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洛克对中国近代建筑的影响

　　提要：作者认为, 巴洛克建筑在中国的传播与变异过程, 分为四个发展阶段, 并与中国传统建筑合流, 生成了所谓“中华巴洛克”。在中国传统建筑向近代转型时, 巴洛克调和了若干冲突。
　　
　　关键词: 巴洛克　中国近代建筑　中华巴洛克

　　一、巴洛克建筑在中国的传播与变异

　　巴洛克建筑17 世纪初传入中国, 20 世纪30 年代以后逐步蜕变消失。如果将这一期间分为四个阶段, 则可以更明显地看出每个阶段不同特点。
　　
　　1．明末天主教堂: 西方巴洛克建筑渗入
　
　　巴洛克建筑传入中国, 是从明末耶稣会士来华传教开始的。

　　16世纪意大利兴起的巴洛克建筑, 从建筑风格内部演变脉络看, 是文艺复兴盛期米开朗琪罗风格的流变。外部环境, 则是天主教会推波助澜使然。作为天主教反宗教改革重要工具的耶稣会, 在特伦托宗教会议(T rent Council, 1545～ 1563) 以后, 有计划向国外渗透。其范围不限于欧洲, 也深入到亚洲、美洲。明万历七年(1579) , 意大利耶稣会传教士罗明坚(M ichaele Ruggieri, 1543～ 1607) 首次被奉派到中国, 在广东传教。此后, 不断有天主教耶稣会士随西方商船来华。其中较有影响的如利玛窦、龙华民、金尼阁、艾儒略、邓玉函、汤若望等〔1〕。晚明天主教在中国传播是相当盛的, 明代著名政治人物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 宫内太监庞天寿、若瑟, 都信奉了天主教。南明永历帝及皇后, 也都入了教。明末清初, 中国已有13 个省设立了天主教堂。较有影响的如澳门大三巴教堂(1602)、上海嘉定天主教堂(1621)、武昌蛇山天主教堂(1638)、北京宣武门天主教堂(1650)〔2〕和府右街蚕池口天主教堂(1692)。但今除大三巴教堂尚有残迹外,悉毁。从大三巴教堂残壁看, 属早期巴洛克风格(图1)。耶稣会的教堂一般以罗马维尼奥拉(G. B. V igno la, 1507～1573) 设计的一座巴洛克教堂为蓝本, 17 世纪正值意大利巴洛克建筑鼎盛期, 由此可知明末天主教堂中, 应当有相当一部分呈巴洛克风格。

　　2． 长春园西洋楼: 中华巴洛克的滥觞

　　清初至清中叶, 天主教传播受到清廷限制, 不及晚明广泛。但清廷任用了一些西方传教士作官, 在技术上使用。康熙《永年历法》、《皇舆全览图》、《数理精要》、《历象考成》。这些融贯中西的巨著, 都有传教士参与编著绘制。也就是在这样背景下, 1747～ 1760 年, 乾隆帝受西洋画的启发, 命意大利传教士朗世宁(G. Cast iglione, 1688～ 1766)、法国传教士王致诚(J. D. A t t itet, 1702～ 1768)、蒋有仁(P. M. Beno ist, 1715～ 1774) 设计监造了长春园西洋楼。

