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美学与生态城市主义国际论坛——企业高峰论坛

　　会议时间：2010年10月31日下午
　　会议地点：北京大学英杰交流中心阳光厅
　　会议内容：企业高峰论坛

　　主持人（李迪华）：今天我们已经讨论到中国有注册城市规划师、注册建筑师，但是还没有注册景观规划师，我们意识到另外一个问题，我们今天的规划设计是处在一个不断变化、创新的时代，一方面我们看到了规范给大家带来的工作便利，但是另外我们发现规范也带来了约束，所以今天许许多多的建筑和城市规划的创新就受制于我们已有的这些规范和已有的国家标准。但是另外一个方面发现，园林领域里面，由于没有规范，所以就陷入规范的混乱。就这个问题，请各位专家用最简洁的语言来回答一下我们怎么来解决目前已有的规范给我们带来这种思想的僵化，和没有规范给我们带来混乱的问题。给大家一些建议。

　　庞伟：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那是我们一种能够向往的高峰时代。

　　梁钦东：所谓注册也好、规范也好，很多情况下是这个行业作为一个自己行业为中心来约束自己行业，同时限制其他人进入这个行业的一种手段。建筑确实有很多跟大家平时生活意义相关的东西，包括防火非常重要，所以它的注册也好，限制也好是必须有的。景观方面，我个人认为其实没有太多跟所谓人的人身安全非常相关的特别的东西，我倒觉得景观行业可以更开放一点，即便现在有注册景观设计师，但实际上从业的人往往很多并不一定是注册的。
    
    温子先：有规范的时候我们遵循规范，没有规范的时候我们寻找一些机会，所以不管是规范和没有规范，对我们来说都是一个机会。
    
    陈奕仁：我觉得规范不一定没有创新，这可以分两个方面考虑。创新，我们是可以在不同的层面，在学习的领域，在一些艺术的领域，任何一个行业在景观上面参与和创新的。规范方面，其实是我们对社会的责任，等于说他去看医生，你看医生要找一个好的医生，你要动手术，你放心让一个没有注册的医生帮你做手术吗？不会的。所以这是我们作为景观设计师对社会的责任，创新是我们自己行业里面应有的部分。
    
    马晓暐：如果对比我们国内很多设计的公共空间和美国设计的公共空间，我个人感觉美国友ABA，美国有LEED，是一件好事，增进了公共空间的安全性、适用性、品质。相对于美国设计的很多公共空间和欧洲设计的很多公共空间，我觉得美国这些规范特别制约人的创意设计，我更加欣赏巴黎的文化。我自己觉得国外很多好的理念到中国往往会走样、变味。我不是在贬损其他的专业，但是我确实感到有时候很困惑。我就怀疑会不会将来有一天，我们中国也有LEED认证，然后我们也出现一大堆35岁人好不容易考上LEED以后，让他做点事，他就说我：我做事，我都考完LEED还做事？这也是很大程度上的困惑。
    
    朱小地：我想是不是对规范了解，包括我们面对各方面的专业，你是不是真的对本专业的规范或者相关专业的规范，为什么这样做有所了解。实际上建筑创作也好、景观创作也好，有很多制约因素，这个东西必须面对社会各方面，包括业主、规划管理部门，包括领导，其实都是你的制约因素。只有在这些因素里面找到一个能够平衡这些各方面矛盾的位置，才可以。我工作经验里，我觉得你要对规范理解的话，你是否能够跟其他专业工程师找到一些共同的语言，否则的话别人都比你规范。
    
    王辉：如果你作为一个设计师，你跟人签合同，那么合同里最重要的不是你作为乙方给甲方提供最好的设计，而是甲方给乙方提供一个满足一般的行业要求的设计，合同肯定要这么签。假如你签一个我给你提供最好的设计，那你连钱都收不回来。设计师首先要做的事情不是一个好的设计，而是能够满足最低要求的设计，一个为了公众利益和公众健康、安全的设计，而不是一个从美学上看有多么超越、突破的设计。这是我们一种规范和资质管理的背景，因为它使得我们这个行业有最低的可信度。
    
