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波特曼：建大众喜欢的建筑 有错吗？

　　金茂大厦早已不是上海第一“高”，它在高度上输给了“邻居”——同位于上海陆家嘴金融贸易圈的环球金融中心，尽管如此，它仍不失为上海的地标性建筑之一。美国建筑师约翰·波特曼的建筑设计事务所曾参与竞争大厦设计方案的角逐，却最终失之交臂。如果他们夺魁，今天的金茂大厦或许就是一座有52层商业空间、底部为方形、顶部八边形的锥形建筑，比美国芝加哥SOM设计事务所设计成形的金茂大厦矮了36层。

　　波特曼家族曾缔造过上海之“最”。早在1990年，由约翰·波特曼设计的高152.1米的“山”形建筑——上海商城，就一跃成为上海浦西当时最高的建筑，由此敲开了波特曼家族进军中国市场的大门，他们也成为改革开放后第一批进入中国的外国建筑师之一。此后，波特曼不断在中国的版图盖上自己的“印章”，这些烙上波特曼印记的商业建筑在参与中国城市化建设的同时，也得到了来自官方的认可。

　　7月20日，上海城市规划展示馆和上海市对外文化交流协会就联合举办了“约翰·波特曼：艺术与建筑”展览，展览将持续到9月19日，集中展示波特曼建筑设计事务所在亚洲的九个项目，中国就占其中六个，包括上海明天广场、外滩中心、北京银泰中心等。

　　“时代会变化，但建筑是稳固的，它反映的是一个时代的特征，因此要在时间上留下它的痕迹。”约翰·波特曼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波特曼公司在中国的三十年，其实也是“洋”建筑师中国故事的缩影。

　　我们曾拒绝政府的要求

　　“我们是邓小平‘引进’来的。”杰克·特曼接受南方周末记者专访时笑言。他是约翰·波特曼的儿子，波特曼建筑设计事务所首席执行官。

　　1979年，中美关系恢复正常化，邓小平访问美国期间，曾下榻亚特兰大市的威斯汀桃树广场旅馆，它是约翰·波特曼的成名作，跨越亚特兰大14个街区的桃树中心综合建筑群中的一员，73层高的摩天大楼，也是亚特兰大城市天际线中极为重要的景观标志。随后，约翰·波特曼就应前佐治亚州州长乔治·巴斯比之邀，作为邓小平的客人，随团首次访华。

　　“酒店非常少，汽车也是为数不多，这是一个自行车的王国，从色系的角度来说，城市基本上都是灰色，颜色非常单调。”这是约翰·波特曼记忆中改革开放大门甫开时的中国模样。彼时，进入中国的“洋”项目屈指可数，华裔建筑师贝聿铭设计的北京香山饭店被公认为改革开放后外来建筑的开山之作。宾馆、酒店资源稀缺的现实，让敏感的波特曼嗅到了商机，他开始酝酿在中国拓宽自己的建筑版图。同年，杰克·波特曼受命在香港设立了波特曼公司的海外办事处，为在上海打造一座像桃树中心一样的“多功能、综合性”商业建筑“上海商城”做准备。

　　“很多麻烦”，杰克·波特曼特意用一句洋式中文来概括其在1980年代的遭遇。

　　彼时，“红色”中国在外国建筑师眼里还蒙着一层神秘的面纱，对投资环境的不确定让很多人望而却步，与政府的“碰撞”在所难免。“上海商城”是新中国第一个多功能综合建筑群，把“画笔”交给谁，画出什么样的图画能真正融入中国传统工艺，达到西方多用途建筑理念与中国建筑环境两者之间的平衡，老百姓会不会认可等等，政府显得尤为谨慎，事无巨细都要考虑。

　　在杰克·波特曼看来，波特曼公司最终抢到了“画笔”，归功于他们良好的历史记录，“我们以前都在规定的时间内，按照模型，建出了完全一样的建筑。”

　　此外，波特曼还邀请时任上海市长的汪道涵（1981年4月至1985年7月任上海市长）一行前往美国，参观其在圣弗朗西斯科、亚特兰大和洛杉矶设计的实体建筑，“而此前，有些建筑师只是提供设计图片，没有实物。汪很相信我们，因为我们的东西是实实在在的。”杰克.波特曼认为这是他们赢得“上海商城”设计权的关键。

