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历史景观的概念及其与文化景观的联系
西方文明语境下现代景观的“建构”或表现，出现在十六七世纪的艺术领域，特别是在绘画和诗歌领域。这一时期，尤其在尼德兰地区，风景风俗画十分流行。在荷兰语中，landschap或landskip是内陆风景景象的表现。在随后的17和18世纪，精心设计的英国园林是古代神话的象征性表现，反映了古典风景画和诗歌的场景[1]。英国诗人华兹华斯(William Wordsworth，1770—1850)是当时艺术家的杰出代表，他通过诗歌精妙地传递了风景的美好，探究了风景对人类意识的影响[2]。
艺术家们的实践本质，是努力将自然环境的一部分在视觉审美层面转译为一种表现形式，是一个对图像注入意义的行为过程。在此，景观的意义关乎感知胜于现实，自然环境首先通过艺术家们的眼睛被理解、过滤，有时甚至被扭曲之后，才呈现于其他观众面前。 这一发生机制是理解和认知景观的关键，《欧洲景观公约》清晰地包含了这一认知②。《欧洲景观公约》的第一条声明：“景观”是指一个为人们所感知的区域，其性格是人类与自然要素作用和相互作用的结果[3]。
因而，景观是一种文化建构，它包含了既有的自然环境，但它通常又在文化层面上被描述和分类。《欧洲景观公约》指出景观的性格是人类与周边自然环境物质要素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结果。如果这一相互作用是结构性的，且作用持续足够长的时间阶段，那么我们就将见证“文化景观”的出现。在此，人与环境的相互作用创造了一种全新的特征和习俗。基于此，我们在《实施保护世界自然与文化遗产公约的操作指南》中将文化景观定义为“自然与人类的共同作品”(2005版，段落47)。
相类似的，城市景观也同样包括原有环境(地形、实质及自然要素)。在城市化过程中，城市发展应用地层学的方法，研究不同土地的形态、建成与非建成区域、基础设施及建筑总量的特征和属性，建立它们之间的空间关系和时间顺序，提供居住、生活、工作、交通和休闲活动等城市空间。在这个过程中，部分或完全地改变了原有环境。城市形态学学者认为城市景观是一个特定场所内经济繁荣、衰落及创新的连续层累过程的记录，因此，必定具备了独特的“场所精神”。城市社会的精神在于对城市景观中层累而成的历史地理性格的追求，这种目标使得社会个体和团体深深扎根于这个地域，从中获得生存的历史感。这种精神和目标追求在处理当代问题时鼓励历史比较，打破历史局限，发展更为综合的方法[4]。因此，景观对于历史社会的高度表意性，具有特殊而强大的社会教育和再生意义，应当成为寻求未来城市景观管理理论的基点[5]。
2 城市历史景观(HUL)的概念
目前地球上超过半数的人口居住在城市地域。历史城市肌理的改变通常与建筑同一化程度的增加、公共空间的衰落以及历史中心的中产阶级化和商业化有关。城市历史区域的分裂导致了传统社区的弱化，城市历史区域的角色在促进文化价值、生活方式以及社交关系的多样性上面临着日益严峻的挑战。城市的增长显著地改变了城市历史性格及其整体环境。城市在保护历史遗产价值的同时，如何具备能力应对与快速发展伴随而来的巨变，并受惠于发展，这在当下是全世界很多地区的重要议题。
全球化进程对于历史城市及其城市景观的身份认同、视觉整体性，以及生活其中的人们都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当前一些城市呈指数级增长，另一些则正在萎缩，或者正处于经济和移民模式的转变阶段，经历着彻底的重组。在一些国家，中央政府控制的规划已经让位于去中心化和市场主导的规划方法，结果是城市与规划过程越来越碎片化，社会不平等和环境退化日益严重。针对这些问题，地方性城市战略正在成为城市发展规划中的关键因素。
在地方性城市战略中，景观作为城市动态演变中自然与建成环境之间相互作用的层累结果，具有重要的价值。传统规划的重点落在分区，而今天则更强调相互关系、价值及管理的延续性。今天，从建筑和空间属性中鉴别保护价值及其特质的复杂度日益增加，迫使我们采用遗产保护的整体方法。这种正确的认识和理解才刚刚开始，但有一点已经非常明确，那就是传统对待建筑组群、历史集群或旧城的方法，把它们从整体中分离出来，是不足以保护城市特征和质量的，也不足以抵御城市碎片化和城市衰落，最终将失去城市特质。在景观方法中，所有一切要素都被系统分层且相互联系，完整性成为思考问题的关键，这对于管理复杂的城市历史环境中的动态改变似乎更加合适。
城市历史景观的概念首先是一种思维模式，它是一种观察、理解城市及其城市组成的方式，它把城市看作是自然、文化和社会经济过程在空间上、时间上和经验上的建构产物，它关注城市的建筑与空间，也重视人们为城市带来的礼制与价值。这一概念包含了多个层面，如城市的象征性特质、无形遗产、价值认知、城市历史景观复合要素之间的内在联系，以及城市建筑实践和自然资源管理的本土知识。其中一个关键是城市应对变化的能力，这一问题在最近之前一直被认为是与保护学科不能调和的[6]。但是，正如罗伯特(Roberts)和塞克斯(Sykes)指出的：“城市远不止是建筑群或简单的生存之地，它们是社会与经济活动的摇篮，在这里，多样性的碰撞创造了新行动、新观念和新能量。城市必须经过再创造，使其更具吸引力，使人们有可能选择并愿意来此生活和工作，享受他们对休闲和文化的追求。[7]”
