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岩松：站在建筑的无人区

　　马岩松简介：

　　1975年出生于北京。

　　2002 年毕业于美国耶鲁大学(Yale University)，获建筑学硕士学位和Samuel J. Fogelson优秀设计毕业生奖。

　　2004年回国成立北京MAD建筑事务所。

　　重要作品包括：

　　2002年 “浮游之岛”——重建纽约世界贸易中心方案，作品被中国国家美术馆馆藏。

　　2004年 广州800米双塔。

　　2006年，加拿大多伦多ABSOLUTE超高层国际竞赛中中标的“梦露大厦”，广州国际生物岛，长沙文化中心。

　　2007年，厦门博物馆，三亚凤凰岛，世界岛之东京岛，鄂尔多斯(11.10,0.16,1.46%)博物馆。

　　2008年，北兵马司胡同32号，嘉德艺术中心，北海海湾新城。
 

　　马岩松建筑理想的展现似乎总是有点拧巴。当人们以为会出现一个棱角的时候，他给了你一个曲线;当人们期待一个新高度的时候，他却拿出了一个平面。它们形态各异，却都命中注定般烙印着MAD风格；它们前卫大胆，却似乎能与周围环境达成一种戏剧化的和谐。在建筑的无人区里，马岩松左顾右盼，信手拈来。

　　“中国没有建筑，只有房子。”

　　梁思成先生几十年前的一句话，仿佛成了现代中国正身体力行实践着的预言。一向以文明古国自居的中国仿佛吃了猛药，以前所未有的姿态拥抱着各类旁逸斜出的建筑创意。当我们经历过高楼乍起，CBD林立，大工程层出不穷等后工业时代的激昂亢奋之后，却仍旧无法逃避“千城一面”的抨击和作为“世界建筑实验场”的危机。

　　就在这样一场造城运动方兴未艾之时，我们忽然发现一个重要角色却不出意外地缺席了这场盛宴，那就是中国本土建筑师。他们好似一群隐形推手，激动着却若有似无地改变着我们的城市，但只有极少数的一群人能够引起我们的注意。

　　“中国建筑师是群神秘角色。他们曾是世界建筑领域中一些最为杰出的形态的创造者，但在中国历史上却又默默无闻，与绘图员、木工、建筑工人无异，即便是在那些宏大建筑的创造过程中，他们也被视为无足轻重的一员。”(出自MAD《疯狂晚餐》)

　　建国以来，中国的建筑设计领袖便以大规模的设计院为主，鲜有设计师闻名。直到最近十年，一批独立建筑师迅速成长：张永和、马清运、马岩松、王澍、朱锫、王晖，甚至包括半路出家的艾未未等等等等。这并不是一个很长的名单，但却是一个很强的名单，他们企图用自己的方式来展现一个过去与现在交融的中国。

　　在这个名单里，马岩松无疑是最惹人注目的一位。

　　他年轻、大胆、卓越。

　　他有耶鲁大学建筑学硕士学位和扎哈·哈迪德事务所的工作经历。

　　他有重建纽约世界贸易中心方案“浮游之岛”和“首次在国外赢得重大标志性建筑项目”的“梦露大厦”。

　　更重要的是，除了在建筑领域的成就外，马岩松打破了世人印象中一贯小心翼翼因循守旧言辞谨慎的学究型建筑师形象，而以一种开放且时髦的姿态呈现自己。他乐于参与各类社会问题的讨论，不畏挑战传统，再加上不羁的外形以及对于时尚的独特品位——这些都十分符合人们对于一个有才华且有范儿的年轻建筑设计师的美好理想。

　　此刻，我们有必要再一次对马岩松的成名史进行一番冗述。

　　2004年4月1日，刚刚从海外学成回国的马岩松选择在愚人节这天举行了一个开幕式，正式将他两年前注册于纽约，命名为MAD的建筑事务所介绍给中国。那时，关于他和MAD的唯一话题就是“浮游之岛”——那个没有建成却惊世骇俗的设计仿佛是一次发声练习，顺理成章地让马岩松这个名字为人们所津津乐道。事实上，对于马岩松来说，2006年才是不折不扣的转折年。假如他们没能在这年里以“梦露大厦”赢得多伦多，那么一切美誉都有可能遭受任何方式的质疑和嗤鼻。一场在国外赢得的意外胜利，使这个刚刚成立不久的设计团队真正在国内站稳了脚跟，因为在任何希望向他人介绍马岩松的时候都可以说：“来吧，认识一下，这位是中国有史以来唯一拿下国外重大标志性建筑项目的设计师。”