    李存东：我们参与过很多规范的制定，面对规范的理解，我觉得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我们寄希望于现在一些规范的制定、修编，在这个过程中应该考虑到更多是本质上的东西，而不是一些中间阶段的数据和要求。实际上规范从根本上来说是考虑到人身安全的措施角度。比如国家大剧院，包括一些重要的设计，很多消防规范没法适用，怎么办？很多专家论证，或者提出一些规范，最主要的是给出规范计算公式，而不是给出计算公式中间阶段。从另一个角度，我也同意前面专家说的，我们面临规范的时候，要做设计的时候，要有一种夹缝中间求生存，所谓生存就是你的设计理念。
    
    甄晓玥：因为我对景观行业不是特别了解，我觉得景观本身是一个很活的东西，但是从功能角度，规范就是职业考试，证明这些基本理论是有了解的，才能从事这个行业。但是我感觉景观规范还有一个过程。
    
    主持人（李迪华）：谢谢各位专家。从刚才各位专家的发言里，我能听出来，一方面我们确确实实需要规范来规范我们行业，另外一方面我们规范制定必须理性。但是更理性的是我们的工作，也就是在实践过程中如何来履行这些规范，才是我们真正创造的源泉。谢谢各位专家！
    从昨天到今天的报告中，反复提到公众的参与，可是在中国的设计市场中，我们更多面对的是政治的法则和经济的法则，与技术原则的矛盾，能不能请各位专家谈一下如何在今天中国的环境中处理好当政治法则、经济法则和技术原则产生矛盾的时候，我们怎么实现多赢或者双赢？
    
    庞伟：所以说有些时候只要是这样一种规则一产生，它就不可能有一些爆炸性的东西。我们谈到规范，据我所知，只要有一个考试，就会产生一群为考试而生存的人。比如说中国最大的书店就是考试书店，有些人既不是建筑师，也不是律师，也不是规划市，但是他把所有考试都考完了，然后他就卖证，他的收入比我们都高，他是专门为考试而生的人。现在一些注册师的市场价钱，我估计不同地区的差别，从一个月1万元到一个月两万元不等，而且这些人基本上是跟设计无关的，而我们所有甲级注册的设计单位是多少是以卖资质而跟这些民营单位共同在市场生存，民营单位没有资质，他卖给你。

　　陈先生在香港，香港前特首董建华先生，你跟他关系好，他会今天晚上会请你吃饭，但是明天你要办的事，他告诉你，你到窗口去办，香港是这样的一个地方，但是你们这样的时间也不会太长了。港英政府在香港，所有人跟傻子一样，只要绿灯不亮是不会过马路的，但是曾几何时现在只要是没有汽车，他们跟我们一样都过马路。所以我想规则是守规则的人，只要守规则的人，在这样的地区建立规则，中国人太精了、太活了、太潜规则了，你们想要求权力，权力是血冲出来的，是我们革命先辈抛头颅洒热血换来的，你们抛头颅洒热血没有，你们就要权力。

　　回到正题，我想一个问题好的方面永远是矛和盾并列，比如说制约，比如说麻烦，所有的艺术都是这样的，所有优秀的工作都是这样的，所以说在矛盾状态中生存本身就是事物一个好的方式和没有办法逃避的方式。

　　朱小地：我个人感觉在我们这样一个社会体制下，知识分子的作用必须要明确，如果不明确这一点，看到欧洲、北美艺术家们的状态，我觉得要犯错误。如果一个创作可能并不是一个简单的设计的问题，我认为可能是发现问题，也就是说在这么多的制约因素环境中，也可能存在着某种解决办法，但是也可能就没有办法，只不过让我们设计师无谓的做了一些设计而已。所以首先对这个点的捕捉很重要，这个点的捕捉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答案，至于你想其他途径来表达的话，我认为在中国现在情况下是不太可能的。所以我把当前艺术的发展总体的概念定位在一个现实的层面，我觉得可能其他方式不可能成为我们整个社会层面更多人关注的状况。

　　王辉：我的观点是在一个浪漫主义时代不要搞现实主义。我们当今设计师永远受政治、经济、技术的强奸，我们处于很弱势的地位。今天确实是我们最没话语权的时代，也恰恰是我们最有话语权的时代。如果我们横向去比较设计师在这个世界上，有谁能够凌驾于甲方政府之上，提出更多的想法。这是我们中国设计师所处的一个最辉煌的一个时代。作为建筑师这个身份，都市实践既没有教授、博士头衔，也没有什么劳模、专家之类的荣誉，更没有局长、部长、科长的抬头，但是我们参与了很多政府的项目，我们的意见获得了政府的采纳，我们的东西实施了，而且不只是一个建筑美学的问题，是一个社会学的问题。我们面对广大青年学生热血沸腾的时候，应该打一针鸡血，要有参政的野心，不要脱离设计师行业去参政，我用设计的手段进入到社会。我希望在我的有生之年，更希望在你们有生之年，这道门马上就要关上了，如果我们横向比较世界设计师的地位，他们有美学的地位，没有设计学的地位。

