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澍：一脚走进圣殿 一脚踏入市井

　　王澍是一个复杂的矛盾体：他到达了最神圣的世界建筑圣殿，又扎根于最平民的俗世生活；他不辍地进行各种先锋性的创作和教学尝试，又极力倡导回归自然状态的传统生活；他一直被视为非主流的异类，却得到了主流社会最高规格的认同。5月25日，北京人民大会堂，当普利兹克建筑奖暨凯悦基金会主席汤姆士·普利兹克将奖牌授予这位登顶世界建筑最高峰的中国建筑师时，现场响起了经久不息的掌声。 
 

汤姆士·普利兹克（左）向王澍（右）表示祝贺

　　王澍是一个复杂的矛盾体：他到达了最神圣的世界建筑圣殿，又扎根于最平民的俗世生活；他不辍地进行各种先锋性的创作和教学尝试，又极力倡导回归自然状态的传统生活；他一直被视为非主流的异类，却得到了主流社会最高规格的认同。 
 
　　5月25日，北京人民大会堂，当普利兹克建筑奖暨凯悦基金会主席汤姆士·普利兹克将奖牌授予这位登顶世界建筑最高峰的中国建筑师时，现场响起了经久不息的掌声。 
 
　　“去年11月，普利兹克奖评委会成员到中国进行了为期一个多月的密访，我们第一次有幸看到王澍先生的作品，所有评委都感到很震撼。那次密访结束后，我们非常有信心地说：2012年普利兹克奖是属于王澍的！”在颁奖典礼前举行的记者会上，普利兹克建筑奖评委会主席帕伦博勋爵毫不吝啬对王澍作品的赞赏。于是，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从未出版过一本作品集、从未在国外作过设计、从未被媒体特别关注过的王澍，突然接到了评委会通知他获得普利兹克奖的电话。 
 
　　获奖是一个思考的契机 
 
　　王澍用“激动”和“惊喜”来形容自己获奖后的心情。作为中国第一位获得普利兹克奖的建筑师，最令他激动和欣喜的不是大奖带给他个人的巨大声名，而是中国公众和媒体对建筑的空前关注。 
 
　　“中国是世界上建筑量最大的国家，但公众对建筑的关注与此并不匹配。这次我得奖从三方面触动了大家的神经：首先，在中国推进现代化的过程中，城市发展与传统文化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其次，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追赶世界先进水平主要依靠的是科技力量和经济发展，而在文化方面，中国建筑师一直无法确认自己的水平到底如何。再其次，我的工作室叫业余建筑工作室，其实之前大家就朦胧地意识到，我设计的建筑与城市中心巨大的、闪亮的、标志性的、具有现代化表征的大型建筑不太一样。我走的是一条更加底层、更加贴近普通民众，与中国传统和现实生活相关，不那么闪亮甚至有点粗糙的独立探索之路。”王澍说。 
 
　　在他看来，中国是一个非常开放的国家，在这里出现鸟巢、出现中央电视台新大楼没有问题，问题是这些建筑不应该具有排他性，不应该阻断中国的文化传统。“我一直觉得，中国文化应该有足够的自信，相信自己在市场潮流中是有独立价值的，至少能够与那些现代的、闪亮的东西并行不悖。”王澍说，“我们以为全世界的城市都像北京一样高楼林立，其实出去一看，根本不是这么回事！一座古城并非只有发展商业旅游才有价值，能提供让人悠然生活的环境就是城市最大的价值。”王澍希望此次获奖能成为一个契机，让中国人走出臆造的城市，终结臆想的现代化。 
 
　　“城市化难道一定要与拆迁、与地标建筑联系起来？古建筑保护难道一定要与旅游开发、修旧如旧联系起来？这些问题不是经济力量可以解决的，必须由城市管理者从文化发展的角度来解决。不能让纯商业的东西无度扩张。社会主义国家应该做社会主义国家能做的事情。”王澍说。 
 
　　被称为异类是一件好事 
 
　　坐在记者面前的王澍，笑容谦和，语调低缓，让人以为当年那个“如一把带着寒光的刀”的叛逆青年已经远去。然而，记者在他谈吐中很快就发现，那个大二时就公开宣称“没人可以教我了”、带头向教授抗议画商业效果图、把体制环境和业内大师都批斗一番的王澍从未改变，只是在人文层面进行了更深刻的思考。 
 
　　“被称为异类20多年，我已经习惯了，而且觉得被称为异类也是一件好事。中国在快速发展的过程中有那么多问题，只有一股主流力量来解决肯定是不行的。多一些异类是中国的福祉，我们需要多种意见，需要更加多元、更加开放的思想。”王澍说。 
 
