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间不匹配”假设与城市弱势群体就业问题：美国相关研究进展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通过系统研究美国学者1960年代以来关于“空间不匹配”的假设与部分大城市弱势群体（如低收入居民、少数民族和妇女）就业问题，逐一梳理了美国学者如何看待大城市弱势群体就业障碍问题以及他们所主要采用的研究方法和模型的演进过程。在此基础上，结合国内有关研究实际，从学术研究的角度，出了美国有关经验给国内学术界对城市弱势群体就业和再就业研究4点借鉴和启示。

　　关键词：空间不匹配  城市  弱势群体  就业

　　1． 前言

　　1968年，在一篇研究居住隔离、黑人就业和大城市工作岗位郊区化的文章中，哈佛大学的一位学者 John Kain 指出，工作岗位的郊区化和美国城市中普遍存在的居住隔离（即相对贫穷的非洲裔美国人居住在内城，而相对富裕的白人居住在郊区），是造成内城工作技能不足的居民（主要是少数民族和黑人)失业率较高（或劳动力过剩）、收入相对较低和工作出行时间偏长的主要原因。随后，人们给这些结论冠以“空间不匹配”假设的名称。自这一假设提出之后，美国社会科学领域内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从“空间不匹配”的视角来关注大城市内城（中心）居民的就业问题。最初，学者们还主要关注内城非洲裔美国人在谋求郊区工作所面临的空间障碍问题。但是，随着不同学科学者的介入，研究的对象被扩大到了少数民族、低收入居民、新移民和妇女等社会弱势人群，原来基于“空间障碍”的研究也变为了上述人群在寻找工作所面临的一系列特殊障碍、困难以及相关结论对政治决策的启示意义等。例如，在已有的文献中，学者们不但研究了不同收入阶层居住地在空间隔离造成上述人群中的谋职者不得不面临较长的工作出行时间、在雇佣关系中可能存在的种族歧视，还研究了相对较差的工作技能和以往工作经历和谋求工作的单亲母亲所面临的幼兒看护等等问题（Kain and Quigley, 1975; Yinger, 1978, 1979; Ellwood, 1981, 1986; Leonard, 1985, 1986; Kasard, 1985, 1989; Wilson, 1987; Holzer, 1991; Kain, 1992; Ihlanfeldt 1994; Wilson, 1996; Gabriel and Rosenthal 1996; Holloway, 1996; Rich 1997; Pugh, 1998; Blumenberg and Ong, 1998; Coulton, Leete, and Bania, 1999; Preston and Mclafferty, 1999）。这些从“空间不匹配”假设拓展开的一系列研究，一方面，诱发了学术界更多有识之士对就业市场中社会公平性问题和与之密切相关的城市贫困等问题的关注；另一方面，也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美国各层次政府的公共交通、住房、劳动、就业、社会福利等方面的决策(US DHUD, 1997;US DOT,1998)，为其最终制定和执行更加公平、合理的社会、经济发展、就业政策、城市（交通）规划等提供了扎实的理论基石。反观中国，自1990年代以来，每年全国城镇登记的失业人口正在以4.5%的速度递增，2000年末已经达到570多万，而另外一部分和失业人口处境类似的企业下岗企业职工的人数到2000年末也达到900多万人[1]，这两部分总计1400多万人的就业以及与他们面临的特殊就业障碍等问题，业已经成为摆在决策者、研究者面前不容忽视的挑战和课题。但是，对比美国丰厚的研究实践，国内的有关的研究的历史尚短，有待深入。因此，梳理和研究国外有关文献和实践，为我们今后更好的开展城市就业和下岗工人的再就业等有一定的借鉴和启示意义。

