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北地标的私人史
101、红楼、台北故事馆
台北地标的私人史
世纪初我曾收拾行囊，一个人自助旅行英、法、西等国三个月，视野为之开阔，是时在伦敦雀儿喜药草园发现披挂于枯木上一簇西班牙菠萝，甚至不必有根，吸收空中水汽便能够存活，而有所顿悟，因此期许自己是一个地球人。然而，几年翻转后终于体悟到，那一度以为将从生活之中慢慢消抹而去的童年，毕竟是生命的底蕴。
台北二十年，前三分之一时光读书、服役，后三分之二工作；一开始是个异乡人饱尝思乡之苦，后来也就在此安身立命，从此有两个故乡。优游日久，也就写出一本散文集《关键词：台北》，游走于二二八纪念公园、建国花市、阳明山、永康街、德惠街、牯岭街、外双溪、淡水、平溪、夜店、健身房等所在，立下一座座文学地标。
东区以东，台北101
捷运台北市政府站。我混在人流里落了车，或许惯习于自助旅行，故而对一脸茫然旅人自然有份感同身受，偶尔会有人——操着粤语呱啦呱啦的小情侣、浅肤色浅发色洋人家庭，或是一身利落单枪匹马——比着旅游指南上图片问我怎么走；图片只如邮票大小，但我瞄一眼便能自动在心中补足细节：那是一栋宛如方竹一节一节往上窜长的巴别塔，世纪末开工，2004年完工，本名“台北国际金融中心”，昵称“台北101”。
玫瑰如果不叫玫瑰，仍然不改芬芳。吸引观光客前来的，自然不会是它的命名，而是它高达508米；甚至不是它的高度，而是它的头衔——世界最高建筑。好像到了奈良不能错过东大寺——世界最高木造建筑，到了法国南部想去走走米洛大桥──世界最高桥梁，如若身在吉隆坡，又哪能不去看双塔，它也是世界第一高。喔，不！台北101落成后，玺印已经交接。
办公室就在捷运市府站附近，工作空档驻足玻璃帷幕旁，不远处台北101以拔地之姿耸立跟前，晴日里闪着耀着亮白光芒，阴天时端顶藏进云缭雾绕，红色飞航警示灯若隐似现。
我并不欣赏这栋建筑，并非基于建筑大师莱特讥评曾经的第一高楼帝国大厦为“贪婪的纪念碑”同样的社会良心，也不因为它果然印证了谣传却又言之凿凿地建成世界第一高建筑的国家，该国经济将随即江河日下；而是，肇因于它的造型，节节高升的蕴意太张扬，富有民族色彩的装饰又太感性，如此招摇却又不美，怎么看都不该成为一座城市的骄傲。
但也许时间会证明我是错的，19世纪末埃菲尔铁塔落成，莫泊桑说，欣赏铁塔的最佳地点就在铁塔内部，因为那是巴黎唯一看不到铁塔的地方。可是现在，巴黎铁塔之于巴黎，已如克拉克·盖博不能没有唇上一溜小胡子，玛丽·莲梦露拍照总是要噘嘴。
尽管如此，台北101站在那里，的确曾经使我动心，不用说每年跨年倒数，数万双眼睛仰望那数十秒钟的璀璨异常；平日，彩虹的七款颜色依序在星期一到星期日的黑丝绒般夜空中发光，多年前这个工作找上我，主管约我吃晚饭，用过餐推门离开餐馆，走进小巷里，一抬眼便望见它亮在眼前。
它亮在那里，好像就标示着为它泽被的这个信义区，便是这座城市的首善之地，如果在纽约是曼哈顿，如果在伦敦是西提区(City of London)，如果在上海是浦东新区，一种想象，一种虚荣；是的，就是虚荣这种对人不易对自己更难以承认的一瞬情绪作祟，我把工作应承了下来。
其实，这回是“凤还巢”，1998年起我就曾在这个公司服务了两年，那时候也住附近。
那时候，这里还没有台北101，还没有诚品书店复合商场，没有我总是搞不清编号好几家新光三越百货，没有数不尽的豪宅林立……虽然市政府、华纳威秀影城、世贸中心、凯悦饭店、新舞台已经使它有锥处囊中的态势；那时候，夜里散步还会听见青蛙嘓嘓嘓，五六月间闻得到野地里栀子花香飘送，马路边简陋围篱里一畦畦青菜，农夫农妇弯腰浇水徒手蓐草……
短短十年，十年短短。同一个地方如塑料圣诞树的装饰已经挂上，电源一接通，一树晶莹剔透；再早十年，我刚自南部农家北上的1988年，一枝枝塑料针叶尚未插妥，地面上立着的，只有枝叶稀疏的骨干。这个城市演化太快。