　　几乎在同一时间里，马岩松享受到了来自国内外媒体狂轰滥炸式的溢美之词。三十而立的亢奋，伴随着梦露大厦性感的扭曲，将马岩松推向了中国建筑师的最高层面。

　　此后的几年，沉静下来之后的他对于采访的热情明显淡泊了许多，MAD开始以一种低调的方式迅速圈地。红螺湖别墅、鄂尔多斯博物馆、天津中钢国际广场、北海海湾新城、嘉德艺术中心——数量当然不是唯一的价值参考，更重要的是，在MAD的每一个设计中，你都能够看到一个与众不同的想法。除了建筑，马岩松本人也开始了多元媒介的尝试，无论是威尼斯双年展上“移动的中国城”的惊艳，还是在“迪奥与中国艺术家”展出的“流动传统”，以及他精心打造的建筑书《疯狂晚餐》，他都在尝试用每一种可行的方式去解构我们所生存的城市，表达他所期待的建筑理想。

　　马岩松建筑理想的展现似乎总是有点拧巴。比如说，他喜欢在CBD里做“被融化”的摩天楼，也愿意在山城花溪大胆尝试“高密度自然”。当人们以为会出现一个棱角的时候，他给了你一个曲线;当人们期待一个新高度的时候，他却拿出了一个无垠的平面。在建筑的世界里，马岩松的作品一直意味着一种不同：它们形态各异，却都命中注定般烙印着MAD风格;它们前卫大胆，却能与周围环境达成一种戏剧化的和谐。在建筑的无人区里，马岩松左顾右盼，信手拈来。
　　当然，马岩松的“敢说”也是出了名的。他的犀利言论时常冒犯到中规中矩了许多年的同行与外行，因而遭受到各种各样的回击。但他毕竟可以挺起腰杆，因为他已经熬过了每位所谓的建筑大师必经的尴尬时段：费尽心血设计出来的建筑，却永远没有人来盖。

　　尤其是，当358米高、总建筑面积近30万平方米的天津中钢国际广场将在2009年以地标建筑的身份出现在天津滨海新区，马岩松当然有资格微笑，更加有资格骄傲地发声：一个有观点的人，值得尊敬。一个能用自己的观点改变世界的人，值得被倾听。
 

　　对话马岩松：我是一个有感情的建筑师

　　“北京的美，在建筑周围”

　　B：最近这半年你几乎没接受什么采访，在忙什么?

　　M：忙，确实是忙。你看我工作室这么多人，一半忙着设计，一半忙着深化设计。

　　B：深化设计?

　　M：你要知道从概念设计图到建筑施工图是一个很复杂的过程，相当于深化设计。在国外通常是有专门的机构来做这件事情的，比如说现在快要完工的“梦露大厦”，在我们的设计中标之后，施工方拿他们做的建筑施工图来给我看，基本上没有什么问题，甚至在有些细节的实现上，他们想得比我们还周到。在国内情况就不同了，很少有专门的人来做这事。我不想总是听有人跟我说“这个盖不了”，“那个不能实现”，更不想我们创作出来很好的东西，最后盖出来的效果却是个打了折扣的“山寨版”。所以这个工作就要我们自己来做，然后盯施工。这耗费了我们大量的精力，但没办法，必须去做。

　　B：说说设计，最近有哪些新项目?

　　M：在北京有两个项目是我们正在做的。一个在CBD，东三环那边，那是个挺有意思的东西。你看CBD那儿高楼林立，特钢铁特冷血的劲儿。我们做的也是一个摩天楼，但它看上去像是一个“融化”了的高楼，跟周围建筑形成鲜明对比，也是在表达我们的一种独特态度。

　　另一个在美术馆对面。那个地方挺特殊的，周围都是很矮、很老、很“北京”的建筑，所以我保留了老北京的那种氛围，选择了一种既能跟环境和谐，同时又非常现代的建筑方式。

　　B：这两个设计好像正好是你的两种截然不同的思路：一种如“梦露大厦”，几乎不考虑周围，就往高大威猛里盖;另一种好像“北京2050”，是完全服从地，打骨子里融入环境。

　　M：在“没有历史”的地方，我描绘未来;在“历史丰富”的地方，我就是历史中的一个小节点，连着过去，也连着未来，不能胡来。

　　B：可能因为你是北京人的缘故，对北京的感情似乎特别深，“北京2050”的那个设计带有你的强烈个人色彩，同时也唤起了非常多人的共鸣，在这方面你是怎么实现的?

