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变与沉思：我们究竟该怎样评价新中国建筑60年

《建筑创作》编者按：
　　2009年2月27日下午，主题为“回归建筑创作的客观立场——建筑中国六十年繁荣创作历程剖析”的建筑师茶座在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召开，会议从下午1：30开始，一直持续到晚上7：30才结束。据会议主持人中房集团建筑设计有限公司资深总建筑师、中国建筑学会建筑师分会建筑理论与创作学组主任委员布正伟回忆，自1985年改革开放初期在北京召开“全国中青年建筑师繁荣建筑创作”座谈会以来，本次会议是又一次以繁荣建筑创作为主题的全国建筑师的高峰论坛，也是被与会嘉宾称之为“进入新世纪以后颇有影响的学术交流会”。
　　2009年是新中国建国60周年，60年来建筑师、工程师走过了太不平凡的路，其中不仅有建筑创作者的坎坷，更有用作品及事件凝聚起几代中国建筑师的精神档案。在这历史时刻，应该对曾经走过的路进行盘点、总结，旨在为今后的发展奠定一个坚实而有力的基础。据主持人、本刊主编金磊介绍：“这是‘建筑师茶座’70期以来的盛大聚会，之所以高朋满座是因为大家都认为‘建筑中国六十年’的话题既需要激辩解读，也需静静沉思。作为‘茶座’的发起者，我高兴地看到在马国馨院士领导下，包括全国仅有的6位中青年大师在内的全国有影响力的设计院、所的总建筑师们都到了。”

朱小地：
　　今天的会议是由中国建筑学会建筑师分会建筑理论与创作学组和BIAD传媒 《建筑创作》杂志社共同主办的。希望它能够真正以茶座形式轻松地展开，旨在回顾中国建筑设计60年来的发展历程。最近流行山寨文化，“建筑师茶座”非常有预见性，它代表了建筑行业“山寨版”发展的方向。今天引用“山寨”这一词汇是希望会议能以一种完全放松且自主的方式进行，大家实话实说，为自身及行业的发展提出一些建设性的意见。

布正伟：
　　在共和国60周年诞辰之际，讨论回归建筑创作的客观立场问题、回顾60年繁荣建筑创作历程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在1985年改革开放初期，由中国建筑学会和建设部设计司联合主办的历时5天的“全国中青年建筑师繁荣建筑”座谈会在北京召开，会上大家畅所欲言，气氛活跃。与会嘉宾有中国建筑学会理事长戴念慈先生，副理事长阎子祥和秘书长龚德顺总建筑师，有来自全国各地的代表、建筑界的老前辈。我当年45岁，也有幸参加了这次会议。会议集中探讨了繁荣建筑创作的道路究竟应该怎么走的问题。
　　根据我24年前的记录，我把戴念慈在这次会上的发言念一下：“这个座谈会去年就想开，中心的目的就是繁荣建筑创作。1950年代盛行大屋顶、复古主义，现在到处都是火柴盒。有一段时间，谈到建筑艺术时，把建筑审美形容得很离奇。1959年召开的上海会议被批为黑会，刘秀峰部长报告中提出创造‘中国的社会主义建筑新风格’被批为黑风格。自那以后，虽然口头上不说了，但心里都有想法，形而上学猖獗。这几年开放了，又以为全盘西化就可以了，实践证明不能这样。这几年紧箍咒很少了，热衷于向国外学习，结果形成了千篇一律的火柴盒式的建筑。当然这并不是学习外国的过错，是对建筑艺术的根本认识没有解决。为什么要学习西方、如何学习西方这些问题没有解决，对传统的态度问题没有解决，当然还存在水平问题。创新真不容易，照抄不难。关于如何提高认识、提高水平、加快繁荣建筑创作的速度，希望本次座谈会对大家有所帮助。坚持‘双百方针’，沿着这条路走下去就可以繁荣建筑创作。问题要长期讨论下去。座谈会的召开首先应该敞开思想，不要怕引起争论，不要怕讲错话。其次，为了探讨真理，不仅要鸣，还要争。第三，不要一听反对自己的意见就火冒三丈，不管是谁都可以有不同意见，但要采取说理的态度。第四，发言时间有限，讲最要害的话，讲成熟意见，不成熟的可以提出问题。第五，争论中不要随便歪曲别人的观点或事实，自己发现错了就放弃自己的意见，树立一个好的学风。中青年建筑师是21世纪的开创者，让我们共同努力把这次座谈会开好。”
　　作为开场白，这里引用戴总的这段讲话，是为了和今天建筑创作的繁荣局面进行比较。没有比较就没有鉴别。戴总是建筑界的老前辈，他的代表作品虽然强调继承传统，但在当时却是令人耳目一新的，如斯里兰卡的国际会议中心、中国美术馆等。戴总的讲话反映了当时的社会语境，可以看出那时我们所面临的困境。我也记录了座谈会上马国馨的发言，他说：“现在形势很好，全国一天的建筑工程两个亿。繁荣建筑创作还做得不够，大目标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我们是承上启下、过渡的一代，想要达到世界水平则需要几代人的努力。日本20世纪20～30年代建筑开始发展，1960年代才进入世界水平。建筑学既古老又现代，接受新技术很难。建筑又往往是遗憾的艺术，很难令所有人都满意。如何针对这些特点把创作水平搞上去，还需要大家一起努力，兼顾个人和集体的作用。日本也存在建筑师的地位问题，建筑学会应起到更多的职能作用。要深入研究建筑理论，就必须活跃思想。目前在理论研究方面总喜欢统一，而不愿意向多元化发展。建筑评论不要贴标签，不要求全责备，有一点好的就要扶持……”。开那次座谈会时，马总才43岁吧，现在已是白发苍苍的院士了，可以说是繁荣建筑创作的最好见证人。 
   　
马国馨：
　　新中国建国60年，跨越了两代人的时间。从1985年到现在，20几年是一代人的时间，确实是可以看到一代一代的变化。记得我在东京和贝聿铭一起考察建筑的时候，他对中国建筑还是寄予很高的期望的。他对我说：“希望你能回去，尽量大地发挥作用。”我当时说：“就我个人而言，当然很希望那么做，但是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我们只是过渡的一代，是承上启下的一代，我们会尽力做，但是也别希望我们能做出太多的伟大成就。”
　　戴念慈那一代建筑师所处的时代是权威的时代，当时建筑大师说话很有权威，而且他在几次会议上都想把建筑创作纳入到一个正规的发展轨道。但当时我们对建筑创作的争论、评论和对理论与实践的看法都是比较肤浅的，所以我觉得在一代人的时间里建筑创作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因此改革开放对年轻一代的建筑师而言确实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
　　现在是一个“群雄并起”的时代，没有人可以在建筑行业内做到一言九鼎，建筑师都有各自的主张、创作理念和方法。建筑师通过建筑创作作品互相交流，这是我们这个时代非常值得称赞的方面。从限制条件方面考虑，现在比过去宽松多了，但在宽松的同时，也出现了很多无奈。建筑行业本身就是一个复杂而又无奈的行业，中国改革30年来，在座的各位应该也会有很深刻的体会。
　　严格意义上讲，所有人都是过渡的一代，但每一个过渡之间又存在很大的不同，我们应该在原有的基础上，进行更深入的探索。如果从学术来讲，戴念慈也是一个略带悲剧式的人物，他主张创新，在他的很多作品中都可以看到他努力创新的一面。早年年轻时候写那些文章，很有锐气的，但在他晚年的一篇文章的前言中，写到：年轻的时候特别想创新，但还是很注重传统，最后我才发现，还是做传统性的创作我比较顺手。在座各位建筑师正处于创作的巅峰阶段，在我的《建筑求索论稿》中 “建筑评论的评论”一文中，我提到戈德伯格说：“我认为建筑家的一生就好像一个长长的拱形，上升得早，下降得也早。”建筑师的创作高峰不可能在最高点持续得太久，而在座各位建筑师正处于创作的上升阶段。
　　今天，建筑师这个职业中很多方面出现了异化现象，职业本身也具有特殊的价值和内容，但发展到不必要的程度时就被异化了，这是作为职业建筑师的我们应该深刻思考的问题。文革以前，中国建筑创作受到很多政治运动的干扰，现在这种现象已经很少见了。但并不代表自此不再受干扰了，还会有很多其他的因素出现干扰我们的建筑创作，如形象工程、权力、商业利益的问题，仍然正在干扰着我们现在的建筑创作发展道路。建筑专业应该如何按照专业本身的特色发展下去，却不被其它因素异化，是我们这个时代所面临的更加尖锐的问题。
   
孟建民：
　　时间过得真快，回忆这30年，在我的一篇文章中将其划分成3个10年。第一个10年是学习知识的10年，第二个是实践的10年，即运用知识的10年，近10年是追求原创、个性化发展的10年。
新中国60年建筑发展至今，应该开始追求属于我们自己的建筑了，不能再跟在外国建筑师后面盲目的模仿了。记得在早期的建筑创作过程中，我们对外国建筑没有批判力、鉴赏力，国外的作品一律认为是好的作品，然后盲目跟从、抄袭、崇拜。但现在我们已经开始进入了自我反思阶段，对国外的建筑作品也具有了一定的鉴别能力和批判力，这一发展历程是一个必然的现象。
　　当前建筑界走势就是多元化的，不能主观的强调某一种风格或思潮，当年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等思想在中国曾经盛行的原因是信息来源过于单一，现在则不同。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信息的选择则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因此我认为如果不能做一个全能的建筑师，那么就做一个个性的建筑师，想要做到所有方面都擅长是不可能的，因此向在符合个人特点的某个擅长的方向不断发展下去，
　　经过建筑师不断的实践与探索，中国改革开放30年建筑行业发展至今，我们不能继续没有思想、理论永远地实践下去，我认为现在已经到了该做一些总结并产生在国内和国际上有一定影响力的思想和理论的时候了。在经济形势不景气的今天，正好是冷静下来进行反思和沉思的时候。要产生有影响力的理论和思想，必须要有一个好的平台，要有一个在国际上具有影响力能够代表中国建筑界话语权的杂志或媒体。我国目前还没有一本杂志在国际上具有很高的影响力，中国建筑界也迫切需要有这样的一个在国际上有分量的杂志出现，希望《建筑创作》杂志可以朝着这个方向努力。在努力创造建筑行业平台的同时，我们是否也能产生出在国际上具有影响力的建筑师或建筑理论家、评论家。国外建筑师来中国进行建筑实践的例子比比皆是，我们是否也应该走出去，不能仅仅把眼光局限于国内的建筑设计。我认为走过改革开放30年，我们不能继续像以往一样的顺其自然的走下去，已经到了需要提升的阶段了，我呼吁国内建筑师不能仅仅满足于国内的建筑实践，而是要将眼光放向更远、更广阔的建筑市场。

　[NextPage]

