倾情祖国规划 不为利来利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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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06-12
来源：景观中国网
1950年1月，新中国成立刚刚3个月，已经获得美国伊利诺大学建筑硕士及城市规划硕士学位的沈玉麟，放弃国外的优厚待遇，经过20多天的辛苦颠簸，毅然回到祖国，受聘为北方交通大学唐山工学院建筑系讲师。
1950年1月，新中国成立刚刚3个月，已经获得美国伊利诺大学建筑硕士及城市规划硕士学位的沈玉麟，放弃国外的优厚待遇，经过20多天的辛苦颠簸，毅然回到祖国，受聘为北方交通大学唐山工学院建筑系讲师。
从此，他几十年如一日，在城市规划和建筑领域开展深入的教学研究和实践，取得了不凡的学术成就，并育人无数。
学成归来，为自己的国家服务
记者：上世纪40年代，您在美国留学，毕业于美国伊利诺大学，并获得建筑和城市规划双硕士，却于1950年初毅然选择回国。您是出于什么考虑作出这样的选择呢？
沈玉麟：我是1950年1月从美国旧金山回到天津的。在美国留学的时候，我就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的外围组织，介绍人是华罗庚。回来是响应党的号召，以自己的学识报效祖国。
华罗庚是我们国家派到美国去任教的最有名的数学家，很有爱国热忱。在美国的时候，每个周末，华罗庚都要把我们这些进步的留学生召集到他家里，分析政治形势，探讨国家大事。他希望我们不要在美国工作，而是回到祖国，为建设新中国而奋斗。“这么多年，国家和人民生育了你、培养了你，不能为外国人服务。我们国家在很多方面都比不上发达国家，要迎头赶上。祖国和人民需要我们，我们必须回去，为自己的国家服务。”华罗庚说。
这些话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记者：您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回国的建筑系留学生？
沈玉麟：是的。我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批回国的留学生之一，第一个回国的建筑系留学生。当时，教育部的副部长在轮船码头迎候我们，周恩来总理先后和我们座谈3次、见面接见5次。周总理对我们回国的举动提出表扬，并在百忙中多次抽出时间，认真听我们介绍了国外的大学教育、研究生教育情况。
峥嵘岁月，半个世纪倾情新中国城市规划
记者：从上世纪50年代至今，您一直从事城市规划教学、研究和实践工作，您个人对新中国城市规划最突出的贡献体现在哪里？
沈玉麟：从1954年开始，到2002年，我一直在天津大学从事城市规划、研究和实践工作。我个人对城市规划工作，做了一些我应该做的本职工作。
第一，1954年，我国各大学有城市规划系的仅两个大学，即上海的同济大学和北京的清华大学。天津大学是第三个开设城市规划专业的高校。那时天津大学的建筑系领导是徐懋德教授，他曾在台湾做党的地下工作。他说台湾的大学有城市规划系，我们大陆也必须创建城市规划专业。我从1954年开始，一直在天津大学建筑系工作，后来还担任过城市规划教研室主任和城市规划教研室中共党支部副书记。
第二，从1954年开始，我被天津市政府城市规划学术委员会党组书记和主任毛昌五同志聘任为天津市城市规划委员会学术顾问。每两周在市政府召开一次研讨会，对天津市城市规划条例的制定、修改以及到各个落实建设的场地作实地调查和提出落实或修改的意见。
第三，从1954年开始，天津市政府城市规划委员会提供了一些赴规划方案和规划建设做得好的国内外城市进行调查和研究的机会，采取了互相交流和互相借鉴的办法，与我国各地和世界若干国家（如日本、德国、法国、荷兰、英国）互相介绍自己的规划建设情况和规划建设中的一些主要问题和疑难点，并互相进行了学术交流和实地观摩。
记者：在这近六十年中，您有何最难忘的经历？为什么？
沈玉麟：在这近六十年中，我难忘的经历，是为了提高自己的学术水平，和提高我国的城市建设水平，曾向日本和西方发达国家学习。我除精通英语外，还学习了日语、德语、法语、俄语和西班牙语，并赴日本、德国、法国、荷兰和英国进行了学术交流，学习这些国家在建筑设计和城市规划和建设方面的成功经验。
