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时龄：中国建筑理论的发展还要寻找自己文化的根

　　记者：作为建筑理论研究方面的权威，您认为60年中国建筑理论发展可以划分为几个阶段？各有什么特点？
　　郑时龄：1949年到1965年，应该算是一个阶段。这个时期的特点一方面是借鉴苏联模式，另一方面老一辈的建筑工作者也在探讨民族风格；文革期间的这几年无论是理论还是实践都停滞不前，不计。从上世纪80年代以后，进入了真正的发展阶段，从理论到实践都开始活跃起来，出现了探讨建筑理论和创作的专业杂志，如《建筑师》、《新建筑》等，有了发表理论研究的阵地。最有代表性的当属上世纪80年代后期由建工出版社翻译出版的《西方建筑理论译丛》，共11本，打开了西方建筑理论之门，让中国人看到了一些西方在建筑理论方面的最新成果，学校里也开始把理论课单独分列出来。应该说1980、1990年代的建筑理论还是以引进为主，是了解国际先进建筑思潮的时期。其最大的意义在于处在发展期的中国需要补上现代主义这一课。1990年代之后，中国自己的研究成果也开始有一些显现。
     
　　记者：中国现代建筑这些年的发展在理论层面有没有什么成果？
　　郑时龄：有一些探索，但应该说主要还是消化吸收的阶段。现在国内已经有人在研究现代性的东西，这里面就包括地域主义，建筑与社会的关系，现代建筑的伦理、艺术、哲学等整体性全面的研究。其实所谓的研究还是以搞懂人家的东西，结合别人的东西再来发展自己的体系为主。
　　记者：这些年来对于西方建筑及理论的研究应该较之以前深入了许多，这个过程也会是一个不断修正的过程吧？比如对于后现代主义的认识？
　　郑时龄：确实如此。对西方建筑理论的认识前期总感觉有些象盲人摸象，不能了解其全貌，认识不免会有局限。随着中国的开放，中外交流成为常态，理解就会深入得多。我们现在正在对最早的那一套《西方建筑理论译丛》重新进行翻译，因为有新的认识和理解。比如最开始对于后现代主义的认识只是后现代历史主义的部分，现在越来越认识到，后现代的理论其实包括非常多的方面，比如现象学、人类文化学、符号学等。
     
　　记者：有很多人在讨论建筑设计究竟是否需要理论？中国的建筑设计市场如此繁荣，但建筑理论研究却较弱，也就是说理论并没有起到指导实践的作用，您怎么看？
　　郑时龄：在中国当下更多的是实体的东西，先有实践再有理论。国外当然也是这样，但是对于理论的研究更重视。我觉得中国的理论要与实践齐头并进。我们不能建立纯抽象的理论，而要与实践结合。目前实践量很大，建筑创作比较繁荣，即使是学校的研究也只是注重实践，对理论研究不多，等我们的建设慢下来的时候可能才会出现理论研究的热潮。
     
　　记者：对于中国当代建筑的贪大求洋现象，您认为可以用什么理论来解释？
　　郑时龄：当下出现的学扎啥、学库哈斯等大体量的建筑形成了一种思潮，其实这也与建筑理论的变化有关系。现代建筑起初是以功能为主，现在随着最新技术、材料科技成果，手法多了，对建筑的认识也不象文革时期否定其艺术性，不纯粹从功能出发，所以建筑形式更加多样化。而另一方面现在的中国社会追求宏大叙事，电影、写作、理论、规划、建筑、城市什么都谈“大手笔”，城市和建筑，不是设计出来而是按指标和利润的最大化生产出来的，这与整个社会的发展阶段以及价值观有关系，将来节奏慢了，会更关注生活的细节，关注人，关注对空间的体验。西方也经历过这一个阶段，大发展的时期粗放，之后就会慢下来，就会精细。
     
　　记者：中国如此大量的建筑项目，也有一些在国际上也很有知名度，那它们能不能代表世界先进水平？
　　郑时龄：我参加很多国际评标，感觉到现在我们的设计确实在形式上与国外的先进水平很接近，但是较缺乏理念和理论深度。主要原因在于我们的教育体系当中对于中国文化以及人文修养方面重视不够。建筑的功底就是建筑师的人文修养的功底，不论他的理论水平是否很高，这是渗透在建筑师骨子里的素养。现在虽然有那么多的实践机会，但是人们都很浮躁，项目频率又非常快，没有时间深入研究，所以也体现在建筑中。老一辈的建筑师，他们真的是学贯中西，在创作中追求中西结合，有很多经典范例。当然现在有越来越多的年轻建筑师开始有探索，比如那些非主流的建筑师们的实验性的探索，虽然也没有太多的理论指导，但至少他是在思考，骨子里是想走一条新的道路，值得鼓励。中国建筑理论的发展一定要寻找自己文化的根。 
 
　　郑时龄简介：1941年生。运用建筑本体论以及与之相对应的方法论，引用中、西方人文主义思想，撰写了著作《建筑理性论》，建构了“建筑评论”体系，出版了《建筑批评学》专著，提出了一整套建筑评论的具体方法。对上海近代建筑作过深入细致的研究，出版专著《上海近代建筑风格》。2001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