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反两依依——谈“论‘反规划’”

1“正规划”的意义与缺陷

　　“正规划”是北京大学俞孔坚先生对现行中国式规划编制范式的概念表述。“反规划”概念是直指当今城市规划方法论为了应对城市化进程和不确定城市发展空间布局出现的危机而提出的。用“反规划”概念模式取代现有的规划模式是从理念到运行方法的变革。为此，认真审视“正规划”的意义和缺陷显得尤为必要[1]。

　　“正规划”编制制度与方法是伴随着新中国的诞生和改革开放逐步形成的一整套的体系制度和技术方法，它是规划学科生存的价值所在。它顺应了历史发展与城市生长的潮流，支持了我们城市的快速发展，特别是近期二十多年来，它是集约城市土地使用有效实现的路径依赖。因此，评价这种“规模—性质—空间布局”传统物质性规划的功效不能仅限于用地布局细节的实现和规模预测的准确[2]；重要的是考量对城市的生长方向和整体格局，以及各主要功能区的框架，交通系统网络的构建，城市基础设施的统筹与民生质量的改善等方面的指导和控制作用。中国社会二十多年的沧桑巨变和城市建设的日新月异，我们取得了的举世公认的成就，传统模式的编制方法及实施策略的效果是显著的，广大民众是满意的。

　　但是，不可否认这种传统模式的编制方法是有缺陷。从科学发展观的层面上看，它距城市科学的规划理想还有一段距离，从理论上来讲，城市规划还不能准确演绎城市发展变化的特征和规律，还未真正形成一套可以系统地推理、实验、证明城市规划的学科理论。从实践上看，众多规划编制成果被频繁地修正、调整，并受主观因素的影响，体系芜杂，科技含量不高，尚未走上客观的科学之路。笔者认为，现行规划模式的缺陷是规划学科性质使然，是学科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不代表现已存在的许许多多的没有技术含量和不负责任的“坏规划”。

　　这种城市规划模式最大的问题是数量分析的不科学。解决这个问题需要—个长期努力的过程。但可以设想，如果没有规模限定的依据，规划有可能走向“鬼划”，走向没有评判标准的空中楼阁。城市规划界不能把城市发展和建设过程所有问题都自己“扛”，这是涉及到机制和体制问题，是政治问题，不是单纯的规划编制技术路线问题和编制制度问题。

　　规划为管理控制建设服务，城市规划的好与坏，直接落实在规划管理方面。规划只有与管理科学对接，与民众参与对等，才能实现信息对称，与民众达成共识。惟有如此，规划才有力量。如果脱离规划管理，空谈规划的编制体系与路线只能使规划陷入八卦阵，这对规划学科健康持续发展无益，甚至还会贻误发展的黄金机遇期。

　　2 “反规划”思想与理论基础

　　后现代主义的一个重要贡献就是促使人们重新审察人与自然的关系。“反规划”这种哲学观是后现代主义在规划界具体的表象，它是对理性规划模式颠覆和变异，是将规划理论中的复杂性重新定义的表述。有一个值得推崇的观点是，城市被看作一个动力系统，城市各个系统处于混沌的状态，而且是在秩序支配下的复杂状态，复杂中包含着秩序。它的理论基础是混沌学的—个推论——分形理论[3]。

　　分形理论是Michael Battg 和Paul Lougleg提出的《分形城市》学说，其灵感来自于混沌学的一个数学推论——分形。两位分形城市研究者在分析了一系列城市形态案例(如功能分布、城市成长方式等方面)后指出：①复杂的城市可以理解成非常简单的实体组成；②分形不仅存在于空间还存在于时间。他们在此基础上致力于建构可预测的城市模型，用重复、迭代的递归的程序来构建和发展理想的城市。他们的工作已取得阶段性成果。

　　“反规划”方法论从具体操作层面来说就是一种叫做叠合(SUperposition)的方法[4]，用多元拼贴的手段，把四个基本子系统——防洪Sp、生物保护Sp、文化遗产Sp、休闲Sp等透明地叠置交融，四个系统都没有包括其他系统，边界模糊的四个子系统的组织遵守分形的长生方式，并试图通过这样的形式，使城市看上去像自行演进的，而不是经过规划的。这种规划图上的各个系统支离破碎的形状，让人想起点彩派的绘画创作手法。这种规划自然是抽象的模型，而不具备真正制度上可运作的意义。

　　当今可持续发展、生态安全的课题是全球性的，彼此形成“蝴蝶效应”。解决可持续发展的问题步履维艰，任重道远。应该说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地域，其生态安全有着不同的内涵和解决之策，当务之急需要解决的问题也不相同[5]。有人说，贫穷是最大的环境污染，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在贫穷的生存环境不断得以改善的同时，寻找建设开发与可持续发展相协调的切实可行的办法才是必由之路。我国还有近3 000万人尚未解决温饱问题，因此消除贫困和发展经济，走上共同富裕道路仍是我们压倒一切的任务。世界是多元的，把任何一种主张当成绝对真理都会导致谬误。但不可否认，人类的生存和进步离不开科学技术，人类的正常思维也离不开理性，理性是人类自古以来的认识世界的基本方法。“正规划”的一切思维理论基础是理性主义。