马国馨：
    　记得在日本留学的时候，丹下健三希望北京院派年轻的学生去学习，因为他们认为年轻人可塑性更强，结果当时在院里选了半天，我是最年轻的，但已经快40了。就我个人而言， 40岁已经进入不惑之年，因此在学习的同时也有自己思考的能力，在我的《建筑求索论稿》中有一篇关于创新机制的文章就是我当时的一些感受。丹下健三的事务所是完全自上而下型的，建筑创作受到建筑师的思想、经历、年纪等诸多方面的影响，事务所中的其他建筑师的能力无法得到更好的发挥。我认为一个能够将所有人的创作力都发挥到淋漓尽致的事务所才能称得上是高水准。

布正伟：
   　 中国建筑60年走过的路是艰难曲折的，这段历史的核心问题是如何繁荣建筑创作，而这个核心问题能得以解决的重要标志就是多元化。在座的全国勘察设计大师们努力的方向、作品的风格、表现的手法都有所不同。我曾多次到哈尔滨参加评标和学术活动，我联想到哈尔滨的建筑在多元化中正在努力寻找自己的文化元素。我想知道，最近荣获大师称号的梅洪元先生，您的创作理念与主要目标是什么？关于哈尔滨地区的建筑创作，请谈谈您的看法。

梅洪元：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60周年，中国的城市建设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这一代建筑师都赶上了后30年，即一段最突出、最激动的历史时期，而且我们也有幸亲眼目睹并见证了国家建筑设计领域巨大的进步和取得辉煌成就的历史阶段。
　　从现代主义批判到后现代主义建筑尝试，再到新现代主义的建筑探索，建筑创作走过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而我们的创作水平也确实得到了很大的提升和进步。中国的建筑师在国际舞台上是一支最受关注、最活跃、最庞大的团队，在国际上的地位是不容忽视的，但就国际影响而言，目前还仍处于边缘地带，没有真正发挥出应有的作用。中国建筑师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真正获得在国际建筑界有真正意义的话语权的地位，因此现在已经到了我们应该总结并走向一个新的阶段的时候了。
　　中国建筑师的主体团队与目前的中国城市化建设的市场需求不是十分匹配，应该说还存在一定的差距，原因是多方面的，也是很复杂。从表面上看，我们目前所处的建筑环境确实很宽松，也很积极，马总（马国馨）刚才也谈到，这确实是不争的事实。我们这一代建筑师确实也很幸运，不论从所做项目的数量还是规模的角度，都是前所未有的，比30年前的前辈们要幸运得多。
我目前正在进行的项目有黑龙江省太阳岛风景区博物馆和一座20万m²的超高层大厦，可能建一座220m的高层大厦在北京、上海是一件很平常的事，但在东北这个边远的经济落后地区，我很庆幸能有设计这个项目的机会。非常希望抛开以往的设计惯性，将先进的建筑技术应用在建筑创作中，如钢管混凝土技术的应用，使我们的高层建筑创作能够有所突破，而不是局限于地域，如气候条件的影响给我们带来的桎梏，使创作流于一般的形式。
　　除了这些表象之外，我们的创作也受到了很多来自于非正常方面因素的干扰，受到了很多桎梏，其实我们也有苦恼。因此中国建筑师在面对现在市场项目的诱惑、转型期多元论理观的冲击、市场中不可回避的长官意识、人情观念和为了局部利益冲突导致无序竞争的时候，建筑创作的良性发展肯定都会受到影响。这种现象的出现说明了建筑创作目前正面临着建筑师职业行为异化的问题，也正体现了建筑行业在市场中建筑活动的缺失。
　　另外，再谈谈对当代建筑师在建筑创作中承担社会责任问题的认识。当代中国建筑发展确实存在一个不可回避的向国外学习和实践的阶段，而国外知名建筑师、团队、设计事务所涌入中国，并在一些重大项目竞标中频频获胜，这确实是一件值得反思的客观现实问题。但建筑业影响非常广阔，这是因为每一个建筑作品都承载着社会责任、历史责任、环境责任和教育责任，因此建筑师和其他建设者都承载着很明确的社会责任。在这样一个形势下，我们这一代建筑师通过学习、经验积累一路走到今天，在中国城市建设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此时我们尤其应该反思在建筑创作中所承担的社会责任。否则，建筑创作容易出现随意性和盲目性问题。
    　在过去的30年，我的建筑创作活动基本都在中国的东北寒冷地区，东北是我跨入建筑大门的地方。正是由于这种特殊的地理位置和独特的文化背景，我和我的团队的建筑创作，始终是处于中国建筑主流文化的边缘位置，与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的建筑创作思想、理念、新技术应用等都存在着很大的差距。
　　刚才布总（布正伟）提到的哈尔滨建筑的多元化发展走向问题，我大概说说我的看法。哈尔滨的城市历史很短，仅100多年，对于历届的政府管理部门而言，他们所倡导的是要将那些所谓的欧式建筑传承发展下去，但实际上这些欧式建筑是受到诸多方面因素影响的。在过去的30年间，渐渐明确了我的建筑创作追求的不仅仅是一种历史，也不仅仅是一种文化。西萨佩里说：过去的、昨天的已经都是历史了。目前更让我关注的是那些客观存在的地域性因素在建筑创作中的真实反映。如果要从新与旧之间做出选择，可能会去尝试做一些新的建筑，但我所说的新建筑不是表层化去搬弄那些所谓传统的欧式符号。我认为新建筑发展应该具有时代性，即真实的反映寒冷地区在新技术、新材料等方面的应用。我希望这一创作理念能够将寒冷地区的建筑创作引向一个更理性、更简洁、更符合地域特征的良性发展方向，我也将在这条路上继续探索、前行。

布正伟：
   　在哈尔滨，我发现有不少“大玻璃盒子”建筑，这种形式的建筑不仅与气候设计、节能设计毫不相干，而且就其艺术表现手法而言，也司空见惯。不知道这是市里领导的意思，还是你们的创新中有意识的追求？

梅洪元：
　　哈尔滨的冬季十分漫长，起码要占全年的5～6个月时间，因此建筑的外围结构应该是厚重的、封闭的，这是地域性在建筑形式上的客观反映。玻璃幕墙这种建筑形式确实是背离了客观需求的一个表现形式。哈尔滨政府规划管理部门诱导了这种“玻璃盒子”建筑现象的产生。

金磊：
    　刚才几位的发言，让我联想到今年2月26日是我国建筑学研究组织的先驱朱启钤先生逝世45周年，3月24日是朱启钤创办中国营造学社80周年。中国营造学社的足迹涉及到整个中国的传统建筑的各个脉络，使我特别联想到20世纪50年代以来在西北做出贡献的老一代建筑师洪青。赵元超的研究生一直在研究、总结洪青的创作理念和工作。当年的西安人民大厦，西安人民剧院都应该是现代建筑中的优秀作品。请赵元超总建筑师谈谈自己的看法。
  
赵元超：
    　30年前刚好是我们这一代建筑师进入建筑界的时候，30年间我们一直从事建筑创作实践工作，因此对改革开放30年中国建筑发展有一定的发言权。首先谈几点我的基本看法。
    　首先，我认为对中国建筑60年或者改革30年的总结应该是客观而又全面地，并且应该是具有专业性质的评价。的确在这60年中我们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但在这些成就的背后，也破坏了太多的城市文化，而这种破坏城市的、社会的原生态环境的代价就是人们的生态环境被破坏。过去的30年间，中国建筑师逐渐忽视对繁荣建筑创作理论的持续探索。回归客观的立场去探索建筑的本质、基本原理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但也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
    　其次，改革开放30年的现代化进程是在我们这代建筑师还没准备好的情况下的一种大跃进，因此不可避免的产生了太多的粗制滥造的作品。很多来自媒体和建筑界同行的评价，将这些年的建筑创作总结为杂乱无章的形式主义。库哈斯也评价这是中国城市建设的大跃进阶段。另外，在这一大跃进过程中，我们拆掉了很多珍贵的东西，却复制了很多在全世界到处都能看到的所谓现代主义的建筑形式。因此所谓总结，应该是有好的方面，也有坏的方面，应该是一种全面性的总结和评价。
　　第三，从事职业建筑师的20余年中，我深刻体会到我们应该注重培育良好的建筑创作生态，从而建立成熟的建筑师的职业体系。如果没有良好的创作生态则很难提高建筑创作水平。刚才金主编（金磊）提到的建筑师洪青，他的很多作品至今仍旧是十分耐看的，是经得起时间考验的创作作品。他解放初期到了西安，而解放初期刚好是中国建筑师创作的春天，来自行政等诸多方面的干扰很少。1980年代初张锦秋院士在西安做的一些作品，也可称之为建筑创作的又一个春天。我们今天的创作环境并不是好了，有时可能是更坏，特别是在西部地区，受到的影响更大。我们要努力重建或恢复中国的创作环境，这不仅是建筑学会的事情，更是我们每一个一线建筑师应该关注并重视的事情。
　　目前我国仅有建筑法和建筑师管理条例，但还缺少对整个建筑行业的创作机制的规范。在中国的建筑师职业的出现也是有100多年的历史了，香港好像也不到100年，但是香港却有比较成熟的一个建筑师职业体系。我们是否也应该开始建立属于中国的一套完善的建筑体系。
　　尽管建筑多元化现象存在，但对建筑的科学性应该更加地重视。过去的60年中，我们似乎过多地在各种形式、思潮上做文章，在建筑设计理性科学方面的探索实在是太少了。我们过多的把建筑作为一种艺术，一种事物的形式，包括建筑教育也存在太多形式方面的倾向，但对建筑科学方面的关注还远远不够。我希望建筑师能够从理性的客观立场出发，不拘泥于派别或思潮的影响，对新中国60年的建筑创作做出更为深刻的总结。
　　对未来我还是充满信心，在座的很多大师的一些作品在国际上也是占有一席之地的，特别是近十几年，建筑行业迅猛发展，逐渐成为全社会的焦点，在这一过程中，更深入地普及了建筑文化方面的知识。还有近10年中很多建筑系的学生已经成长为社会的建筑发展的骨干力量，我们也是过渡的一代，新一代的建筑师可能会比我们做得更好，中国建筑创作的明天也会更好。

　[NextPage]

布正伟：
　　您指的是文化观念方面的生态环境吗？上次我们在青海召开的学术年会上，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为当地做的一座博物馆方案，就想探索符合本土自然风貌的新地域建筑风格，而据设计主持人说，当地领导喜欢的却是有大玻璃的现代化建筑。赵总，您说的是这种情况的创作环境吗？
   
赵元超：
    　对，建筑师对项目设计的话语权太少，几乎是被权力意志所左右。中国建筑历史很悠久，但中国建筑师的职业过程太短暂，仍然缺少很成熟、很健全的建筑师职业机制。从投标阶段、设计阶段到整个建设过程，建筑师对项目的话语权实在是太少了。
   
