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镜堂：中国馆提升中国人自信

　　记者：何院士，世博园开园以来，中国馆成为最受欢迎的场馆，作为设计总负责人，您感觉如何？它是否成为名符其实的上海世博会的标志性建筑？

　　何镜堂：它的确增强了中国建筑师的自信。许多建筑师跟我讲，他们感觉很光荣。当然，作为设计人员，大家都希望它能成为标志性建筑，但这个馆能不能成为标志性建筑不是我说了算，要全社会来说；并且不是现在说了算，还要经过时间和历史的考验。比如说巴黎埃菲尔铁塔，开始也被骂得很厉害，包括贝聿铭搞的卢浮宫扩建工程，开始也遭骂；还包括悉尼歌剧院，开始也被曲解。但它们经过历史考验，都是很成功的建筑作品。我想，重要建筑都要经过这样的考验。 

　　记者：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场馆，您都去专门看过、比较过吗？比如英国馆(种子圣殿)，您是怎么看的？

　　何镜堂：英国馆和中国馆是不同的两种定位。英国用种子来宣扬自然生态，透明亚克力(一种化学材料)“触须”向外伸展，里面装种子，风吹可以摆动，这种做法很新奇，很特别，但作为中国就不可能建成这样。中国馆不能太时髦，作为长期标志性的建筑，要耐看，要经典。

　　我觉得这次世博会总结了全世界的文化技术和科学成就，各国都用不同的渠道来表现，一些文化历史比较悠久的国家，比如中国，是难得的向世界表达中国文化的机遇。但是这种表达必须用现代手法来传达。有些国家，比如泰国，历史文化特殊，也用文化来表现，这算一种类型；还有一些国家，用高科技来表现，宣扬本国这方面的成就；还有一种类型，特别强调低碳、节能、环保；还有一种类型，表现现代人的生活方式，宣扬自由、丰裕、休闲等状态。文化是多元的，各国可以用自以为值得表现的方法来表现。

　　记者：不知道您有没有留意，最近网上有一些观点，说中国馆和日本的光明寺很像，还有网友说中国馆和1967年蒙特利尔世博会的加拿大馆有点像，外观都是“斗”形。您怎么看？

　　何镜堂：光明寺什么样我不知道。其实不管人家怎么评，中国馆的设计是有根有据的，都来源于中国文化。日本的建筑也来源于中国文化。若说它们都像斗拱，如果追根求源，其实还是中国的东西。斗拱是了解中国建筑的一把钥匙，中国建筑学会的会徽就是斗拱。所以哪个外国人搞的建筑像斗拱，那是他们学中国的。斗拱是中国建筑的精髓，但它已成为一个世界认同的文化符号，别人也可以用。就像金字塔是埃及的东西，但并不能说其他国家就不能用，贝聿铭就用过。提意见和建议的人，最好先了解我们的创意是怎么来的。

　　记者：您设计过那么多著名的建筑，中国馆是您最满意的吗？

　　何镜堂：到目前应该算是我最满意的之一吧。另外，南京大屠杀纪念馆(扩建工程)我也觉得比较切题，不但把震撼表现出来了，同时让人看到了和平的希望。

　　我觉得一个建筑不仅要有基本的功能，比如展览馆作为展览用，采光通风要好；但这还不够，最好还能给人以精神层面的提升。比如悉尼歌剧院，很多人去那里不是去看表演的，买了票是为了看建筑，人们觉得这个建筑是这个城市、这个国家的象征。

　　我希望建筑要有精神功能。比如中国馆，它的外形有一种文化张力，让人能感觉到民族的自强不息，让中国人感觉自信，这就达到目的了。能提升到文化层次的建筑是最好的，这正是我追求的！

　　记者：您对中国馆最满意在什么地方？

　　何镜堂：这个感受不是我说的，是很多人给我讲的。感觉到震撼，感觉到中国人很光荣，泱泱大国的感觉树立起来了。整体让人感觉自强不息，正好当前我们国家需要这种精神。一旦建筑与社会要求一致了，建筑就有生命力，就得到大家的认同和共鸣！

　　记者：除了整体，您有没有对具体哪个细节最满意？

　　何镜堂：我最满意的是那个“图章”通风口。它把功能和中国元素完全结合起来。一开始没考虑它作为通风口，后来窗户不能开，总要想办法解决通风问题，就想到把艺术和功能结合起来。一个图章，有虚有实，虚的地方用来通风，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特色的巧妙结合。

　　记者：中国文化源远流长，您怎么评价目前中国建筑在文化长河中的位置和水平？

　　何镜堂：改革开放前比较保守，与国外没有沟通；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引进了很多新观念、新材料和新技术，这对促进建筑的现代化有很大作用。但这个过程也有一些现象，追求表面的东西，搞形象工程，忽视了功能，忽视了国情，带来一些不足之处。而近些年，特别是这五年十年，很多外国建筑师的作品立起来，议论也很多；这次中国馆交给中国人设计，也有这个因素。我想中国建筑以后会慢慢找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光搞复古不行，只有现代化忘了自己的祖宗也不好。中国建筑只有走自己的路才能取得自己的地位，老是跟着外国人走，就永远没有自己的创新点。中国有5000年的文化，把传统与现代结合起来，就能走出一条自己特色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