　　众所周知，现代城市规划从19世纪后期兴起至今，所高举的思想旗帜—直是维护公众利益与社会公平，这也是现代规划编制体制的价值取向和思想基础，综观我国二十多年的规划实践，成绩有目共睹，如城市规划地位得到确认，城市规划内容体系、技术方法也得到法律规范等。重新回到原始起点，探讨建立“反规划”抽象理想和价值是不现实的，因为使其碰壁和破碎的是中国社会经济的环境与人、地关系的现实和城市建设的剧变。

　　3 “正”“反”规划的整合思路

　　3.1 “正”“反”规划一体性

　　正反两依依——以正为主，正反和谐，反正—体。“反规划”是—种思维途径，但不是惟一的，更不是改善城市环境和解决城市问题的灵丹妙药。看看中国的国情和规划人文社会生态，“反规划”与现实世界是不合时宜的。规划的思维是辨证的思维，是反思的思维，是可逆的思维。“反规划”是一逆向的思维，是对“正规划”的一种校正。

　　“反规划”不是综合性、系统性方法论的思路，“反规划”与战略规划、概念规划一样，可作为规划研究手段在城市发展方向、城市形态、用地评价和选择方面有所作为。“反规划”作为一种研究思路是为法定规划办法服务的，其成果应该被整合到现行编制体系当中，但不能形成“反规划”对“正规划”的异化的局面。因此，“正” “反”规划目的、功效、内容是统一的，一个科学的“正规划”不仅是理性发展规划的单—模式。“正规划”正在检讨过去某些方面存在的问题，不要全面否定它、推翻它，它是有用的，是符合现阶段状况的。虽然这种模式可能不是最好的选择，但它是符合现实的必然选择，这种模式通过改良，可提升科学精神，完善程序，积极应对现存的问题和规划实施的症结，加强规划过程分析，形成科学理性发展的多重模式，是能实现的预想目标的。

　　3.2 城市规划学科的基本问题

　　城市规划学科的基本问题是“科学合理利用城市每—寸土地” [6]。基本问题是贯穿—个学科(专业)的全部历史并且推动学科(专业)发展的问题，城市规划学科这一基本问题始终推动学科(行业)发展并且始终没有得到解决。这个问题表现形式可以是千变万化的，它遍布学科专业(行业)全部领域，对基本问题的完全求解看来是不可能的。“反规划”是在生态环境的思路上对这个问题的积极探索。但它不能以此来否定“正规划”的传统地位和运行的范式。

　　“正规划”崇尚技术，崇尚科学理性，强调技术与生态结合。生态不是原始状态，生态是—个理性、动态的平衡，而这种平衡是有待于人们永远探究的，并不是划定—个“反规划”的区域，就是一个科学的规划。规划的生态概念是模糊的概念，人们对它理解、把握的方法难以明确，这也是“反规划”体系难以普及的一个原因。从理论与实践上看，城市规划学科与其他任何学科(专业)—样，都存在着普及与提高的相互促进，相互统一的关系，普及与提高是辨证的关系。绿色(生态)斑块，绿色廊道的建立与开辟是城市规划考量要素，但社会生态、经济生态、人文生态也是不可或缺的因子。城市规划的综合性就是如此，它是协同的、共生的、互为依存的，这是规划学科的意义所在。过去，由于过分强调某一个方面，忽视或不够重视另一方面，如生态问题，产生了规划建设难以修复的败笔，这些必须在规划方法论的层面引起警觉。现今的中国城市问题是系统性问题(政治、经济、文化、土地、生态环境等)，每个城市表现的形式或严重程度不—样，解决思路与途径也不尽相同。过去我们思路单一，老是用一种办法、一种途径、一种视觉来看问题并寻求答案。

　　3.3 把握发展的主题

　　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号召全体人民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紧紧抓住并用好21世纪头二十年重要机遇期，这是由我们面临的时代条件和国情所决定的。从“十一五”开始，我国经济将进入一个长期、快速、平稳发展阶段，如果没有较快、平稳的发展速度，就难以缓解发展中产生的种种矛盾。有鉴于此，我们必须面对六大基本挑战[7]：①人口三大高峰相继来临，在未来的二十多年当中，平均每年将新增人口1 000万。②就业与老年人口总量都将逼近中国历史上的最高峰值，而能源和自然资源在此发展阶段将被超常规利用。③生态环境状况在中国的整体恶化趋势还会延续。④中国城市化的巨大压力。根据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的一项研究资料，按照经济的发展需要，我国城市化水平在2010年将达到61％，在2020年将达到75％，姑且保守一点，分别降低10％，即2010年和2020城市化水平为51％、65％，城市人口也将分别达到7亿和9．8亿，总体规模将超过所有发达国家人口之和，我们在这一时期将出现人类发展史上最壮观的人口迁移，我国城市人口将在10年和20年内分别翻一番到两番。⑤缩小区域间发展差距并且解决“三农”根本问题；⑥国家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全面建设与国家实力的培养。利用“反规划”底图关系概念(这个底应该以中华版图为“底”，是人地关系高度紧张的“底”，而不仅仅是一小片区域的“底”)来确定科学的发展。在湿地、风景名胜区、生态保护区等生态敏感区，搞破坏性建设当然有问题，这不是“正”“反”规划的共同原则。

　　“正规划”具有思路清晰、普适研究方法的特征，是可操控的技术过程。规划编制体系调整是对城市规划问题一个或者多个切中要害的解决路径。笔者不认为对策的选择要迎合时下热点课题，或非要给城市规划编制体系做结构性的大手术，而关键是针对确实存在的问题，从规划编制视角改变和解决这一问题，应在较为严密的基础上把握规划的精确性，解决规划的深刻性、可行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