　　20世纪90年代，掘金大潮来势汹汹，建筑学硕士毕业的王澍却有将近10年没有从事建筑设计。他不在任何高校和设计院就职，大部分时间都泡在工地上和工匠们一起从事最基础的手工劳动，闲暇时就读书练字，背着背包到处溜达，抑或坐在西湖边一整天什么都不干。当与他同时代的设计师“只争朝夕”地设计出一大批如今已被人遗忘的建筑，换来个人荷包的丰盈时，王澍却花10年宝贵的光阴学习、感受和积累，不得不靠太太陆文宇的工资过活。 
 
　　经过10年积淀，复出后的王澍多了几分平和，少了几许锋利，却依然不改特立独行的本色。 
 
　　2001年，杭州市政府找到王澍，请他主持改造历史上著名的南宋御街杭州中山路。王澍“张狂”地提出自己的3个条件：时间至少要3年，之前还要给我半年的时间调研；原住居民不能迁走，要保持沿街生活场景的真实性；绝不做拆真古董建假古董的“保护性拆除”。当着杭州市政府官员的面，王澍高调宣称：“如果搞拆迁，我就拒绝这个项目；如果让我来做，就决不能搞拆迁！” 
 
　　王澍的坚持取胜了。当中国绝大多数城市都在拓宽道路、拆建房屋、打造仿古商业街时，杭州中山路24米宽的街面被缩窄到12米，没有动迁一户居民，原地改造所有老旧建筑，同样也再现了南宋御街的繁华胜景。“这件事证明，虽然中国城市大的结构现在已经非常糟糕了，但是局部的改善还是可能实现的。我们接下来应该做的，就是一块一块地收拾，一点点改变中国城市的现状。” 
 
　　一个生在17世纪的中国文人 
 
　　王澍身上的很多东西都与潮流格格不入：长年穿着标志性的黑色中式布衫，用手绘而不是用电脑制作图纸，对地标建筑这类容易使人产生兴奋感和敬仰感的事物毫无兴趣，抗拒城市中的高楼、霓虹和宽阔街道，钟爱中国的书法、绘画、园林和传统生活方式。他的作品中不仅有残瓷、旧瓦、夯土墙这些古老的建筑材质和形态，还有园林、院落这些传统生活方式的空间载体，充溢着打破现代人生活常规和心理惯性的创作期待。无论是宁波博物馆、中国美院象山校区，还是瓦园、宁波滕头馆，大多数人透过王澍的作品，看到的不是传统元素的简单拼接，而是对过往生活的记忆，感受到的是传统文化的气韵。 
 
　　“与老建筑的消亡相比，还有一个问题更容易被忽视：大家现在已经快忘了，过去那种在老街区里怡然生活的感觉是多么美好！”言语之间，王澍时常流露出对传统生活方式的怀恋。鸡犬相闻，市井欢腾，邻里间其乐融融，这样的生活图景对王澍的诱惑是恒久的，这一点在他的建筑创作中得到了充分佐证。他在自己两室一厅的斗室里建造了一座意象化的迷你园林；在设计商业住宅项目“钱江时代·垂直宅院”时，他说服开发商放弃近万平方米的套内面积，以打造可以实现邻里之间互动往来的公共空间；在创作中国美术学院象山校区时，他脱掉教学楼窗明几净、高大轩敞的窠臼，在走廊、屋顶等处辟出随性的自由空间，营造了田园牧歌式的建筑外部环境，渴望借此重现孔子或柏拉图式的教学场景。 
 
　　每每谈及对自己影响深远的人，王澍都会提到李渔。“我相信人和他的创作是有可能超越时间的。我经常说，我这个人是生在17世纪的，只是在21世纪工作而已。李渔就是17世纪一个典型的中国文人，他跟这个社会的主流保持距离，但他的生活和创作是丰富多彩的。”在建筑师的身份之外，王澍更是一个文人，一个哲学家，长于用超越时间的哲思赋予作品永恒的生命力。 
 
　　正如普利兹克奖评委会的评审词所言：“讨论过去与现在之间的适当关系是一个关键的问题，因为中国当今的城市化进程正在引发一场关于建筑应当基于传统还是只应面向未来的讨论。正如所有伟大的建筑一样，王澍的作品能够超越争论，并演化成扎根于其历史背景，永不过时，甚至具有世界性的建筑。” 

