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林:在城市里能否“复得返自然”

　　提要：奥氏笔下市民“享受新鲜空气的权利”属于生态权利和生态正义的范畴，我们不仅要考虑当下不同阶层的公正问题，更要考虑代际间的公正问题。一个以社会贫富分化加剧、自然环境和生态安全被破坏、地域特色和文化个性丧失为代价的城市化模式既不值得自豪更不值得向往。

　　对大多数中国读者而言，“景观设计师”是一个不太熟悉的职业，奥姆斯特德(1822-1903)更是一个陌生的名字。这位“美国景观设计之父”把公园作为“文明”的场所纳入美国城市，其代表作品如纽约中央公园、布鲁克林展望公园、波士顿和布法罗公园系统、斯坦福大学校园、芝加哥“滨河村”社区等均已成为美国景观设计的宝贵遗产而影响深远。《美国城市的文明化》——这本由信函和报告组成的奥氏文集，充分体现了他极具前瞻性的规划思想、浓郁的人文情怀和遵循自然的设计理念。
 

　　“樊笼里的自然”:城市病的文明疗法

　　长久以来，人们对城市又爱又恨。特别是进入资本主义阶段以后，城市在提供就业机会、社会分工服务、文化社交生活、科技教育水平等方面均拥有乡村所无可比拟的巨大优势。身处19世纪美国城市化上升阶段的奥姆斯特德持有一种城市进步观，对其迅速发展坚信无疑。然而，被称为“城市病”的种种弊端也逐渐暴露出来:拥挤噪杂、污染加剧、疾病蔓延、贫民窟的出现等。有人希望阻挡农村人口大量涌入城市，有人想逃离城市。

　　奥姆斯特德看到城市高度人工化环境和特有生活方式对人们身心健康的威胁，以及由此导致的冷漠、算计、猜疑和敌对等负面情绪在人群中扩散。他认为如果任由弊端发展，人类在健康、美德和幸福方面的文明进步将会受到严重危害。城市规划必须为减轻、对抗和逆转这些负面影响提供机会。他从人的本能需求———休憩活动入手，为城市开出了“解毒”药方:提供令人愉悦且方便到达的公共休憩空间，让久在城市“樊笼”里的人“复得返自然”。

　　奥姆斯特德认为以公园为代表的城市休憩空间对不同社会群体起到了积极作用，它承载了经济、社会和道德等多重功能，构成城市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城市公园是包容而普惠的，不同社会群体均从中受益。工人阶级家庭只能在墓碑的遮荫处享用野餐、室内拥挤的普通市民被迫聚坐在门前的台阶上休憩、他们的孩子们则在不安全的街道上玩耍，这些令城市文明蒙羞的场景无不深深触动着奥姆斯特德。他指出，公园不应该是只供少数富人和“绅士们”享受的奢侈品;相反，它能够为辛苦工作但收入微薄的广大劳动者带去无尽的快乐。实际上，无论是体力或智力劳动者、工薪阶层或商界人士都需要身心放松恢复的场所;公园对于病人、妇女和儿童等群体的意义更是不言而喻。高品质的公园还有助于留住富裕阶层并吸引广大游客和潜在定居者。

　　公园还具有社交、审美、道德、经济等多重功能。奥氏特别强调公园的艺术性及其熏陶、教化作用。在他看来，最好的艺术是能够在公共场所使用并且为所有人欣赏的艺术。公园是由艺术塑造的自然美景，是艺术和自然的统一，是城市文明化的高级产品。作为艺术产品，公园同诗歌、音乐一样“直通人们思想深处”并慰藉人的心灵。作为“文明教育的媒介”，它甚至可以媲美博物馆和美术馆。奥氏还以当时纽约中央公园游客增加与酒吧酗酒者下降来力证公园的文明教化作用。

　　奥氏思想中公平性、前瞻性和系统性的特点突出且紧密关联。他认为提供公共休憩场所不是为了满足部分居民当下的需求，而是符合全体居民和几代人的长远利益。为此，就不能迁就于房地产所有者的个别利益。他反复强调要充分预测到城市人口快速增长将带来的休憩空间需求，城市当局应未雨绸缪对公共休憩用地进行储备和规划建设。否则，未来被迫改造弥补将付出更大的代价。公共休憩场所一旦形成就具有永久性，成为城市规划中最不能随便改动的要素，其价值将随时间推移而不断提升。他反对支离破碎、各自为政的公园开发模式，强调公园系统的系统性———公园、林荫道、花园、绿地、水系等相互连接成有机整体(他设计的波士顿公园系统以“翡翠项链”的雅号闻名于世)。他很看重供全体市民享用、具有综合功能的大型公园，但也强调普通用途的小公共地块要尽可能地均衡分配，为各个居民区提供便利平等的公共休憩服务。