　　长春园西洋楼吸收了巴洛克为主的西方园林布局和建筑风格。同时, 又遵照中国皇帝的旨意和宫廷礼仪典章, 且施工用中国工匠、材料和工艺。这样, 欧洲的巴洛克揉进了中国建筑的秩序, 细部处理和工艺特征中国化了。如“谐奇趣——水法台——黄花阵”景区, 运用了巴洛克庭院的布局,理景中将建筑、园林、水景、雕塑交织融汇, 建筑群与外部空间被赋予动态感。但另一方面, 它全部建筑被冠以等级化的中式大屋顶、主体建筑“谐奇趣”被置于汉白玉高台上(图2)、以围墙分割成若干个院落, 在序列终端用于收束的北山方亭, 这些仍然能感受到中国宫苑的秩序和趣味。“远瀛观—— 大水法—— 观水法”景区的建筑最接近于巴洛克原貌, 布局也酷似巴洛克式广场。但仔细品评, 不仅发现融汇到巴洛克形态中的重檐屋顶、宝顶、鼎炉、卷云纹饰, 发现中国的汉白玉雕刻、五色琉璃瓦增添了巴洛克的珠光宝气,同时也发现不同于巴洛克的一种秩序。它有一个中心, 即“观水法”台上的宝座。景区所有建筑被围绕它展开: 从背后用作庇护的半圆形石屏风, 到前景大水法、喷水塔, 以及作为远景的远瀛观(图3)。这一中心使巴洛克流动的空间凝固化了, 也失去了西方广场市民性的品质。

　　长春园西洋楼并非孤例。几乎同时, 扬州一些私家宅园也受到巴洛克的影响〔3〕。清中叶以长春园为代表的西洋楼, 是中国首次主动引入西方巴洛克建筑, 它与中国传统建筑繁缛的细部纹饰合流,本国材料和施工工艺又使国人易摹仿。在以后一个多世纪中, 很多呈“中华巴洛克”风格的所谓洋式建筑, 都可以从长春园西洋楼中找到原型。

　　3．追逐洋风: 中华巴洛克盛行

　　从1840 年鸦片战争打开了通商口岸, 西方建筑随之大量涌入中国。建筑类型也不再限于教堂, 拓宽到领事馆、洋行、银行、工部局、俱乐部、商场、医院和学校等。这批建筑中, 有些是呈巴洛克风格的。如上海董家渡天主教堂(1853图6)、汇丰银行(1880)、青岛总督府医院(1903)、哈尔滨中东铁路俱乐部(1903～ 1906)、天津华俄道胜银行(约1900年前后)。但同时传入的还有罗曼式、拜占廷式、哥特式、文艺复兴式、古典主义式、折衷主义式、殖民地式等, 甚至和欧洲几乎同步出现新艺术风格〔4〕。各种风格混杂之中, 巴洛克并不凸显。

　　一个民族, 总是有选择地从能欣赏的文化中, 援引自己的精神资源。下文将详述, 巴洛克是当时国人易接受的一种文化。因此, 在同期中国业主兴建的所谓“洋式”建筑中, 巴洛克及变体占了主流。重要实例如, 清陆军部衙署(1908～1910 图4)、北京农事试验场的大门和畅观楼(1906)、上海澄衷学堂(1916)、哈尔滨秋林商行(1904)、道外区红十字医院(1916)、汉口电灯公司(1905)、北京瑞蚨祥绸布庄(1900 图5)、谦祥益、鲜鱼口浴池等。从建筑类型看, 它涵盖了包括办公、商业、医院、学校、园林建筑等主要类型。从传播面看, 甚至播及扩散到村镇。笔者在民居调查中偶然发现的安徽亳县爬子巷3 号宅, 将中国仿木结构门坊与巴洛克装饰装配的合丝入扣。浙江奉化县江口何村, 竟看到祭祖的何氏宗祠, 也受其濡染。

　　4．折衷巴洛克: 巴洛克的嬗变

　　约略1910 年前后, 上海、广州、哈尔滨、武汉等大城市,相继出现了折衷巴洛克。这类建筑的基本特征是: 第一, 外观上属于综合多种风格的折衷主义, 但不同程度地揉入了巴洛克语汇, 故可称之为折衷巴洛克; 第二, 以大型商业建筑、银行居多, 采用了现代材料结构; 第三, 设计者从缺乏足够文化修养的营造商和工匠, 转到训练有素的建筑师。