　　主持人（李迪华）：我们社会表面上是现实主义的，但本质上是浪漫主义的，可不可以这样理解？
    
    朱小地：我认为现在总的趋势或者时代的特征，我觉得创作永远是个性化的，或者是自己个性的表达。不管怎么样，在这样一个社会背景下，我觉得创作的走向受到了现实情况的制约，这一点恰恰是我们当前创作特点。总的来讲，受到了制约的约束还是比较强的。如果把建筑和环境作为艺术创作来讲，我觉得这个影响在整个社会来讲受到的影响非常强烈，也影响了我们良好的创作氛围。
    
    马晓暐：刚才王先生说我们景观设计师很有野心，建筑师也要有野心，其实建筑师比我们有野心，我们景观设计师最大的问题就是缺乏野心。我在美国，最好一个朋友是日本一个朋友，我们一起读书，后来他去了GSD，有一次对话的时候，我们两说了一次话，他说他要离开景观专业，他说景观设计师眼睛已经不闪光了，他说你看看周围的人，谁是学建筑的，谁是学景观的，看长相就能看出来，眼睛闪光的都是学建筑的。我受了特别大的刺激，这也是我逃回中国的理由，我特别怕我们以后在中国的景观设计师再过十年眼睛也不再闪光了，这是特别可怕的事情，然后跟美国人一样变成环境工程师，整天张口就是LEED，所以大家要特别有野心，而且要跟他们进行野心竞赛。
    
    朱小地：今天大家提野心，是在引导我们同学往错误的方向走。我1988年开始做这行到现在，我做院长做了很多年，各方面的摧残是非常大的，从形象就可以看出来。但是我个人感觉你对社会的责任，刚才讲到西安这个项目，我们那个团队研究了好多天，没法做。后来几秒钟的时间我说咱们就做咱们的设计。实际上大家都在有一个追求或者一种责任感，这一点是坚持我们建筑师或者环境设计师在这个行业持续工作的一种原动力。如果缺乏了这个原动力，什么野心、平常心都一边去，没有任何意义。包括清华、北大，现在开了建筑与景观设计学院，我们应该从这一点上保持我们知识分子的这种基本的素质和道德水准。可能我们遇到很多制约因素，甚至很多问题使我们焦头烂额，但是如果我们不坚持的话，我们高等学府就没有存在的意义了。
    
    陈奕仁：马先生说景观设计眼睛没有闪亮的东西，我也有同感，回到我们学校这边，能否教优秀的人才，有的话我们就有希望，就有未来。另外说规范、设计、创新，其实这都是一些基础，真正要的是我们作为一个设计师要做好的作品。
    
    王辉：各位的说法我很赞同，就像刚才甄博士说的很有意思的现象，当今社会是一个什么社会？就是船在路上走，车在河里行，这是我们一个时代的机遇和特点，这是一个不合理的时代，又是一个最合理的时代。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差的时代。但是在这些东西之上，要有一个对时代的把握，对机遇的把握，如果没有这种感觉和知觉的话，我们只不过是工具，是别人的工具、社会的工具、其他专业的工具，如果我们有这些东西的话就有自主权。
    
    温子先：其实我们说明很多限制，不管政治限制、法规限制等等，其实我们做设计不光是建筑，我们永远是从限制开始，题目给我们是限制，法律上或者政治上都有限制。因为我们必须从责任开始，设计是从现实开始。我本人不是在中国生长的，我觉得现在中国的机会限制确实是最小的，我们其实有最大的空间发挥我们的创意。
    