　　2．“空间不匹配假设” 及其对就业的影响：发端和客观实在性讨论

　　美国社会中的白人和有色人种（特别是曾经占有色人种比例最大的非洲裔美国人）之间再就业、收入和居住地等方面的差异，很早就开始存在。但是，学者们开始深入研究空间障碍（常以居住隔离，出行时间和成本等进行衡量），郊区化等因素究竟在造成这些差异，以及在造成有色人种相对较低的总体就业水平等现象中扮演什么角色，主要是从1960年代后期开始的。1968年，Kain发表了一篇著名的关于“空间不匹配”文章。在这篇文章里，以芝加哥和底特律的情形为起点，他推论，美国城市里黑人的高失业现象，主要是由于原来在城市内部的许多工作岗位，尤其是蓝领的生产行业的岗位，已经移到郊区，而同时，美国一贯以来的居住（种族）隔离的实践，使得非洲裔美国人却仍然被留在了市中心。这种工作岗位和谋职者之间存在的“空间不匹配”（Spatial Mismatch：SM），导致了需求方——郊区的企业雇主们不再这么愿意雇佣居住地在内城的谋职者（主要是非洲裔美国人）；另一方面，供给方——居住地在内城的谋职者，实际能够找到合适就业岗位的机率，也在下降（Kain,1968）。这篇发韧性的文章，诱发了美国学术界持续至今的关于“空间不匹配”假设研究和政治圈内如何看待和处理“空间不匹配”政治性的讨论与决策。

　　然而，随着实践的推移以及更多不同学科学者的参与，人们对“空间不匹配”的理解一直在发生变化，乃至其客观存在也曾受到人们的怀疑。1971年，Offner 和Saks利用和Kain完全一样的数据，采取不同的方法(二次回归方程)，推出了Kain的“空间不匹配”不完全成立结论，他们指出，即使是混合的社区(也就是黑人离开其典型的聚居区——中心区和其他族裔聚居在一起)，这些社区的黑人的总体就业率也没有上升趋势。也就是说，黑人聚居在中心区，并不一定能导致其就业水平的下降。因此，“空间不匹配”的结论，值得进一步推敲。 到了1980年代，虽然更多学者的研究成果部分证实或支持了Kain的“空间不匹配”推论(Hutchinson, 1974； Straszheim，1980； Wilson,1987；Leonard,1986,1987； Kasarda,1989； Jencks & Mayer, 1990)，但也开始有学者认为，“空间不匹配”对谋职者的就业并没有实质影响；相应地，人们如果要关心谋职者（尤其是黑人谋职者）的就业，更应该关注的是求职过程中的族歧视、教育、社区更新等问题。也就是说，在一些学者看，就业中的障碍，不是“空间”问题，而是美国社会中由“肤色”引起的居住分异等一系列问题（Not “Space”, but “race”）。持这一观点的，最著名的莫过于当时哈佛大学的另一位年轻教授Ellwood。1986年，他在研究了1970年代芝加哥年轻人就业和居住地关系后，认为，虽然，总体上，低技能的工作比低技能的工人更快的移到郊区，但是并没有真实的证据表明，和工作岗位的远近，是造成黑人和白人就业水平差异的主要原因（也就是说工作岗位空间可达性、工作岗位与家庭之间的距离不是黑人就业水平相对较低的主要原因）（Ellwood，1986）。他进一步指出，从芝加哥的情况看，影响黑人和白人就业水平差异的要素及其特点是：

　　* 种族。种族是造成黑白年轻人就业差异的主要原因，而不是“空间不匹配”。在尽可能的控制住其他影响社区就业水平的变量后，如果一个社区完全是黑人聚居的，它的总体就业水平会比完全是白人的社区低18%。因此，社区的种族聚集程度（“肤色”）是影响黑白年轻人就业差异的最有力要素。  

　　* 教育：教育增加就业。如果某一特定区域的年轻人入学率从30%上升到60%，那么从学校毕业的学生的就业率将上升4-5% 

　　* 社区的贫富状况：贫穷社区的就业率较低。一个贫困率在50%的社区，其总体的（年轻谋职者）就业率要比没有贫困家庭的社区要低10%。同时，如果该社区的家庭平均收入在1万美元及以下的话，这个差距还会加大到15%。