　　1908 年建造的上海华洋德律风公司大厦, 6 层, 由新瑞和洋行设计。它综合了过渡时期各种要素: 凸凹起伏的壁柱、线脚、花纹, 使繁杂的巴洛克风格仍占主导, 但同时立面也启用古典三段法。建筑采用钢筋混凝土结构, 开上海之先。1917 年落成的先施公司大楼, 由德和洋行设计, 它将一集商场、酒楼、旅馆、游乐为一体的新型商业建筑, 纳入折衷巴洛克外壳。镂空的“摩星塔”, 平面逐层变化(图7)。这一手法出自波罗米尼(F. Bo rrom ini, 1599～ 1667) 罗马Sta A qnese教堂, 在中国商业建筑中被竞相摹仿, 如上海永安公司大厦(1918)、上海邮政总局大厦(1924)、上海新新公司大厦(1925)、武汉璇宫饭店与国货商场(1929)。

　　纵观中国折衷巴洛克的发展, 有一个大趋势, 即非理性巴洛克成份逐渐减少, 古典主义理性成份上升。将1908 年的上海华洋德律风公司, 与1922 年哈尔滨吉黑邮务管理局大楼, 或1925 年上海新新公司比较, 后者巴洛克手法被限制在局部, 整体呈古典主义清晰、简洁、整一的品格。折衷巴洛克嬗变, 预示了中国巴洛克风格的终结。

　　二、巴洛克在中国建筑近代转型中的作用

　　巴洛克传入中国, 正值中国建筑从传统向近代过渡, 巴洛克参与了这一转型全过程。相比之下, 与巴洛克同期传入的罗马式和哥特式, 除偶见于教堂, 对中国建筑几乎没发生影响。为什么中国建筑近代转型时, 选择、接纳了巴洛克。

　　从外部环境看, 巴洛克建筑能在中国广泛传播, 当然得益于耶稣会传教士顽强的文化渗透。乾隆帝对长春园西洋楼的钦定, 客观上起了先入为主的示范作用。

　　决定性因素, 还是出自巴洛克固有属性。首先, 巴洛克产生于西欧封建制度分崩离析, 天主教神权面临生死攸关挑战之时, 使这一风格潜涵了动荡时代焦燥不安情绪。而这种情绪正合当地国内主流文化意识。两次鸦片战争失败, 引发了传统文化价值体系的崩溃。失落之中, 国人急切地从西方文化中寻找填补支撑。于是我们看到, 洋务运动及其追随者,把巴洛克建筑语汇, 作为一种改良的标志。如清陆军部衙署主楼立面两翼山墙(图4)、北京农事试验场畅观楼和大门、东北迫击炮厂大门等。一些旧式商人也纷纷改换门面, 以“洋式”的巴洛克门面招揽生意(图5) , 一时间巴洛克式的洋式商店遍布城镇; 第二, 中国建筑传统与近代的冲突, 很大程度在结构、材料和技术等方面, 而巴洛克建筑恰恰在这些方面有相当弹性。它可用中国工匠熟悉的砖木、砖石结构, 如长春园西洋楼、清陆军部衙署、北京瑞蚨祥、谦祥益绸布庄。也可运用现代钢筋混凝土结构, 如上海华洋德风公司大厦、先施公司大楼、永安公司大厦。这样, 巴洛克便缓释了中国建筑近代转型过程中这一矛盾; 第三, 巴洛克建筑形态有很大的包容性。事实上, 巴洛克从意大利传入欧美其它国家, 已经出现很多变体。如德国、奥地利、法国和西班牙独特的巴洛克, 巴洛克在中国产生变体, 并不应引起太多费解。如意大利学者孔蒂认为, 巴洛克“每一个独立的作品都在这众多的特色之间创立了自己的平衡, 每一个国家也以不同的方式发展了这些成份。深刻理解每个地区和民族的差异, 才是正确理解巴洛克艺术全貌的根本。”〔5〕第四, 巴洛克与中国传统建筑之间存在某些观念形态的暗合。巴洛克追求运动动势,中国传统建筑很早就会运用反曲屋檐、屋角起翘等方法, 使形象轻巧灵活。巴洛克一改西方古典主义以数学为基础的构图法, 求助于直觉、感官、想象, 而中国传统建筑历来重视感官效果, 重视由实入虚、即实即虚的意象。巴洛克喜欢曲线正合中国古典建筑美学趣味, 且中国工匠有处理飞檐翘角、卷杀、升起等一整套曲线化的经验。巴洛克和中国传统建筑一样饰以浓重的装饰。即便是西方雕刻手法使巴洛克出现的凸凹起伏立面, 也很容易被国人误读成梁架形象的变异。总之, 巴洛克建筑在一定程度上适应了国人变化的精神状态, 其形态又与传统建筑存在某些暗合而易接受。特别是,中国工匠能得心应手地将某些巴洛克语汇, 转换成传统建筑话语, 这也许正是为什么中华巴洛克表现出相当的创造性。