二十年前我读过一则消息：信义区某废弃军营一座池塘成了生物乐园，保育人士吁请保留；消息在报上披露，一夜之间，推土机轰隆隆如变形金刚开进军营。二十年过去，插着刺刀的步枪长成世界第一高楼，养着水族的池塘化成地下停车场，那些被惊吓了的候鸟留鸟青蛙蟾蜍又与饱受压力、体内畜着一头脆弱软件动物的都市人何其相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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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区，红楼
信义区位于东区以东，与它遥遥相对的是西区，这里也有一页我亲身体验的城市演化史。
二十年前，我带着父亲“你作什么决定都好，但不管作什么决定，都要能够为自己负责”的叮咛负笈北上；搭野鸡车走中山高，自林口台地进入台北盆地，我趴上车窗要牢牢记住这座城市第一眼，当车子横越淡水河将直抵城市的心脏——台北火车站，我自高架道路上张望到的是中华路上中华商场，长长一列方块建筑宛如火柴盒排列，斑驳，杂乱，不是想象中的光鲜亮丽，但兴奋压过了其他情绪。
我的一名马来西亚同学的感受就大异其趣了。他的台北第一印象也是中华商场，“很失望”，他说，他万里迢迢来到台湾，为的是庞巨的中华文化想象，而非几栋烂房子。
中华商场位在中华路西畔，中华路原是日据时期北市最敞宽的马路，纵贯铁道沿路兴筑；国民政府播迁来台后，铁道两侧冒出大量违章建筑，凌乱不堪，60年代市府加以整顿，在原地盖了商场，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也是中华文化符码，一共八栋三层楼建筑。
这座台湾最早的集合商场，到了末期已如都市的肿瘤，我亲睹它最后四年时光；然而，有记忆的地方最美，一栋连着一栋踏着低低高高的阶梯逛去，集邮社，古玩社，公厕终年弥漫尿骚腥臭、地板永远泛潮，旧书店，成衣店，点心大王的旧桌椅上阳光斜斜射来，把蒸笼刚掀开那一霎映显得云蒸霞蔚，唱片行，电器行，商场后方当当当平交道栅栏放下，火车空咙空咙驶过，建物好似也有了一阵轻颤。这一切，都因为笼罩于怀旧的氛围而折射出金黄的氤氲。
我上台北第二年，铁路地下化；又三年，中华商场拆除，抗议补偿不公的白布条宛如白幡挂满天桥与建筑立面，场面十分凄厉。随着商场的消失，西门町蓦然沉寂，寂寞的老人、卖春的少女、逃家的少年麇集，晚上电影散场，走在路上会有男人突然现身，问道：“少年耶，要否？”一回我受到惊吓，猛可举手一挥，倒把那三七仔也吓了一跳；日后再遇上相同情况，我改换一脸世故，当作没听见。
直到新世纪，中华路拓宽工程完成、捷运通车，蓦地，芽眼破丑黑种皮而出，新一代青少年受到召唤，重新归队；不同于东区的时尚颖新，找不到一座古建筑，西区处处是历史的场景与残迹，吸引的却是最稚幼青少男女，踩街，打电玩，看电影，呷阿忠面线、鸭肉扁。
这回西门町活化，并非铲除了什么旧建筑、盖起什么新建物，而多半是现有资源的翻新再利用，最具指标性的是“红楼”。
红楼是一栋砖造八角楼，建于20世纪初，原为商场，一楼买卖日用品，二楼购售骨董字画；台湾光复后变更为“红楼剧场”，演粤剧，播二轮电影，有过一时的风光，但终究不敌邻近商家而黯然落幕。直到近十余年，被指定为古迹、委外经营，如今的红楼有了全新内涵：进驻了咖啡馆，陈列红楼历史照片，年轻人的创意产业也在这里扎下根，开小店卖自创品牌成衣、饰品、卡片等各种小玩意儿好有趣；我到西门町看电影，如若时间充裕，有时会一方小店看过一方小店，每回都如第一回那样新鲜。
不过，红楼维修仍见台湾惯有的近利求功的缺陷，屋顶竟便宜行事，以铁皮披覆；旅行京都时我曾观察过日本工匠维修传统建筑的细腻用心，两相比较，不禁有一声浩叹。
当暮霭四合，红楼展现另一番风情，夜店一家紧挨着一家开在露天广场旁，尤其休假前夕更让人咋舌，乐音如雷，欢声笑语海浪般一波紧接着一波拍岸，好挥霍浪掷着青春；顾客以男同志为主，理平头，穿紧身T恤，全身晒成麦色，一眼望去上千人，也许是亚洲最大男同志露天聚点。圈里人昵称这个广场为“小熊村”，一开始是一家叫作小熊村的酒馆在这里落脚，吸引了一大批以“筋肉以上，肥胖未满”为主流美学的男同志前来消费，小酒馆遂一家又一家在夜里亮起了霓虹，消费者早已不再有类型的局限。
