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建筑再利用

　　旧建筑再利用理应成为建筑界给予高度重视的一个领域，因为它们同时承载着有形的物质资源和无形的文化资源，是回应于建设节约型社会的重要方面。对于旧建筑的有效利用不仅可以节约自然资源，更为重要的是，在一个急变的城市社会中，保护和保存了文化资源、集体的记忆，同时给予这些旧建筑新的活力。这是“以尽可能少的资源消耗获得最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集中体现。归纳言之，旧建筑的改造利用具有以下优势或意义：
　　第一，旧建筑的改造对基地周边正常工作、生活秩序的影响可以缩至最小；在保全主体结构的情况下小面积施工，减少了基建工程量，且作业场地面向基地内部；在老建筑的不同部位施以改动，为不同工程类别的同步施工提供了可能，故工期可以较短。
　　第二，在尽量利用主体结构的前提下改变旧建筑的功能配置，或改善旧建筑的空间质量，或扩大部分功能空间，经济性体现在工期缩短、构配件循环利用和面积补偿几个方面。
　　第三，不论是保留主体结构还是保持风貌替换内部结构，在改造过后的新生建筑里，均可赋予建筑以文脉传承的价值。
　　改造需求通常体现在几个方面：①文化需求——往往是结构老化的建筑“留皮换骨”；②空间需求——在原有功能基础上扩大空间数量、或增加大空间、或改变功能配置关系；③设备更新——新的设备要求如空调、智能化等，需要在旧建筑上“动手术”，而且往往除了设备空间的要求，还对建筑表皮带来影响和改变。在同一个改造项目中，以上几个方面通常兼而有之，只是侧重不同。
　　重庆一中主体校园是在80年代后整体规划指导下逐渐形成的。一条贯穿东西的主轴线穿越了校园大部分依次布置的开放空间（公共广场、球类场地和运动场），主要教学建筑分别布置两边。核心教学区由4栋教学楼构成，修建时间前后延续了15年；其中的3栋建筑（初中部教学楼、图书馆以及科技楼）先后获得重庆市优秀建筑设计奖。核心教学区建筑虽然修建时间跨度大、形态各异，但两个重要元素协调了校园的整体氛围：一是红色和白色的亚光霹离砖的统一应用——白色用在交通体部分，红色用在主体功能建筑部分；二是4栋建筑的主要楼梯采用相似的形式并一起面向中心区形成围合。这种具有时间积累的空间和建筑效果使得一中校园成为重庆市最有特色的校园环境）。重庆一中实验楼是70～80年代修筑的教学用房——普通的三层楼外廊式砖混建筑，廊的两端各有一个两跑楼梯，其中一个楼梯紧邻面积狭小的公共门厅；只有教室无其他辅助用房（如卫生间等）；基本结构良好而水、电等基础设施已不能满足当前的要求。为此，实验楼改造必须满足两方面的基本要求：一是使用条件；二是与现在的校园环境相协调。
　　经过现场调研，除了需要增设卫生、水、电设施外（这些内容不在本文中详细讨论，虽然它们是旧建筑改造的基本和重要内容），门厅偏小、缺乏活动空间是建筑方面最主要的问题。
　　重庆一中实验楼的改造主要针对几个方面：①使用空间容量不足——增加教室的数量；配套设施不足——增加辅助空间如厕所、增加空调等现代设备；②空间品质欠佳——由于当时的经济性原因，建筑的集散和交通面积标准低，且缺少过渡空间、休息空间，整体的空间层次感差，改造中增加了中庭，并适当扩大了建筑入口，为使中庭的尺度适宜，拆除了少量教室；③装修老化、污染严重或标准较低——对建筑内外有区别有重点地重新装修，在改善使用舒适度的同时，针对一些部位进行了相应的安全加固；④热工性能欠佳——原建筑主体的外墙形式简单，没有考虑建筑节能，在改造中结合外墙空调设备的布置在南墙设置遮阳等构件；⑤建筑形态和色彩过于陈旧，无法和已经形成的校园环境整体协调——通过对建筑形体和外墙材质、色彩的重新处理，使之与新的校园环境形成呼应。
