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保教育、环境运动与国家战略

　　一、从环境抗争到环境运动

　　改革开放30余年，中国经济经历了持续的高增长，被誉为“中国奇迹”，其成就有目共睹。但是，我们也为GDP的增长支付了昂贵的社会成本和生态成本：社会成本在于劳动力过度廉价，以至于两极分化日益严重，创造财富的同时也在创造穷人；生态成本则在于世界工厂的“黑色”外部效应，环境污染愈演愈烈，农村和城市皆深受其害。据统计，中国的废水排放量由2001年的1947.8万吨增至2006年的2588.8万吨，同期烟尘排放量也由1069.8万吨增加到1088.8万吨①；2009年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占全球总排放量的20%左右，超过美国居世界第一位。此外，截至2005年下半年，全国660多个城市中有400多个存在不同程度的缺水问题，其中110个城市缺水情况严重；有50%的城市地下水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如果这些数字还过于抽象的话，那么，下面这则消息或许更能触动我们的神经：空气污染、水污染及大范围使用食物添加剂和杀虫剂所导致的癌症已经成为中国的头号杀手。

　　与此同步，中国的环境纠纷、环境抗争也在与日俱增。1995年因环境问题引发的群众来信58678封，2006年则升至616122封，11年间增加10倍之多。据不完全统计，环境投诉的数量，每年的增加速率大约为30%。因环境污染而引起的大规模群体性事件也越来越多见。

　　但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绝大多数的环境冲突、环境抗争都不是以“环保”为取向的：在城市，盛行的是“邻避政治”(NIMBY Politics)，NIMBY即“不要在我家后院”(not in my backyard)的缩写，也就是说，那些可能造成环境公害、影响居民生活质量和身体健康的公共设施（如机场、垃圾处理厂、变电站）不要建在我家附近，否则我就要出来抗争；在农村则是“补偿政治”，其核心议题是污染补偿而非环境保护，只要污染方提供合适的物质补偿或就业岗位，农民的抗争就会偃旗息鼓，也就是说，农民对污染通常有较高的容忍度，农民不能容忍的是无视他们生存需要的经济霸权。无论是“邻避政治”还是“补偿政治”，斗争的核心都不是生态环境本身，而是一种维权行动，维护自身的直接利益不受损害。

　　“邻避政治”即使取得胜利，也仅仅意味着具有污染的设施从此地迁往彼处，譬如，厦门反PX运动的结果就是，存在安全隐患的PX项目迁往相对弱势的漳州，因为那里没有组织起来的中产阶级。可见，“邻避政治”有一个很大的缺陷，它往往有利于精英阶层和中产阶级，穷人和贫困地区往往会成为“邻避政治”的牺牲品。君不见，大城市的垃圾处理厂、变电站往往会更加靠近穷人社区。

　　“补偿政治”如果获得成功，也不过意味着受污染村民与污染企业之间形成休戚与共、共存共荣的关系，出现所谓“被劫持的村庄”。譬如，陕西某村委会门前的春联是“翻身不忘毛主席，幸福全靠化肥厂”，对于企业可能面临的关、停、并、转，村民显得比工厂还要焦虑不安，村委会主任甚至打算组织联名上访来保护这家“造福一方”的企业②。

　　我们不得不承认，这两种类型的环境抗争，即使在最理想的情境下（即实现预期目标的前提下），也很难令生态环境有所改善。

　　2009年的“番禺垃圾焚烧厂”事件则是一个可喜的转变，从最初的区域环境维权逐步演变为全国范围内对垃圾处理方案的讨论，不再纠缠于选址的问题，而是质疑垃圾焚烧发电的合理性。业主们声称：“广州的环保问题被人为分割成几个小区域内的问题！……番禺被孤立甚至被对立了！番禺30万人抵制垃圾电厂的声音显得如此苍白而自私！……所以我们不是反对在番禺建垃圾电厂，而是反对在广州任何地方建电厂，反对已经建成的李坑电厂，反对以后要建的花都、萝岗电厂！”如此一来，这场运动就由社区维权转向了政策倡议③，由“邻避政治”转向了环保运动。从这个意义上讲，我认为番禺的反垃圾焚烧运动要比厦门的反PX运动更加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后者对于社会运动的意义大于环境保护，因为它创造了“集体散步”这样一种理性的、温和的社会运动样式；而前者对于环境保护的意义大于社会运动，因为它超越了自私的地方狭隘主义(local parochialism)，转向了更加具有公共利益取向的环境运动。

