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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孔坚:游走于地学与景观设计之间

admin 2013-12-18 来源:景观中国网
所有这些过去的记忆画面中,一个身影一直主导着我眼前的画面,他在引领着我,或跨越清澈的涧山,或穿过茂密的山林,或踏入柔软的沙地,或攀登延伸入云霄寺宇阶梯,或穿行于村庄与市井。。。。。他矮矮的个头,脚穿黑色的兼用于野外踏勘和室内正式场合的旧皮鞋,白色的衬衣总大敞着领子,灰色的西装从不继扣子,浓重的潮汕口音带着磁性----敬爱的陈传康先生,一位天才的地学家和旅游学家,杰出的思想家和教育家。

  最近的两件事给了我翻阅了封存了二十多年日记和资料的机会。其一是关于“旅游地学”25周年的纪念活动,蒙陈安泽先生之邀写一篇《旅游地学与景观设计》的纪念文章。其二是广东丹霞山连同国内几大丹霞地貌一起,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大会认定为“世界自然遗产”,同时受当地之邀前往丹霞山进行申遗后的规划设计工作。而这两件事都结缘于二十多年前。于是,我翻开封存在纸箱中的日记和工作手记——这些资料在1992年没能随我远渡重洋,而曾一度寄存在亲友家的地下室里。我一页页翻阅着日记兼野外速写,二十多年前鲜活的画面跃然纸上:

  1987年8月10日,前往广东陆丰县,开展碣石镇玄武山宗教旅游规划和观音岭-金厢滩风景旅游规划;
  1988年3月14日,前往广东丹霞山考察,开展丹霞山风景名胜区规划;
  1988年10月22日,第二届(后来有称第三届的)全国旅游地学研讨会召开,地点:西安军分区招待所。
  1989年8月11日,望安阳小南海、万泉河风景旅游区实地考察。
  1989年8月13,到河南安阳林滤山王相岩风景区考察并开展规划工作。
  1989年7月23日,到清远飞来峡考察并开始规划工作。
  1990年某月某日,考察深圳大梅沙、小梅沙、西冲,进行深圳旅游发展战略研究
  1991年某月某日,汕头礐石风景考察和规划研究。。。。。。。。
 
  所有这些过去的记忆画面中,一个身影一直主导着我眼前的画面,他在引领着我,或跨越清澈的涧山,或穿过茂密的山林,或踏入柔软的沙地,或攀登延伸入云霄寺宇阶梯,或穿行于村庄与市井。。。。。他矮矮的个头,脚穿黑色的兼用于野外踏勘和室内正式场合的旧皮鞋,白色的衬衣总大敞着领子,灰色的西装从不继扣子,浓重的潮汕口音带着磁性----敬爱的陈传康先生,一位天才的地学家和旅游学家,杰出的思想家和教育家。他从不忌门户,昂首阔步于丘壑纵横的知识领地,他智慧机敏,潇洒穿行于壁垒森严的学科分异。陈先生的学术成就之斐然自然由学者和专家们去评论。而我既非地学家,也非旅游学家,我只想通过我个人的经历,追忆一下这位旅游地学的开拓者的无限魅力和对我本人学业和人生的影响。
 
