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尔南多•查塞尔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巴蒂茹卡区的再生设计
费尔南多•查塞尔(F e r n a n d o C h a c e l)在巴西景观设计史上是一位德高望重、承前启后的人物。在过去的4 0年间,他的大多数时间都花在里约热内卢和其他巴西城市的景观优化上,他的设计生涯集中体现了景观设计融艺术、社会和生态于一体的理想。他曾经是巴西现代主义景观设计巨匠罗伯特•布雷•马克斯(Roberto Burle Marx)和生物学家梅洛•巴拉多(Me l l o B a r r a to)的助手,并成为至交,充分吸收了布雷•马克斯的设计思想和巴拉多的生态观。后来,他与生物学家路易斯•埃米格迪奥•德•梅洛•费霍(Lu i s Emy g d i o d eM e l l o F i l h o)和建筑师阿尔米尔•德•利马•马卡多(Almir de Lima Machado)合作,创建了A P a i s a g em公司,专门处理大型景观和环境项目。他力主景观设计是一项综合性的群体工程,与艺术家、生物学家、生态学家、建筑师、工程师、开发商和政治家广泛合作,一起为了修复巴西在现代化进程中失去的人与自然的密切联系而努力。他提出了“生态核(E c o g e n e s i s)”的设计哲学,通过重新引入由本土动植物组成的核心配植,来重建栖息地和植物群落、重续自然生态链接、修复被建设活动(城市、路桥、矿山、伐木等等)破坏的环境。尽管有别于自然进程,这种人为设计的“亚”自然进程将人的活动纳入自然之中,旨在将环境的生态和社会价值通过自然记忆保存下来并传承到未来。查塞尔相信任何建设活动都是不可逆转地对原生态的破坏,单纯梦想返回到原始的状态是无济于事的。明智的做法在于人为地培育一个新的替代进程来弥补自然界失去的生态健康。因此,“生态核”概念提出了一个不仅是基于环境的设计和管理,同时也是基于自然界生态进程的城市景观新模式。查塞尔强调景观设计的任务不仅仅是在美化环境,更在于启动这样一个良性的生态再生的过程。著名的巴蒂茹卡再生计划集中体现了他的这一设计哲学,“生态核”被应用来疗治里约热内卢海湾长达16km的废弃的泻湖岸线、原生红树林及沙丘群落。
总体规划中确定了关键性的“生态核”,包括沿海16km长的生态濒危区
设计场所
与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一样,巴西面临着高速城市化与环境问题的双重挑战。巴蒂茹卡是一处新近才纳入里约热内卢城市扩张版图中的土地。“蒂茹卡”是当地的图皮印第安人对沼泽和泻湖的叫法,他们世居于此,直至该地区16世纪60年代被欧洲殖民者占领。巴蒂茹卡位于林木茂盛的山地和大海之间,牧场和咖啡种植园遍布。20世纪60年代,随着沿海高架路的建成和贯穿巴蒂茹卡与里约热内卢之间的山岭隧道的通车,巴蒂茹卡也被逐渐城市化。
里约热内卢是一个十分富庶的城市,却被613个贫民区(Fa v e l as)所包围,这些贫民区对居民的健康、安全,乃至整个城市都构成严重威胁。隧道和高架路的建成使城市涌入越来越多的外来人口,接踵而来的是贫民窟对水源的污染,导致泻湖的严重退化,同时也使现存
的原生动植物群落遭到严重破坏。查塞尔认为这是一次绝佳的机会,可以向人们展示景观设计的力量,创造一个全新的城市,塑造人与自然的崭新的生态关系。同其合伙人一起,他与当地居民、政府和开发商合作,开始了一个庞大的整治工程。
