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峥:世博不该止于“奇观”

　　宜居城市应该是一个可负担的城市，一个简单而高效的城市。技术的意义并不在于门槛之高，而在于姿态之低。如果世博会的组织者能用建造英国馆的精力来铺设城市的下水管道，或者用建造中国馆的热情来教育升斗小民如何使用城市的下水管道，世博才不仅仅是一场奇观。
 
　　2010年5月上海的炽热辐射早已飘扬过海远达太平洋彼岸的洛杉矶。不约而同地，笔者身边的许多朋友都在近期谈起明确的访沪日程，而所有的旅行主题只有一个：去看世博。笔者常常讶异于居然有这么多美国人能够突破舆论壁垒不抱任何政治猎奇的目的去访问远在中国的世博会。世博已经是一场空前的奇观盛典。只是我的这些朋友们既钟情于奇观，而又为细节忧惧。语言，交通，环境，秩序都会成为忧惧的对象。担忧的关键在于：乌托邦式的技术文明是否已经溢出到他们的日常世界？

　　世博会（World’s Fair）源于欧洲中世纪商贾的互相展示商品的集会。所谓的“Fair”原本的目的就在互通有无，其意义在展示之外。自1851年于伦敦海德公园举办的第一届现代意义上的世界博览会始，每一届世博会都会吹响人类生存理念革命的号角并深远影响到人们的日常生活。1889年的巴黎世博会展示了贝尔电话公司的最新产品，1893年的芝加哥世博会标志着美国城市美化运动的开端，1904年的圣路易斯世博会展示了X射线与冰激凌，1939年的纽约世博会展示了电视转播技术，磁带收音机与尼龙丝袜，1964年，又是在纽约，IBM第一次实现了人与计算机的互动。这些技术都转化成了集体无意识的传统，成为人类社会肌体的一部分。

　　西方世界在60年代末期的社会与经济危机后开始文化转型，世博会渐次成为城市与国家形象推广的宣传机器，宣示技术文明的功能却逐渐式微。在这四十年内，整个西方世界较少有里程碑式的技术革命出现。文化，景观与体验消费渐渐取代了实物产品的消费。世博会对于当代西方社会来说仿佛是一个来自中世纪的“奇观”（spectacle）。如果世博仅仅是奇观，那么就和一场迪斯尼乐园的游行没有任何区别。而在西方世界，消费奇观已经成为日常实践，根本无需世博来做东。

　　在最新放映的电影《铁人2》中， Tony Stark的父亲Howard Stark的技术宣言就是一个工业社会先知对停滞的后工业社会的隔空喊话，几乎成为全片的唯一亮点。而整部电影充斥着对技术与人的关系的反思与对工业化时代精神的致敬。Howard Stark的独白对于上海浦江两岸的喧嚣显得尤其振聋发聩。对于一个正在激烈工业化的社会，世博的意义是无法低估的。重装上阵的世博所担负的教化，示范，警示，启迪的功能很可能将奠定今后几十年中国城市文明演化的基调。世博的场外效应与会后效应是真正衡量世博成功与否的关键。

　　在城市学研究领域流传着这样一句话：统治下水道者必能统治城市。这不仅仅指基础设施的投资与建设，更强调对城市运行机制的永续管理。作为上海世博的副产品之一的宜居城市应该是一个着眼于日常的城市。新能源汽车、太阳能光伏发电系统、风能技术，半导体照明技术是本届世博会上的明星。而大量的展馆建筑也以零碳排放作为主旨。然而今天的技术市场早已经过了躁动的青春期。绿色、低碳、可持续已经不是年轻的概念，只是没有任何国家可以自信的宣告这些理念已经成为下意识的日常实践。甚至在如美国这样的个人主义至上的国家，绿色技术实践正在被保守的制度与文化掣肘。如果没有自律自觉的主体的配合，没有尖端技术向日常生活的滴垂效应，任何技术都不会具有社会意义。

　　笔者所接触的很多美国工程师都指出：如果一项技术过于复杂，教育使用者的成本将抵消所节省下来的资源！另有一位笔者的同事高调宣称他只开美国产SUV，因为他认为永续发展应建立在自身生命的保障上。只开SUV固然不足取，技术的社会化问题却实在琐碎难解。宜居城市应该是一个可负担的城市，一个简单而高效的城市。技术的意义并不在于门槛之高，而在于姿态之低。技术文明的终点是关系到升斗小民的生存资源分配的城市日常设施。如果世博会的组织者能用建造英国馆的精力来铺设城市的下水管道，或者用建造中国馆的热情来教育升斗小民如何使用城市的下水管道，世博才不仅仅是一场奇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