  1.跨河搭桥
 
  最早结识先生是源于研究生时代读到的先生关于“旅游资源的开发和观赏原理”的文章,当时我在北京林业大学读研究生并准备从事风景资源评价研究,我系统地跨校、跨专业选修了当时北京大学地理系的经典课程,包括杨景春和田昭一先生讲授的地貌课,陈长笃和张妙谛先生讲授的植物地理课。据我所知,这是园林风景专业学生中第一次有学生跨越学科和校园的边界,系统学习地学课程,这也得益于我在北林的导师陈有民先生在培养学生方面的开放思想,这为我日后能到北大发展景观设计学科打下了基础。除了一些经典课程外,也很想选一些新开设的课程, 其中包括陈传康先生的旅游地理课程,于是便如约到先生在中关园家中拜见了他。时间是1986年秋日的傍晚时分,那画面至今异常清晰:先生背靠书架,双手捧着一本翻开的书站着,夕阳从他侧面的背后射入房间,暖色的光线中,先生显得格外俊秀,这画面一直在我脑中从未消退。遗憾的是,他当年不开设旅游地理课程,所以,最终未能在北大听他讲课。当得知我是学风景和园林的,他便把最近完成的文章送给了我。这是我第一次看到从地理学的角度来认识园林和风景,与我过去在园林课堂上学到的有许多不同,感觉很新鲜。于是我便请陈先生到北京林业大学的园林系去讲课,先生欣然同意。来听课的有当时的系主任和多位老教授。这是北林园林系第一次邀请一个非本专业的地理学家来做关于园林设计的报告,反响非常之好。随后,1987年7月我毕业留校任教。当时,全国性的风景旅游热潮已经掀起,先生受各地之邀,开展多项风景旅游规划。先生以为我的绘图和规划技术刚好可以补充他当时团队的不足,便邀我参加他的工作,我便荣幸地成为他多个“编外弟子”中的一个。现在回忆起来,这段与北大地理系的结缘、很重要的是与陈传康先生的结缘,对我日后的学术道路影响非常悠远而深刻,尤其是对景观设计的理解彻底突破了园林和风景的概念,走向了科学和更宏观之路。从这个意义上讲,先生是桥,他帮我跨越了学科的校园的界河。
 
  2. 海阔天空
 
  从1987年到1992年夏我出国深造之前,我得以在先生麾下与先生及其领导的团队一起亲密合作达五年之久。其间完成了多个风景与旅游规划设计项目,包括前文提到的那些。每每随先生考察、开会,踪迹于大江南北;先生在京的学术报告和授课,都必邀我入堂;每有新作,便先予我分享。我得以常常在先生室中畅谈至夜深人静,除了严肃的地学、旅游地理和科学方法论外,所谈话题可谓海阔天空,或《易经》及风水,或灵异及天外来客,或电影评论及诗情画意,无所不及,窄小的会客厅里,智慧的火花在闪烁,灵动的思想在流溢。对所有问题他都有独到的见地,但对所有答案,他都是带着开放的心态。对那些并非严肃的问题,他甚至可以提供两种自相矛盾的答案,以供世人娱乐。最典型的是他关于《易经》起源于外星人的假说,世人皆以为他本人笃信此说,实际上他是为了推动羑里城的旅游发展所做的宣传。作为科学家,他多次对学生说:他的真实看法是:关于天外来客,实际上很简单,既然宇宙和时间是无限的,那么如果有天外来客存在,那他应该早来过地球了。先生甚至曾以小说《牛虻》的主人公亚瑟掩盖身份为例,后悔他的一些文章没有用笔名来发表。所谓世间本无事,庸人自扰之,他用旅游和娱乐的态度,对待世间的那些容易被古板的“科学”搞得无趣的知识。他常感慨,当今的科学家们只知道些八股的所谓学术文章,没有一点文学性,因此也就失去了可传播性。他倡导文学艺术与科学的融合。世人多敬仰先生著作等身的学术成就,而我则更赞叹先生那绝世的才情,何等潇洒,何等的倜傥,非大师而又能是谁。
 
  3.交叉游走
 
  在与先生的交流和受先生的身体力行的感化中,我受益最大的陈先生的科学研究方法论和当代人才观。记得1987年,先生邀我去听的第一堂课是他的一场关于交叉科学方法论的报告。他极力倡导交叉科学的方法论。对比农业时代的通才,工业时代的专业线性人才,先生竭力主张后工业时代的人才的培养目标是“T”字型人才,即有某一方面纵向的专长和深入的研究,同时必须掌握交叉科学方法论,懂得跨学科的横向联系。而这也正是陈先生本人的真实写照,他对自然地理学的深入研究和对科学方法论、特别是交叉科学方法的灵活运用,是他能游走于多个学科之间,打破学科界限和门户壁垒,能对多个领域有独特的俯瞰和洞察力,他对旅游地学的开拓也正有赖于他的这种“T”字型人才的能力。对他的这堂课,我十分认真地做了笔记,并根据他的报告,编写了讲义,成为我当年在北京林业大学开设的《景观:生态、文化与感知》一课开篇一章的核心内容。而陈先生的交叉科学方法论对我本人日后的理论研究和实践工作更是有极大的益处。本人后来在哈佛和北京大学从事的城市与区域规划,景观生态学以及景观设计学以及旅游规划方面的跨学科研究和实践,都得益先生所倡导的交叉科学方法论的运用,本人也一直努力使自己能成为先生所倡导的“T”字型人才。
 