　　* 出行时间。它对两个族裔年轻人就业率的影响不大。根据Ellwood 的研究，出行时间减少12分钟，才能造成大约1%的总体就业率差异。同时，对工作岗位的临近，对两个族裔总体就业率的影响也很微小。不过，Ellwood也指出，上述结论更加适用于黑人比例占到50%以上的人口调查单元（Census Tract）。

　　1980年代后，随着美国社会经济结构的重大变化（特别是的经济重构，新移民，持续郊区化和社会福利政策的变化），无论究竟是对谁错，似乎Kain 和Ellwood等学者们的研究结论都需要放在这些新社会和经济背景下重新进行评估。对于这个课题，比较有名的是1999年的一篇文章。在这篇文章里，学者在重新研究了Kain的一系列学术立场后指出，虽然Kain强调空间和距离在影响非洲裔美国人就业的作用，但是Kain没有忽略前述两个要素和社会结构和劳动力市场的机制是密切联系的。例如，针对关于“汽车(拥有)不匹配”（指需要谋职的内城居民，需要机动化交通工具才能到达更多潜在工作岗位，但是他们却往往没有这些工具）和“空间不匹配”讨论，Kain曾描述了交通工具对（谋职者及其家庭尤其是对汽车拥有量偏低的家庭）可达性范围内工作职位数量的影响。同时，针对“技能不匹配”——谋职者与其技能相匹配的工作之间匹配，Kain也开始留意。Kain最后甚至预测了以肤色、族别定义的社会交际网络对谋职者和工作岗位联系研究的影响。在这些基础上，学者指出，从一开始，“空间不匹配”研究就不单单是关于空间的，而是关于空间和劳动力市场之间的互动。随后，他们指出，应该在一个更大的范围来研究和定义“空间不匹配”，它是“随着变化的社会，经济关系而带给内城居民的就业上的地理障碍，以及这些障碍给劳动力市场带来的结果”(Preston & Mclafferty，1999) 。在这样一种宽泛定义之下的“空间不匹配”，较Kain最初的非常狭窄的定义，其实在性已经很难被人怀疑。直至目前，还没有学者对这样的一种“空间不匹配”的实在性提出过质疑。

　　3．“空间不匹配假设”及其对就业的影响： 从假设到论证（1960-80年代）

　　自1968年，Kain提出“空间不匹配”的假设后，不少学者都试图定量化的给出黑人就业率和“空间不匹配”及其代理变量（Surrogate Variables）之间的关系。1969年，学者Mooney在研究了美国25个拥有最多数量黑人人口的大城市后，得出了这样的一个定量模型：

　　R=0.63-2.86U+0.19D+0.24A， 其中

　　R: 1960年生活在市中心最穷的人口调查地块（Census tract）中的非白人男性有工作的概率

　　U : 25个大城市平均的失业率 

　　D: 适合非白人男性的工作岗位在全部工作岗位中的比例

　　A : 生活在市中心的非白人男性在郊区工作的概率

　　这一模型，表明了整体的经济形势，对非白人男性的就业水平影响最大（这一结论，显然和人们事先的假想相符）；而如果一个非白人的男性能够更容易地到郊区工作，也有利于增加非白人男性整体的就业水平。也就是说，在当时，非白人的男性到郊区工作的可能性还有一定提升的空间。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一模型一定程度也证实了空间不匹配的实在性及其对非白人整体就业水平的影响。这一模型，已经比Kain在1968年提出的基于经验的模型前进了一步，但是，由于空间不匹配和非白人就业水平还涉及到居住隔离，社区特征等影响要素，这一模型仍然没有完全解释非白人就业水平偏低的原因。