“天津特色”：让中西新旧建筑有机共生
记者：天津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城市，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在城市发展中，您认为应如何对待有形和无形的历史文化遗产？有何经验教训？
沈玉麟：天津是一个有悠久历史的城市，我认为天津的城市特色主要是应该更好地保护好这些“历史性建筑”（historicarchitecture）。这些“历史性建筑”有着有形的和无形的历史文化遗产的底蕴，是十分珍贵的。事实上，天津市已经将这些“历史性建筑”进行了保护，已将工作做得很扎实、很完美，天津市政府和人民都是十分满意的。
记者：在天津生活了五六十年，您认为天津的城市特色主要体现在什么地方？应如何塑造天津特色？
沈玉麟：我从1952年起在天津定居并从事教学工作，到现在已经57年了。我对天津的城市特色，是十分满意的。它体现在十分重视保护历史遗产。这使得天津城市既能保护好历史遗产，又能使天津的城市面貌有古有今，既有创新的新建筑，又有保护好的历史性建筑。天津市的市容面貌是美好的，是具有天津城市的“天津特色”的。
既在自己本地丰富的社会历史和文化遗产上继承发展，又不排斥接受新事物、新技术以及象征着时代前进的建筑形式，在城市空间的组织上又进行必要的引导和控制，使城市景观有变化，有过渡，有对比，有呼应，呈现出规律性的统一和谐，这样的城市必将更美。
要塑造天津特色、表现新时代的天津，就需要沿着现在开出来的“中西、新旧的‘有机共生’，寻求个性创造”的路子走下去，通过一批个性鲜明的建筑来体现城市的建筑风格与特征。只要我们注重文化的延续和地方特色的挖掘，我们的城市就能够在相同的条件下，展现出不同于其他城市的艺术风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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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相互交流，但不能“崇洋媚外”
记者：您对外国城市建设史深有研究，您认为我国城市规划建设应从国外借鉴什么？
沈玉麟：我在天津大学任教时，教过外国城市建设史。我认为现在我国的城市规划和建设应继承我国原有的老经验、新经验，同时也应借鉴和提升国内和国外城市建设的新经验。我在教学过程中，曾带领天津大学城市规划研究生很多次赴外地作城市规划实习。在实习过程中，先后帮助过我国44个城市提出修改意见，其中有口头叙述的，也有我执笔动手，作修改工作的。
记者：作为一个曾经的殖民城市，天津有很多租界，您认为应如何看待这些租界？它们给天津带来了什么？今天，它们对天津意味着什么？
沈玉麟：天津曾经是殖民城市，曾经有很多租界。这些世界各国租界地的老建筑，是我们天津市十分美好的历史性建筑遗产，可以保留和维修，古为今用，洋为中用，以丰富和提升天津市的市容面貌和历史底蕴。
记者：最近这几年，很多地方领导非常热衷于请国外的力量做自己城市的规划设计，大有崇洋媚外之风。对这种现象，您怎么看？
沈玉麟：最近这几年，很多地方领导非常热衷于请国外的力量做中国城市的规划设计。我个人认为，这些外国专家为中国做的规划设计，我们可以作为借鉴，作为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相互学习、相互交流，这是可以的。但不应具有崇洋媚外之风。
外国专家不容易做好中国的城市规划设计
记者：请外国人做自己城市的规划设计，究竟给我们带来了什么？成功还是失败？为什么？
沈玉麟：请外国人做中国的城市规划设计，应认真对待。这种现象需要改变。我个人认为，外国的城市规划工作者，对中国的社会实情、生活传统、生活内容、生活习惯和对中国城市在政治上、艺术上的要求，是不甚了解的。如果外国城市规划专家不了解中国人民的政治要求、生活要求、生活习惯和艺术要求，那也很不容易做好中国的城市规划设计。因为他们不了解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真实内涵，不了解中国人民的真实生活、真实爱好和中国社会主义国家的为人民、为全人类谋福利的基本政治要求。