    梁钦东：刚才说公共参与其实最重要，温先生说的对，现在其实不是设计师非常好的时代，如果能够说服甲方、说服政府的话，能够在游刃有余的空间里面作出你自己最好的作品，但是我个人认为并不一定是对公众和城市最好的时代，我认为整个体制决定现在参与这个过程的只是少数，包括设计师、政府，但是大部分的公众基本上没有话语权，我认为这是不对的。长远来讲，这是不应该发生的一件事情。其实各个设计单位、各个设计师都有自己的办法应对这样的事情，很多人也许在这里找到了被甲方骂、被政府骂，最后做的是一些画图的工作，有些设计师游刃有余，最后实现了自己的理念。有些设计作品出来的是好东西，但是我个人认为大部分作品出来都是相当的普通、平庸，对城市其实不是好的事情。我个人认为第一，这个体制应该变，我相信会变。第二，整个发展速度应该放慢。现在大家没有时间去思考，基本都在重复着画图，对设计师是好事，可以出来大量的作品，每个人一年大概能作出十年做的事情，我个人觉得这不是好事。我相信这种讨论过程未来会越来越扩大，未来会有越来越公众参与，我相信这一天会来。
    
    李存东：我们怕被限制，我们不希望被限制，我们不能够、也不应该被限制。就是我们不应该被自己最终拿出的作品去限制，我们应该是怕被限制。但是真正做的过程中，我不希望被限制。
    
    甄晓玥：其实景观有很多机会，因为景观是很多事情的载体。我知道土人设计其中有一条原则，就是能让水流到绿地的地方去，就不要流到地面。虽然国家没有相关政策和规则约束这个地方，但是景观能够想到就可以实现。所以景观在现在没有太多规范的时候，可以真正实现一些东西，包括湿地公园，处理水，实际上是环境的东西，所以是景观行业的机会。
    
    主持人（李迪华）：我努力理解各位嘉宾的发言，因为中国和西方情况差别很大，我们为什么要强调公共参与，实际上想通过参与使我们的项目体现大多数人的利益，使我们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尽可能少的犯错误。相对于西方来说，今天中国社会的机会，全球没有一个地方像中国有这么多的机会，我们解决方案也存在于机会当中。我们所说的这些冲突，实际上也说明了我们面临着共同的问题，如果我们能够找到这些解答，我想我们是有机会实现多赢的。
    
　　从昨天到今天，我们接触到建筑师、市政工程师、景观设计师，他们都努力向我们展示他们才是行业的领导者，但实际情况是大家展现的所有的项目都是不同专业的合作，所以我的理解是只有当自己成为一个领导者的时候，才有可能做一个很好的合作者。请各位专家勉励一下我们的学生，怎么样成为这个专业里面的领导者？
    
    庞伟：借此机会，呼吁俞孔坚老师，呼吁在座全校这么多行业有威望的人，景观设计学现在是一个价值洼地，在创建时间不长，还没有积下很深的灰尘、傲慢和偏见的时候，当其他很多设计学院，刚一毕业就要背上考试负担的时候，我们可以谈国家、谈民族、谈雨水、谈生态，这是建筑圈子少见的情况，我们现在是一个非常好的时候，所以孔夫子有句话叫：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谁愿意考试，为什么要让年轻人考到死，考到老，像蒲松龄那样呢？谢谢！
    
    梁钦东：不要太实际，要抱一个开放的心态来上学。四年或者五年大学是每个人人生当中最喜悦的时候，应该是更享受这个年代，而不是想应该学点什么东西，出去之后怎么尽快找一个好工作，挣多少钱，我个人真的不觉得这是你们现在在学校想的事情，而是应该说我想学点什么东西，我有兴趣学什么东西，建筑系的学生或者学景观的学生应该听听音乐课，学学美术，真的有兴趣的话可以上工程系学点内容，有什么就学什么，不要目标太明确、太实际了。
    
    温子先：我非常同意梁先生说的，我觉得建筑学和景观设计都是很接近的，在学校中，如果大家想的是要当领导，这是错误的，真的可以学学音乐、美术和历史。作为这个行业的领导者，我觉得是非常复杂的一件事情，我们在国外学习的时候，有一句话：什么是建筑师？建筑师是一位对所有的知识都懂一点的，比如美学、结构、规划、环境设计等等，许多许多。但是建筑师不会对某一件事情是非常专一的。你做一个很好的领导者，得对所有跟这个行业相关的事情都要知道一点。
    