读过口述历史，说红楼“沦为”映演二轮影片的戏院后，常有男同志躲在戏院后排座位寻求慰藉。那是多少年前的事情呢？从黑暗中互相取暖到露天酒吧的盛况，2003年第一届同志游行自“二·二八”纪念公园出发，一路走到红楼广场，路人中有人高喊加油，有人静默旁观，有人不明所以，但没有人嘘声反对，台北同志运动在这十年间堪以“大跃进”来形容。
北区台北故事馆，南区纪州庵不安
古迹活化，西门红楼是成功的案例，其他如北投温泉博物馆的前身为温泉建筑，长安西路当代艺术馆借了旧市府红砖躯壳，徐州路市长官邸艺文沙龙改建自旧市长官邸日式宿舍，中山北路光点台北则为旧美国领事馆……适当的维修、利用，老建筑焕发新内涵；星罗棋布这些老建筑让旅人的眼光在称不上美的台北有了聚焦处，其中，北美馆正对面台北故事馆实为基隆河畔、中山桥头一瞬最美的风景。
台北故事馆原名“圆山别庄”，茶商陈朝骏延聘英国建筑师设计的都铎式二层楼屋子，一楼砖造以承重，二楼木结构髹漆上鲜黄外墙，屋顶铺铜瓦在时光中氧化成优雅绿色，这栋屋子宛如童话故事发生的场景。
陈朝骏交游广阔，孙中山、胡汉民等人都曾是座上客；后来一度荒废，生于1963年的杨照说：“小时候住附近，都叫它鬼屋。”但我读大学时修摄影课，曾和同学来这里外拍，已经经营起咖啡馆，阮囊羞涩的两人在院子里拍过一阵后离去，没敢进屋子点一杯咖啡啜饮。
近四年，台北故事馆每个月第三个星期五晚上举办文学沙龙，邀请作家朗读作品，周梦蝶、黄春明等名家都曾莅临；去年底我站上讲台，为这座老房子献上散文《老房子》，偕同与会的是王文华；王文华不愧为畅销书作家，身兼广播节目、电视节目主持人，轻松、谐趣，把一屋子男女老少逗得笑声连连。
工作所需我参与过文学沙龙几回。初夏一晚，在场的还有阿盛、杨照、凌性杰三代文学人。知名饭店经营的故事茶坊中，主办单位照惯例会为出席者买单，我看着菜单，虽为高价咋舌，还是镇定选了最便宜一套餐点；阿盛则不停口地低声喊着“太贵了太贵了”，后来点了一套猪脚，“太贵了真的太贵了”，上菜前他又这样说了多次；最年轻的凌性杰倒是稀松平常，他本就是个美食主义者，他要了招牌“东坡肉”，杨照也是。
发胖不少的凌性杰一边吃一边说：明天要去针灸，减肥。阿盛仗着前辈身分调侃：现代人真奇怪，把自己吃得像颗气球，再花钱去减肥。大家听了哈哈大笑。六十岁的阿盛维持着好身材，他把台大文学院院长何寄澎送他的话记在心头：千金难买老来瘦。
台北故事馆建于日据时期，红楼也是。事实上，台北历经多个立场相左政权统治，19世纪末到20世纪中叶日本据台五十年完成了最多目前尚存的美丽建筑，国民政府在台湾已经一甲子，成绩完全不能相比，甚至眼睁睁看着古迹灰飞烟灭，沦为风中尘埃，比如纪州庵。
三年前我从北区搬到南区，落脚牯岭街，曾循路标去找“据说”就在附近的纪州庵，一次不果，二次无功而返，后来觅着了，我仍心存疑惑；不能全怪标示不清楚，因为那哪里是一座历史建筑，倒比较像──废墟！铁皮围篱上有人喷漆写上诤言：“废墟≠古迹”表达抗议。
纪州庵是日据时代料理屋，原址原有八家，目前仅存一家，旁有民宅一户，居住环境很简陋；我透过铁皮围篱窥看建物内部，那态势并非等着要维修，而根本就是放弃了，任其毁损、隳坏，好像不肖儿孙对待久病瘫痪老人家，只差没有动手了结脆弱的生命迹象。
讽刺的是，纪州庵多次在报端露脸，因为它是知名小说《家变》的场景之一，名作家王文兴小时候嬉游的所在，尔雅、洪范等出版社就开在附近巷弄里。它在媒体出现，搭建了舞台、挂上红色布幔(遮丑)，请来知名作家站台，官员宣示纪州庵是台北文学森林预定地、将兴建为台北文学馆等等，言词恳切。该怎么做？不妨参考台北故事馆。
然而我邻着纪州庵住了三年了，时常前去探看；我感觉到不安，因为只见它一年老过一年，如今只剩下了一座残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