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景辉：文物保护与经营城市可以双赢

　　城市建设与古迹保护竟如此对立！文物古迹在这个时代的尴尬处境、保护环节上的无力和无措，不得不让我们思考：也许问题远不能用城市建设与文物保护之间矛盾来作如此简单的认识。历史文物所承载的“文化”，作为无形资产，是推动城市进步的灵魂，较之于土地、建筑等有形资产，其在城市整体发展和城市形象塑造中的不可替代作用，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高度重视。 

　　但是现实并不乐观，许多文物古迹正遭受着威胁与破坏，面临严重的保护危机。旧城改造、房地产开发和基础建设的大面积用地，造成文物古迹损毁的现象频频发生，甚至一些在保护之列的文物古迹，倏然在推土机的轰鸣声中化为废墟；文化积淀在“城市建设规划”中泯灭，文物古迹在“城市旧区改造”中消失，建设性的破坏以及破坏性的建设，正让历史文物保护难度增加。

　　为什么在文物保护有法可依、人们对历史文物的真正价值认识不断提高的今天，这样的事仍屡禁不止且愈演愈烈？利益驱动的短视行为应该就是文物保护的最大灾难。

　　早些时候媒体报道的北京孟端胡同45号四合院，尽管有多位专家的强烈反对还是遭到拆迁，无非是要为“发展”腾出空间建商厦修道路而已。长官意志的文化缺失，政府部门决策的错误，都可让文物古迹瞬间消失或遭受损害。被誉为“万国建筑博物馆”的厦门鼓浪屿，据考证，其中有20幢于“五口通商”后，外国列强建造的领事馆等西式楼房建筑，本可以申报国家重点文保单位，但主管部门不同意，理由是不利于开发利用，并公开拒绝文物管理部门介入。长乐市的郑和古迹又是一例。

　　由此可以断定，对文物保护意义的认知，应该突破传统的爱国主义、革命传统教育和精神文明建设等层次，而应从国家发展的远景需求角度，从全球竞争及影响力的角度，给历史文物保护的意义以新的定位。

　　几乎每一个案例都表明，提高文物保护意义认识的关键在于执政领导的意识。厚重复杂的土地利用和快速运转的经济开发所出现的建设规划与文物保护的脱节，已成为摆在决策者面前的一个不可回避的沉重课题。城市的规划建设与发展，考验着一个领导者的政治智慧和文化素养。政府领导的重视，是搞好文物保护的重要条件。地方政府的决策，对于文物保护工作无疑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提高对文物保护重要性的认知，实现以政府行为为主导，调动全社会力量予以投入，使历史文物保护成为全社会的共同事业。

　　文物保护与经营城市，应是和谐双赢、共同发展的结合体。

　　城市是一个变化发展并具有生命的物体，所包含的不同时代的建筑等文物古迹，是涌动流淌的血脉，记录着城市发展的历史轨迹，反映了不断地丰富其文化内涵而形成的特色。没有保留历史痕迹的单调的繁华都市形态给人的感觉是“失忆”，高楼大厦、宽广道路、成片绿地，固然给城市文明注入了现代气息，但是城市建设的发展应有其传承性，形成持久的影响力。素有“海上花园”之称的鼓浪屿之所以充满魅力，不仅仅是大海、沙滩、阳光，在很大程度上正是通过其面貌的历史纵深感表现出来的。鸦片战争后厦门作为“五口通商”口岸之一，美、英、德、日等外国列强纷纷而至，在鼓浪屿建造领事馆、公馆、教堂、医院、学校、洋行等西式楼房。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海外华侨不断返乡置业，一批“中西合璧”的豪宅别墅也在鼓浪屿的传统民居间建造了起来。在不足两平方公里的小岛上，矗立着300余幢各具风格的建筑。这就是那些老建筑、老民居、老街区、老字号存在的意义。

　　经营城市要强调文化思维，把文物保护纳入城市建设规划，在妥善处理好现代化建设中的文物古迹保护问题上，既要坚决克服出现“吃祖宗饭、断子孙路”的功利主义不负责任做法，又要防止“有钱造景、无钱护宝”、“拆真文物，造假古董”的利益驱动的短视而愚蠢的行为。保护历史文物，传承历史文化，丰富城市历史文化底蕴，提高城市文化品位，是我们这代人应尽的责任。

作者简介：

庄景辉，汉族，福建泉州市泉港区人，1952年6月出生。1976年毕业於厦门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现为厦门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厦门大学人类博物馆副馆长，中国海交史研究会理事、福建省考古博物馆学会常务理事兼副秘书长。主要从事泉州考古与海外交通史的教学和研究，出版《泉州》（合著）、《海外交通史迹研究》（文集）、《宋代商业史研究》（日译）、《郑和》（日译）等书，发表《陈埭镇岸兜村社会民俗调查》、《陈埭丁氏回族扳丁度为祖的由来及其影响》、《陈埭丁氏宗祠的建立及其祖先崇拜》、《陈埭丁氏回族婚姻形态的历史分析》、《时代因应与对策陈埭丁氏回族汉化过程之一考察》、《陈埭丁氏回族汉化的研究》、《陈埭丁氏回族在台湾》等论文四十馀篇。收集整理并出版《陈埭丁氏回族宗谱》《锦绣庄氏山腰宗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