朱小地： 
    　建筑创作作品是否能够真的代表此时此地、社会各阶层所认识的层次是需要我们进一步思考的。建筑师不能仅仅抱怨领导不欣赏我们的创作，而是应该思考我们的创作是否是我们真的理解的并且是具有客观存在唯一性的特点。我们应该用60岁的心态对新中国建筑60年的发展进行回顾，而不是用20岁的心态去进行回顾。所谓“客观立场”，不是从个人角度出发，而是从客观的角度看待这60年的缺憾和进步。
   
布正伟：
　　如果遇到非常偏激的领导，我们该怎么办？

朱小地： 
　　我个人感觉应该跟领导进行“对话”，如果领导只是命令你，却没有对话的可能性，那我建议就不要做了。能够和领导进行深层次的探讨建筑的设计意图，比如北京奥运工程，不能说每一个都尽如人意，但如果本着“现实就是合理的”原则，那么存在的事物必然有其合理性。随着时间的延续也许会落后，但是它既然已经建起来了，我认为它就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事情的关键是建筑师值不值得去做这件事情，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建筑中国60年繁荣创作历程剖析问题，应该从四个方面进行思考：首先是60年建筑创作过程的回顾，我们究竟怎么看待过去的这60年；其次，当今我们建筑设计现状是什么；第三，现在的状况与国外相比还存在哪些差距；1985年的时候，基于我们国内的发展状况，但现在不同了，我们应对的是一个开放的世界。在近10年充分开放的环境下，中国建筑师走向世界，国外的建筑师走进中国，在这样的机遇下，应该对建筑创作进行比较和总结；第四，今后发展方向性定位的问题。
    　对60年建筑创作过程的回顾，大致划分了五个阶段，首先是建国初期以北京十大建筑为主。建筑师与国家的命运、人民感情紧密相连。其次，1960～1970年代受到“文革”的影响，作品也相对少了一些，但中国建筑师做了一些体现工人阶级力量的建筑。第三，1978～1988年，经过“文革”沉淀后的中国建筑师不断研究建筑发展方向，这一阶段出现了一批杰出的建筑师和建筑作品。第四，1989～1999年，后现代主义传入中国，从思想观念到作品，中国的建筑师逐渐走向国际，这一阶段的确是真正的碰撞过程。第五，从1999年至今，完全意义上的改革开放，特别对北京这类大城市，从国家大剧院开始到奥运工程，对中国建筑的冲击力很大。这些项目就发生在我们的城市里，发生在我们生活里，让我们切身感受到来自全世界的思想文化的冲击和碰撞。
    　就中国建筑师目前的状况而言，我认为可以将中国建筑师分成三类：
　　第一类是客体型建筑师，以甲方意志为主，甲方要求怎么做就怎么做，可能很多建筑师都处于这种状态。
　　第二类是主体型建筑师，不管甲方的要求，埋头做自己的设计，无论是有点闭门造车也好，还是有点盲目追求艺术的创作也好，这类建筑师真实存在，但这种类型的建筑师并不多。这类建筑师希望能遇到一个好甲方，并且以一种宽容、纵容、容忍的态度让建筑师进行建筑设计。但以上两类建筑师的两种工作办法都是不可能真正的作出好作品的。
　　第三类是对话型建筑师，客体和主体之间始终处于不断对话、沟通的状态。对话的内容范围非常广，包括政府领导意愿、规划管理部门限制、甲方需求、当地文化地域限制、报价限制等等。我认为这是一个普遍的现象，建筑师应该有能力去与各个方面勇敢地进行沟通、对话，并从中找到属于自己说话的一个语言环境，最终的方案应该是满足各个对话方面的要求的有创意的设计，而这种建筑创作环境，才是我们建筑师真正追求的自由设计状态。
　　每一个项目的落成，必然是有一个方案被认可并实施，这个方案无论是好还是坏，它的形成一定是满足了各个方面的要求最终达成一致的设计，可以称之为设计真相。在真相设计的状态下，建筑师才能真正找到自由创作的天地，否则我们完全是被动的。我认为艺术的创作是从主客观的规律中引申出来的，因此这种创作状态才是正确的。因此形式风格差异问题是不可能存在的，而是思想个性问题的差异。在过去的创作中往往被形式所干扰，实际上是一件完全没有意义的事情。从建筑创作作品中，马上就能读出是哪位建筑师设计的，这是错误的，真正的建筑师应该是针对每个项目给出完美且个性化的答案，这才是创作的真谛。
    　现在回想一下以前的建筑设计是否真正地找到了设计的真相，设计在当时得到承认的同时，多年后仍旧被认可。这种怀疑和思考是一种思想状态，有助于提升自身判断、评论的能力，对今后的工作起到指导作用。目前客观地看，整个建筑设计行业的发展已经做到了悦目，但不赏心，我们还没真正找到真正属于我们的创作点。中国与国外建筑创作的区别在哪里？特别是奥运建筑及奥运配套工程，我认为它们真正是赏心，悦目只是一种感觉，包括CCTV新址，这样巨大的拱门到底意味着什么？我认为它起到了标尺作用，发展中国家在这样一个宏大的城市更新的过程中，这种城市尺度的放大，就是一个趋势，一个标志，城市发展的一个方向。我认为它并不是为了给我们美感而创作的作品，因此那些横着、斜着的为了抵抗地震力的斜撑毫无顾忌地暴露在外面，就是建筑师创造的境界，根本不需要去表达其具体的意义。也许人们认为这是一种丑陋的形式，但它的存在就是在告诉我们城市发展最终将出现怎样的结果，这才是真正的建筑创作。
    　最后谈一下中国的建筑设计今后会是以怎样的状态发展下去。中国的建筑师以及到中国创作的建筑师，一定会有成果和建树。因为中国的建筑环境与国外单一的建筑环境不同，中国的建筑创作环境是丰富的，宏大的，充满了矛盾，但是又充满了能量的积聚，我认为在如此复杂的环境下进行的建筑创作，将来一定在世界范围内有它的方向、成果，这不是个人的成果和成功，而是这个时代赋予我们的。对到中国来做设计的建筑师和设计公司，中国给了他们一个机遇，虽矛盾重重，但在矛盾中如果能找到解决问题的答案，最终一定创作出的是杰出的作品。面对时代赋予我们的发展性机遇，我对未来充满信心。
　　建筑活动首先是一个文化现象，在我上学的时候接受的教育却变成了形式和符号的传达，这可能是由于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比较容易接受形式赋予建筑的含义。今天的我们已经感觉到建筑并不仅仅是局限于形式范畴，而是一种文化现象。客观讲文化现象中有精髓，也有糟粕。国家大剧院这个项目将它建成，只能说明当时的社会背景下各个方面情况是这样的。过了一段时间，也许我们认为它并不好，这也是非常正常的现象。
  
李兴钢：    
　　2009年我整40岁，也许从人生的角度来讲，已经进入了不惑之年，但对建筑创作其实还存在很多的“惑”，可能跟工作的心态和状态有一定的关系。今年春节以后，去葡萄牙和西班牙专门参访葡萄牙著名建筑师阿尔瓦罗•西扎的作品和他的事务所，除了西扎的个人特质不是太好相比之外，有两点对我印象很深。
　　西扎从24岁第一个成名的作品“海边的小餐厅”开始，今年75岁的他仍然在创作，对于多数建筑大师而言，50岁以后才真正的理解建筑，才可能有不惑的状态。到60岁才可能在作品的质量和数量上达到一个高潮。在西扎的事务所与其他建筑师交流的时候得知，西扎仍然是每天都去事务所工作，对作品的控制力和创作力都非常强。我当时问：你们事务所的年轻建筑师难道就没有自己的想法吗？都要听西扎的？他们的答案是：西扎提出来的想法和做法确实比我们的好。的确西扎近期的作品，不仅是数量多，而且与他以往的作品相比有所发展和创新。
    　葡萄牙在欧洲是相对比较落后的国家，其发展历史和社会状态都非常复杂，西扎的作品能够获得成功是由于他能很好地面对这样一个复杂的社会状态，不仅有大量的博物馆作品，实际上他也有很多非常精彩的社会住宅，甚至贫民住宅的作品，这些作品有的创作时间持续8年、10年，甚至在波尔图的一个平民住宅持续了30年才最终完成。因此对西扎而言，不管业主、社会、资金等各方面的因素多么的困难，总是能用一个很平和、很耐心、很稳定、很职业的状态和心态来工作。
    　他的创作历程给我了几点启示。第一，不要每天这么玩命地工作，要身体健康。第二，因为从2002年到2008年参与“鸟巢”的设计，在我刚刚对建筑有一点领悟的时候就开始做“鸟巢”，这6年对我自己的独立工作能力来讲，几乎是一个空白。奥运会开完以后，才有时间翻翻杂志、期刊，发现国内在这段时间出现了很多非常好的作品，现在将心态稳定下来，能够耐心的、稳定的、平和的少说多做，看看是不是还能做出点有意思的作品。
   　 中国的社会状态和发展历史也是非常复杂的。对建筑师来讲，虽然有时存在各种各样复杂的情况，但自己也要有稳定的、职业的心态去面对，这样在我们的有生之年，在我们的这样一个过渡期之内，才有可能留下一点东西。
   