城市规划教育与城市规划实践是一对双联体
记者：能否介绍一下天津大学城市规划学科建设有关情况？
沈玉麟：天津大学城市规划学科建设的有关情况，我不太了解。2002年，我81岁，因年老体弱，退出了教学岗位。我能知道的只是一些最基本的概念。现在的天津大学对城市规划学科建设，在人员上、在组织上、在教学工作、研究生工作或其它城市作出贡献，是有增无减的。天津大学城市规划学科一直在发展，一直在前进中。
记者：全国现在已有一百多所高校设立了城市规划专业。在这一百多所院校中，天津大学的城市规划学科处于何种地位？是如何建立和发展起来的？
沈玉麟：全国现在已有不少高校设置了城市规划专业。从办学成绩上说，与这些院校相比，我认为，天津大学仍是名列前茅。天津大学的城市规划学科一直在前进中、发展中，在全国仍是若干领先者之一。我已88岁高龄，年老体弱，未能在一些院校进行调查访问，故情况不甚明了。
天津大学的前身是北洋大学。北洋大学是1895年我国创办的第一所大学。后来北洋大学创设了建筑系。是我国最早设有建筑系的大学。天津大学开办建筑学院后，一直追随北洋大学的优秀办学传统和优秀学风。
记者：您对城市规划专业教育有什么样的想法？
沈玉麟：我希望全国有城市规划专业的院校能再上新水平，有新的成就和新的贡献。城市规划教育与城市规划实践是一对双联体。要根据国家要求十分加强城市规划的教学水平，才能为国家、为人民培养出又红又专、为祖国城市建设事业作出突出贡献的一代新人。
规划师的职业道德：不为利来利往
记者：您认为规划师应该有什么样的职业道德？当前存在什么问题？
沈玉麟：规划师必须爱国，不贪污、不图钱，搞城市规划必须老老实实。要有高尚的思想品德，愿为党和国家献出自己一生的精力，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现在某些规划工作者身上存在一种不良倾向，即忽视职业道德，这个问题在规划界比起土木、机电、水利、化工等领域更为突出。
在我们的城市规划行业，如果仅仅是为了钱而规划，可以潦草地解决问题，不用费多大功夫的。而当今很多规划方案往往都是听从领导、听从投资商，提笔画画而已。当然我不能就此说全国规划界都如此，但是在实际生活中，确实碰到不少类似的情况。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倾向是现在不少单位政治思想工作薄弱，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我以为现在规划界确有业务方面的问题，但是更加值得注意的是政治思想、职业道德和个人品德方面的问题。
从此，他几十年如一日，在城市规划和建筑领域开展深入的教学研究和实践，取得了不凡的学术成就，并育人无数。
学成归来，为自己的国家服务
记者：上世纪40年代，您在美国留学，毕业于美国伊利诺大学，并获得建筑和城市规划双硕士，却于1950年初毅然选择回国。您是出于什么考虑作出这样的选择呢？
沈玉麟：我是1950年1月从美国旧金山回到天津的。在美国留学的时候，我就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的外围组织，介绍人是华罗庚。回来是响应党的号召，以自己的学识报效祖国。
华罗庚是我们国家派到美国去任教的最有名的数学家，很有爱国热忱。在美国的时候，每个周末，华罗庚都要把我们这些进步的留学生召集到他家里，分析政治形势，探讨国家大事。他希望我们不要在美国工作，而是回到祖国，为建设新中国而奋斗。“这么多年，国家和人民生育了你、培养了你，不能为外国人服务。我们国家在很多方面都比不上发达国家，要迎头赶上。祖国和人民需要我们，我们必须回去，为自己的国家服务。”华罗庚说。
这些话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记者：您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回国的建筑系留学生？
沈玉麟：是的。我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批回国的留学生之一，第一个回国的建筑系留学生。当时，教育部的副部长在轮船码头迎候我们，周恩来总理先后和我们座谈3次、见面接见5次。周总理对我们回国的举动提出表扬，并在百忙中多次抽出时间，认真听我们介绍了国外的大学教育、研究生教育情况。