    马晓暐：很同意温先生的观点，我觉得当领导不是当老大，领导不是什么都对，而是什么都知道一点。领导是跟大家一起合作的一个合作者，这是很重要的。而且领导不是说你到了领导这个位置才能够怎么怎么样，很多时候你取得领导权是在你合作过程中证明你对处理事情的统和能力，而不是靠你的岗位，或者朱院长说我是领导，必须听我的，不是这个概念。我想朱院长肯定是过程中有这个能力，别人心服口服让你领导。不管是工程师还是建筑师，只要你在这个项目里面，哪怕你进来的时候是一个配角，在项目中展示你的统和能力、协调能力，你自然就会成为领导。
    
    朱小地：我理解做好当前的事，做好手头的事。我认为考大学，甚至考研究生是考死记硬背，要学专业的话，我认为必须要通过实际工作。我考了两次，第一次过了7门，要拿上学的本事绝对很容易过，但是真正学习一个专业的话，没有真正认真做好每一件事的态度是不可能的，就是做好每一件事情的过程中才能学到真正的东西。所以就是做好现在。
    
    王辉：领导力不是对于权力欲的使用和追求。我觉得当你是群众或者你被领导的时候，你只要有解决问题的能力就可以了。但是你要当领导的时候，要有发现问题的能力。所以对问题的敏锐和敏感，我觉得这是培养领导力一个很重要的方面。你们对问题有没有想法，有没有能力把问题挖掘出来，这是领导的本事。
    
    李存东：实际上是教育问题，历来我们主张因材施教，现在是信息时代，大家智力上没有问题，应该能搜集到各种资料，但是更难的是认识自己，因为我们行业太丰富，建筑、规划、景观，单从景观来说，可选择的也很多。我觉得从专业角度，更应该认识自己，根据自己的兴趣，自己未来的定向，自己的性格，要去掌握未来自己的定位，未来是非常丰富的。
    
    甄晓玥：真的好的设计师一定是很博识的人，所以学生应该多多学习其他领域的知识，需要对各方面有所了解，这样你做景观的时候应该是成功的。
    
    主持人（李迪华）：我归纳成三点：1、我们要有领导者的素质，但是这个素质就是不把自己当领导看的一种个人的心态。2、意识到知识是专业领导素质的组成部分，没有我们所需要行业、专业领导者全部的知识，我们也不能成为领导者的。3、不问未来，而把做好身边手头的每一件事情为未来准备。谢谢各位专家！

　　今天聚集在一起，很大程度上因为北京大学成立建筑与景观设计学院，北京大学是因为对于时代的使命，这么多传统学科林立情况下才成立建筑与景观设计学院，我们从前面各位专家报告中看到大家尽管如此地忙，但是专家还在思考时代的问题，每一位专家都充满了信心，充满了对这个时代的使命感，所以请各位专家给我们一些建议，怎么能够做到像你们一样，在如此繁忙、面临着如此多的工作压力情况之下，保持对这个时代的使命感。
    
    庞伟：“我们要珍惜，否则就三死：累死、气死和撞死。”为什么是累死？繁重的工作，高密度，没有休息的工作。美国总统还休假，其实我们在设计公司，很难说一年有休假的时间。气死，大量的沟通，假契约，甲方就使领导的概念深入人心，深入到规则里。撞死，长期在各种高速交通工具里面，高铁、高速公路，还有飞行器。如果有年轻人，还有考死，不间断的考试。我想并不是一个充满信心的基本条件，比如我本人并不充满信心，我是一个悲观主义。如果想在这里面找一点点乐观主义，其实是实用主义，不管是浪漫主义还是现实主义，其实表现出来最后都是高度的实用主义。诚实很重要，不管乐观、悲观，不管浪漫、现实、诚实、不分裂的去做一个有尊严的人是很重要的。谢谢！
    