邵韦平：
    　中国建筑师分会作为一个专业的学术组织，有很多事可以做。与很多国外的建筑师学术机构接触以后发现，国外的建筑社会团体在行业里发挥了重大的作用。他们引导建筑师的发展方向，还在政策优惠、技术保障等方面都做了许多工作。
    　目前我们的工作还是不到位，首先是我们自己的责任，也希望在以后的工作中，能够得到大家广泛的支持，特别是一线建筑师的支持，使我们的工作更具有代表性、现实性。建筑学会是一个从传统计划经济下脱胎出来的学术机构，人员构成方面年龄普遍偏老，人员主要来源于一些大机构的主要技术骨干。民营事务所、海归建筑师以及新生的设计机构骨干并没有完全加入进来。希望通过今天的机会，呼吁大家能更加关注我们这个机构，也希望把我们中国建筑师这个行业组织做得更好。
    　另外，因为不是一个真正具有法人地位的学术组织，我们这个行业组织还存在一些先天缺陷的问题，大家都是兼职的行为，所以有很多工作确实还没做到位，按道理这样一个行业组织，应该是一个一级组织，但实际上中国的建筑行业一级组织是建筑学会，但它又不是一个纯粹建筑师的组织，而是一个广义的建筑行业组织。因此存在一个很微妙的关系，在与国际交流的时候，到底是跟建筑师分会交流，还是跟建筑学会交流，当然我们也无意替代建筑学会，但是我们建筑师确实需要一个更加名正言顺的行业组织来为我们赢得话语权，或是帮我们解决更大、更多的矛盾，因此目前在机制上还缺少一些支撑。
    　新中国建筑60年发展至今取得了相当大的进步的，特别通过今天参会的一些大师的成就，就能看到中国建筑师的进步，对建筑创作的理解也比30年前更加的深刻、到位。其实我们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是建筑创作？建筑创作究竟是搞形式？搞风格？还是搞“主义”？我们确实要从一个更加理性、科学的角度，将建筑创作做好，这一点是60年来最为重大的转变。很多年轻建筑师在以往的教育中被误导，认为从建筑实践开始就能创作出好的作品，就能成为大师级的建筑师，而且这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情，事实并非如此。建筑创作如果脱离了对整个项目背景的深刻理解、对业主需求的理解以及对人文、技术、功能等的深入理解，是绝对不可能做出好的作品的。
以往的很多年轻人很幼稚的认为创作很容易，在对诸多方面都不理解的情况下就开始谈创作。60年间我们的进步从对创作本质认识的角度确实有重大的变化。当然这种变化，还没有被广大建筑师完全掌握。很多人认为他们的成功是一种灵感的触动，或者是一种迸发、某种理念主导着他们。我认为他们的成功源于对建筑背景的深厚的理解，这种理解促使他们做出杰出的作品。目前是应该重新讨论什么是真正的创作的时候，探讨建筑师自身如何创作出合格的建筑。建筑师无法左右体制、市场，但可以左右自己，应该尽量将对建筑控制的工作做得更加的成熟，这也是建筑师的创作走向繁荣的一个方向。但在建筑师中真正掌握这种技巧的人还太少，导致我们的城市建设中出现了大量的平庸建筑，甚至是粗劣的建筑。刚才大家探讨国家大剧院和CCTV新址是否合理、是否存在缺陷的问题，我认为还不如讨论一些对建筑创作影响更大的全局性工作的问题。城市目前为止仍然缺乏后发力量，如果想要把建筑创作做好，前提就是将基础打好，建筑师对建筑创作的控制力还需要提升。参与奥运工程以及一些配套工程的设计，让我深刻认识到中国的建筑师在基础方面的控制与国外存在很大的差距，正是这种差距使我们的建筑在国际舞台上缺乏竞争力。
　　国外的建筑师都有效的控制工程建设的各个阶段，这也反应出了中国建筑在这方面还是有很长路要走，应该加强基本工作，才能真正产生建筑精品。大型工程建设不是仅仅靠1～2个人就能完成的，其实每个细节都需要人控制，包括各个专业的设计。如果回顾新中国60年走过的路，最大的进步是认识的提高和觉醒，希望中国建筑行业能够真正的腾飞。对未来我还是持积极态度的，未来再过20年，中国一定会出现自己的建筑思潮和在国际上具一定影响力的建筑大师的。

　[NextPage]

张俊杰：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企业开始面临国际化的挑战，通过与国外的公司、国际的投资商和国际的客户合作，逐渐成长并开始独立。在多元化的设计中，风格、客户、产品、施工技术、材料、管理都是从计划经济的体制转向市场经济，最终转向国际化的模式。建筑师是一个长寿的职业，建筑大师都是80岁还在从事一线的创作工作，对在座40～50岁的建筑师而言，再过30年，可能是你们的又一个黄金时期。
　　建筑的设计成果我认为是一个产品，产品的诞生应该从几个维度来考虑，首先是从政府公共产品角度，其次是从商业开发角度，即商业产品，二者之间性质有所不同。政府开发的项目是用纳税人的钱来为社会大众公共服务的产品，而商业开发是用开发商的钱来实现市场化商品开发目标。作为一个产品，不管是公共的，还是商业开发的，它都有一些共同的特征：功能性，各种类型建筑的功能性都是同等重要的；经济性，是贯彻于产品的策划到最终落成，到投入市场运营的重要因素，目前政府加强了这方面审计，对项目的经济性的控制也在逐渐加强，对于投入、产出、投资控制、运营实现经济价值的评估也越来越趋向于产品的后续利用，而不是简单的政府形象工程；产品本身具有的社会文化的特性，无论是个性化，还是怀旧的风格、艺术性、地域性、人文特性，它本身就具有功能的定位要求。建筑产品实际上始终脱离不了这三个特征。
　　中国建筑师在今后的几十年里，如何满足这种产品定位，如何从原来的不成熟的模式逐渐成熟并得到更加长足的发展，将其概括起来就是我们今后的发展趋势。首先面临从一个不成熟走向成熟，或者是从发展中走向发达的过程将是未来建筑师职业化的挑战。改革开放30年间我们面临的是从一个计划经济中传统的非国际化国内的模式走向更加国际化，未来30年我们将面临着从发展中向发达过渡的挑战，也可以说是从中国制造真正走向中国创造的历史过程。建筑师的未来职业要求和挑战是围绕创作环境和产品定位展开的，如何把握住这两个机遇是我们需要深刻思考的问题。围绕这样两个未来的职业挑战，建筑师的价值定位非常重要，即创作设计的价值定位。如果定位太超前，在社会环境、市场中将会遇到时间和空间上带来的局限性。价值观是定位于个人喜好，还是定位于市场环境、社会需求非常重要，也是建筑师的成功与否的关键。从时间、空间角度看，这种价值定位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一些基本的价值取向是始终如一的，但在选择市场、区域、项目、客户的时候，个人的创作和价值定位是随着当时市场价值、商业产品价值有所改变的。建筑师究竟是选择短期还是长远利益与其价值定位是密切相连的。
　　中国目前有发展比较快的城市，也有相对落后的城市，不同地区建筑师的价值定位也有所不同。聪明的建筑师一定会尽量发挥自己的特长，选择合适的项目、客户，从而实现一种价值需求。建筑师往往就是从一个项目的角度来考虑事情，如果想要真正的体现自身价值，就一定要从这个产品的本身和建筑师定位的角度审视。政府投资的产品需要建筑师考虑政府领导是如何看待公共产品，即从社会公众角度考虑。功能、形象、艺术手法、性格特征和今后运营都是要符合社会公众需求的。建筑师对公共产品越熟悉，在公共产品领域越是有研究力，再加上本身具有这方面的才能，技巧问题则不再是主要问题。价值观比较全面的建筑师，能够被社会接受，而且经得住时间的考验。虽然领导的要求各有不同，同时也存在水平高低的问题，但是能够满足领导的要求具有成熟的价值观、整体观的建筑师一定能够克服这些局限性，发挥出建筑师应有的影响力。
　    建筑师在社会实践过程中不可避免的遇到不同种类的业主和不同的创作局限性，但如果对产品非常熟悉，又能从多个角度进行分析，对领导的需求和品位深入了解，则一定可以做出符合领导要求、克服诸多局限性的好作品。领导水平的高低是项目成败与否的直接影响因素，这是客观事实，因此建筑师也要懂得选择适合自己的项目和客户。
　    对商业开发项目而言，开发市场在哪里？锁定那些客户？需求是什么？今后如何运营？这些都是需要深入思考的。另外，很多开发商，特别是一些经济发达的城市的开发商是比较成熟的，但还存在更多的开发商是非常不成熟的。此时建筑师的价值定位、产品认识和开发商的选择则是非常重要的，而且风险很大。成熟的开发商比较尊重建筑师的专业能力，关注项目产品的市场价值和建成后十年内价值是否能保值。现在国际上一些特别优秀的公司所设计的作品，如法兰克福的银行，即使是十年以前的设计，今天看来在功能、使用、经济、理念等方面仍旧是保持着时代的先进水平。这些公司对成熟的市场产品的开发具有很强的前瞻性，同时也非常注重对市场客户的需求和今后产品持续的价值提升的思考。
　    中国的建筑师在未来的30年中是不是能够具备这样一个专业能力和专业水平，关键在于我们对产品、客户和自身专业的理解是否是凌驾于比较高的平台之上。另外，整体的价值观也体现了我们对整个产品或区域的关注，从单一的产品怎样走向区域的一个产品的关注。很多建筑师的单体设计很精致，但是城市设计、开发、区域开发并不是很成功。因此我认为今后30年将会经历一个从单体设计到区域设计的提升的过程。
 　   区域策划首先要遵守单体区域的关系，再考虑单体与环境的关系、区域与环境的关系。这种区域层次的设计和控制单体关系是中国未来建筑行业发展的一个新的领域。在这个领域中有一定研究或实践的人会引导大家对产品或区域的发展有更深层次的理解。同时，这种研究对城市管理者和开发商，乃至整个社会都具有非常深远的价值。
   　 其次，从区域角度如何看待绿色环保、节能问题。特别是现在建筑师注重的都是单体建筑的认证，区域上的关注程度还远远不够。我们应该从大处着眼，小处着手，成功与否依赖于建筑师的价值、影响力和处理问题的专业程度。
　　第三，对社会和人文的把握是建筑师未来职业的又一挑战。任何一个建筑的本身，除了作为社会产品具有一定的社会性、文化性之外，建筑师的设计是否需要满足时尚、个性、各种建筑风格、地域文化的要求？创作中有很多传统的手法，也有很多创新的手法，而所谓的创新手法就是在设计语言上创造出的新价值。建筑师可以从环境设计、时装设计、时尚设计中吸收到很多有价值的值得借鉴的理念和一些互通的手法。今后30年我国的建筑师要从中国制造走向中国创造，这种飞跃需要建筑师具备国际眼光考验的能力。
　　以上三方面是我国建筑师未来30年的职业挑战，对个人价值的把握十分重要。世博会我们公司承担了九个项目，这些项目实际上都是通过国际和国内的竞争得到的，为全世界各国建筑师创造一个展示的平台，也是一个创作理念、技术、国家文化、先进技术、手段、手法、文化的灌输、企业形象、国家形象的交流平台，充分地体现了国际化和多元化。在设计中，我们与国外最大的区别就在于他们将这个设计做成临时建筑，而我们则在考虑规模尽量大、形象尽量好，国外建筑师的设计心态非常轻松，但在中国赋予了它过多的使命感，国家需要有代表中国新形态的建筑，而这一艰巨使命落在了建筑师身上。有时在这样的压力下，创作出的作品不一定能承载这么强烈的使命感，因此我希望我们也可以设计得更加轻松、有趣一点，符合技术和时代的感觉，与世博会更合拍。

