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杯苦茶----我的北大荒知青岁月
毛主席他老人家在1968年的一句话,开始了一场千万人的上山下乡运动,我与无数十七八岁的老三届也就无可选择地成了插队知青。那是我们生命中的一段煎熬和历练,是我们人生起步面对考验的第一次摔打。离开父母、离开城市,插队的岁月,我们与很多农民结缘。今天偶与友人谈起往事,翻看我几年前写的纪念下乡四十周年的文章《给毛主席三鞠躬》,呼啦啦想起插队的后山根和四叔一家,不能自已。几十年的思绪泉水般涌来,迫使我写下知青岁月里我和他们的故事,以求寻找灵魂的归宿。
一
四叔叫吴恒仁,兄弟六人都住在后山根村,想必是老辈闯关东定居在那深山更深处的传人。四叔四婶育有两女一子,在我插队的1968年,我18岁,他们的大女儿吴秀花17岁,二女12岁,小儿子5岁。四叔的丈人家姓姜,我们知青随孩子叫姥爷姥姥,他们前后院住着干打垒的土房,草苫的房顶,东西厢房,大锅做饭,火炕取暖。院子里是劈柴和鸡鸭,种着青菜,阳光照过来暖洋洋的,典型的东北农家。
四叔四婶年近四十,农村人显老,但很友善慈祥,面容体态特别像电视剧闯关东那两口子。四叔为人豪爽仗义,嗓音洪亮,在屯子里很有担当,很有威信。四婶方脸大眼,和气爱笑,待我们知青极好,见我们十七八岁的城里孩子下了乡,处处照应关心。每当看见我们知青下了工,在屯子里闲逛,就喊我们进院子,摘架上的黄瓜西红柿给我们吃。离开以后几十年了,在全世界再也没有吃过那样清爽甘甜的顶花带刺的黄瓜,掰开起沙的柿子。赶上他家吃饭,不管自家够不够,四婶也要给我们盛上一些,农家新粮食,青菜沾鸡蛋酱,那个香啊!
二
吴家兄弟六个都是种庄稼的好把式,村里无人能比。最能干的是老五,总说家里太穷,浑身的力气没地方用,让我们知青给他在城里找个扛包出大力的活,挣钱就行,不怕累。老五两口三十出头,人高马大的,连生了五六个孩子,最大的不到十岁,几乎一年一个,分不出大小男女。早上下田前吃饭不用碗筷,直接用饭盆给娃们填鸭式地挨个用手往嘴里塞。喂完关上门就走,任凭娃们哭睡拉撒。晌午回来捡起滚到地下哭够了睡着了的孩子,擦一把屎抹一把尿,再喂吃喝,喂饱了再下田。猪一样的孩子猪一样的壮。
东北乡下的土炕上都有一个烟笸箩,大家围着说话,卷烟抽。知青不抽,只觉得呛得慌,大人孩子的一屋子,很是热闹。四婶很愿意问我们在城里的家境,她17岁的姑娘秀花已经出落成人,常常躲在门外听我们说话。姜姥姥家的大儿子叫姜春华,只比我们大一两岁,都是孩子呢,他却已经成了亲。姜春华是农村难得一见的好小伙,会说会笑会玩儿会干活,我们是极好的朋友。我下乡临走时爸爸把他的手表给我戴上了,瑞士产罗马牌带日历的那种,那年月在北大荒戴瑞士表比现在大款带个几十万的名牌还扎眼。姜春华看见我戴手表,新奇的不得了,眼珠子离不开,磨蹭让我借给他,说好戴七天。那七天比他娶媳妇还高兴,舍不得还,还是姜姥姥骂着才递给我。
还有一个二十多岁的清瘦青年,四叔家的邻居,是个地主的儿子,好像专科没读完赶上文革跑回来的,我们又不好问。他成分不好又说不上媳妇,我们得保持距离,从来不去地主家,只是从门前过看着院子里很整洁。他读过一些我们知青没读过的书,干活的姿势又特别帅,我们也就划不清界限了。拔草铲地时,在北大荒的黑土地上听他讲《西厢记》,张生与崔莺莺,碧云天,黄花地,西风紧,北雁南飞,听他讲巴金的《家》、《春》、《秋》激流三部曲,觉新、觉民、觉慧。文革时期讲这些就是放毒了,但他放的毒我都牢记在心,每句话我都恨不得吞到肚子里去,就像高尔基在上社会大学。老人家让知识青年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实际上地主阶级也在教育我们。
三
我们插队的地方是大山沟里,几近原始,到处的野生蘑菇、木耳、榛子。夏天转过一个山梁,会有一眼望不到边的野生黄花菜,可比美术馆的油画美多了。山里是无尽的红松和白桦林,挺拔茂密,巧手的村民用桦树皮编织出各种器物,艺术品一般。没有广播没有报纸没有电灯电话,鲜有世外消息传来,我自己装的636型单管半导体是我唯一联系世界的宝贝。山村民风古朴,家家院子都不上锁,人走了,用根绳子一套。下田干活,北大荒的地垄长得没有尽头。晚上收工,犁杖锄头就仍在地头,明个儿接着干,没有外人会光顾。
村前有一条石子路,往回走二百多里有火车站可以回家,往前走是什么地方,我们都不知道。村里人说这是战备公路,山里有军队,我们从来没见过。有一天我们下工沿路往回走,草丛中突然惊起一只鹌鹑,慌乱一飞撞到树枝上,我们扑上去捉住,欢天喜地回到知青点,一只小鹌鹑炖了一锅汤,十八个知青喝汤都说没味儿。
农村人土生土长,皮糙肉厚,蚊虫就专咬城里来的白嫩知青。白天蚊子不算厉害,小咬厉害。比小咬更厉害的是瞎蠓,就是牛虻,冲上来就叮,打都来不及,牛皮都能叮透,当时钻心地疼,马上红肿起包。晚上臭虫不算厉害,跳蚤厉害。土炕土地阴凉潮湿,到处都生那东西,天黑了咬脚咬腿,到夜里身上乱窜。一片片的肿包一片片地挠,挠破了就生黄水泡再结痂,再咬再挠,苦不堪言,女同学为此直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