，但在某些时候，市场会失灵，特别是对水、土地等长期性、战略性、涉及整体利益的公共资源而言，完全依靠市场进行配置，可能会使这些资源向部分人群、企业和地区集中，影响整体发展。
“空间管治”可分为三类。第一类主要针对那些大家都想使用的公共资源。以京、津、冀的水资源分配为例，张家口、承德等城市可能会说，我们的经济相对落后，需要发展耗水工业发展经济。但如果它们把水用光了，下游的北京和天津怎么办？但如果北京和天津大量使用水资源得到了发展，对张家口和承德来说又不公平。这就需要充分协调资源各方的关系，比如张家口和承德不能把水用完了，北京和天津也应给它们一定补偿。
第二类“空间管治”的对象是大家能认识到重要性，但又不太愿意干的事儿，比如生态建设。原因很简单，只进行生态建设不挣钱，所以许多地方宁愿砍树也不栽树。但如果生态遭破坏，国家的可持续发展就都会受影响。这个时候，就需要进行“管治”。
第三类“空间管治”的对象是，大家明知自己做错了，但由于对自己有利，还一直在做的事情，比如环境污染。以渤海湾的排污问题为例，各方都不想主动减少排污，都认为“别人在排污，我为什么不能排”。这样下去，渤海湾就有可能变成臭水塘。
媒体：不过，当前许多地方的发展规划中都提出要建“工业中心”。您怎么看？
樊杰：许多人认为，如果一个地区将生态建设作为发展重点，会限制这个地区的经济发展。因为很多经济发达地区都是靠发展工业成长起来的，种树的人往往拿不到钱，不种树的人却得到了利益。
但对于某些只适合进行生态建设的地区，就算以破坏环境为代价发展了工业，三五年过后发展也会没后劲，最终工业企业只能倒闭。到那时，如果想把自然环境恢复到之前的水平，就算把发展工业带来的全部效益投进去都不一定够。
“首钢搬迁”就是一个例子。早在二三十年前，就有人文-经济地理学者提出，钢铁工业不适合在北京发展，首钢应搬迁，甚至选好了搬迁地址。现在看来，如果当时能按学者的建议搬迁，而不是等到现在首钢规模这么大、就业人口这么多的时候才搬，相应的损失肯定会大幅减少。
媒体：怎样才能让搞生态建设的人得到回报呢？
樊杰：国际上通行的做法是建立生态补偿机制。当某些地区因保护生态环境丧失发展机遇时，受益的企业、其他地区，甚至国家，就应对其进行补偿。例如，我们在长江上游建生态保护林，减少了长江的含泥沙量，延长了三峡大坝的使用寿命，增加了三峡水电站的发电收益。那么，三峡水电站就应对长江上游生态林建设方给予补偿。
由于这个补偿机制非常重要，国家发改委已牵头成立了《生态补偿条例》起草委员会，开始在全国调研。
媒体：即使有生态补偿机制，很多地方可能也不太愿意放弃GDP吧？
樊杰：所以，我们应按全国主体功能规划，来制定领导干部的政绩考核标准。一个区域的发展战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当地党政领导干部的观念与行动，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受干部考核体系的约束与牵引。
在过去，我们对干部的考核主要看经济发展。比如看招商引资的力度、工业化程度和GDP增速等。对于沿海经济发达地区而言，在经济高速发展二三十年后，本应进入经济增长的转型期，主动改变产业结构，提升发展品位。但转型是有风险的，这可能意味着GDP增速的下降。很多地方领导不愿去担这个风险。
一些西部经济欠发达地区本应进行生态保护，但在GDP考核标准的鼓动下，地方还是不惜以破坏生态换取短期利益。并且，在官员轮换的情况下，许多地方官员为了使自己任期内的经济增长达到最高点，经常采取竭泽而渔的发展策略。在他们看来，保护生态环境是长远的事情,近期很难获得明显收益。
媒体：我们具体应该怎么做呢？
樊杰：具体考核标准应按不同区域的主体功能加以区分。比如对于一个三江源保护区的干部，我们不能要求他必须使地方GDP增速达到多少，而应要求他使当地水质达到什么指标。对于长三角和珠三角等地区，我们也不应重点考察GDP增速，而是着重考察产业升级、转型速度、能耗减少比例和区域影响力水平等。
媒体：如今，城市人口膨胀、交通拥堵等问题颇受关注。您怎么看待这些“城市病”？
樊杰：城市化从来都是有利有弊的。如果城市发展路径正确，“城市病”的发生概率可以减小甚至规避；如果发展路径存在问题，“城市病”会越来越重。
如今，不少城市的发展路径就存在严重问题。比如很多大城市在发展过程中，失去了自己的特色与品位，被清一色的钢筋混凝土代替。要知道，当城市发展到一定规模时，再想通过“旧城改造”来恢复特色非常困难。不少城市的人居环境，特别是大气与水环境也在不断恶化。
现在许多城市的规模不断扩大，但城市效率与城市发展之间，其实呈反向关系——当城市变大后，人们上班时花在路上的时间变成了一两个小时，堵车时甚至要三四个小时。这种情况下，用单双号限行、限制购车等方法解决“城市病”是低级手段。就像教育小孩，家长只知道在他不听话时给一巴掌，却不知道怎样从根本上去教育他。
中国的城市发展，已经到了必须转型的时候了。
媒体：怎么转型呢？
樊杰：每个城市都应有自己准确的定位，不能太多、太乱。现在有些城市集中的功能太多了，总喜欢把各种各样的功能集中在一块狭小的区域内，既要做商业中心、政治中心、文化中心、教育中心，还要做高新技术研发中心、制造业中心、重工业中心。每一项城市功能都需要巨大的就业人口，而每个功能下面还会衍生出许多分功能。