据此，朱利安·史密斯(Julian Smith)认为城市历史景观是城市居民的文化景观。“在一处有价值的文化景观中，礼制体现了无形的场所经验，人工制品体现了维系礼制所需的物质性构架和实体形态，两者之间应该是对等的。我们可以审视人工制品，但我们只有通过礼制体验才能全面理解场所”[8]。这种观念广泛存在于加拿大土著住民之中，现已通过文化景观理论的实践操作，将其推进至城市历史保护之中。
城市历史景观的概念并不是要取代既有的学说以及保护方法，而是作为一个整合建成环境保护政策与实践的工具。城市历史景观的目标在于确立一系列的操作原则，保证城市保护模式能够尊重城市不同历史文化脉络的价值、传统及其环境，帮助重新定义城市遗产在空间发展过程中的中心地位。
3 从理论到实践：城市历史景观保护方法
成功的保护项目至少应当包括以下部分：必须对“什么是有价值的？”做出充分的评估；必须制定保护政策应对发展压力和需求；必须制定保护的相关法律框架对城市发展实行有效的控制并确保实施能力；保护必须得到公众支持，进行充分普查，弄清楚“什么是有价值的？”“为什么需要保护？”此外，还可以补充更完善的财政支持体系，或者为个人业主对历史建筑的保护所做出的努力设立奖励机制。
城市历史景观在诠释保护战略时采用了宽视角的方法来分析历史聚落和城市，而不是简单鉴别和描述遗址及建筑物。这一方法促进了更广泛的学科融合，如对地貌学、自然环境和对非物质方面的考虑，这种融合将引导对城市历史价值多样性的更综合、更包容的理解，并对其加以保护。可能的话，这种融合应当进一步加强。
2011年11月10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会采纳了新建议——《关于城市历史景观的建议书》，这是一项新的软法律，各个国家可以将其纳入本国法律和制度框架之中，协助达到与保护相关的城市发展控制目标。然而，只有当地方政府将其与地方状况相协调并融会运用时，这一工具才能发挥作用。因此，大会决议要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成员国针对自身的特有情况明确实施城市历史景观方法的关键步骤，大致包括以下6项行动计划：
1)对城市的自然、文化和人类资源展开全面的调查和图录；
2)通过参与性规划以及与利益相关方的磋商，就需要保护并传之后代的价值达成共识，鉴别、明确承载这些价值的特征；
3)评估这些特征面对社会经济压力和气候变化影响的脆弱性；
4)将城市遗产价值、特征及其脆弱性纳入更广泛的城市发展框架，框架应明确在规划、设计和实施发展项目中需要特别注意的遗产敏感区域；
5)使遗产保护和发展行动成为优先事项；
6)为每个确认的遗产保护和发展项目建立合适的合作伙伴关系和当地管理框架，为公共和私营部门不同主体间的各类活动制定协调机制。
《关于城市历史景观的建议书》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35年以来第一次关于城市历史环境的文书①！下一步关键是向各个国家和地方机构提供应用城市历史景观的指导方法和技术帮助。在高速变迁的大都市区域，城市遗产保护的复杂性要求更有针对性的方法，然而这种更新的方法、知识和技能目前还尚未被地方机构所掌握。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我们将在中国发展特别项目，为城市历史景观方法的应用研究和技术提供支持，并其作为城市战略框架的一部分，提高认识，致力于中国城市环境质量的可持续及提升。目前，该项目的讨论正在同济大学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地区世界遗产研究和培训中心(WHITRAP-Shanghai，上海中心)展开。发展这一特别项目，需要考虑以下方面：
1)开展基础研究，研究城市历史景观在中国的适用性，发展适用于中国政治、社会、经济和文化背景下的城市历史景观应用原则；
2)进行应用研究，为中国地方管理机构应用城市历史景观方法提供咨询和技术支持；
3)在中国组织讲座、研讨会和会议，鼓励对城市历史景观方法应用以及更广泛的城市历史保护、更新和可持续发展等问题的讨论；
4)经过讨论，杭州市政府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2011年7月签署了一项合作协议，杭州西湖世界遗产文化景观有可能被发展为特别项目中的第一个示范性项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