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建筑的历史地位

　　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中国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建筑转入近代时期，开始了近代化的进程。
    　
　　近代化是现代化的序曲，是步人现代转型期的初始阶段。美国比较现代化学者布莱克曾经指出，人类历史上有三次伟大的革命性转变。第一次大转变是原始生命经过亿万年的进化出现了人类；第二次大转变是人类从原始状态进入文明社会；第三次大转变则是世界不同的地域、不同的民族和不同的国家从农业文明或游牧文明，逐渐过渡到工业文明。 
　　
　　这里所说的第兰次大转变实际上就是以近代化为起点的世界现代化进程。这个“现代转型”被提到与人类的出现、与文明社会的出现并列的高度，可见这个转变的意义的重大。我们研究近代中国建筑，自然首先要把它摆到这个历史大背景的高度来考察。
    　
　　从世界现代化进程的全局来看，近代化在不同地域、民族、国家的起步时间是不相同的。英、美、法等国属于“早发内生型现代化”，“早在16、17世纪就开始起步，现代化的最初启动因素都源自本社会内部，是其自身历史的绵延   。德、俄、日和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属于“后发外生型现代化“，“大多迟至19世纪才开始起步，最初的诱发和刺激因素主要源自外部世界的生存挑战和现代化的示范效应   。因此，中国的近代史和世界的近代史是不同步的。英国在1640年爆发资产阶级革命，世界近代史（1640－1917年）就以这一年为起点，中国近代史（1840－1949年）则以鸦片战争为起点，比世界近代史的起始整整晚200年。
　　
　　这样，当中国建筑处于近代发展时期时，世界史已经进到近代后期和现代前期，中国社会巳经进入由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过渡的转型期。这个转型期是一场极深刻的变革，是从自然经济占主导的农业社会向商品经济占主导的工业社会的演化，是彼此隔绝的静态乡村式社会向开放的、相互关联的动态城市式社会的转化，是利用畜力、人力的有生命动力系统向无生命动力系统的转化，是手工操作向机器生产的转化。这个转型进程的主轴是工业化的进程，也交织着近代城市化和城市近代化的进程。显而易见，处在这种转型初始期的中国近代时期的建筑，应该会突破长期封建社会枷锁下的迟缓发展状态，而呈现整体性的变革和全方位的转型。
    
　　但是，中国近代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近代化的进程是蹒跚的、扭曲的。中华帝国闭锁的国门是被资本主义列强用炮舰和鸦片冲开的。中国的开放是被动的开放。外来的、诱发中国启动现代化的冲击要素是以侵略的方式撞击的。租界的设立，通商口岸的开辟，港湾租借地、铁路附属地的圈占，都是通过不平等条约来实施的。像上海、天津、汉口等租界城市，像青岛、大连等租借地城市，像哈尔滨、沈阳等铁路附属地城市，以及其他一批沿海、沿长江、沿铁路千线的通商口岸城市，作为中国近代化的前沿和聚点，引发其城市转型、建筑转型的外来因素，很大程度上都和资本主义列强的殖民活动息息相关。这表明，在中国的近代化进程中搅拌着殖民化。中国近代化的启动从一开始就蒙上沉重的耻辱，在外国列强军事、外交、经济多重压力之下，民族的独立、领士的完整和国家的尊严始终受到严重的挑战。而迈入转型初始期的中国，自身又陷于政治衰败、国家四分五裂的局面。一直到1949年前，大部分时间都处于战争、内乱之中。现代转型需要安定、有序的环境，而中国的现代转型启动期却是在无序状态下蹒跚行进。早在1840年近代化起步之时，中国人口已突破4亿大关，到1949年，人口已达5.4亿。庞大的人口基数导致人均自然资源长期处于相对短缺的状态。全国经济一直徘徊在饥懂与温饱的临界点。国门的开放使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环渤海地区和沿长江流域、沿铁路干线的城市相继受到外力推动，中国资本主义也相应地扎根到这里。近代商业、外贸业、金融业、外资工业、民族工业以及交通运输业、房地产业等等，主要都集中在这些城市，使这些城市成为工业化、城市化的先行和近代化的中心。这些工业化、城市化、近代化集中点的转型速度可以说是比较快的，但是从中国全局来看，现代转型的整体进程却是十分缓慢的。一直到20世纪30年代中期，即中国近代化发展的高峰期，现代工业部门经济仅占全国总产值的18.9%。停留于自然经济的农业仍然是国民经济的主要部门．在整个近代时期．中国始终未能在全国范围内形成能够推动农村转变的城市系统。庞大的农业部门没有发生技术上、体制上的变革。全国各地区的现代转型不仅存在时间上的差异．还存在层次上的差异。中国近代的城市与乡村、沿海与腹地形成一种截然分明的二元化社会经济结构。
    　
　　近代中国建筑的发展，自然深深地受制于这种二元社会经济结构的影响，导致发展的不平衡性，其最主要、最突出的体现就是近代中国城市和建筑都没有取得全方位的转型．明显地呈现出新旧两大建筑体系并存的局面。
    　
　　新建筑体系是与近代化、城市化相联系的建筑体系，是向工业文明转型的建筑体系。它的形成有两个途径：一是从早发现代化国家输入和引进的；二是从中国原有建筑改造、转型的。后一种途径在居住建筑、商业服务业建筑和早期工业建筑中都有所反映，但在新建筑体系中所占比重较小。近代中国的新体系建筑可以说基本上是通过前一种途径形成的。中国作为“后发现代化”国家，在新建筑体系的形成上明显地受惠于西方“早发现代化”的示范效应，明显地显现出引借先行成果的“后发优势”。一整套近代所需的新建筑类型，很大程度上都是直接从资本主义各国同类型建筑便捷地输入和引进的。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新建筑体系在建筑类型上已大体上形成较齐全的近代公共建筑、近代居住建筑和近代工业建筑的常规品类。出现在上海的一些银行、饭店、公寓等高楼大厦和影剧院建筑，已经能够紧跟当时的世界潮流。天津、汉口、广州、青岛、大连、哈尔滨等城市的许多引进建筑，基本上也接近或达到当时引进国的水平。在新建筑活动中，运用了近代的新材料、新结构、新设备，掌握了近代施工技术和设备安装，形成了一套新技术体系和相应的施工队伍。通过出国留学和国内开办建筑学科，成长了中国第一代、第二代建筑师，建立了中国的建筑师事务所。中国建筑突破长期封建社会中与西方建筑隔膜的状态，纳入了世界建筑潮流的影响圈，形成中西建筑文化的大幅度文汇。建筑业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行业。房地产的商品化和建筑业的法制管理推进了建筑市场的形成和建筑制度的近代化。所有这些，构成了近代中国建筑在转型期中的主要进展。显而易见，新建筑体系是中国近代时期建筑发展的新事物，是近代中国建筑活动主流，是中国近代建筑史研究的主要内涵。
    