  4.逢山开路
 
  查文献、读图、浏览当地报纸,然后现场踏勘。这是先生到地方开展工作的调研方式。他出差前,必定要查阅目的地的自然与文史资料,了解当地的风土人情。他常告诫学生,到地方工作切不可随便开口要资料,要先了解情况后,再有的放矢的寻早资料。地形图是先生踏勘现场必须要带的,先生读图时总要摘掉眼镜,一遍看图一边讲解的当地的历史与文化典故,滔滔不绝,学生们围站一圈,那景象至今记忆犹新。每到一地,一入住当地宾馆,先生便会让服务员把最近一个月的当地报纸找来翻阅。第二天与地方领导开座谈会时,先生总能旁征博引,从自然、社会经济和文化和当前形势各个方面,剖析地方经济以及当地政府目前关心的问题,往往让地方官员佩服有加,接下来的工作便异常顺利。然后,再派工作团队的成员到个主管部门,分头收集资料,晚上回到宾馆一起交流研讨。我所参与的多项风景旅游规划项目,都是先生在前面开路,我们学生团队跟进。
 
  这样,在五年时间里,我得以在先生开辟的道路上,游走与大江南北,实际参与完成了近10个项目的风景旅游规划和相关研究。期间积累了大量的资料,获得的充分的锻炼。直到今日,我本人到地方调研的工作方法上仍然有先生的印记,当年追随先生考察时收集的资料至今仍然十分珍贵。事实上,我的博士论文“景观规划中的安全格局” (Security Patterns in Landscape Planning with a Case Study in South China)就是以广东丹霞山为例完成的。也因为当时收集有大量的一手资料,使我得以在三年内就获得了哈佛的博士学位。关于生态安全格局的理论和方法论也是在这一论文内首先提出的,在国际上发表的第一篇关于景观感知的科学论文也是以丹霞山的资料为基础完成的。而最近进行中的丹霞山申遗后的规划设计工作也是当年工作的延续。类似的长达20多年的缘分的延续还有安阳的淋滤山-王相岩风景区,当地的领导换了一届有一届,但直到今日,仍然有新一任的领导前来拜访咨询保护和利用的策略。凡此种种,陈先生如在天有灵,一定会为之而宽慰。
 
  1988年,我第一次参加旅游地学方面的研讨会,那也是陈传康先生推介的。我最早发表的几篇有关于地学和旅游学的文章,也得益于先生的指导和推荐发表。陈先生是把我引渡入地学和旅游学的领地关键导师,也是领我走出园林藩篱、得以走向大地景观的主要引路人。如果说我今天的景观设计学研究与旅游地学有什么联系的话,那是因为有先生这座桥梁。
 
  1997年,离开祖国5年后我回国任教,谁料想竟来到先生所在的北大城市与环境学系(原地理系),而这正是当年追随先生足迹的继续。不幸的是,也正是在这年秋月,先生不幸发现已患绝症至晚期。而我当时还游走于太平洋两岸。记得我出差去美国的前一天,我到校医院去看望他,并有幸抱他如厕,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抱一位长者和前辈。他已是瘦的那么的轻,我登时感到一阵心酸,手在发颤。而他却仍然抬起头,精气如前,眼睛仍然明亮如常,就在我将他轻轻放回他病榻上的那一刻,他用那双智慧的眼睛注视我良久,千言万语,尽在无言之中。。。。。。 而这竟是他诀别的一望。
 
  蒙恩至今,将近30年了,我也已人到中年,也已为人师良久。不时回想起追随陈先生的日子,我仍觉得自己是个年轻学生。在宁静的田野里或是城市喧嚣的街头,我仍然觉得先生就在我的前面大步行走,我在跟着先生的脚步往,而我后面的学生也越来越多,那是我自己的学生,排着队跟着,时而先生停下脚步,拿出地图,学生们便一起围过来,听着先生滔滔不绝、海阔天空的讲解。。。。。。。。


 2010年8月16日星期一
于北京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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