　　二、环保，不只是运动

　　在全球气候变暖的大背景下，在中国政府倡导生态文明的发展方式转型中，中国的环境运动必将会越来越壮大，一定会有越来越多的组织和个人加入到这项伟大的事业中来。但是，我们也必须意识到，环境保护不应该总是以新闻事件的方式进入我们的视野，更应当以一种润物细无声的方式进入我们的头脑，融入我们的行动，成为我们思考世界的一种角度、改造世界的一种方式。这就意味着，环境保护不能仅仅以社会运动为主要的载体，不能仅仅依靠环保人士和维权者的奔走呼告，而必须落实到每一个普通人的身上，成为每一个市民和村民的日常生活实践。

　　在当代中国公民社会的发展过程中，环保NGO特别引人注目，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环境运动较少受到政府部门的限制，甚至在一定程度上与环保部门形成了一个政策倡议网络，因此发展较为迅猛，对民众和政府均能产生一定的影响。但是，当前的环境运动也表现出一定的局限性，主要是通过个案（譬如怒江反水坝运动、番禺反垃圾焚烧运动、厦门反PX运动）来影响政府的政策和行为，以事后“救济”为主；而今后需要大力发展的一个方向是环保教育，需要政府、学校、NGO、媒体、企业和社区共同来提高人们的环保素养（包括环保意识和知识），这可能更为根本。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我在外资企业工作的朋友告诉我，他们的外籍同事在母国养成了注重环保的生活习惯，对自己的生活垃圾做很细、很严格的分类，通常会将各种垃圾分装在六、七个贴有不同标签的垃圾袋里面。但是，这些老外很失望地发现，他们精心分类的垃圾却被中国的环卫工人“一视同仁”了。

　　据报道，在日本，每户家庭的墙上都贴有两张时刻表，一张是电车时刻表，另一张就是垃圾回收时间表。每周七天，回收垃圾的种类每天各不相同。生活垃圾先分为可燃、不可燃、大型垃圾、其他类垃圾和电子类垃圾等类型。大类下再分小类，如可燃垃圾就再分类为厨房垃圾、纸张类、木材类等等。而纸张类又分为可回收与不可回收。

　　这些事例都启示我们，“环保”不能停留在理念，不能仅仅作为一种“政治正确性”而存在；在当今世界，不是每个人都赞成民主，但几乎所有的人都赞成环保。现在的问题不是要不要环保，而是如何做才能更加环保。光是让环保的理念成为一种价值观还不够，必须让环保的方式、方法成为一种常识、一种习惯、一种生活态度。

　　也就是说，环境保护肇始于社会运动，却必须超越社会运动，进入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成为一种思维方式、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惟其如此，才能真正迈向生态文明。要实现这一转变，环保教育是一个关键环节。如果说环境运动是向外用力，力图影响政府和企业的行为，改造外部世界；那么，环保教育就是向内用力，试图改变人们的思考方式和行为模式，改造内在世界。

　　三、环保教育：改变你我，改变世界

　　“环保教育”或许不是一个陌生的词汇，但是，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却非常罕见。中国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当中，有多少人读过《寂静的春天》？一节干电池可以让多少土壤永久失去利用价值？白色垃圾到底有什么危害？很多时候，我们并不像自己想象的那样富有知识。

　　其实在很大程度上，环保教育是环境运动的先声。1962年，蕾切尔·卡森(Rachel Carson)的《寂静的春天》一书在美国问世，当即产生了轰动效应，她关于杀虫剂危害人类环境的论断，让化工产业的巨头和科学家们为之抓狂，并引发了激烈的论战。最终是这个柔弱的女子获得了胜利，环境保护逐渐成为社会的共识，环保运动风生水起。正如美国前副总统阿尔·戈尔所言：“《寂静的春天》犹如旷野中的一声呐喊，用它深切的感受、全面的研究和雄辩的论点改变了历史的进程。如果没有这本书，环境运动也许会被延误很长时间，或者现在还没有开始。”这就是启蒙的重要性，教育的重要性。