　　1971年，学者巧妙地利用在不同种族构成比例的雇主雇佣黑人工人概率研究了黑人总体就业水平和社区种族杂居程度的关系。当时，利用芝加哥1950年的有关数据，学者们得出这样的结论：雇主在白人或者多种族混居的地区，比在黑人为主的社区雇佣更少比例的黑人（Offner & Skas,1971）。这一结论，如果可以推广到其他城市，从某种程度上说，动摇了空间不匹配的假设及由此推出的有关政策建议。就是说，按照芝加哥的情形，如果黑人搬迁到郊区白人为主的社区，不一定能保证提高黑人的整体就业水平。因此，根据这一研究，即使居住隔离没有那么严重，由于其他的原因(例如雇佣工人中存在的歧视)非白人的总体就业水平也不见得会有所提高。1974年，Master在研究了全美65个标准大都市统计区（SMSA）1959年的有关数据后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Master，1974）。但是，1年之后，Master在排除了拥有大量农业从业人口的标准大都市统计区后，利用1969年的有关数据却得出了相反的结论。新的结论是：在居住隔离得不那么严重的都市统计区，黑人更加可能拥有工作并能挣得更多（Master，1975）。1989年，在吸取前人的经验教训后，有学者又进行了类似的研究。这次，学者对样本选择标准更加严格，他仅仅选取了种族杂居程度相同，和教育水平接近的大都市黑、白人作为研究对象。结果表明，如果都市中心有大量仅仅要求一般工作技能工作岗位，黑、白人失业率的比值较低。也就是说，都市中心有大量仅仅要求一般工作技能工作岗位有利于缩小黑、白人之间的总体就业率之间的差距(但是这并不能保证黑人总体的就业水平会有所提高)（Farley,1987)。

　　在上述学者极力证实Kain原始“假设”的同时，另一些学者，也渐渐开始提出了工作可达性（JA: Job Accessibility）的概念,作为研究“空间不匹配”和不同社会人群城市就业差距的新视角。较早进行此研究的是Hutchinson。1974年，在梳理和研究匹茨堡的有关数据后，选取工作岗位到调查者家庭所在地距离、利用公交出行到达工作岗位时间做自变量，调查者有否工作的概率作为因变量，他研究了工作岗位与家庭地址距离（JA) 之间的数量关系。结果表明，JA对白人的就业概率有正面影响，而对黑人的就业概率有负面影响（但是统计学上T-test值并不显著）（Hutchinson，1974）。也就是说，一定程度上说，即使居住在众多的工作岗位附近，黑人的总体就业水平也不一定能够提高。更准确地说，Hutchinson 的对匹茨堡的研究表明，JA不是决定黑人就业的决定性因素，在JA之外，还有一些影响黑人就业的变量（因素）未被当时的研究所揭示。随着计算机技术、数据采集和统计方法的进步，1986年和1990年，学者们设计了更加准确的模型，来研究JA对黑人就业水平的影响。这次，为了消除异质样本之间的互相影响，因变量被选作了黑人妇女的就业概率而不再是笼统的黑人就业概率，自变量JA被定义成了邻近工作岗位和居住在这些岗位的待聘黑人妇女总数的比值。结果，学者们发现，对费城、芝加哥和洛杉矶3个大城市的黑人妇女而言，JA对她们的就业概率有正面的影响（Ihlanfeldt & Sjoquist,1990; Leonard,1986）。就是说，在更为仔细的划分不同黑人谋职者后，在定义更为恰当的JA后，人们发现JA有可能是影响就业概率的一个因素。

　　4．“空间不匹配假设”与城市就业问题：1990至今的研究进展

　　和略显平静的1970，80年代相比，1990年代至今，美国学者对“空间不匹配”和就业的研究又有所升温。例如，单从学术文章数量的角度来说，据作者的不完全统计，1990-2003年的14年间，平均每年约有10篇关于这个问题的文章问世。而这100多篇的文章中，就有8篇属于温故知新，继往开来的文献综述性质的，几近全部文章的1/10。而类似的研究成果，在1970和1980年代是很少见的。这一方面说明，更多的研究者开始从历史演进的角度来关注“空间不匹配”与就业这一课题；另一方面，也说明了到了90年代更多的研究者希望通过对已有关于“空间不匹配”成果的全面梳理，得出一些更为全面以及有承前启后意义的研究结论来。以下表格，总结了上文提及的8篇关于“空间不匹配”和就业这一课题文献综述的一些主要特点、结论。