峥嵘岁月，半个世纪倾情新中国城市规划
记者：从上世纪50年代至今，您一直从事城市规划教学、研究和实践工作，您个人对新中国城市规划最突出的贡献体现在哪里？
沈玉麟：从1954年开始，到2002年，我一直在天津大学从事城市规划、研究和实践工作。我个人对城市规划工作，做了一些我应该做的本职工作。
第一，1954年，我国各大学有城市规划系的仅两个大学，即上海的同济大学和北京的清华大学。天津大学是第三个开设城市规划专业的高校。那时天津大学的建筑系领导是徐懋德教授，他曾在台湾做党的地下工作。他说台湾的大学有城市规划系，我们大陆也必须创建城市规划专业。我从1954年开始，一直在天津大学建筑系工作，后来还担任过城市规划教研室主任和城市规划教研室中共党支部副书记。
第二，从1954年开始，我被天津市政府城市规划学术委员会党组书记和主任毛昌五同志聘任为天津市城市规划委员会学术顾问。每两周在市政府召开一次研讨会，对天津市城市规划条例的制定、修改以及到各个落实建设的场地作实地调查和提出落实或修改的意见。
第三，从1954年开始，天津市政府城市规划委员会提供了一些赴规划方案和规划建设做得好的国内外城市进行调查和研究的机会，采取了互相交流和互相借鉴的办法，与我国各地和世界若干国家（如日本、德国、法国、荷兰、英国）互相介绍自己的规划建设情况和规划建设中的一些主要问题和疑难点，并互相进行了学术交流和实地观摩。
记者：在这近六十年中，您有何最难忘的经历？为什么？
沈玉麟：在这近六十年中，我难忘的经历，是为了提高自己的学术水平，和提高我国的城市建设水平，曾向日本和西方发达国家学习。我除精通英语外，还学习了日语、德语、法语、俄语和西班牙语，并赴日本、德国、法国、荷兰和英国进行了学术交流，学习这些国家在建筑设计和城市规划和建设方面的成功经验。
“天津特色”：让中西新旧建筑有机共生
记者：天津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城市，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在城市发展中，您认为应如何对待有形和无形的历史文化遗产？有何经验教训？
沈玉麟：天津是一个有悠久历史的城市，我认为天津的城市特色主要是应该更好地保护好这些“历史性建筑”（historicarchitecture）。这些“历史性建筑”有着有形的和无形的历史文化遗产的底蕴，是十分珍贵的。事实上，天津市已经将这些“历史性建筑”进行了保护，已将工作做得很扎实、很完美，天津市政府和人民都是十分满意的。
记者：在天津生活了五六十年，您认为天津的城市特色主要体现在什么地方？应如何塑造天津特色？
沈玉麟：我从1952年起在天津定居并从事教学工作，到现在已经57年了。我对天津的城市特色，是十分满意的。它体现在十分重视保护历史遗产。这使得天津城市既能保护好历史遗产，又能使天津的城市面貌有古有今，既有创新的新建筑，又有保护好的历史性建筑。天津市的市容面貌是美好的，是具有天津城市的“天津特色”的。
既在自己本地丰富的社会历史和文化遗产上继承发展，又不排斥接受新事物、新技术以及象征着时代前进的建筑形式，在城市空间的组织上又进行必要的引导和控制，使城市景观有变化，有过渡，有对比，有呼应，呈现出规律性的统一和谐，这样的城市必将更美。
要塑造天津特色、表现新时代的天津，就需要沿着现在开出来的“中西、新旧的‘有机共生’，寻求个性创造”的路子走下去，通过一批个性鲜明的建筑来体现城市的建筑风格与特征。只要我们注重文化的延续和地方特色的挖掘，我们的城市就能够在相同的条件下，展现出不同于其他城市的艺术风貌。
[NextPage]
可以相互交流，但不能“崇洋媚外”
记者：您对外国城市建设史深有研究，您认为我国城市规划建设应从国外借鉴什么？
沈玉麟：我在天津大学任教时，教过外国城市建设史。我认为现在我国的城市规划和建设应继承我国原有的老经验、新经验，同时也应借鉴和提升国内和国外城市建设的新经验。我在教学过程中，曾带领天津大学城市规划研究生很多次赴外地作城市规划实习。在实习过程中，先后帮助过我国44个城市提出修改意见，其中有口头叙述的，也有我执笔动手，作修改工作的。
记者：作为一个曾经的殖民城市，天津有很多租界，您认为应如何看待这些租界？它们给天津带来了什么？今天，它们对天津意味着什么？