　　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清楚地知道：一节一号电池烂在地里，能让一平方米的土壤失去利用价值，而这些渗出的重金属物质还会污染地下水，并随着水分的循环，进一步污染河流、湖泊和海洋，进入鱼类和农作物体内，“添加”到我们的食物链，最终危害我们的健康。那么，你还会随意地丢弃一节电池，并认为它与我们的生活无关吗？

　　环境正在成为我们时代的“现世报”。可持续发展的命题比以前任何一个时代都更加紧迫，环境污染不只是会危害我们的子孙后代，它已经在直接地侵袭着我们的生命。大江南北出现的近百个“癌症村”，在明白无误地警示我们：大自然的报复有多么迅猛和可怕！工业文明所缔造的这个无法被大自然“吸收”的物质系统正在成为一只桀骜不驯的巨兽，日益挣脱人类的控制，并反噬这个昔日的主人。

　　改变，迫在眉睫！中国的环境保护走了太久的弯路，以至于在“先污染，后治理”的这条歧路上积重难返。而今，我们需要好好地反思，重新制定我们的行动纲领，从头做起，从最基本的工作做起，这就是“补课”，为环保教育补课。

　　在西方发达国家，已经形成了一整套完整的环保教育体系：

　　其一，除了制定专门的《环境教育法》以外，还纷纷成立国家机构。如美国联邦政府教育署下设环境教育司，环境保护署下设环境教育处、国家环境教育咨询委员会、联邦环境教育工作委员会，并成立了非营利性的国家环境教育与培训基金会。英、法、澳等国也有类似的机构。这些机构通过培训教师、开发教材、提供环境教育情报资料等方式推动环境教育的发展。

　　其二，有完备的师资体系。许多大学都设置了环境教育的课程和学位。如美国的威斯康星大学、密执安大学等都开设了为期四年的环境教育专业课程，培养环境教育的专职教师，并颁发环境教育教师资格证书。美国威斯康星州法令要求对中小学教师进行充分的自然资源保护方面的教育。

　　其三，环境教育渗透到校内外的各种活动之中。环境教育的两个突出特点是广泛性和跨学科性，这就决定了各国开展环境教育的主要方式是将环境教育渗透到校内外的各种活动之中。日本把树立科学的自然观作为理科教育的总目标，其环境教育常常渗透到各科教学特别是理科教学中。德国开设垃圾课，教授垃圾分类堆放的方法。

　　在上海，据我所知，已经有“根与芽”、“热爱家园”等NGO在从事青少年的环保教育，复旦大学也利用通识教育的平台开设了“环境与人类”、“环境与人群健康”、“全球化时代的环境问题”、“可持续发展”、“人类生态学”等一系列选修课程。但这与西方国家体系化的环保教育相比，尚有一段极长的距离。在相对不发达的中西部地区，差距自然更大。

　　回到垃圾分类的例子，如果我们能够通过环保教育，让人们更好地掌握垃圾分类的原则、形成分类处理的习惯，在垃圾处理的“上游”环节（社区和办公场所）正本清源，就可以大大减轻“下游”（垃圾处理厂）的压力。日本在这方面为我们树立了一个成功的典范：上世纪90年代，日本曾经因垃圾焚烧发电导致空气与土壤中的二恶英含量严重超标，后来，日本人改变思路，将垃圾处理的重点由终端——怎样消灭垃圾转移至起点——怎样减少制造垃圾。自2000年起，日本先后颁布实施了《家电回收法》、《食品回收法》等与垃圾减量相关的法律，以个人与家庭为单位，从源头上减少垃圾，实行垃圾分类。2008年，东京的垃圾年产量相比20年前减少了一半，而这也导致东京的25座垃圾焚烧厂中有10座因无垃圾可烧被迫关闭。同时，由于实行了严密的分类措施，现有的垃圾焚烧厂所燃烧的垃圾已经完全剔除了塑料等化学制品，大大降低了焚烧所造成的有毒气体排放量。

　　除了政府、民间组织、学校和社区，企业与媒体也应当被纳入环保教育的网络。企业要更多地担负起社会责任，不仅需要在节能减排方面下功夫，还须透过员工培训的环节推广环保理念和环保技术。媒体则可以在环保方面发挥信息传播与意见领袖的作用，不仅要关注那些涉及环境的“大事件”，也要注重宣传那些看似细枝末节的环保小贴士、小技巧、小发明。