　　通过对这些文献综述的研究，我们发现，除了. Jencks and Mayer, 剩下的7篇文章，都得出了比较强烈支持(如Kain, Ihlanfeldt) 或一般支持 (如Wheeler, Moss and Tilly, Holzer , Ihlanfeldt & Sjoquist, Preston & Mclaffety)“空间不匹配”的假设。而Jencks 和 Mayer得出的基本结论（见表格一），似乎不支持存在“空间不匹配”的假设。此外，值得注意的是2篇最新的综述，它们的结论和见地从某种程度上已经和从前的研究者有所不同。例如，Ihlanfeldt & Sjoquist提出了在个人的水平上研究“空间不匹配”的问题，同时指出以往研究所采用的方法和模型有待进一步改进。而Preston & Mclaffety已经开始提出对“空间不匹配”的研究，应该不局限于以往学者的研究对象、内容，而是要有所拓展；同时Preston 和 Mclaffety还进一步指出，动态变化的社会和经济关系，是影响空间不匹配的最主要因素。今后应该基于这样的观念来看待和研究“空间不匹配”现象。

　　进入21世纪后，和前30多年的研究区域或对象有所区别的是，美国的一些研究者开始把原来主要针对大城市的“空间不匹配”和就业问题的研究扩展到中小城市(Gottlieb & Lentnek, 2001)。但是，部分研究表明，在非大都市区域，“空间不匹配”和基于这一研究结论的政策制定，也许对生活在这些区域的贫困人口没有多大意义。因为，传统“空间不匹配”假设所描述的城市结构(贫困人口居住在市中心，大量适合贫困人口就业的岗位位于偏远的郊区)和这些中小城市根本不同(Blumemburg & Kimiko, 2003)。也就是说，在中小城市，离工作岗位的距离远近以及所谓的居住隔离等，并不对贫困的居民的就业产生显著影响。另外的一些研究者，则把注意力投向了由于交通模式造成的空间可达性差异问题。例如，有研究者通过定量模型，得出了依赖于公共交通的城市居民，远比拥有汽车的居民享有更小的对工作岗位的可达性(Kawabata, 2001；Shen, 2001)。这些结论，虽然很明显，但是，严格的数学模型构建，表明了随着更多学科学者的参与，美国“空间不匹配”的研究又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5．“空间不匹配”与城市就业：美国经验对中国的借鉴和启示

　　5.1对于影响城市弱势人群（例如城市贫困人口、低收入居民和少数民族、妇女等）的就业的主导因素，针对美国的实际，美国学者大胆提出了“空间不匹配”的理论假设，从而引发了持续至今的关于这个问题的大讨论。虽然，从已有的研究结果看，从总体上说，我们并不能完全确信“空间不匹配”是否就很好的解释了美国城市中弱势群体的低水平就业的问题。但是，从上文的论述我们却可以看出，“空间不匹配” 研究已经诱发了越来越多学者和政治决策者对社会弱势人群在寻找工作时所面临的一系列特殊障碍、困难的持续关注。应该说，研究者们希望更多人关注某些社会群体低水平就业、城市贫困现象和谋求社会公平、消除贫困的初衷，某种程度已经达成。这点，值得我们思考。因为，和美国学者多层次、多角度的研究城市社会中弱势人群的就业所面临的障碍相比，我国学者所进行的针对这些人群的就业障碍研究还是相当有限的，随之而来的就是人们对这些城市社会中弱势人群在就业时所面临的主要障碍关注不够或者认识模糊不清。