城市化原本的目标，是让人们的生活变得方便、舒适。但是现在很多城市的发展，会从根本上背离这个目标。
另外，在一定区域内，大、中、小城市之间应形成空间与功能上的有机衔接。大城市功能应该得到分解，在大城市带领一群“小兄弟”的格局下，更加突出大城市自身的带动辐射作用。
这种科学规划，是科学家与政府共同的工作，不能由政府领导拍脑门决定。
媒体：随着城市规模的日益扩大，大中城市还普遍存在环境恶化问题。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关于“十二五”的规划建议提出，城市规划和建设要注重以人为本、生态环保。您认为我们可以从哪些方面来努力呢？
樊杰：我们可以对公共资源进行“空间管治”，使其得到合理配置。市场是资源配置的主要力量，但在某些时候，市场会失灵，特别是对水、土地等长期性、战略性、涉及整体利益的公共资源而言，完全依靠市场进行配置，可能会使这些资源向部分人群、企业和地区集中，影响整体发展。
“空间管治”可分为三类。第一类主要针对那些大家都想使用的公共资源。以京、津、冀的水资源分配为例，张家口、承德等城市可能会说，我们的经济相对落后，需要发展耗水工业发展经济。但如果它们把水用光了，下游的北京和天津怎么办？但如果北京和天津大量使用水资源得到了发展，对张家口和承德来说又不公平。这就需要充分协调资源各方的关系，比如张家口和承德不能把水用完了，北京和天津也应给它们一定补偿。
第二类“空间管治”的对象是大家能认识到重要性，但又不太愿意干的事儿，比如生态建设。原因很简单，只进行生态建设不挣钱，所以许多地方宁愿砍树也不栽树。但如果生态遭破坏，国家的可持续发展就都会受影响。这个时候，就需要进行“管治”。
第三类“空间管治”的对象是，大家明知自己做错了，但由于对自己有利，还一直在做的事情，比如环境污染。以渤海湾的排污问题为例，各方都不想主动减少排污，都认为“别人在排污，我为什么不能排”。这样下去，渤海湾就有可能变成臭水塘。
媒体：不过，当前许多地方的发展规划中都提出要建“工业中心”。您怎么看？
樊杰：许多人认为，如果一个地区将生态建设作为发展重点，会限制这个地区的经济发展。因为很多经济发达地区都是靠发展工业成长起来的，种树的人往往拿不到钱，不种树的人却得到了利益。
但对于某些只适合进行生态建设的地区，就算以破坏环境为代价发展了工业，三五年过后发展也会没后劲，最终工业企业只能倒闭。到那时，如果想把自然环境恢复到之前的水平，就算把发展工业带来的全部效益投进去都不一定够。
“首钢搬迁”就是一个例子。早在二三十年前，就有人文-经济地理学者提出，钢铁工业不适合在北京发展，首钢应搬迁，甚至选好了搬迁地址。现在看来，如果当时能按学者的建议搬迁，而不是等到现在首钢规模这么大、就业人口这么多的时候才搬，相应的损失肯定会大幅减少。
媒体：怎样才能让搞生态建设的人得到回报呢？
樊杰：国际上通行的做法是建立生态补偿机制。当某些地区因保护生态环境丧失发展机遇时，受益的企业、其他地区，甚至国家，就应对其进行补偿。例如，我们在长江上游建生态保护林，减少了长江的含泥沙量，延长了三峡大坝的使用寿命，增加了三峡水电站的发电收益。那么，三峡水电站就应对长江上游生态林建设方给予补偿。
由于这个补偿机制非常重要，国家发改委已牵头成立了《生态补偿条例》起草委员会，开始在全国调研。
媒体：即使有生态补偿机制，很多地方可能也不太愿意放弃GDP吧？
樊杰：所以，我们应按全国主体功能规划，来制定领导干部的政绩考核标准。一个区域的发展战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当地党政领导干部的观念与行动，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受干部考核体系的约束与牵引。
在过去，我们对干部的考核主要看经济发展。比如看招商引资的力度、工业化程度和GDP增速等。对于沿海经济发达地区而言，在经济高速发展二三十年后，本应进入经济增长的转型期，主动改变产业结构，提升发展品位。但转型是有风险的，这可能意味着GDP增速的下降。很多地方领导不愿去担这个风险。
一些西部经济欠发达地区本应进行生态保护，但在GDP考核标准的鼓动下，地方还是不惜以破坏生态换取短期利益。并且，在官员轮换的情况下，许多地方官员为了使自己任期内的经济增长达到最高点，经常采取竭泽而渔的发展策略。在他们看来，保护生态环境是长远的事情,近期很难获得明显收益。
媒体：我们具体应该怎么做呢？
樊杰：具体考核标准应按不同区域的主体功能加以区分。比如对于一个三江源保护区的干部，我们不能要求他必须使地方GDP增速达到多少，而应要求他使当地水质达到什么指标。对于长三角和珠三角等地区，我们也不应重点考察GDP增速，而是着重考察产业升级、转型速度、能耗减少比例和区域影响力水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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