布正伟：
    　我认为，建筑大师是优秀建筑师中具有相当社会影响力的代表。在60年的发展中，在整个建筑创作的队伍中形成了一个很好的梯队。目前，注册建筑师的队伍已经跟国际接轨了，而在注册建筑师中，有一个队伍是经过实践检验被列入优秀建筑师行列之内的。在优秀建筑师行列中，还有一些更加具有社会影响力的学术带头人和建筑创作带头人，他们就是为数不多的建筑大师。在建筑大师中，更有出类拔萃的工程院院士、科学院院士。这种不同层次人才的分布形式，是符合繁荣建筑创作的规律。
    　近30年的变化太大，我深刻感觉到时代在进步，周恺先生，你这次也被评为全国勘察设计大师，作为优秀建筑师的代表，在这些年中感觉最深的是什么？你觉得当前还有哪些苦恼？
 　
周  恺：
    　我觉得我们山寨版设计院能混到今天非常不容易，山寨版居然也能发展至今，也能开始被重视，还能做成不少设计，我觉得正说明了目前创作环境已经是非常好了。在起步阶段很多甲方持怀疑态度，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天津已经没有人区分我们是国营还是民营了，这方面我可能比在座的大院的建筑师感触更深。
    　目前中国城市建筑设计非常趋同化，城市差异性和特点都正在减弱。这可能是由于信息传播的太快，建筑的培训方法趋同造成的。各个大学教出来的学生都差不多，领导各个城市走访，相互学习，建设想法也开始越来越相似。另外，立场不坚定盲目跟风现象严重，早些时候大家都做后现代，突然有一天不喜欢了，于是全都改了，现在做后现代好像是一件错误的事情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越来越形式化，脱离建筑的本质也越来越远。我们的建筑设计越来越相似，这种相似是方法上的相似，而且过去使用过的但现在已经开始不被使用的做法会被认为是过时的，而这种在建筑师中的隐形约定，恰恰成了我们建筑创作中的约束、内心里的限制。在建筑创作中，每一个建筑师都应该信马由缰，按照自己真正想象去发挥，根据当时、当地的特点进行设计，但这点确实很难做到。在任何一个领域里，总会有一个主流化的、潮流化的理念无形中吸引了所有人的关注，建筑师也会情不自禁地陷入这种关注中。国外的大师中有的人很坚持，也有很多人慢慢在改变，在跟着潮流发展。
    　我有一点苦恼：建筑有必要做得那么费劲吗？我经常问自己，盖房子目的是什么？不就是为人所用嘛，文化层面的现象肯定是存在的，但如果将其还原一下，其实就简单多了。如果我们将自己当成业主，一切就豁然开朗了；房子不实用不行；房子造价太高也不行，施工工艺方面一定要有把握的。因此有时候换位思考一下，很多问题都迎刃而解了。有时候我在想，是不是建筑师把自己的位置摆得太高了，其实我们也就是在做设计，要想尽办法去创作，做出恒久于世的作品。但是我认为眼下中国建筑师的水平还不具备这样的能力，还需要大量的实践积累。建筑师能不能做点真实的建筑的同时还能把建筑做好。在鼓励大家要多做创作的同时，希望大家能不能对自己有一个基本要求，就是将建筑做得真实一点。在目前的建造技术下，将建筑创作实现并做得很好，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这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中国建筑师目前可能现在还不具备像库哈斯那样的建筑设计能力，为我们的城市设计标志，但通过努力我希望做一些真正适合我们城市的真实建筑。
    　提到最满意的建筑是哪个？我认为建筑师永远没有满意的作品，永远是满腹牢骚。但有些时候，如果大策略是对的，并被使用者认可，我认为就没有必要过分强调细节中究竟有哪些是真正按照自己意愿发生的了。

　[NextPage]

俞孔坚：   
    　首先，对新中国60年进行一点回顾。与其他国家的建筑兴起比较，如日本在建筑设计方面，大概发展了仅仅30年就成为了设计大国，我们改革开放也30年了，到了该反思总结的时候了。最近在巴塞罗那参加一个建筑展，中国的作品寥寥无几，为什么同样是30年，中国却没有出现一批影响国际的思潮呢？建筑是一种最好的文化表达，建筑本身就是文化，城市是人类最大的文化表达。为什么中国这60年一直没有形成属于自己的当代文化？我认为归根到底是由于中国旧有文化体系太沉重。最近文化界谈得比较多的是文艺复兴，那么中国的文艺复兴到底复兴了些什么？我认为中国建筑的复兴最终将依赖于中国的文化复兴。如果没有文化的复兴，没有对旧文化彻底的批判，中国的建筑也无法复兴。这里所说的批判不是指全部意义的推翻，而是一种创新的基础。如果文化没有创新，那么建筑的创作也就更加地无从谈起了。
    　今年是“五•四”运动的90周年纪念，为什么我们的文化没有像欧洲的文艺复兴那样彻底地改革、复兴？我们是否应该认真思考这一问题？建筑师应该是带动中国文化复兴的人，而不是盲目顺应目前的文化体系。我们过多地在探讨建筑是否美和一些形式上的问题，形式恰恰是意识形态的反映，刚才提到的国家大剧院、CCTV新址、“鸟巢”等都是如此。在中国，好形式的建筑已经出现了，但它们都是穿着西装的秦始皇，内心深处仍然是封建帝王意识和价值观的体现。不管建筑多么现代，技术多么高超，最终反映的仍然是封建意识形态。建筑师应该是新文化的推动者。“五•四”运动中文学得到了革命，倡导白话文、新小说。但没有波及到建筑领域，恰恰相反，建筑领域变成了一个寻求民族国粹、自尊的避难所。
    　由于没有文化的革新，所以体制始终没法建立，目前中国建筑界的体制相当落后。在中国自由的建筑师的身份如果得不到确立，那么创新更是无从谈起了。建筑师都在抱怨体制问题，归根究底原因就是落后的体制和文化。
　　中国的建筑复兴落脚点应该在哪里？如何复兴？是复兴到汉武大帝的文化，还是复兴到唐代雄伟的文化？我认为今天的建筑复兴应该回归到“五四”倡导的精神上。复兴的落脚点应该是真正民族的、普通的、平凡的、大众的层面上的文化，而不是帝王文化。现在我们谈未来30年太久，只争朝夕，我们现在面临着迫切需要复兴的危机。
　　任何一个文化的复兴，必须在危机意识下才能产生，欧洲的文艺复兴源于人性丧失的危机，美国的科技文化复兴源于冷战和核战争的危机。中国的文艺复兴恰恰是源于绿色环境危机和生存危机，即能源、资源和环境的丧失。换而言之，中国如果再不考虑生存问题、节能问题、资源的问题，毫不夸张地说整个民族就可能面临灭亡。中国的文艺复兴是中国建筑的复兴，建筑师、规划师是否可以针对生存、能源等问题方面深入探索，努力创造最节能、最绿色的建筑，努力创造最平凡、最大众并最能够解决当代问题的建筑！

徐  锋：
　　建筑师可以分三种：客体型、主体型和对话型。关于与领导、开发商对话我深有感触，云南省有26个民族且气候多元，包括热带、亚热带、温带和高山寒带。我们每次的项目都要面对全新的问题，而“对话”这一环节直接影响到项目的最终效果。
　　举一个例子，1990年代我在少数民族区做过一个项目，当时也是受到一些思潮、民俗化、地域文化方面的影响，汇报的时候甲方不喜欢，他们认为建筑师不能剥夺他们追求现代化的权利。如何运用我们的专业技能将时代与地域很好地结合，通过“对话”引导他们理解并认同我们的做法是非常重要的事情。有时，建筑师不能将所有的责任都推脱到领导的决策上，应该首先在自己的身上找问题。建筑师这个职业之所以古老是由于在社会上始终有其生存的空间和生存的理由。既然生存在这个社会中，就要努力去适应这个社会，而不是抱怨这个社会太不符合自己的要求。
其次，我想谈谈“建筑服务社会”的问题。建筑师做项目最终的目标就是服务于社会，当提及服务社会的问题，可能就涉及到建筑本质的回归的问题。在座的各个单位的一线建筑师除设计之外，也在影响着所在单位的价值观，此外对城市领导者的建筑、技术方面都起到了一定的影响作用。总结中国近60年走过的路，展望今后的发展之路，我认为首先应该是建筑价值体现和社会普及的问题。在云南很多二线、三线城市的领导对外来文化的需求十分强烈。很多国外的建筑师和中国一线城市的建筑师来云南做项目，我也参加过几个评选工作，我发现他们的表达非常生动且具有很大鼓动性，而且很明显其中很大部分都是空话。因此建筑师自身的定位和价值取向非常重要，服务于社会的责任观念还需要进一步强化。
    　云南省设计院280名建筑师每年做400多个项目，评优的时候总是没有好的作品。项目主要可以分为两类，一是研究性项目，二是经营性项目。目前大家更多地关心经营性项目的数量。都市实践设计的那个土楼对弱势群体的关注是非常正确的。我们的城市建设中，过去的30年中出现了很多好的、优秀的建筑，但不好的、糟粕型的建筑也存在。城市建设中，建筑师一味将目光投向公共标志性建筑，却忽略了城市的大环境背景——城市住宅。在城市中，城市住宅的建设数量巨大，建筑师们应该更多关注城市背景环境的建设中，从而提升城市建筑品质。

刘  谞：
　　新疆的建筑创作通常是以富人的心态来做穷人的事情，建筑师与业主之间的想法有时会出现一些偏差，因此新疆的建筑师很痛苦。新疆的发展水平与全国其他城市相比并不高，因此新疆建筑师应该立足于做满足甲方真正需求的建筑，面对的不是一种向上的追求，而是一种向下的追求，即向下满足人们基本需求的追求。
　　另外我想呼吁我们的主流媒体，特别是像《建筑创作》杂志这样的既新锐又贴近大众的优秀专业杂志，能够将更多目光放在新疆的城市建设中。刚才周恺讲得非常好，建筑师不应该把建筑创作想那么复杂，其实建筑创作就是营造人们需要的空间的过程，尽量节省投资，同时不要对别人的环境造成干扰，仅此而已。
　　昨天我在广州参加了一个关于全国城乡规划优秀开发设计的评选活动，感触良多。这些城市设计、修编作品以及一些建筑设计作品给我带来很大的震撼。从城市整体产业发展、布局、用地角度出发，对城市综合性、社会性、效益环境方面进行全面的考虑。由此推导出来的局部城市设计，从空间、环境、生态等角度看，都非常优秀。记得在我们大学毕业前，才开始有城市规划专业的，在此之前都是与建筑专业合并的。我认为目前的建筑学教育应该加强对环境认识方面的培养。
　　中国建筑近60年走过了一条辉煌之路，作为中国的建筑师我很自豪，也特别为新疆的建筑师自豪，因为在这段时间中，新疆的建筑创作满足了新疆当地的经济发展和人民群众生活工作的空间环境需求。