　　巴洛克调和了中国近代建筑转型过程中若干矛盾冲突。它能在国内广泛传播和发展, 并非偶然。

　　三、中华巴洛克的特征

　　1． 揉入中国传统建筑细部纹饰

　　巴洛克繁缛的雕饰, 与包括民居在内的中国传统建筑丰富的细部纹饰, 有异曲同工之处, 这使得中国工匠能驾轻就熟地在巴洛克中揉入传统建筑细部纹饰, 常见的有字匾、雀替、望柱、卷草、三福云、垂莲、云纹、万字纹、寿字纹等。典型实例如北京农事试验场大门, 于巴洛克式门坊中揉入碎密的传统建筑云纹、游龙等, 流传甚广。北京瑞蚨祥绸布庄是本世纪初中国新式店铺的代表, 它于巴洛克门面中渗入了中式匾额、壶门、松鹤图和莲花、牡丹花饰(图5)。笔者还见到将传统漏窗嵌入巴洛克立面的作法, 显示出相当的创造性。

　　2．多样化的传统材料与工艺

　　丰富的传统材料与工艺, 是中华巴洛克另一特征。

　　琉璃瓦和汉白玉石雕, 是中国传统建筑装饰的精粹, 它们用于中国巴洛克建筑, 可以追溯到长春园西洋楼。琉璃和汉白玉雕饰, 增添了巴洛克豪华气质。如武汉大学体育馆, 不仅屋顶用绿色琉璃瓦。在巴洛克式山墙, 也局部饰以琉璃瓦披檐, 成为巴洛克式立面构图重要手段。北京瑞蚨祥绸布庄,鲜鱼口浴池等建筑繁缛的立面, 则镶嵌以汉白玉石雕。灰泥装饰及砖雕, 在一些中小型巴洛克建筑中极普遍。四川大邑县刘氏庄园, 以彩色泥塑将巴洛克风格的门坊装点的美仑美奂, 应为范例(图8)。值得注意的是一些清水砖作法。日本学者西泽泰彦在看到哈尔滨清水砖巴洛克建筑时认为: 西方砖结构的建筑物多半做砂浆抹面, 水泥拉毛或仿石处理外装修, 这可能是因为欧美人不喜欢砖表面裸露在外的缘故, 然而, 在由中国工匠建设的傅家甸,“中华巴洛克”建筑的青砖外墙均不加装修。这是因为中国人同欧美人对砖的感觉有不同之处。他认为:“中华巴洛克”是中国特有的宝贵建筑样式。期望能够对哈尔滨、沈阳有代表性的“中华巴洛克”建筑进行调查、实施保护。