城市贫民区鸟瞰。巴蒂茹卡海岸位于右上角山后方。
设计标的
里约热内卢通往巴蒂茹卡的公路和高架桥完工后,当地政府才开始意识到不受控制的城市发展所带来的危害,因此委托世界著名城市规划师卢西奥•科斯塔(Lucio Costa)制订一个区域性发展规划。该规划提出土地利用结构要与未来交通网络相结合的理念,尤其强调要严格保护马拉彭迪。马拉彭迪属于沙质海岸地区,泻湖中分布着红树林和当地特有的野生沙丘生态群落(Re s t i n g a)。然而,这一规划不能阻止后来由于非法用地而造成的生态破坏。当罗伯特•布雷•马克斯受邀设计时,他建议在马拉彭迪附近建造一个由各种典型的巴西生态景观组合成的植物园;没有从保护的角度入手,他着眼于呈现一幅关于巴西自然美和生态多样性的图画。这个希望以美观的设计来激发对本土自然尊重的项目从未建成。不管是生态保护主义,还是宣扬大自然的美丽,似乎都不能抗衡城市化的恶果。费尔南多•查塞尔发现城市的扩张已经破坏了海岸的红树林。他意识到,只有红树林能维持河流两岸和泻湖周围的生物链,必须进行及时的修复工作,才能避免生态灾害的发生。他也很清楚经济和政治势力可以左右环境问题,因此觉得自己有必要同经济和政界人士合作,引导他们走向合理的方向。同时,他要代表大自然而工作,增强大自然本身的生命力。查塞尔把景观设计设定成在人与自然之间起协调作用的一种角色:一方面使自然界形成动态发展,让大自然在城市中自我恢复;另一方面城市发展要有利于城市大众的生活,在居住上更加贴近自然。
相比红树林和巴蒂茹卡的天际线,一簇簇的卤蕨使隔水相望难以进入的红树林变得格外醒目。背景处的城市标志着人类在自然中的存在。
为Gleba E的红树林和泻湖保护区种植初始的植被
设计方法
巴蒂茹卡的再生计划不同于普通的保护计划:它没有把城市活动与保护区隔离开来,而是大力促进居民、城市和大自然之间的联系;与此同时,又为通过大自然的自我再生能力夺回退化的土地提供可行性。因此,费尔南多•查塞尔的干预对象集中于位于城市急剧扩张的边缘地带的脆弱的自然环境。设计团队通过协商设立了一个城市发展界限区,并在其外围规划了一个自然再生区,即“生物核”。“生物核”的设计思想从土地原有的群落生境中获取灵感,充分利用当地的原生动植物种以及微生物。应该指出的是,这绝不意味着自然的复原,想使环境重新回到人类改变它之前的状态是不可能的。“生物核”是一种科学的设计方法,它着眼于建造一个类自然的多物种的交换链条,以及一个能动性的规划使城市居民以一种环境友好型的方式接近大自然,并培养对自然美的享受。因此,它为后人保存的是生物物种之间系列联系的信息,而不是大自然的外在面貌;同时它使人与自然关系的话题上升至城市生活讨论的焦点。彼得•雅各布斯曾写道:“查塞尔承认开发商、企业家和城市居民的态度不会在一夜之间转变。他的项目宣扬崇敬自然的思想,引导人们去发现热带植物纯粹的美。”①
人行步道穿行于“生态核”地带之中
具体的景观设计
在与合伙人西德尼•利尼亚雷斯、市政官员和开发商的合作中,查塞尔提出了一个精心选择的覆盖整个建成区的干预计划。此计划特别将16k m长的沿海岸线包含进来,通过与不同开发商的持续谈判,在允许各种形式的城市建设的同时,为发展为大自然的自我再生做出让步,提供可能的空间和时间。自然与城市结合的最终形式是不可能由规划事先决定的。恰恰相反最终的结果往往是不连贯和有差异的:有的区充满大自然的气息,有的区人口稠密喧嚣,还有些地区则可能形成公共与私人空间相混合的局面,甚至由乡土自然和再生生态资源所构成的绿带网络在所有权上都将分属私有和公有。