　　M：我经常举一个例子，西方人喜欢把房子放在中间，剩下是一片草地种出点儿树。但是中国人希望把房子给打碎，最好看不见这个房子，房子跟自然都是混合着的，北京更是这样。老舍以前说过一个话，说老北京的美不在建筑本身，而在建筑周围的空间，总是有空。情感就发生在建筑周围的空间里面，那些鸟、那些树——从这些角度看建筑，你总感觉它是美的，因为你的心情是美的，周围的空间是美的，最真实的。

　　这些符合当代中国人感觉的东西是应该流传的，但我不希望是复制传统。“北京2050”就是这样一次尝试：“CBD上空的浮游之岛”认为我们更需要的是一种自由的连接，而不是分割，更不是简单地追求高度;“未来胡同”在乎人的生活，同时与北京悠久的传统相得益彰;“天安门人民公园”是一个更加大胆的假设，是一个每个人每天都愿意来参与的城市空间，不仅成为真正的人民文化中心，也将成为北京城中心最大的绿肺。

　　B：人们总认为你的大胆与张扬只适合老外或者艺术机构，而跟国企和政府是不相吻合的，所以我很奇怪为什么像中钢这样的国企和像贵阳这样的政府机构会找你来做设计。

　　M：当一个国有企业在改革中跟着国家大的转变在转变的时候，它突然来找你设计一个超高层，这个超高层是中国建筑师从来没有接触过的。中国上海、香港的超高层的重要项目都是外国建筑师设计的。有人突然把这个机会交到你手上，说我知道你在国际上得了奖，所以我想试试你。

　　这些人是不同的阶层：有年轻一代的政府官员，有新国企的掌权人，有私企的房地产商。而我是一个有感情的建筑师，从来不相信学术和教条。找我来做设计的人，他们要么很感性，要么是挣够了钱，有野心有梦想，想实现一些东西。总之，他们内心与我一定有种共同的情感，使他们在看到我的设计之后有所共鸣，建筑就是一个带有梦想的载体。 

　　“中国应该有更多的实验和研究”

　　2008年，MAD建筑事务所策划并组织了11位国际青年建筑师，在花溪CBD城市中心设计中，展开了一次号称“高密度城市自然”的“造城研究实验”。先大规模地集中中外知名设计师，然后再因地制宜地“命题作文”。最近几年这种“扎堆设计”的方式似乎成为一种潮流，也暗示着在中国经济飞速发展的同时，始终没有找到文化上达成共识的表达方式，因此，才有了一次又一次的实验。

　　曾有人有过这样评价：“中国是这个星球上最激进的实验场，就算是全世界最弱的建筑师，只要来自国外就可以为所欲为。”作为新一代的中国建筑师，马岩松显然已经试图击败这种偏见并开始在中国培育自己的实验作品。

　　B：看到你在花溪的造城实验，很多人都吃了一惊。

　　M：不知道你有没有去过花溪，那是一个很美的地方，非常自然，多民族聚居。当地政府想把那里做成未来贵阳的CBD，一个集金融、文化、旅游观光为一体的新的城市中心。所以我把它当做一次高密度城市自然的探索，一次集中了世界青年建筑师的集体探索。每一位建筑师都基于其对当地自然环境与文化元素的理解，提出独特的设计方案。目的是要达到它们如同自然生态环境般有机和谐，并且形成复合多元的城市生活系统。

　　B：这仅仅是一次概念设计，还是未来会在这片土地上实现?

　　M：到目前为止，我只能说这是一次不怎么成功的概念设计，所以我们还要做第二轮、第三轮，甚至更多的设计尝试。一旦成熟，就会被实现。

　　B：你似乎并不排斥中国成为全世界的实验场这个论断。

　　M：当然，但是我强调的是更多的研究和实验，而不是直接犯错误，更不是随便来一个国外建筑师，做一个很不靠谱的设计，然后就开始盖——都已经盖成了，还算什么实验呢?那就叫直接犯错误，不是实验。

　　在英国的时候，我曾经参与过一个广场的设计。很小的一个广场，要是在中国，可能找个人画一画，就开始建了。但国外的建筑设计不是这样，他们在开始设计之前要经历很长一段时间的调查：不光是广场做什么用，采光如何，甚至连每天有多少人从哪个口进，多少人从哪个口出，都有非常具体和严密的调查数据。然后经过一次又一次的设计、推翻、再设计，才能从实验进入到实践阶段。

　　在我看来，事实上在中国有些建筑师一辈子都没有资格盖楼，而是应该一直画图，做设计，一遍又一遍地设计，做研究。就说花溪的造城实验，你看我盖了么?没有，没有达到理想的效果，我宁可只做设计。

　　B：如果按照这种方式，这个设计的过程可能会很长，贵阳市政府会有耐心等吗?