　　另外，由于大量城市中心“退二进三”的地产开发和由此带来的人口迁移，人们就业与居住地之间“空间不匹配”的现象，在国内也有可能存在（例如上海、南京等城市最近发生的城市居民拆迁问题，似乎也值得从就业和居住地的交互关系这一角度深入探讨）。这点，需要引起有关学者和政治决策者们的注意。但是，应该说，关注这个可能性并不是最终解决城市就业问题的关键。上文提及的美国的研究经验告诉我们，只有多层次、多角度的研究城市社会中弱势人群的就业所面临的障碍，才最终有利于人们认识、理解和消除这些障碍，帮助上述人群更好的就业，从而创造一个更加公平和幸福的社会。为此，作为第一步，我们应该首先鼓励更多学者对城市社会中弱势人群的就业所面临的各种特殊障碍的专题研究。

　　5.2美国学者对于“空间不匹配”混杂的研究结论，总体上表明城市社会中弱势人群的就业所面临的障碍，在不同的城市环境下，不一定会有一个共同的答案或者解释。就是说，造成这些障碍的因素，往往不会是单一的因素。例如，1999年美国学者就已经指出，交通，工作技能，社会关系（信息渠道）和职业分类等都会对就业市场内的雇主雇佣决定和谋职者谋职结果产生影响(Preston & Mclaffety, 1999)。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在国家层次，国内相对单一的强调税收优惠和技能培训的就业倾斜政策（或者说偏向劳动力供给方的政策），不一定能够很好地解决城市社会中弱势人群的就业所面临的特殊障碍和困难。所以，对于国内学者而言，不但要关注上述宏观就业扶持政策的研究，也应该更多关注在某一城市内部（中观层次）和雇主和谋职者之间的交互影响（微观层次）造成城市社会中弱势人群就业困难的因素。只有这样，才能期望相关研究结论对各层次政府制定更加公平、合理的社会、经济发展、就业政策等提供扎实的理论支持。“空间不匹配”的大胆假设以及诸多学者从不同角度对它的求证和反驳，虽然发生在和我国国情迥异的美国社会，但是相关研究的发生、发展的过程仍然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很好的研究思路。

　　5.3美国学者关于“空间不匹配”和就业的研究（Hutchinson，1974; Ihlanfeldt & Sjoquist, 1990; Leonard,1986）表明，如果选取不同的研究对象，就算对同一问题，同一城市（例如谋职者面临的就业障碍），人们也有可能得出不同的结论。因此，对于国内每一具体城市而言，把失业和下岗人员作为一个整体，考虑他们在就业时所面临的困难固然重要。但是，如果忽略了在这一整体下，不同亚群的划分，以及针对这些亚群开展相关研究，往往不利于我们把握失业和下岗人员所面临的具体困难,进而制定具体的分类指导政策。在这些方面，具有数据调查、经济学、社会学、公共交通规划和土地利用等多方面综合素养的城市规划专业人员，作为公平和效率相统一的城市的追求者，的应该大有用武之地。

　　5.4美国学者的关于JA和妇女家庭责任对就业结果影响的研究表明，交通模式、家庭责任等也有可能形成谋职者在谋求就业时所面临的一个困难（Ihlanfeldt & Sjoquist,1990; Leonard,1986）。虽然，相关结论不能照搬到国内。但是，值得指出的是，在个人的水平上来研究就业障碍问题，是最终合理解决社会弱势群体就业问题的前提。对于这些问题，不象一线的社区、街道工作人员（国内帮助就业和再就业的，主要是这些人员），学者们虽然不一定能够有足够的精力和时间在这样的水平上进行具体研究。但是，从理论上提出能够指导这些人员开展相关调研的原则和框架，学者们还是应该可以办到的。因此，应该鼓励学者们开展这些原则和框架的研究，以促进一线的社区、街道工作人员更科学、有效地开展相关工作，帮助更多人克服他们在就业时所面临障碍和困难。同时，和美国的学者相类似，国内的学者在宣传和普及相关信息方面，也应该具有开拓者和推动者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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