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孔坚:我怀念没有设计师的地方
俞孔坚设计的广东中山岐江公园
当追求特色和个性的领导、设计师们挖空心思，竭尽屋顶、立面、广场和马路之能事，争创“世界第一”时，我们不禁要问：城市究竟在为谁设计？
“没有设计的公共场所，是充满诗意、人性和故事的。”
在我们的回忆中，这样的场所存在于云南哈尼族村头大树下的磨秋场，青年人在树荫洒下的月光里诉说着衷肠；这样的场所在青藏高原的交叉路旁，藏族老人们围着比村庄更古老的玛尼堆，手摇经轮祈祷着平安幸福；这样的场所出现在江南水乡的石埠头上，孩子们缠着白发老者，聆听关于河流的动人故事。
在俞孔坚的眼中，这些没有设计师的场所却充满着含义：它们是人与人交流、寄托希望并以其为归属的地方。
“有了设计以后，我们却发现设计师很少在为‘人’而设计。”尽管以设计为目的的公共场所富有创造，为“神明”而做的建筑十分恢弘，为世俗君主权威设计的城市空间无比气派，然而这些在俞孔坚看来，它们离普通人的生活是遥远的。
回望我们的城市设计，它构成了人生活的全部内容——工作、居住、休闲和娱乐，而人也被解剖为一个个独立功能的零件，构成了作为机器的城市本身——为了让汽车在大道上通行无阻，人们选择了在太阳下曝晒和在寒风中等待，“这种尊严感甚至不如一群横渡溪流的鸭子”。
在当代中国快速城市化和辉煌的经济繁荣表象下，却潜伏着巨大危机，这包括能源短缺与生态环境恶化带来的生存危机，全球化和社会文化转型时期的民族身份危机，以及与之相伴随的草根信仰危机。
面对这样的困境，俞孔坚疾呼：莫要沉醉于眼下“大国崛起”的欢呼、复古之风的熏蒸以及国学热的迷幻。他为我们指出，唯一出路便是“续唱新文化之歌”——这不是一场新文化运动的重复，也不是“文革”式的精神扫除，而是把尊重和保护乡土与遗产本身作为新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重新发现“足下文化与野草之美”，改变那些荒诞不经的“城市化妆”运动。
“城市景观是人类的欲望和理想在大地上的投影，所以，纵观城市景观的历史，人们在挣脱了旧的枷锁后，又被套上新的枷锁。直到经济时代的来临，我们才看到一点人性化时代的曙光。”俞孔坚话语沉重。
在俞孔坚的设计理念中，景观的社会关怀应体现在如何使景观实现“天地—人—神”的和谐与统一——“我们怀念那些没有设计师的地方，那是浪漫、自由而充满诗意的，是艰辛、朴素而可歌可泣的，刻入人的生命与记忆。”
这正如我们常见的“公园”，它的源头最早便是社区的公共交流场所，如宗庙前的草地与广场。
在这里，不同肤色、不同财富拥有者、不同权力拥有者和不同生理、心理能力特点的人，无论大人或小孩、男人和女人、残疾与健全，都将得到一视同仁的对待。他们拥有不可剥夺的使用权，在这里共享大地与天空。在这里，人与人得以平等地交流，获得身心再生和教育感化的机会，人性因此得以升华，真善美因此得以发扬，社会因此走向公平、进步与和谐，人类社会的最高理想也便最有可能在公共景观的设计中得以体现。
“优秀景观设计的灵魂与核心价值，体现的是设计师对芸芸大众的关怀、对现实社会的忧患与对未来社会的改良之心上。”
怎样才算得上是真正好的景观设计师？俞孔坚已经给了我们答案：好的设计师会认识人性，了解人作为自然人和社会人，到底需要什么；会阅读大地，感悟自然的纹理、格局和形式；会体验生活，经历地方独特的特色，或政治、或商业、或悠闲；会聆听故事，关怀人文历史，实物或文字。
“景观设计是为这个社会的每个人，为当代的我们也为未来的他们，为人类，也为其他与我们共享这个唯一地球的所有生命。”——这番话，浓缩了俞孔坚从业30余年的思考，透着一种深刻和宏远。
“回来吧，诗意的场所；回来吧，人性的空间；回来吧，那有故事的地方。”
记者手记
“土人”印象
2013年，俞孔坚正式迈入半百之年，但他的骨子里仍透着一种韧劲。
采访中，他几度离席而去，为记者查阅书籍、打印资料，直到把一个问题讲透彻为止。
1997年放弃美国SWA集团景观规划与城市设计师的职位，俞孔坚将妻子和孩子一同接回中国，却并没有留给他们太多时间。
在担任了多年俞孔坚助手的贾女士眼中，这位执著的“土人”除了出差，其余的时间都待在研究院内，颇有大禹“三过家门而不入”的遗风。他的家人并没有太多抱怨，妻子知道，俞孔坚并非不关心家庭，只是“爱”的方式与常人不同罢了。
在那个高考尚未恢复的年代，俞孔坚每天遥望着村外那片风水林，将所有情感寄托在这片他爱得深沉的土地上。
面对随之而来的破坏与污染，俞孔坚却没有成为激进的环保主义者，而是通过话语与实例，定义着一个阈值更宽广、更具综合性的行业。
“这篇报道不要记录太多我的事情，而应该着力于中国的生态安全危机。”
采访的最后，俞孔坚的要求简单而意味深长。
文章来源：《中国科学报》 (2013-03-22 第5版 人物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