　　奥姆斯特德的文字既有社会和经济分析，又有美学和艺术讨论;既有工程技术者的专业知识，更有设计师的想象力。最重要的是，他的字里行间充满了对劳动大众和社会弱者的人文关怀，并始终恪守着全体市民普遍利益和城市长远发展至上的原则，因此才苦口婆心、不厌其烦地向立法者、市政当局、土地所有者和地产开发公司反复呼吁、游说，并大声疾呼:“在很大程度上，我们今天决定的所作所为要对未来一千年负责。”

　　以自然为“樊笼”:对中国的启示

　　奥姆斯特德这些文章距今已经有140多年，它对于当下中国的意义何在?依笔者看来，以整体利益和社会公正至上、为城市发展谋千年之大计、尊重自然内在的特有价值，这些精华思想不仅没有过时，相反却由于全球化时代白热化的城市竞争、日益严重的阶层贫富分化、消费社会中新的不平等以及城市化造成的巨大生态代价而显得弥足珍贵。

　　奥姆斯特德认为公园系统有助于增强城市的魅力和宜居性，这与近年来美国城市社会学家佛罗里达(Ri“h““dF1°“id“)的“创意阶层”理论遥相呼应。该理论认为，在知识经济中至关重要的创意阶层具有后现代的价值观，他们更看重城市的包容性和生活品质，城市规划建设只有符合这些偏好才能吸引创意人才，资本进而跟随而至。全球化加剧了城市对于资本、人才和游客等的争夺，“宜居城市”或“生活质量”的世界排名已经成为资本和人才选择落户点的重要参考。与自然和谐相处正是城市宜居性的题中之义，为了眼前商业利益而牺牲生态环境和生活品质的做法只会使中国城市最终沦为竞争的输家。

　　奥姆斯特德认为公园有助于增加有生产能力的劳动力。在当下之中国，城市低收入者的住房保障问题愈发突出，但目前的政策还局限于住房本身而没有给予休憩空间足够重视。实际上，保障性住房有限的户内面积造成低收入群体对公共空间的需求更为强烈。很多保障性住宅小区不仅室内狭促拥挤，而且公共休憩空间严重缺乏和品质低下，或者因位置偏远而难以方便地享用。居住方面的社会公正不仅体现在住房供给上，还体现在公共休憩空间的分配上。

　　在消费主义时代，一切休闲活动似乎都被打上了消费的烙印，消费也成为社会分层的一个重要维度。全球化使得休憩活动摆脱了原有的空间束缚，旅游业的发展其实是人们对“城市病”的短暂逃离。但不同社会阶层之间存在着明显的“梯度选择”:富裕阶层能够移民发达国家，去后工业化社会享受优美而安全的自然环境;中产阶层可以定期或不定期地去海外或在国内度假旅游，体验乡村美景而放松身心;真正被困在城市樊笼中的是最普通的工薪阶层和低收入群体，城市公园几乎成为他们恢复体力和精神的唯一选择。然而，城市公共绿地和开放空间却受到房地产开发和封闭式住宅小区的不断蚕食:越高档的住宅小区其景观设计越精心，人均绿地和公共空间也越多。换言之，越来越多的城市公共空间被“领地化”和专属化了。房地产和旅游产业使自然变成名副其实的消费品:你的收入越高，与自然的接触就越亲密。自然不再是普罗大众亲近易得的天赐之物而成为权贵美学支配下附庸风雅的装饰品。

　　时至今日，我们对城市与自然关系的讨论已经比奥氏把公园景观作为“自然”来理解要深入的多，“生态城市”、“绿色/循环经济”等概念涉及到交通、能源、建筑、产业等诸多方面。进一步来看，奥氏笔下市民“享受新鲜空气的权利”属于生态权利和生态正义的范畴，我们不仅要考虑当下不同阶层的公正问题，更要考虑代际间的公正问题。一个以社会贫富分化加剧、自然环境和生态安全被破坏、地域特色和文化个性丧失为代价的城市化模式既不值得自豪更不值得向往。俞孔坚教授倡导的以生态基础设施建设为根本前提，确保国土生态安全格局的“反规划”理论(优先进行不建设区域的控制，来进行城市空间规划)颇有“拨乱反正”之意。我们不仅要在城市的“樊笼”里重返自然，更应该将自然视为防止城市盲目扩张、约束权力与资本随心支配的“樊笼”。

　　斯人已逝，呼声尤闻。《美国城市的文明化》一书对于迅猛发展的中国城市化而言不啻为耳畔警钟。我们究竟该向往什么样的城市化?怎样避免因短视自大造成难以弥补的长久创痛?如何在城市化进程中实现社会公正和“生态文明”?每一个对“诗意的栖居”仍然怀有憧憬的人都可以读一读此书。 

　　本文刊于《中华读书报》（2013年07月03日 第1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