崔  愷：
　　2009年是牛年，拜年的时候大家都互相祝愿牛年更牛，还有另外一个提法：牛年应该是耕耘的一年，我本人更同意这个耕耘的态度。中国在过去的几年里，重大事件、建筑、活动不断出现，2008年作为辉煌的一年已经过去，2009年尤其在北京，似乎让人感觉有些空落落的。城市发展、建筑发展的确有高潮阶段，也有在高潮之后需要总结、积累的平静时期。恰逢新中国建筑60周年，中国建筑师应该借这个机会对建筑创作进行一些反思。我最近出版了一本书，叫《本土设计》，旨在通过对世界上的建筑大师的作品进行解读后，呼吁大家开始思考属于中国的建筑设计应该是怎样的？中国的建筑创作之路应该怎样走下去?
　　中国的建筑师不应该再像前些年那样抱怨、不服，而是应该思考中国的建筑创作之路如何才能走得更好。今天世界的建筑学与现代主义建筑发展时期已经有所不同了，现代主义建筑发展时期是建筑的革命性时期，从社会道德、建筑技术上形成的一种新的建筑理念。今天的社会已经转变为消费型社会，建筑之所以受到人们关注是因为建筑能够提供具有消费性的、引人注目的空间状态。目前，很多明星建筑师受邀到世界各地进行建筑创作，并受到社会各界的重视和好评。当今的时代与柯布西耶的时代相比略显商业化，建筑大师虽然曾经都是实验性建筑师，甚至有些也很前卫，虽然他们不是商业建筑师，但实际上其建筑行为都是在商业消费的状态下促成的。目前世界经济衰退可能会使这种商业消费主义状态有所收敛，很多报纸都报道类似迪拜地区的很多工程都已纷纷停工。我们现在应该思考是否继续追寻明星建筑大师的发展道路，并以此作为自己树立个人品牌、创作价值观的标准。
　　谈到本土设计，也不完全是将标准降的越低越好，更应该关注寻找我们的“根”，把“根”往深了扎，去吸收更深层的水分，那么在年景好的时候，树才会长得更茂盛而且更长久。当然我们谈到本土文化的时候，有时候过多地停留于浅层，希望回避形式上的复制或对传统技艺的模仿，实际上在面对真正的设计的时候，还是避免不了复制和模仿，因为还没有足够的自信将文化中提取的营养转化成真正的创新性的时代产物，而目前与培养出这种自信的距离还很大。因此在中国建筑60周年，是不是可以调整一下我们的创作思考方向。另外，是不是应该在建筑创作的过程中，更加的注重对年轻人的培养，将我们的建筑创作的经验传下去，也让我们从设计中稍微放松一些。
    [NextPage]
布正伟： 
    　本土设计是中国建筑60年发展历程回顾中非常重要的部分。1985年的那次会议的主题是繁荣建筑创作，旨在克服千篇一律。后来又从简单化走向复杂化，而经过一个时期的实践和思考，有些建筑师又从“复杂”回到了“简单”——是螺旋上升之后的“简单”。齐白石晚年的一些作品，几笔挥洒就达到了返朴归真的效果。我几十年来的切身体会是，我们未来的创作道路，应该是从城市设计、环境设计与建筑设计的综合价值观出发，这样，才能在城市建设中出现越来越多的真实的建筑。

齐  欣：   
    　建筑师从某种意义上讲是十分个性的，对60年建筑发展的回顾与对今后的展望，我觉得不是建筑师干的事，而更应该是媒体关注的事情。我发现在座很多人都有双重身份，不仅是建筑师，还是设计院院长，所以也关心建筑的回顾与展望的问题，像我这种个体建筑师不是特别关心这些事。作为建筑师的我只对两件事比较关心，首先是和谁“打仗”，即维护建筑师的权益，其次就是哲学范畴的建筑问题。

罗  隽：
　　我是1980年进入大学读了4年城市规划，1985年在重庆建筑工程学院读研究生，1988年毕业开始在大学里教书，同时也做建筑设计，1994年出国读项目管理博士。刚刚接触专业的时候杨廷宝先生的一句话给我很深的印象：“处处留心皆学问。”我到现在还有这个习惯，那就是无论在哪里看到新建筑，我都要仔细看看、敲敲、摸摸，对建筑细部非常感兴趣。布总（布正伟）当时在做新建筑方面的研究和探索，在新建筑创作方面发表了很多的文章，也是我学生时代崇拜的对象。学习外国建筑史的时候，讲到悉尼歌剧院的设计方案从废纸篓中挑出后，没有结构师能够实现，是阿尔普最终将其实现。我做梦也没想到，十几年之后我进入了阿尔普工作，随后进入福斯特工作。我的发展历程正说明这么短的时间内，变化是多么得快。工作之后我有很多体会，现在主要是在国内工作，也确实感觉到与国外的工作环境有很多不同。简单谈几个我的观点：
首先，我认为我们绝对是悲剧的一代，这里所说的悲剧绝对不是一个消极的概念。尽管我们当中有很多优秀的建筑师，但我们注定了扮演承上启下的角色。在座的几位建筑大师的力量，仍旧是抬不起整个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这个悲剧的时代是由目前所处的转型期的环境所决定的，在这一环境中不仅包括经济能力，还包括技术水准等诸多方面的因素。大家都清楚，目前很多国外建筑师的工作方法、手段、建造技术都是我们中国没有办法相比的。
　　其次就是创作环境问题。要谈繁荣创作，就一定要有一个好的创作环境。刚才赵元超提到的创作生态问题，我感触颇深。我特别同意很多研究中国当代史学者提出的一个观点，就是中国目前还处于从农民文化形态向现代工业文明的文化形态转型的过程中。正是由于处于这种转型的过程中，出现了很多我们不理解的问题，于是我们抱怨，究其原因还是由于农民文化形态的一些做法还处于主导地位。创作生态包括整体的文化艺术品位，即领导、业主的个人修养和水平，尽管可以通过沟通、对话的形式拉近建筑师与领导、业主之间的关系，但也是存在一个适应性的问题。建筑师肩负着社会责任，应该思考如何正确地引导业主，而不是一味的迎合。
　　第三，建筑机制的问题。这方面我国与西方国家存在很大的不同。在西方，建筑师是工程的核心人物，对工程建设的每一个细节都有权进行专业性的把控。但在中国则不同，中国的建筑师甚至连承包商的评标都被排除在外，正因为如此建筑师无法在每一阶段很好地控制工程质量。业主的权力为什么那么大，是由于承包商、供应商、材料的选择等等都由他们决定。正是由于中国的建筑创作大环境直接决定了我们与国外仍然存在一定的差距。
    　第四，建筑师个体问题。个人是创作群体中一个个体，建筑师本身就是一个非常个性的职业。从解放初期、文革到现在，经历了从统一思想、千年一律向多元化、多流派转变的创作发展过程，虽然付出了很多代价，但是一个正常的过程。对我们而言是一个很好的过渡环节，但对建筑师个体而言，从创作策略、个人的职业生涯的发展角度看，是无法多元化的，而是要形成个人的个性化的风格。刚才朱院长（朱小地）的讲话，我想提一个问题，不希望别人一看到作品就知道是哪位建筑师设计的，但现在很多知名的建筑公司和建筑师，如福斯特、盖里都是从建筑作品直接就看出是由谁设计的，那么您是如何看待个人风格多样化与个人个性风格之间的关系的?

朱小地：
    　实际上我们的观点是一致的，我并不是要求建筑师在建筑风格上形成一个连贯形式的问题，而是个性思想的问题。建筑外在的反映可能更多地是建筑的形式，而建筑的内在应该是设计者本质的体现。
   
罗  隽：
    　确实没有矛盾，我所理解的个人风格，是由内在的思想决定的。如果没有内在的思想，仅仅停留在表面的形式上，也不可能称之为个人风格和个性。
    　我的创作实践与大家最大的区别在于我很少有能够说明自己设计水平的作品，因为在国外的工作中都是团队工作，很多建筑师只是做建筑工作中的一部分，这也是一种对建筑师的局限。我认为建筑是一种文化的表达，在不同地域一定是与当地文化紧密相连的。而我的建筑风格就是照着这个方向探索发展的。如果创作能够与建筑师本身的文化背景和职业修养方向相结合，那么发展方向一定十分清晰明了。
   　 最后，我想谈一下国营建筑设计院和我们这些边缘化的海归人群的结合协作问题。我国有很多从海外归来的建筑师，但他们在中国还是一个边缘化的群体，虽然有很大的发挥潜力，但他们的一些知识始终没有很好地融入中国目前的主流设计体制。由于他们在国外公司工作，具备丰富的西方工作经验，同时对西方的创作方法、项目运作方式都是非常熟悉的，对国外建筑公司管理方面也是有一定了解的。而西方国家的创作方法、运作方式、管理机制等对目前中国设计院的发展都是有一定借鉴意义的。因此从海外归来的建筑师如果能够将自己掌握的知识和经验贡献给中国国营大型设计院并被纳入正规体系中，那么对中国设计院今后的发展也是非常有益的。