　　M：我相信他们会等的，因为这是一次非常有意义的尝试。当然，如果他们失去耐心，不肯等，我想我们的这个概念设计还是会继续。快速的经济发展和日益膨胀的城市需求，导致我们在高速的低级复制之中生产出大量高密度城市，空洞、拥挤、缺乏灵魂。高密度城市自然是一个很好的解决方案，如果能够实现，它会让城市与周边环境达成很理想的和谐状态，对中国城市的构架能提供很好的参考价值。

　　B：很高兴看到最近几年里你的很多设计都陆续建成或者是开始建设了，不像MAD在中国最初的两年，似乎反复都是在参与各种竞赛和做一些概念设计。

　　M：对我来说其实那些所谓“不盖”的设计也很重要，虽然我们现在的工作已经非常饱和，但我仍然坚持每年要做大量的“不盖”的设计。梁思成的特殊性不在于他盖了些什么，而是他对城市有着更高层次的规划和理想。对我来说，那些“不盖”的设计就是对更高层次城市理想的一种探索。有时候，一件完美的建筑产品反而不及一个幼稚但具探索性和建设性的概念更有价值。 

　　“不是我疯狂，而是环境太白痴”

　　中国建筑界曾有一个宿命的说法，说建筑师是大器晚成的职业，40岁后方能有所作为。因而马岩松不到而立之年便能独立执业，独当一面，被业内认定是一种奇迹。当然也不免有人将这种成功归功于他大胆且顺畅的表达，或者说早在他的项目建成之前，他就已经明星化了。

　　B：说说你自己吧。好多人说你很疯狂很张扬。

　　M：(笑)其实我周围的人都不觉得我是个特张扬的人，相反，有时候可能还觉得我挺严肃。我有时候也在想，为什么我的建筑和我被“标签”成了张扬，后来想明白了，不是我疯狂，而是环境太白痴。这就好比在一个社会里，如果人人说的做的都一样，那么只要你有一点点的不同，就是精神病了。事实上我也没有刻意要求自己去做不一样的东西，我说的做的只不过是有点想象力而已，如果他们看着有些不一样，只说明我还没被禁锢住。你刚才说媒体喜欢找我，那是因为媒体也在寻找不一样。如果有一天，每个人做的东西都不一样，大家见怪不怪，我觉得那才是一个正常的社会。

　　B：这也许跟教育和成长环境有关。比如说你，我知道你最早在国内上学的时候是北京建工学院毕业的，后来出去到耶鲁，到扎哈·哈迪德事务所，人生才开始起了变化吧?

　　M：对，出去之后我就发现中国目前的教育体制太害人了，它把每个人都弄成一样的，一样的理想，一样的思想。这在国外来看是不可想象的，把社会标准化是件挺可怕的事儿。

　　B：我看到在这几年里你开始尝试很多艺术化的创作，比如你也做了许多装置作品，尤其是跟像Dior这样的奢侈品品牌合作。你对奢侈品、装置艺术和建筑之间的关系怎么看?它们在你的工作中是怎样被融合的?

　　M：首先我要说明的是我并不是为了做建筑而寻找表达，而是为了表达才选择了建筑这样一种表现形式，而我从来不抗拒其它形式。你知道建筑是一件很严谨，也是很耗时的一件事，做到最后，往往就不是想法的表达，而是非常具体的建筑问题。但艺术不同，它可以来得很快，这样的感觉很好，做这样的尝试会让我更加敏感，尝试更理想化的表达。

　　至于奢侈品，是人类文明的衍生物，是当代消费崇拜和贪婪欲望的结合体。就拿Dior的那次作品来说，我们的设计把Dior在巴黎的一个服装商店的古典法式平面溶化，并把溶化的过程凝固成一个三维空间形体，从中变异出一个个未名的物体，它们是一些新的衍生物，一种带有生命力的新物种。

　　B：看到你今天取得的成绩，你是否考虑过成功的根源在于何处?你觉得在你身上，最有价值的东西是什么?

　　M：我觉得我最有价值的可能是我的个性。我是一个极其不切实际，又非常切实际的人。这跟建筑的特性很相似：看似很概念化的设计，最终却是一点一滴盖起来的。我很喜欢苹果公司创始人乔布斯说过的一句话，他说“人最成功的就是做自己”，我深有同感，并且很庆幸，我没有被任何东西束缚，一直坚持做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