    甄晓玥：我觉得使命感很重要，确实有很多志同道合的人才有这个队伍。正是因为有这种现实需要改变的东西，所以才有使命感，这也是一种很大的动力。
    
    马晓暐：年轻的时候会有闯劲，年老的时候自然会有生活。大家20多岁就应该活得像20多岁，该玩的玩，该吃的吃，到了40多岁自然就会有使命感。
    
    朱小地：这个比较沉重，其实很多时候真的很忙，甚至一天复一天的工作状态，然后一年又一年过去了，是这种状态。使命感很少去提及，我个人感觉中国知识分子的优秀品质，是我接触到很多国外，包括建筑师同行，以及其他一些知识分子也好，我觉得中国知识分子还真正保持着传统的匹夫有责的宝贵品质。要说我们建筑师这个行业在其他国家，包括贝聿铭也是一个营销的高手，我觉得中国知识分子还有那个骨气，但是这个骨气是在现实情况下，有时候你坚持这个东西并不是很好的结果。这里给我们一个很大的压力，像我这样面临领导就说领导的话，面临开发商就说开发商的话，甚至包括对底下的人，有一些地方要表现出特有的领导的样子，这实际上都是目前的现实情况。有可能遇到好的环境，也可能会表现的比较顺利一些，有时候真的头破血流，这正是职业状况，我们知识分子可能对这一点理解很深。生活并不是我们理想的生活状态，但是现实和理想之间恰恰有这样的差别，这种差别恰恰是我们生活的意义所在。如果我们上来就是按照理想的状态生活和表达方式，可能也没有意义。
    
    王辉：使命感有一个历史的范畴，我们不能脱开历史去谈使命感，今天我们所谓的使命感就是因为我们今天现实生活的残缺，这是因果关系。因为残缺才有一种使命，没这个残缺的话没必要谈这个使命。或者再引申一步，任何伟大的作品、伟大的文学、伟大的艺术，因为是残缺的，才产生了艺术，假如没有现实的残缺，艺术是不存在。所以艺术的最高形式是悲剧。在这个意义上来讲，今天是长期在庸庸碌碌的生活之中，我们才会唤起对天国的一种更高的向往。假如现实社会已经在天国之中了，凭什么有使命感。
    
    李存东：这其实是老问题，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问题。我们这个时代，使命感是一个层面的问题，现实意义上来讲规划师也好，建筑师也好，景观师也好，我们往往求学的时候有一个理想就是改变社会，通过努力能够建立丰功伟业，但是往往到实际项目之中，对社会真正意义上的推动和改变能力有限。我觉得使命感是一个层面的问题。另一个问题是坚持自我的东西，每个人不能放弃对美、对美好、对人性的感悟，这些东西才是将来对我们设计真正有意义的。
    
    梁钦东：还是发自内心，出于自己兴趣才好。使命感不是别人能够强加于你，也不是学的，你关心什么就会有这方面的使命感，如果你关心环境问题，对这方面有兴趣，你就会有这方面的使命感。如果你对社会有兴趣，你就会在这方面担当责任。包括设计也一样，我相信在座的各位专家，之所以有这样的使命感，其实都出自于自己的兴趣，不是别人强加给你的，这一点还是很重要的。还是希望大家出自自己的兴趣，你有兴趣做就做。
    
    温子先：我跟梁钦东是好朋友，我们五年没见，有一天在机场撞到他，他说你现在住哪里，我说在哪里。后来有一天他说我要看看你的房子再走。说了老半天我们住在隔壁。平常我要约他要约好几个礼拜。这是特殊的时代，你们如果对这个行业有兴趣，我们鼓励你继续做下去。我每次找梁钦东，他不是在成都就是在西安，我自己在这边，这边的机会太多了，真正出现很多很好的作品，不见得很多。所以在学生时代的时候，你们真正要有兴趣发展下去，因为那个时候才真正对社会贡献出好的作品，把我们社会环境变的更好。
    
    庞伟：刚才说了一个段子，梁先生讲到美，讲到很多重要的观念，今天很有意义，不光是北京大学建筑与景观设计学院开会，并且胜利结束，而且今天还是万圣节，有一个太太在家里面扮成一只鬼，她先生开门进来吓了一跳。说：“你是谁”，太太说“我就是你的妻子”，丈夫非常高兴，说“哎呀，你今天真美”。其实也挺有隐喻的，关于美、丑和我们的社会。
    
    主持人（李迪华）：使命感是从我们的兴趣出发，对于我们今天面临各种各样的迫切现实问题，让我们自己不得不去寻找解决方案的一种行动。感谢每一位嘉宾。谢谢大家！
    
    俞孔坚：首先感谢各位嘉宾，最后一个问题提的很好，谈使命感。在北大谈使命感是最合适的，因为使命所以有了北大，而且到了清朝末年的时候成立。今天仍然是高朋满座，而且来自于全国各个领域的主要城市景观设计单位，希望北京大学建筑与景观设计学院的成立给大家一个探讨使命的平台。谢谢大家，明年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