　　在研究改造方案的过程中，一位参与设计讨论的美国建筑师戴尔·旺德里奇（Dale Wunderlich）与其他设计人员在具体细节处理上的差异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在他的提案中，十分注重细部形态，玻璃顶骨架的悬臂钢架构思比实施方案优美许多，并对抵抗结构的倾覆有利，细部也更具设计的意味。而中国建筑师仅考虑到需要一个室外公共空间，但用什么样的建筑语汇来建构这一空间却着力不多，而这恰是设计的本质和趣味所在。由于某些具体情况的限制，Dale Wunderlich的提案未能成为最终实施方案。
　　在城市规划领域，针对理性规划带来的诸多问题，公共政策学者林欧（Charles Lindblom）提出了渐进式规划的理论。在他著名的文章《应对过去的科学》（●The Science of Mudding Through●）中提到：在充满复杂性及不确定性的公共政策环境中，既然决策过程无法完全合理化，既然决策者及规划者也不可能有完全足够的资讯与知识去做绝对合理的判断，那么为了便于政策的制定及执行，有时候我们只要满足局部合理、短期阶段性目标的达成即可，有时甚至采取应对过去（Mudding Through）的方式也不失为一好的策略。其实在建筑领域，渐进性改造和应对过去的策略的确有时候不失为一种好的策略。当把时间的维度拉长，不是用5年、10年的时间，而是用50年、100年的尺度来观察城市的更新、建筑的改造，不管是整体推掉重建还是旧建筑再利用都是城市漫长更新过程中的举措——其根本差异在于文化价值观的差异和判断。当代人理应为后来人保存现有的历史信息，而不应武断地抹掉这些具有时间价值的场所和建筑。只要能够满足当前的使用需求，旧建筑再利用无疑是城市更新的上佳策略，是建设节约型社会的重要路径之一。纵观建筑历史上对于旧建筑的保护，20世纪70年代以前以关注经典历史建筑的保护为主，且多缺乏现实功能需求的介入和大众的参与；80年代以后这种孤立保护的状态逐渐转变为以“再利用”方式鼓励更多现代社会活动的进入，且关注面扩大到建筑保护法规圈定以外的具有一定历史价值的一般性建筑。从单纯“保护”向综合、多元的层次扩展，将建筑纳入渐进的、自身不断完善的历史过程。而这一历史过程所具有的“循环利用”特点，本身就具有特定的历史价值。
　　旧建筑再利用面临的不是技术问题，很显然当前已经有足够的技术力量满足任何的需求；旧建筑再利用需要面对的可能更多是美学上的问题，由于时下五花八门、差异极大、跨越于不同时空的审美观斑驳共存，因而人们对于什么是“美”、什么是“好”失去了相对共同的标准——需要指出的是这种五花八门并不是一种“多元”文化的共存。多元文化除了“多”，需要一个整体的平台使得其中的“多”相互理解、认可和尊重。当代中国显然并非如此。在建筑设计领域，原有积累的知识系统不能应对转型时期各种纷繁复杂的要求，形成了严重的文化滞后现象；加上与国际“接轨”过程中引进的根基于各种不同社会背景、不同地域空间的设计理念，以及各种新技术、新材料的应用，使得当代中国建筑师在茫茫中有点无所适从。这就回到了“文化自主性”问题，这是一个宏大命题，其中的一些关键词就是什么是美的、什么是好的——即需要以“我”之眼，以“我”自己的价值体系来判断好与不好。旧建筑再利用显然并未脱离这一框架。一个旧建筑的形态链接上新时期各种不同的审美观将变化出各种不同形态——其中的忧虑在于，当前较为普遍的“形式浮夸”趋向很可能将原有的建筑装扮得十分入时，从而掩藏了原有建筑的历史形态。一中实验楼的改造利用多少就具有这种趋向。如何在“新”与“旧”之间取得一种适当的美学平衡，始终是旧建筑再利用过程中应该给予认真思考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