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军：和城市谈场恋爱

　　街道：能产生爱情的地方

　　在达德小学举行讲座，王军先生的开篇语就是，感觉很遗憾，因为记忆中的大十字已经死去。当年可以在大十字随意逛街，买下一把心爱的吉他，如今变成了宽大的马路，中间用栏杆隔着，两旁的小商业全部被毁掉。

　　“在这些主干道，车辆呼啸而过，车速统治了一切，就像在非洲动物园，人们只能呆在车里才是安全的。在这样的街道，再也不可能发生转角遇到爱情的故事。”

　　在中国的很多的城市，一切都是以车速为尺度，整个城市被汽车所绑架。道路中间立上了栏杆，主干道两边不准有公共建筑的出入口。“街道的存在不是为了隔离公民，而是为了享受城市生活，分享整个城市。而像大十字这样的主干道，是降低了人们对城市的分享度，最好的公共服务，被路网系统破坏殆尽。”

　　古人：最好的城市规划者

　　王军先生解读城市，通过布局——街区——细胞三个层面。用这样一个结构，对古今中外的城市都能很好地分解。

　　老北京的都城规划，用模数法快速地建立起来，并以矩阵路网连接整个城市。

　　“四个廊柱构成间，多少间是个房，多少房是个院落，多少院落是个胡同，多少胡同是个坊，多少坊是个城市。所以，才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建成一个很大规模的城市。”密集的道路，将整个城市连接起来，“通过密集的四合院，北京每平方公里的人口密度曾达到2万人，而现在能做到1万人都算是不错的。”

　　生活在密度如此大的城市，人们却不会感到不舒适，因为每家都有属于自己的一个院落，这样的规划紧凑而舒适。

　　另外，密集的矩形的路网系统，也让整个城市的血液循环起来，一个点出现拥堵，有无数种可能性能够绕行到目的地。而这一规划理念，也被如今很多大城市所采用，1943年美军从空中拍摄的北京图片，与如今的曼哈顿有着异曲同工之妙，都是靠着密集的矩阵道路让整个城市活起来。

　　交通：重要的是政策而非设施

　　当电梯和汽车出现，人们的生活方式被彻底改变，摩天大楼、高速公路，这是很多人心目中理想的城市。然而，现实却结结实实地扇了人类一个耳光，在这样的城市里生活，并不舒适。

　　“上海浦东的规划，几乎把所有城市规划的错误又重新上演了一遍，摩天大楼立在空中，地面的路网却密度很低，公民在那样的环境中出行必须依靠汽车。这样的规划模式，其实是在美国一些地广人稀的郊区才采用的，而我们却把它规划在了城市中心。”

　　王军先生认为，地上的建筑必须与地面的路网有着密切的配合，如果是以高密度的摩天大楼为主，那么路网也必须是密集的，并且城市交通以公共交通为主。

　　“在欧洲的一些拥堵城市，对道路的使用权进行了重新分配，将三分之二的道路还给公共交通，只有三分之一的道路留给小汽车，往往几年时间就能解决城市交通问题。而在中国，只是无限制地修建交通设施，你的速度永远赶不上汽车的增长速度。80%的路权还给80%的人民，而不是留给20%拥有小汽车的人。就像谈恋爱，只有城市让我感到舒服了，我才会更爱她。

　　请慎重对待我们的城市

　　听完王军先生的讲座，对中国城市现有规划模式感到了深深的忧虑。绝大多数的中国城市，已经面临塞车、污染等问题，而这些早在60年前，梁思成先生就曾预见。

　　丽江、青岩、南京总统府一带的老城区、北京的胡同……走过很多城市，让人感到心情愉悦的，正如王军先生所说，都是给予公民充分路权，让人感到亲切，真正享受城市生活的地方。在这样的城市，才有可能在街角遇到某个人，才有可能在绿树下和儿女玩耍，才有可能几十年如一日地吃着最合自己口味的早餐。

　　当北京城墙被拆时，龙应台曾发问：为什么没有征得我的同意。是的，为什么没有征得我们的同意？不仅是北京古城，每个城市承载的文化，我们都只是保管者，有义务保护好它们，交给后代子孙。

　　当领导们一拍脑袋决定要开发哪块地，当规划者在图纸上划下每一笔，也许毁掉的就是承载了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记忆。在那里，我们的父母相遇，我们演绎喜怒哀乐，我们将传统交给子孙……

　　当无数的古建筑被拆掉，如今又重新修建仿古建筑，建筑能够复制，记忆却永远消逝。请慎重对待我们的城市，因为这是我们的家，我们生活的全部。

　　我们是城市的主人

　　记者：您认为的宜居城市是什么样的？

　　王军：看一个城市宜居与否，就看她是如何对待弱者的。在曼哈顿、伦敦那么繁华、发达的城市，依然有贫民窟的存在。城市的发展就在于她的多样性，无论穷人、富人，在这个城市都能愉快生活。

　　记者：对于现在中国城市建设的现状，有什么办法可以改变呢？

　　王军：我们的老祖宗很早以前就给出了答案。在宋以前，街坊和市是分开的，就像如今的中国城市，人们购物只能到专门的市，而坊全部被围墙隔起来。到了北宋，坊、市的界限被打破，城市的多样性开始焕发。政府为城市设立的专门税种，称”城郭之赋“，包括宅税和地税两项。

　　现在中国城市的问题是，政府为公共服务投入大量的金钱，但没有渠道回收，政府财政只能依靠工业增加值和卖地的钱来维持。开征土地税后，公共服务越好的地段，征收的税就越多，为了不让税收下降，政府反过来必须提供更好的公共服务。同时，每个不动产者为每项公共服务缴税，政府每个规划决策必须要问过公民才能进行。

　　记者：在您看来，只要开征土地税一切问题都迎刃而解了吗？

　　王军：当然不是那么简单，物权法的完善，物业税的开征，以及保障性住房的提供配套都需要跟上。其实英国的经验很值得借鉴，政府投入大量的金钱修建保障性住房租给穷人，十几年后打折卖给这些租房人。一方面，他们可以在自己的家中有尊严地死去，另一方面，他们也可以把房子抵押给银行，然后自己去养老院，促进养老产业的发展。

　　记者：您似乎很反对修建宽阔的马路，为什么？

　　王军：因为宽大的马路降低了城市的分享度，也就是降低了人们生活的舒适度。在中国的老城市里，没有西方意义上的广场，人们就是依靠窄窄的马路交流。

　　更严重的是，大马路一修，街道两旁的商业立马死去，很不利于第三产业的发展。而临街的商业，确实是解决服务业，特别是低端产业、吸纳劳动力最好的出口。

　　记者：很多人会觉得城市规划是政府的事，与我无关。就算真的有想法，我也没法做决定。

　　王军：这是我们的城市，我们是城市的主人，规划者每一笔的设计背后，许多人的生活也被改变。现在的城市规划，决策者只有官员、专家和开放商，真正被改变生活的公民却被排斥在决策之外。这很悲哀。

　　不过，现在的情况也有改变。在北京有2万多名的拆迁户，联合起来进行诉讼，他们选出了几个人作为代表，其中一个拿着宪法很激动地向我诉说。我问他，你还相信宪法吗？他回答，我们会让它变成事实。如果你一直不动，那总有一天会”被决定“。

　　记者：您是从贵州走出去的，对贵阳以后的发展有什么建议吗？

　　王军：如果都像大十字这么弄，我很担忧，这样的发展模式并不好。但我昨天去了趟花溪和黔灵公园，这两个地方就很舒适，很亲切。贵阳这样高密度的城市，还是要多发展公共交通，把路权还给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