王  辉：   
    　今天提出哲学上的自杀问题与大家共同探讨，我认为特别适合。当我们来到这个世间的时候，别人的位置都坐满了，而且别人都有自己的轨迹，唯独我们是很独立的自己，所以首先想到的是自杀，其次才想到应该怎么活，这确实是一个本质性的哲学问题。
    　当所有设计院都已经以固定轨迹运营的时候，都市实践与已经制度化的体制相比，就相当于今天在座建筑师组成的整体与一个世界性的体制相比。中国人有一个特点是经常性地否定自己，但在国外则不同，很少听说谁会否定自己，也不会集体召开一个繁荣创作的会议，哪怕创作水平多么的差，也会永远站在自我认可、自我满足的角度看待创作问题。
　　为什么中国人会经常性的出现否定自己的现象呢？是由于我们在创作过程中存在突然性的想要自杀的状态。都市实践今年成立10周年，正好是60年中的1/6，30年中的1/3，也确实是中国建筑创作关键性和转折性的10年。总结10年中的发展经验，就是我们没有选择自杀的道路，而是选择了一条如何生存的道路。
　　近10年，世界上很多大型建筑活动、建筑知识发生在中国。但这些重大的知识现象本身，原创版权并不属于中国人，外国人借助中国平台所提供的机遇，丰富了人类整体知识水平，创造了很多专利。中国人为什么没有争取这些知识的版权？中国人会以企业整体实力弱作为推脱责任的理由。为什么这种知识和潜力的先机没有被中国人所把握呢？答案与刚才的比较是一致的。都市实践在这10年中，既没自杀，也没被人杀，并做出了一些成果，同时依然可以苟延残喘下一个10年，下面总结几点经验和教训。
　　广州的土楼公社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好评，在此对大家的认可表示感谢。都市实践已经彻底离开住宅市场很多年了，基本不在住宅市场上再做任何项目了。一个根本不做住宅的单位，忽然间做了一个住宅项目，并且在美国国家设计博物馆里持续展览到今年5月。尽管目前中国住宅市场的设计规模非常巨大，但在世界层面上没有对中国任何的住宅设计做出正面评价，而且有些时候国外媒体谈到中国住宅，经常持冷嘲热讽的态度。但都市实践这么一个根本不做住宅项目的单位忽然间做了一个土楼公社，并得到了国际上的好评，正说明了中国实际上目前存在相当多的社会问题是值得建筑师去关注的，而且面对这些社会问题未必要抱着多么崇高的使命感去完成。只要稍微留心一些，挖根溯源，做一些有特色的值得挖掘的元素。关于中国文化，都市实践的基本经验就是，提到中国文化绝对不是单纯的指中国传统文化。中国有很多当代性文化，而且是植根于中国当前的社会问题之中的。从当前社会问题出发，还是可以找到一些有意思的元素，并为中国当代文化创造出更有深远价值的创作理念。比如前一段时间做的唐山城市展览馆，就是挖掘二线城市市民对自己城市产生自信的城市元素，这一尝试得到了专家与当地市民的认同。从这个现象可以看出，当代文化有当代的问题，我们应该用当代的心态去解读当代文化。
　　下面谈谈教训。10年的时间不短也不长，最后盘点的时候发现也没做什么事情。当拿过去的或现在的东西与更好的去比较时，总是觉得有所欠缺。原因很复杂，建筑是个性化的，建筑创作是一个个性化的活动。在高速度、高效率的今天，很少有人能够挖掘出自身存在的一些亮点，正因为如此，自己个性化的、感性化的方面很难被发现。现在我们在想，如何做一些适合我们的项目，回避做不适合我们的项目，我觉得这一点齐欣做的很好，在他的设计中显现出很多童心，从他的设计可以看出他心态很好。
　　提到目前的创作环境，其实更多的是自己给自己营造的环境，我们要学会说不，有选择地去做事情。不过也许在这种做法下类似都市实践的设计院更容易存活，而大型体制设计院如果这样做也许就等同于自杀。我的意思就是大家应该寻找一条从自杀到生存的道路，而在发展的道路上，千万别因为过于激进，而走上了一条从生存到自杀的道路。
    [NextPage]
冯腾飞：
  　  首先解释一下：中国中元国际工程公司是个大公司，但是它的利润主要来自工程承包而不是建筑设计。中国中元国际工程公司隶属于中国机械工业集团公司，中国机械工业集团公司是以贸易为主的集团公司，直接归国资委管，国资委又归国务院管。在国机集团里大概有46家单位，90%以上都是贸易公司。根据国资委要求，如果不超过1000亿产值的话就会出现生存问题，因此集团在国资委的压力下，都必须追求产值。既然集团压力很大，那么对下属的企业的要求也就很高，导致下属企业的压力也很大。因此公司定位是为以设计为龙头，逐步发展工程承包和项目管理。如果不求高产值的话，就有被美国贸易公司兼并的可能，那样我们建筑师就更加没有地位了。
   　 100多个亿自己能剩多少？利润是多少？与整个工程投资相比建筑师的设计费就是按毛利100多个亿究竟最后公司能剩多少，还是一个问号。因此尽管都是100多个亿，但含金量有所不同的。
　　按照中国建筑史的说法，将新中国建筑60年分成了两个时期，一是自律时期，从1949～1978年底10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的30年；第二个30年是从改革开放开始至今，称之为开放时期。
　　自律时期，即没钱的时期。新中国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从3年恢复到第一个五年计划，到大跃进、文革四个阶段，第一代、第二代建筑师始终尽最大努力繁荣中国的建筑创作。也曾经出现过社会主义内容、民族形式等问题，也出现过对现代建筑的一种排斥的态度以及文革出现的一些倒退现象。虽然受到诸多政治因素的冲击，但我个人认为这30年还是有很多亮点可循的。比如国庆十大工程，今天看来，从外立面的比例、尺度到细部处理都仍旧不过时，用材也是相当考究的，使我对老一辈建筑师的热情与认真对待设计的态度更加的敬佩。
　    当然，前30年中也有一些遗憾。比如在文化、规划层面上，梁思成先生当时提出的北京行政中心位置问题。如果当时能把行政中心规划在月坛以西、公主坟以东的位置，从而将北京的旧城完整保留下来，加以改造就好了。可惜由于前30年经济的、政治的影响，使我们的建筑创作、规划等方面压力都太大了。
　　改革开放后最初的一段时间，虽然我们的信息量比较小，但学习的态度还是十分严谨的，可以说1985年入学的这批建筑师还是继承了老一辈建筑师的优良传统的。在这个国力增强的时代，建设上的投资逐年加大，西方各种思潮、后现代、解构主义涌入中国，直到今天我们的可持续发展、绿色、节能体系恰恰反映了我们目前的政治、经济、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翻天覆地的变化。
后30年最明显的现象就是国外的建筑师进入中国市场，且给中国建筑师带来很大的冲击的同时，也带来了新鲜的创作理念和方法。在中外合作设计的过程中，从国外的建筑师的身上学到了很多。虽然我们现在的时代资金比以前充足许多，但更应该以一种平和的、不卑不亢的态度做设计。近些年提的最多的是和谐问题，建筑与建筑之间怎么样和谐？标准可能有所不同，我认为和谐源于品质，建筑之间的和谐的前提是品质都好。比如国家大剧院，不管它与天安门广场、人民大会堂传统环境是否协调，但两者的品质都是好的，于是便可相安无事共同存在。

胡  越：
　　我对建筑创作始终持悲观的态度，不仅对中国，对全世界我都持悲观的态度。我认为是现代建筑运动将建筑送上了开往坟墓的火车。自从现代建筑出现以来，成功的城市建设范例非常少。记得读过一本英国建筑师写的书，他说古代建筑是在圆形上做设计，例如柱式，中国的柱式都是在圆形上做文章。现代建筑则将设计变成了个性化的创作，要求每个建筑师都有一份社会的责任做出既优秀又能解决诸多层面问题的建筑，但是怎么可能要求上百万的建筑师都创作出这么高水平的呢？古代的建设量没有今天这么大，大部分建筑师是在一个圆形上做设计，也就是说被规定了套路，所以没有创作可言。我认为对广泛的建筑而言，越谈创作越可怕，也越是将建筑引向一个深渊。
　　工业产品其实是有品质保证的，通过高级设计师设计，然后复制即可。但建筑则不同，每一个建筑都是个性化的设计，不能保证每一个建筑师都有创作才能，那么势必有些建筑会成为废品。于是全世界像中国这样将传统丢弃，城市建设中新建建筑则变成一堆废品的堆砌，这种现象是非常可悲的。
　　建筑师分成两部分，一部分在做产品，一部分则是做作品。做作品的建筑师的作品，外行看来都差不多，内行看着则千奇百怪，我认为这是另一个可悲之处。我总是觉得世界上这么多的建筑师在做设计，就像是往金字塔上爬的一堆人，爬到上面的人可以看到四周的天，但在底下的人只能看到上面人的背影和下面人的头。上面人的背影就相当于国外建筑师的背影，而下面人的头就相当于搞传统建筑的结果，但没有办法，追求能有多高？永远都跳不出这个圈子。虽说是一种悲观的宿命的感觉，但我认为总会有些出路，一方面可以尽量往上爬，建筑师与社会一起爬，爬到塔顶看四周的天，另一方面则可以往后看看你身后的那片天。现在作为还没有在塔尖上的人看到的这片天，就是你现在需要解决的问题。

齐  欣：
    　建筑师每天的工作就是解决问题。如果你心中好的城市是历史上的城市，那么现在的城市就是一种乱七八糟的状态，问题在于这个你所认为的妖魔鬼怪的状态是可逆的现象，还是不可逆的现象？我认为是不可逆的。一旦是不可逆的，且多元化是一种必然趋势的时候，如果想要建一座所谓协调的城市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人的肢体活动范围的扩大，直接导致了思维半径的扩大，因此多元化的发展则是不可避免的必然趋势。然而在不可能逆转的情况下，就应该悲观吗？我认为不应该。
    　历史上我们所认为的那种城市已经不复存在了，我们对历史上城市的一系列概念也不复存在了，我们概念中的街道、广场、建筑已经变性了，进一步说就是这个城市已经变性了。因此我们必须尝试在新的环境下去思考新的问题，解决新的问题，而不是一味地回避，一味地想象如果回到原来是多么的好。不可能回到从前，因为人也已经不同了。
       
汪  恒：
　　每个国家、地区、城市的建筑发展和建筑师的发展，都是呈递增、递进轨迹的，“敬业、进取、创新”正好说明了这个轨迹。在每一次的设计和每一个项目的创作中，这三点都是不可或缺的。建筑师的状态可以分为敬业型、进取型和创新型。
　　首先，敬业型状态指即我们在一种认真、严谨的状态下进行创作，是建筑师创作的基本状态。其次，进取型状态是指建筑师应该努力做不平庸的作品，建筑师有责任通过建筑作品对城市的品质和水准起到提升的作用，而不是拘泥于一种平庸的创作状态。第三，创新型状态是一种求新的状态，站在一个建筑发展的前沿，做一种开拓性的工作。
　　客观分析这三种状态也类似金字塔，最基层的建筑师都是在做敬业的事，进取的事仅占工作的一部分，而仅有一部分建筑师是在进取这个层面上的，真正想做到开拓型的求新状态是很难的，需要更多的努力和追求。今天我们回顾中国60年建筑创作发展历程是为了今后更好的发展，希望建筑师们可以清楚地了解自己处于怎样的一个创作状态，为今后的创作发展寻找一个更好的出发点。

[NextPage]

傅绍辉：   
　　2008年在英国读了一年的书。工作很多年后，能有这样的机会沉静下来，还是有很多体会的。记得有一次我和学校老师一起喝下午茶，给他看我的设计作品，他说：“你做的东西不像你们国家的风格。”我当时问他为什么，他说：“我感觉中国的建筑秩序与我们不同。”人们对文化的认识是源于生存环境的，西方人是从文艺复兴上溯到罗马，到希腊，一直到埃及，而中国则不同。西方文化的本质上是从南向北的走向，与东西向的轴线交叉，形成的十字秩序。中国的文化是自西向东的河流所孕育的，东升西落的日月也给我们这种自然的认知，因此是一种平行轴线的文化秩序。西方很多十字形的处理方式，如罗马城有很明显的十字轴线，又如赖特的十字形的草原别墅，都是十字体系一脉相承下来的。中国的紫禁城、四合院则是典型的平行的轴线的关系。
　　今天我想谈谈对自己本土文化认识的一种回归。我们有时太忙了，忽略了对本土文化的研究。其实形式上是什么样不重要，重要的是空间秩序和构造做法，恰恰忽略了从构造做法中可以提炼的文化内涵。西方的建筑从古代到现代是具有连续性的，如十字秩序是一脉相承的特性。我们的现代建筑却是在发展的某一阶段斩断了传承的基因，并植入了别人的基因。这样的优点是我们可能会培养出更新的脉络，缺陷则是导致我们的文化断裂和缺失。中国建筑发展到今天，未来发展道路应该是对原创的回归，根据本土的文化，深层次地研究并原创出属于我们自己的作品。
  　
崔  彤： 
　　新中国60年建筑发展确实变化很大，在变化中如果创作可以回归到最原始的状态将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中国古代建筑是技术的体现，也是艺术的表达，建筑师是一个技艺合一的职业。建筑创作实际上就是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不需要花哨的思潮、主义。有人说建筑要“坚固、适用、经济、美观”，也有人说应该加上“时尚”，无论怎样其实都是一件非常简单的事情，就是回归到最真实的设计中。
　　无论建筑的形式如何，一开始总是会存在诸多方面的质疑。建筑创作回归到客观立场应该从表面的理解到深度理解，从简单的建筑师的圈子中跳出来，从狭隘的建筑创作中提升到一个更广义的创作当中，也包括学科交叉或从狭隘的地域民族主义跳到一个更广义的国际主义中。过去的60年我们经历了大量建设的过程，这一过程赋予了中国建筑师从量变到质变的巨大变化，如果我们能积累量变并将其提取变成质变，那么我们今后的建筑创作将会更加繁荣。