　　3．对巴洛克语汇作中国意义的阐释

　　以扁方柱将立面处理成凸凹起伏状, 是意大利巴洛克建筑经典作法。但这一语汇被中华巴洛克误读成仿木结构形象, 并和中国传统建筑门坊融和, 成为中国巴洛克最普遍的立面形态之一。典型实例如北京农事试验场大门(1906)、云南陆军讲武堂(1909)、南京太平南路石坊(1913)、上海尚贤坊(1924) 和四川大邑刘氏庄园(1938) 等。中国门坊的形象, 是由上半部“楼”和下半部仿木结构的“构架”组成。传统上“楼”常做成飞檐戗角, 随着近代文化价值观的变异,这种形态显得不合时尚, 被巴洛克曲线和断山花等取代。下半部则依然保留了“三间四柱”之类仿木屋架形态。因此, 立面虽有巴洛克凸凹起伏雕塑感, 但并不像意大利巴洛克对柱随心所欲的运用。

　　在主要立面上端建镂空的塔楼, 在中国巴洛克式商业建筑中很普遍(图7)。这种镂空塔楼源于意大利巴洛克教堂西立面的钟塔, 原多成对出现。而在中国商业娱乐建筑中大都取单塔形式。这是因为, 立塔除了标新立异突出门面, 以便招揽生意, 主要还是作镇风水〔7〕。这样, 西方钟塔的语义, 被改译成中国的风水塔。

　　4． 用字匾, 楹联等表意

　　中国传统建筑本身一般不具表意功能, 这和善于用形态和雕刻传达一定意义的西方古典建筑很不相同, 利用字匾、楹联等通过题辞赠诗表意, 是中国传统建筑特征。这一特点,也被中国巴洛克建筑吸收。事实上, 早在耶稣会传教士在中国建巴洛克式教堂时, 便因袭了传统建筑这一作法。1853 年建成的上海董家渡天主教堂(图6) , 巴洛克立面便揉入了匾额、楹联, 此后, 在一些中国门坊变体的巴洛克立面中, 匾额、楹联更普遍。

　　
　　
　　注释

　　〔1〕利玛窦(M atteo R icci, 1552～ 1610) , 意大利人, 于明万历七年(1582) 来华, 翌年与罗明坚同抵广东肇庆传教。龙华民(N icco loLongobardi, 1959～ 1654 ) , 意大利西西里人, 万历二十五年( 1597) 抵华。金尼阁(N ico las T rigault, 1577～ 1628) , 法国杜埃人,艾儒略(Julio Aoeni, 1582～ 1649) , 意大利利布雷西亚人, 均于万历三十八年(1610) 抵华。邓玉函(J ean Terrenz, 1576～ 1630) , 巴登大公国人, 汤若望(Johann A dam SchallVon Bell, 1591～ 1666) ,德意志人, 万历四十八年(1620) 金尼阁偕邓玉函, 汤若望等22 名耶稣会士抵华

　　〔2〕即中期南堂。明万历三十三年(1605) , 利玛窦在此始建经堂。清顺治七年(1605) , 清廷赐德传教士汤若望金一千两, 于旧址改建大堂, 名“无玷始胎圣母堂”。后屡经焚毁。现在南堂系光绪二十八年(1902) 重建, 巴洛克风格, 一般认为它一定程度上承袭了中期南堂风貌

　　〔3〕《扬州画舫录》可见到巴洛克对其时扬州园林影响的踪迹。窦武《清初扬州园林中的欧洲影响》一文有详论。见《建筑师》28 期,1987 年10 月,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4〕见扬秉德主编《中国近代城市与建筑》, 第六章(常怀生编著) ,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1993

　　〔5〕见弗•孔蒂《巴罗克艺术鉴赏》, 李宗慧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2

　　〔6〕见侯幼彬、张复合、村松伸、西泽泰彦主编的《中国近代建筑总览•哈尔滨篇》,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1992。清水砖材料的中华巴洛克建筑不限于哈尔滨、沈阳, 极普遍

　　〔7〕李英年在《大世界游艺宝塔说明》谈到, 上海大世界“宝塔之建造, 系用以镇压风水者”。见《中国建筑》第27 期, 19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