　　选址问题上双方也经过了多次博弈。“政府想要我们建在虹桥。”杰克·波特曼说。当时的虹桥还是农田，没有任何高楼，一片荒芜的模样。波特曼拒绝了政府的要求，他们更愿意占据城区的一席位置。几经沟通，政府同意了他的要求，在昔日的中苏友好大厦、今天的上海展览馆对面划了一个圈，那就是未来的“上海商城”。

　　中国加入WTO之前，外商独资企业没有在华独立投资建设工程的资格，只允许设立合资企业，所以“上海商城”最终以合资形成共同筹建的。这期间，为项目融资成了“拦路虎”。波特曼公司和合作方之一上海展览中心签署了一份合约，合约中规定，由上海展览中心负责用四个月时间融资，波特曼公司负责设计、施工。

　　四个月后，传来的消息是：融资失败，未能筹到资金。“如果能让中国银行给我一个担保，获得官方的保证，也许我能筹到钱。”险些“急疯了”的杰克·波特曼想到。

　　上海展览中心最终拿到了中国银行投资额70%的担保，这让余下的工作变得简单多了，美国芝加哥第一国家银行、日本工业银行等对余下资金的担保承诺也很快兑现。

　　一切准备就绪，时间已经过去五年，1985年，投资额高达1.95亿美元的“上海商城”才最终得以正式投入施工。

　　整个1980年代，杰克·波特曼与先后出任上海市长的汪道涵、江泽民和朱镕基均打过交道。在他眼里，三位市长是截然不同的。

　　汪道涵让他看到了中国领导者的“好学”。“我们初来的时候，很多政府官员没有什么经验，但他们有兴趣学习，是一种开放的姿态。”

　　江泽民展现的是强硬的领导作风。令波特曼念念不忘的是“上海商城”投入建设时期，“划圈”之地周围有许多临时的小商店迟迟不肯搬走，影响施工无法进行。波特曼向江泽民反映了这一问题，“他就向那些人喊话，外国建筑师来中国投资，帮助中国发展，不要让小商店占地成为问题！”

　　第二天，小商店就全都神奇般地消失了。

　　朱镕基在波特曼眼里有幽默的一面。“我带他去在建中的宾馆，宾馆还没有安好窗户，空间是密闭的，我们一路走到顶楼向下看，他说，上海在我眼里明亮多了。”

　　全世界1/4的吊车都在中国开工

　　1990年，“上海商城”建成投入使用，并以152.1米的高度引领上海浦西第一“高”，彼时，中国也开始步入高速发展的轨道。

　　“加快改革开放的步伐，集中精力把经济建设搞上去”，历史的车轮在1992年初“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的一番“南巡讲话”后转弯。此后，中国各地开始了热火朝天的建设，全世界1/3的混凝土、1/4的吊车都在中国轰隆运作，许多摩天高楼在很短的时间内拔地而起。波特曼公司也索性把海外办事处从香港搬到了上海，加入中国建设大军的队伍。

　　许多西方建筑师也同期涌入中国，除了波特曼家族以外，还有中国国家大剧院设计者保罗·安德鲁，金茂大厦设计者美国芝加哥SOM设计事务所等。SOM曾在19世纪末建造了世界上第一座摩天大楼希尔斯大厦（442.3米），现在，这些西方建筑师们在中国展开“竞技”，不断刷新建筑的高度。以重庆为例，历史建筑解放碑（抗战胜利纪功碑）曾经是渝中区商圈的制高点，当“纽约·纽约”、“环球国际贸易中心”等巨擘拔地而起时，解放碑早已淹没在林立的高楼中，形同“侏儒”。

　　“中国人在买象征物，是经济发展的象征物。标准的象征中国发展形象的‘西方建筑’是一种30层左右高，50000平方米的大楼，这样的楼随处可见，它被作为一种商业活动和文化进步的象征。”《加拿大建筑师》杂志曾经如是写道。

　　密集的高楼、膨胀的城市人口、越来越多的小汽车……城市在建设者们的打造下一路高歌猛进。在波特曼眼里，中国几近陷入巴西首都巴西利亚的危险之中。1961年，杰克·波特曼随父亲约翰·波特曼参加巴西新首都巴西利亚的开幕式，这座由巴西建筑师科斯塔规划设计的新城让他感到震惊，“城市没有什么人行走的空间，多数空间都留给了建筑物和汽车，这会加剧人与人之间的疏离”。不少专家也批评，“洋”建筑师同本土建筑师一样，在中国城市问题上，都成了“合谋者”。