　　另外，以往我们的环保宣传主要从“公益”精神入手，而实际上，一个更好的切入点应该是“健康”。从来没有哪个时代的人们像我们今天这样狂热地追求“健康”，我们的电视上充斥着各类医疗健康类节目，遗憾的是，却很少与环保这个主题相结合。殊不知，我们当下的“健康问题”与“环境问题”几乎是一对孪生兄弟。环保教育应该与普通人最关心的话题接轨，而不是高高在上地自说自话。

　　我坚信，环境保护只有从社会运动转变为一种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让普通民众取代专业环保人士成为故事的主角，才能取得真正的成功。我还坚信，这样一个转变，最终取决于教育。

　　四、环保教育、环境运动与国家战略：生态文明的三驾马车

　　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已经悄然过去，曾经为“千禧年”而激动不已的人们似乎并没有看到一个不一样的地球，人类的生存环境还在一如既往地恶化着，《2012》做了一个大胆又现实的猜想，哥本哈根会议做了一个有益而无力的尝试。

　　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发展中大国，中国也试图在环境保护方面做出自己的努力和表率。2007年，“生态文明”这个概念被写入了中共十七大报告，成为中国共产党执政新理念——“科学发展观”——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环境保护被提到了国家战略的高度。长期以来，被废气熏黑、污水泡胀的GDP被要求向绿色GDP靠拢。譬如，江西南昌通过推行“差异化考核”来调整发展的指挥棒，淡化一刀切的GDP指标，加大生态指标的权重。在有着南昌“绿肺”之称的湾里区，不仅取消了工业增加值的考核，在招商引资方面也不再做增长要求；新增了森林覆盖率、水源水质、生态旅游指标的考核，“生态成绩”所占比重接近三分之一；变“开厂子”、“卖房子”为“生产负氧离子”，叫停了林区内所有的房地产项目，污染企业也陆续关闭、搬迁。为了让生态保护不再是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南昌市的“绿色财政”迅速跟进，从2009年开始，每年拿出3000万元，通过转移支付补偿给湾里。有了“绿色支撑体系”的强力推进，南昌各地发展的“个性”越来越突出，而整座城市的发展也越来越和谐。南昌的空气优良率达到有检测纪录以来的最高水平，低碳经济在工业中的比重已占到30%④。

　　如果说“生态文明”写入十七大报告彰显了国家战略的重要性，那么，南昌的案例则显示了制度安排与政府行为的重要性，后者是对前者的操作化与具体化。对于中国这样一个由政府来主导经济社会发展的国家，战略、制度和政策层面的调整尤其重要。

　　面对环境污染这个世界级难题，单纯依靠政府、市场、社区、学校、企业或媒体的任何一个力量，都难免力有不逮。要建设生态文明，实现科学发展，需要三驾马车的合力，这就是环保教育、环境运动和国家战略。环境运动是前锋，其作用在于汇聚民意，影响政策，促进改革；国家战略是主力，其作用在于创新制度，调整政策，规范行为；环保教育是后援，其作用在于推广观念，改变人心，培养人才。

　　进而言之，生产污染的治理关键在于政府监管，因为公共权力与市场激励机制的结合可以比较有效地解决污染的外部性问题；生活垃圾的处理关键在于环保教育，因为分散的家庭和办公室难于监管，更宜通过个人的自律来解决；政策导向的转变关键在于环境运动，因为公民社会永远是推动改革的清新力量；而国家战略则扮演了一个统领全局的角色，它既立足于民意，又着眼于未来，将国家、社会和市场的力量整合在一起。

　　我相信，有了这三驾马车齐头并进、合力向前，中国的环境治理与生态文明建设必定可以披荆斩棘，开辟一条兼顾经济发展与生态平衡的新路！ 

　　附注：

　　① 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摘要（2007）》，中国统计出版社2007年版。
　　② 熊易寒：《市场“脱嵌”与环境冲突》，《读书》2007年第9期；张浩文：《被劫持的村庄》，《天涯》2007年第3期。
　　③ 马青：《反对垃圾焚烧：从社区维权到政策倡导》，《南方人物周刊》2009年第47期。
　　④ 《央视〈新闻联播〉头条聚焦南昌经济发展》，www.ncjmw.gov.cn/readnews.asp?newsid=24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