沈玉麟：天津曾经是殖民城市，曾经有很多租界。这些世界各国租界地的老建筑，是我们天津市十分美好的历史性建筑遗产，可以保留和维修，古为今用，洋为中用，以丰富和提升天津市的市容面貌和历史底蕴。
记者：最近这几年，很多地方领导非常热衷于请国外的力量做自己城市的规划设计，大有崇洋媚外之风。对这种现象，您怎么看？
沈玉麟：最近这几年，很多地方领导非常热衷于请国外的力量做中国城市的规划设计。我个人认为，这些外国专家为中国做的规划设计，我们可以作为借鉴，作为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相互学习、相互交流，这是可以的。但不应具有崇洋媚外之风。
外国专家不容易做好中国的城市规划设计
记者：请外国人做自己城市的规划设计，究竟给我们带来了什么？成功还是失败？为什么？
沈玉麟：请外国人做中国的城市规划设计，应认真对待。这种现象需要改变。我个人认为，外国的城市规划工作者，对中国的社会实情、生活传统、生活内容、生活习惯和对中国城市在政治上、艺术上的要求，是不甚了解的。如果外国城市规划专家不了解中国人民的政治要求、生活要求、生活习惯和艺术要求，那也很不容易做好中国的城市规划设计。因为他们不了解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真实内涵，不了解中国人民的真实生活、真实爱好和中国社会主义国家的为人民、为全人类谋福利的基本政治要求。
城市规划教育与城市规划实践是一对双联体
记者：能否介绍一下天津大学城市规划学科建设有关情况？
沈玉麟：天津大学城市规划学科建设的有关情况，我不太了解。2002年，我81岁，因年老体弱，退出了教学岗位。我能知道的只是一些最基本的概念。现在的天津大学对城市规划学科建设，在人员上、在组织上、在教学工作、研究生工作或其它城市作出贡献，是有增无减的。天津大学城市规划学科一直在发展，一直在前进中。
记者：全国现在已有一百多所高校设立了城市规划专业。在这一百多所院校中，天津大学的城市规划学科处于何种地位？是如何建立和发展起来的？
沈玉麟：全国现在已有不少高校设置了城市规划专业。从办学成绩上说，与这些院校相比，我认为，天津大学仍是名列前茅。天津大学的城市规划学科一直在前进中、发展中，在全国仍是若干领先者之一。我已88岁高龄，年老体弱，未能在一些院校进行调查访问，故情况不甚明了。
天津大学的前身是北洋大学。北洋大学是1895年我国创办的第一所大学。后来北洋大学创设了建筑系。是我国最早设有建筑系的大学。天津大学开办建筑学院后，一直追随北洋大学的优秀办学传统和优秀学风。
记者：您对城市规划专业教育有什么样的想法？
沈玉麟：我希望全国有城市规划专业的院校能再上新水平，有新的成就和新的贡献。城市规划教育与城市规划实践是一对双联体。要根据国家要求十分加强城市规划的教学水平，才能为国家、为人民培养出又红又专、为祖国城市建设事业作出突出贡献的一代新人。
规划师的职业道德：不为利来利往
记者：您认为规划师应该有什么样的职业道德？当前存在什么问题？
沈玉麟：规划师必须爱国，不贪污、不图钱，搞城市规划必须老老实实。要有高尚的思想品德，愿为党和国家献出自己一生的精力，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现在某些规划工作者身上存在一种不良倾向，即忽视职业道德，这个问题在规划界比起土木、机电、水利、化工等领域更为突出。
在我们的城市规划行业，如果仅仅是为了钱而规划，可以潦草地解决问题，不用费多大功夫的。而当今很多规划方案往往都是听从领导、听从投资商，提笔画画而已。当然我不能就此说全国规划界都如此，但是在实际生活中，确实碰到不少类似的情况。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倾向是现在不少单位政治思想工作薄弱，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我以为现在规划界确有业务方面的问题，但是更加值得注意的是政治思想、职业道德和个人品德方面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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