　　面对专家的指责，杰克·波特曼显得有些委屈。“有些建筑，我们仅仅作为建筑师，而不是开发商，业主给我们指示，要这样做，不要那样做，替别人工作，我们所要做的只能是解决业主的问题，让业主高兴。”

　　广为人知的是，约翰·波特曼兼具建筑师和开发商的双重身份，当以开发商角色进行建筑设计时，拥有的控制权、自主权就多了起来。

　　“有了高大的建筑，但首要的，还是让城市的生命进入。”这才是约翰·波特曼心目中的“理想国”。波特曼公司开始尝试一步步把自己的理念引入中国。

　　首先是利用“中庭”，在酒店内部创造一个小型的社区，这一理念被波特曼广泛运用。1967年，约翰·波特曼就曾在亚特兰大海亚特摄政旅馆中，设计了一个22层高的巨大中庭，中庭内有餐厅、咖啡厅、购物中心，宛如一个微型的城市生活舞台。“中庭”也被搬到了波特曼公司在中国设计的各个酒店内，以“上海商城”为例，商城建筑群中的波特曼丽嘉酒店，就拥有四层高的“中庭”。 在建成的上海明天广场、北京银泰中心等，“中庭”的概念也随处可见。

　　比迎合2%高雅人士更重要的

　　“发展的关键是要有社区概念，与周围环境的协调发展。”杰克·波特曼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步入21世纪，波特曼除了延续商业建筑设计外，开始不满足于止步小社区“中庭”的舞台，将重心转移到大社区——城市、建筑群的总体规划设计上来，比如重庆城总体规划、上海外滩金融贸易区总体规划等，这也是其“协调单元”理念的实践，简言之，就是整体规划，建设多功能、综合配套的建筑群，杰克.波特曼认为这才是缓解“城市病”的出路。

　　“将居住、购物、办公、休闲等不同功能的建筑综合考虑，成为一个社区，城市才能发挥更大的作用。”

　　在波特曼看来，向上生长的高楼并不是解决城市拥堵的唯一出路，相反，这会造成城市空间个性的缺失，“每个城市看来都是差不多一样的。”如果从“大社区”角度出发，再加上一些“文化”因素，效果会大不一样。

　　波特曼公司最近的一次“大社区”实践，是2010年与世界最大商业地产服务商世邦魏理仕集团公司（CBRE）合作，共同修缮和开发上海大型石库门综合体项目“建业里”。石库门是上海的历史样本，也是具有地域特色的民居，波特曼公司希望还原历史上人与环境协调的居住环境，也借此保存上海的文化地图。

　　“不要做出一模一样的迪斯尼乐园。”杰克·波特曼认为，“文化”因素的影响有时是潜移默化的，“你常常得试着从人们所说的文化、美学影响做起，以此作为设计的灵感，这样，不同的地方就会有不一样的迪斯尼。”

　　比如北京银泰中心，行色匆匆的来往人群，大多只会注意到，那是一个“金碧辉煌的高楼”。仔细看会发现，其实那是一个中国的灯笼，它的顶就像是灯笼的顶。而它的大厅内部则像是一只蜡烛，从远处望去，就是一支蜡烛装在灯笼里。

　　追求艺术品位和迎合大众口味之间，商业建筑似乎总是会陷入顾此失彼的困境中，波特曼也不能免俗。在中国，波特曼公司的“印章”越盖越多，却再也没有一个项目的好评超过了1990年代的“上海商城”，它曾经被媒体评为“中国大陆五大最佳建筑之一”。

　　对此，杰克·波特曼不以为然，“我们改变了人们的生活，使之更加便捷，这比迎合百分之二的‘高雅人士’更为重要。我们建了一个大众喜欢的建筑，这有错吗？”

　　不过，是否迎合大众现在显然不是波特曼公司最担心的。对他们而言，最大的挑战是中国越来越高的土地价格。

　　“在上海，现在没有多余的土地，土地价格越来越高，我们的项目只能越来越少，现在许多人开始转战别的城市，比如中国的二线城市，我们也不例外。”杰克·波特曼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