王澍作品：中国美术学院象山校区

　　中国已经到了需要城市复兴的时刻 
 
　　王澍在任何场合都不掩饰对快速城市化的不满，即使有人说他螳臂当车，有人说他鼓吹历史倒退、阻碍时代发展，他也从不退缩。 
 
　　2011年，中国的城市化率首次达到50%，按照官方的预期，这个数字到2050年将达到70%。“至少我认为，在中国，50%的城市化率已经足够了！要知道中国的人口基数有多大，50%的城市人口已经远超整个欧洲！”王澍说，“过去30年，中国在没有搞清城市到底是什么的情况下就开始搞城市化。我们今天所说的城市不能叫城市，只能叫一堆大房子的堆砌，我们称之为有城市感受的那个结构已经基本消失了。现在是一个机会，我们需要重新探讨到底什么是城市。中国已经到了需要城市复兴的时刻了！” 
 
　　在强烈质疑城市快速扩张的同时，王澍对乡村的赞美和向往同样热切。“中国更加生态、更加平民化、更加持续的生活方式仍然大量存在于乡村。对中国而言，乡村发展是更加重要的命题，城乡发展平衡是比城市扩张更有价值的。这两年我的注意力在转移，转移到乡村建设上。我从乡村学到很多东西，然后把这些东西用在城市中。” 
 
　　“在中国现代化的过程中，大家都认为城市比乡村好，村里的人本能地想往城里跑。中国美术学院象山校区建好后，一个学生跑来对我说：‘王老师，我恨死这所学校了！我费了那么大力气从农村考到城市读书，可这个校园让我感觉又回到了村里！’”讲到这个“典故”时，王澍眼睛中既有实现设计企图的得意，又有对城乡认知的无奈。 
 
　　在努力让乡村建筑“登堂入室”的同时，王澍一贯反对将建筑作为划分阶层的标尺。“为什么住在老城区的贫困人群必须搬到郊区去？难倒城市发展的结果就是把过去一直生活在城市中的人赶出去？作为建筑师，应该通过自己的创作，帮助人们跨越城乡之间对立的价值鸿沟。”王澍严肃地说。 
 

王澍作品：五散房

　　王澍绝不是最后一个获得普利兹克奖的中国建筑师 
 
　　从2012年普利兹克奖颁奖典礼确定在中国举行，到张永和成为普利兹克奖第一位中国评委，再到王澍摘得2012年普利兹克奖，短短一年间，普利兹克奖与中国三度热情拥抱。有人试图在这三者之间找出某种微妙的联系，以分析王澍获奖背后特别的深意。然而，普利兹克建筑奖暨凯悦基金会主席汤姆士·普利兹克在提及这一点时，称这一切只是完美的巧合。“普利兹克奖每年都在不同的地点举行颁奖典礼，希望在全球各地传播建筑的重要性。这一次，我们觉得没有任何地方比中国更重要。过去几十年和未来几十年，中国一直是建筑界最热门的地点。中国的发展不仅对中国至关重要，也是全球各地共同关注的话题。” 
 
　　普利兹克奖评委会成员来自世界不同国家，有着不同的成长背景、生活层次、接触领域甚至专业背景，唯一的共同点是对建筑的极度热爱。多种思想的激荡和评委对建筑的钟情保证了每一次评选结果的客观公允，这也是为什么30多年来，普利兹克奖赢得了全世界建筑师的尊重和认可，被称为“建筑界的诺贝尔奖”，成为全球建筑界的最高荣誉。 
 
　　“王澍获奖是众望所归，他是第一个获奖的中国建筑师，但绝不会是最后一个。”评委会主席帕伦博肯定地说。 
 
　　从业余建筑工作室成立那天起，坚持从兴趣出发，不受利益因素干扰的“业余”态度一直主宰着王澍的创作。当记者问王澍获奖后会不会改变这种“业余”的态度时，王澍很肯定地回答，绝对不会！“因为这不仅是我的工作态度，也是我的生活态度。”对王澍而言，无论多伟大的建筑，无论能给自己带来多少赞誉，如果甲方无法接受他的设计理念，那么他唯有放弃，决不妥协。“中国建筑师最缺少的不是灵感，而是一贯的、持久的思想和态度。” 
 
　　“获奖之后，确实有很多人诚恳地请我做一些很有意思的项目，我还是改变了一点：原来工作室每年只接一个项目，现在我决定每年接两个。”对王澍而言，每年接的项目从一个增加到两个，不是多了一个，而是翻了一番，这已是他能对现实所作的最大让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