褚  平：
    　中国建筑发展很快，虽然经济危机但目前工程量仍旧非常大。现在与过去进行比较可以很容易看出，由于现在项目非常多，考虑问题也就不像以前那么单一，过去建筑技术比较简单，但现在则不同，需要考虑各种各样的复杂的技术问题。发展到今天已经不再是个人的时代而是团队的时代了，共同研究新技术、新材料。同时，我们今天的建筑设计已经开始更加关注生态、环境、可持续性等问题。
　　当然，一系列的变化也是源于建筑行业发展的需要，建筑师不能每一个项目都是以树碑立传为目标，应该创作出社会、城市接受的建筑作品。究竟什么才是建筑创新？它应该是一个概念、意愿，包括表面现象、物、人、新思想等方面的思考。
　　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获得效益三件事哪件最重要？最近我看了一些资料受到一点启发。西方和中国的思考方式不同，西方人更重视发现问题，而发现问题是要凭借一定的职业经验、价值观和良好的思维习惯，换言之就是对事物的认知和感知力。这就涉及到建筑师自我修养的问题，要不断地去学习、思考、提高。虽然现在项目特别多，很辛苦，但也要学习国外建筑师在任何环境下，都保持一个平和的心态做创作。

张  宇：
    　60年来，可圈可点的事情确实比较多，建筑创作、建筑理论都是与中国历史文脉相呼应的，今天的建筑创作应该从意识形态层面看待科学发展观和可持续发展理念。今年1月恰好是北京和平解放60周年，又是纪念老舍110周年，老舍有一段话给我很深的感触：“北平真正的好，不在乎它的设备有多么的完善，而在乎其中存在许多的空，为老百姓提供了可以呼吸的空间；不在乎它的建筑有多么的美，而在乎建筑周围有很多的空闲空间，通过这些空间人们可以欣赏建筑。”当然，现在北京的这种空间已经越来越少了，取而代之的是钢筋混凝土的高楼大厦，尤其2008年以后，北京原有的城市秩序已经没有了。建筑师有责任重新梳理城市秩序，有人说喜欢从空中看大地，但是不喜欢看城市。今天的建筑师究竟是文化的创造者还是破坏者，是一个值得我们深刻思考的问题。另外，空间区域的和谐、社会经济的和谐、环境的和谐是建筑师对城市和谐做出的贡献，也是建筑师不可推卸的责任。

庄惟敏：    
　　新中国建国60年来，建筑师为中国建筑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建筑师应该甘于平淡，淡到往下看，关注弱势群体。另外，在创作中重视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是一个非常好的做法。盖里就是问题搜寻法的追随者，在他的所有草图里边都有问题搜寻法的小纸片。找到问题，逐一解决是建筑创作的基本做法，也是做最真实建筑的基础。将大家刚刚提到的观点总结一下。
　　首先，新中国建筑60年给了我们机遇，中国建筑师在不断成长，抓住机遇、繁荣创作首先要有一个平和的心态。
　　第二，建筑师的社会责任感。关注社会，关注中国建筑，是建筑师创作的最基本出发点，刚才胡总（胡越）的悲观忧患意识，实际上也是一种责任感的体现。
　　第三，建筑师是一个社会群体，能不能有一个类似工会的组织，规范建筑行业内部的自律能力。刚才周恺说了，经过那么多年的努力，毕竟小型设计院还没被抛弃掉，我觉得这实际上影响到我们现在的建筑创作和繁荣。我觉得国营大院和小型院应该是一个大的群体，一个大的家庭，应该处于一种互补的状态。
　　第四，要有一个正确的心态，回归到一种真实的创作状态，要客观、包容且有洞察力地去观察社会，观察我们的现状，理解甲方。
　　第五，张宇说我们要能够接受争鸣，确确实实需要这样一个评论的平台，一个大家在平等的基础上讨论的平台。
　　第六，要在国际上更多地发出声音，目前所谓的主流院其实都不如民营院的建筑师做得好。
　　第七，要有职业群体的操守。跟今天的主题有点背离，但很多嘉宾都提到我们自律的能力，包括我们在职业里、行业里，能不能有我们的自豪感，包括高尚的职业操守，来树立自己的社会形象。
　　最后，要快乐向上，健康生活，争取多活，多看、多创作作品。

布正伟：   
　　今天的座谈会确实是一次颇有意义的交流研讨会。
　　仅仅埋头于自己的创作天地是不够的，还要为繁荣建筑创作多做贡献。没有整体上的全面繁荣，个人也能使“羊群里出骆驼”。60年来的曲折道路，实际上就是在探索怎么样才能繁荣创作。60年来繁荣建筑创作的历程，就是问路、探路、开路和探索创作客观规律的过程。用哲学的语言来概括还不太好说，但是，我觉得有一点是可以归纳出来的。那就是繁荣建筑创作得有五个必要而充分的条件，每一位有作为的建筑师，都有责任去促使这五个条件向着更成熟的方向发展。
　　其一，要从继续贯彻双百方针，从社会宣传、建筑立法、奖励制度、中外交流等方面进一步创造良好的创作环境。
　　其二，更加重视各个层次上的建筑理论建设。建筑理论的研究和探讨有不同的层次，要以与时俱进的建筑文化观念和设计思想去充实、去提高。
　　其三，不断提高建筑师自身的规划设计、城市设计、环境设计和建筑设计的综合能力和整体水平。现在已不是克服千篇一律、做一个独特作品就行的时代。建筑师需要具备全过程创造的丰富经验，并努力创造新世纪所需要的真实的新建筑。
　　其四，要培育民主、科学的建筑评论氛围，在评论和被评论中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和可持续进取的心态，这是因为山外有山，天外有天。

　　其五，努力完善人才成长机制，我们在座的和未出场的老总、大师们，一定得“传、帮、带”，二是要当“伯乐”，向社会推举人才、介绍人才。长江后浪推前浪，我们大家就是这样走过来的。
　　上面说的这几条，有点像官样文章。其实，这五条中的每一条，都有我亲身经历过的真实故事，如果说改革开放前，我们在繁荣建筑创作的道路上有点“找不到北”的话，那么，经过这30年的奋斗，我们可以欣慰地说，已经见到中国新世纪建筑的美丽曙光了……
[NextPage]   
王国泉：
　　今天到会的嘉宾当之无愧的应该是我们建筑行业里，在第一线的中坚骨干，所以这次会，是怎么评价都不过，我们都会记住这一天，大家的畅言都非常精彩。
　　今天的会议更加强化了大家的共同意识，作为建筑师除了要做好我们的工程之外，还有义不容辞的社会责任。建筑理论委员会作为一个学术团队，要继续发挥这个团队的作用，将这个团队的活动做得更好。不敢说我们理论委员会要对我们的建筑行业做出什么指导性的意见，但至少可以说始终在关注我们这个行业的发展，一直在关注行业的动态，一直在思考建筑行业的前瞻性、综合性问题。理论委员会从成立以来，在大家共同的努力下，成功地举办了一些活动，在东北召开了主题为“传统工业城市现代化发展进程中的建筑师的角色”座谈会；在西北召开了“新时期西部建筑与城市的和谐发展之路”；在内蒙召开了“生态文明与建筑创作”。即将在今年第三季度挺进中原，在河南云台山脚下，大家共同迎接我们新中国建筑的60周年。最后，特别要感谢《建筑创作》杂志社为我们提供了最好的媒体窗口及展示平台。

结束语：
　    虽然这次难忘的、真正的中国建筑师高峰论坛结束了，但我们对中国当代建筑发展方向的思考、对创作真谛的探索、对不可推卸的社会责任的承担并未结束。60年的时间，说它长是因为中国建筑师在其间经历了期盼、彷徨、努力等一系列的坎坷历程，说它短是因为中国建筑师在这短短的时间内完成了中国城市建设方面的质的飞跃。
　　诚然，在世界建筑高速发展的大形势下，中国的建筑创作与世界之间仍旧存在着一些差距，这就需要中国建筑师用正确的心态面对。也许我们还需要一次文艺复兴来推动中国建筑的发展，也许我们现在还无法真正摆脱复制和模仿，也许我们还没有足够的自信将在中国本土文化中提取的营养转化成创新性的真正属于中国的现代建筑，但这些都掩盖不住中国建筑师在中国建筑发展道路上的探索、思考和发奋，更掩盖不了中国建筑师在国家城乡建设中取得进步并跻身国际舞台的雄心及胆略。
　　60年的探索、成就、梦想与展望是为了未来的提升与飞跃，让我们回归到建筑创作客观立场上，以敬业、进取、求新的心态为繁荣建筑创作贡献出自己最大的力量。
 
附录：与会嘉宾名单（按发言顺序）
1. 金磊    BIAD传媒 《建筑创作》杂志社主编
2. 朱小地  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党委书记、院长、总建筑师、建筑理论与创作学组副主任委员
3. 布正伟  中房建筑设计有限公司总建筑师、建筑理论与创作学组主任委员
4．马国馨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建筑学会副理事长、全国勘察设计大师
5．孟建民   深圳市建筑设计研究院院长、总建筑师、全国勘察设计大师
6．梅洪元   哈尔滨工业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院长、全国勘察设计大师
7．赵元超   中国西北建筑设计研究院执行总建筑师、建筑理论与创作学组副主任委员
8．李兴钢   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副总建筑师、建筑理论与创作学组副主任委员
9．邵韦平   中国建筑学会建筑师分会副理事长、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执行总建筑师
10．张俊杰  华东建筑设计研究院院长、建筑理论与创作学组副主任委员
11．周  恺   天津华汇工程建筑设计有限公司董事长、全国勘察设计大师
12．俞孔坚   北京土人景观与建筑规划设计研究院院长
13．徐  锋   云南省设计院总建筑师
14．刘  谞   新疆城乡规划设计研究总院院长
15．崔  愷   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副院长、总建筑师、全国勘察设计大师
16．齐  欣   齐欣国际建筑设计事务所总建筑师
17．罗  隽   英联达奇(北京)国际工程顾问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
18．王  辉   URBANUS都市实践建筑设计事务所总建筑师
19．冯腾飞   中国中元国际工程公司总建筑师
20．胡  越   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总建筑师、全国勘察设计大师
21．汪  恒   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执行总建筑师
22．傅绍辉   中国航空工业规划设计研究院总建筑师
23．崔  彤   中科院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副院长、总建筑师
24．褚  平   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副总建筑师
25．张  宇   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副院长、《建筑创作》杂志社社长
26．庄惟敏   清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院长、全国勘察设计大师、建筑理论与创作学组副主任委员
27．王国泉   建筑理论与创作学组常务副主任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