因此,公园并非重建生物链的唯一因素,人们是在各种不同的情况下享受公园的,有些基于社区生活,有些则建立在经济或私人活动的基础上。同时所有这些并没有把人口稠密城市的发展排除在外。G l e b a E便是其中的一个社区,它拥有两万名常住居民,人口及其活动密集程度高居巴蒂茹卡首位。它位于一处曾经荒废的海岸,此地的生物链已经被彻底破坏,原有土层上遍布碎石和垃圾。如今,这些碎石已被铲除,并进行了临时的植物覆盖,为以后重新引种红树林和野生沙丘生态群落奠定了基础,在都市化地区的中心形成持续的自然再生区。
位于新建居住区和被保护的泻湖岸线间的休憩广场
文化变迁
对比费尔南多•查塞尔的设计方法与他的两位前任—卢西奥• 科斯塔和罗伯特•布雷•马克斯—差异是十分明显的。现代主义的景观规划师卢西奥•科斯塔着眼于确定基础设施的结构形式,希望以此来统领近远期城市发展和土地利用。在现代主义设计之外,他并没有通过规划来传达某种特定的文化标的。相比之下,费尔南多•查塞尔着眼于文化的变革,同时又以求真务实的态度对待城市发展和土地使用。他与罗伯特•布雷•马克斯的不同在于,他并没有尝试建造一座堪称巴西植物博物馆的花园,在有限的空间里复制出来自全国各地的生物群落,为趋向审美的游客提供一场艺术性极强的视觉盛宴。查塞尔的规划在形式上十分平和,它只是彰显出正面临消失的本土植物群落的美丽,并创造多种多样的,人与自然“不期而遇”的可能性,使居民们从日常生活活动中转换至对花草之美的沉思,或是对远景的冥想。同时,它又严格控制人们对红树林的破坏,强制性地保护这一脆弱而敏感的乡土景观。因此,这项规划提高了公众对自然之美及其脆弱性的认识,意在掀起一场关于城市与自然之关系的广泛讨论。这便是费尔南多•查塞尔所追求的文化改变形式。他并不是推广一种全新的生态理念,他的目的在于推动和形成居民们针对人类都市化生活与自然界其他生命关系的伦理讨论。
居住区中心也是本土野生植物的天堂
新的设计途径和审美原则
在受西方重艺术形式传统影响的设计师们极可能被误导而认为费尔南多•查塞尔的作品没有一个强烈的景观审美理念。诚然,各种醒目的花草植被(沙丘生态群落和独特的红树林)的美源于大自然本身的生机与活力,而非人意所为。多样性是毋庸置疑的,但这种多样性体现的是当地活的动植物生态的多样性,而非人为艺术形式的多样性。同时,设计通过营造丰富而千差万别的城市化场所,使居民直面大自然。这是一种非常前卫的装置艺术形式,它建基于人们对记忆中的自然环境的依恋上,也建基于人们对巴西乡土野生植物的共同热爱以及对城市绿带网络中的植物的纯粹好奇心。因此,相对比以往缺乏与自然接触的日常生活,这项规划引导城市居民们通过个人体验去感受自然之美。人工与自然的对比是这一景观设计的中心审美原则。第一个把整个城市和日常生活看作是艺术的现代画家,法国人费尔南•莱杰(Fernand Leger)曾说,他不是在用色彩作画,而是用对比。查塞尔的景观设计就是在为都市创造一种全新的对比。如果把他的规划方案的核心看作仅仅是使毁坏的脆弱的生态环境康复再生,那将大错特错。事实上,费尔南多•查塞尔在可自我再生的自然区和快速发展的城市之间建立起互动关系。这导致的不仅仅是形式上的对比,更重要的是,它在城市居民的整个生活经历中加入了各种形式的标志性的对比经验。无论是其设计标的还是其处境的针对性,这项规划都代表了一种全新的景观美学。从诸多方面来看,这种美学符合当今社会的审美原则,相对于西方源于古地中海的对形式美的膜拜,它更接近于中国古代文化中对万物“生气”的追求。(申为军 译,吴欣 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