　　旧建筑体系是原有的传统建筑体系的延续，仍属与农业文明相联系的建筑体系。中国传统建筑延绵不断地走完古代的全过程。到1911年清王朝覆灭，只是终止了官工系统的宫殿、坛庙、陵墓、苑囿、衙署的建筑活动，并没有终止传统民间建筑的活动。我们可以看到，在广大的农村、集镇、中小城市以至某些大城市的旧城区，遗存至今的大量民居和其他民间建筑，绝大部分都不是建于19世纪中叶前的古代建筑遗产，而是建于鸦片战争后，已处于中国近代时期的传统建筑遗产。当时这批建筑建造的数最很大，分布面很广。它们可能局部地运用了近代的材料、装饰，并投有摆脱传统的技术体系和空间格局，基本上保持着因地制宜、因材致用的传统品格和乡土特色，它们仍然是地道的旧体系建筑，是推迟转型的传统乡土建筑。与近代中国的新建筑体系相比，它们毕竟是旧事物，当然不是近代中国建筑活动的主流。但是，作为建造于近代时期的传统乡土建筑遗产，它们的历史文化价值却是不容忽视的。这一大批推迟转型的乡土建筑，可以说是中国古老建筑体系延续到近代的活化石。它们中的典型地段、群组，它们中有代表性的精品、佳作，积淀着极为丰富的历史的、文化的、民族的、地域的、科学的、情感的信息，与近代新建筑体系的精品一样，是近代中国留下的一份珍贵的、应予妥加保护的建筑遗产。
    
　　总的说来，处于现代转型初始期的近代中国建筑，是中国建筑发展史上的一个承上启下、中西交汇、新旧接替的过渡时期。既有新城区、新建筑紧锣密鼓的快速转型，也有旧乡土建筑依然故我的慢吞吞的推迟转型；既交织着中西建筑的文化碰撞，也经历了近、现代建筑的历史搭接。它所关联的时空关系是错综复杂的。大部分近代建筑还遗留到现在，成为今天城市建筑的重要构成，并对当代中国的城市生活和建筑活动有很大影响。了解近代中国建筑的历史地位，认识在错综复杂的历史背景下中国建筑走向近代、现代的进程和特点，对于总结近代建筑的发展规律，继承近代建筑遗产，为当前我国建筑的现代化提供借鉴等等，都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际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