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斯科ZARYADYE公园设计引发的探讨
莫斯科将在2014年建成50年以来的第一座也是最重要的一座世界级公园——Zayadye公园。2013年4月19日，莫斯科市面向全球优秀景观设计公司举办国际竞赛，竞赛组委会方从87家报名设计团队中，遴选了最后入围的6家设计机构包括土人设计（中国）、DILLER SCOFIDIO + RENFRO事务所（美国）、GUSTAFSON PORTER事务所（英国）、MVRDV事务所（荷兰）、WEST 8事务所（荷兰）、TPO RESERVE事务所（俄罗斯），其中土人设计成为亚洲景观设计公司的唯一代表正式入围。竞赛的最终优胜者将于今年11月12日揭晓。近日，参加Zaryadye公园概念设计竞赛的6家团队代表在莫斯科进行了一场主题为“现代公园应当是什么样的”的研讨会，就Zaryadye公园乃至现代公园的设计理念和手法进行了头脑风暴式的讨论。景观中国网特编译研讨会完整文字内容，以飨读者。
Zayadye公园占地13英亩，距离克里姆林宫和红场只有一分钟的路程，竞赛组委会称“因为它特殊的位置，而建成一座不限类型的露天博物馆，它的永久展品就是这座城市本身。公园区域周围的建筑反映出了俄罗斯建筑从16世纪到20世纪的全副图景：堪称绿色背景中实物大小的展览。公园将成为莫斯科的一张名片——一个发现这个城市究竟是什么样的地方，一个城市用它自身的能量感染你的地方。”
参加Zaryadye公园概念设计竞赛的团队代表在Strelka协会进行的研讨
《俄罗斯项目》杂志同Strelka协会及Wowhaus办公室共同合作，发起了这场关于如何组织现代城市绿色空间的探讨。在开展这项工作的过程中，参加Zaryadye公园设计竞赛并入选的六支团队代表针对议题展开了研讨。研讨内容将仅会刊发在9月的《俄罗斯项目》杂志中，但是由于大家对这一议题表现出的浓厚兴趣，现在即将研讨内容呈现给大家。
参与研讨人员
马丁•比文纳, WEST 8 工作室合伙人 (荷兰) ;
丹尼尔•登德拉, 建筑师, anOther 建筑师事务所首席 (德国), 土人景观集团成员;
玛丽•玛格丽特•琼斯，景观设计师， Hargreaves Associates(США)管理合伙人，Diller Scofidio + Renfro集团成员;
俞孔坚，景观设计师，土人设计首席设计师（中国）;
安东•纳德奇，建筑师，Atrium设计办公室首席，MVRDV集团成员（荷兰）;
弗拉基米尔•普洛特金，建筑师，TPO Reserve首席;
尼尔•波特，建筑师，Gustafson Porter合伙人（大不列颠）;
大卫•查孔， Diller Scofidio + Renfro首席设计师（美国）;
路易莎•赫顿，建筑师，Sauerbruch bureau合伙人（德国），Gustafson Porter 集团成员
主持人 ——《俄罗斯项目》杂志主编阿列克谢•穆拉托夫
阿列克谢•穆拉托夫：首先有请弗拉基米尔•普洛特金，参加Zaryadye公园设计竞赛入选的唯一一名俄罗斯团队领导人。我向弗拉基米尔提出的问题如下：在不同的时期，花园及公园的建造者关注的是不同的事物。在巴洛克时代是各种戏剧性效果和视觉吸引力；在法国古典主义时期是轴向对称和几何规则；在19世纪是对野生动物的保护；最后，在20世纪——建筑。您认为在现代公园中最重要的是什么呢？什么样的公园可被认为是真正现代的呢？
弗拉基米尔•普洛特金：这是一个好问题，感谢您让我第一个回答。
阿列克谢•穆拉托夫：毕竟，TPO Reserve得到了评委会最多的投票！
弗拉基米尔•普洛特金：21世纪的公园可以是完全不同的。在设计时既可以具有巴洛克时代的精神也同样可以具有20世纪公园的精神。这取决于公园的目的和场地。竞赛组织者为我们设定的目标是在Zaryadye创造出一些独一无二的东西出来。社会的不同阶层和项目所在的不同地区期待着不同的事物，我还不知道应当如何去回应。保守的群体希望我们在这一历史性的场地采用一种尊敬的、甚至是虔诚的态度。同时我们又生活在21世纪，莫斯科是一座超现代化的城市。因此，一些人们希望我们采用一些改革的、具有革新性的方案，包括考虑环境和可持续发展问题。如果我们在这两种方法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该项目一定会成功。然而，在任何情况下，针对场地提出最引人注目方案的设计队伍终将获胜。
俞孔坚：公园始终是人们逃离城市生活的伊甸园。弗拉基米尔•普洛特金先生提到了巴洛克公园。它是国王逃离都市喧嚣的避难所。但是，什么是二十一世纪的公园呢？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需要了解我们正在面临着什么问题。目前，这些问题包括环境变化、污染、噪音以及非常拥挤的道路交通。我们的项目必须为这些问题提供解决方案。公园并不是一个消费者。早在历史上路易十四的时代，公园消耗着能源、物质和劳动力。如今，公园本身变成了生产者。例如，它会产生干净的水和食物。在公园这一场所中人们可以了解和熟悉他们的历史，这也构成了公园的文化和精神功能。然而，其最重要的任务是重振城市环境。这一功能的实现意味着座真正的现代城市公园的诞生。
尼尔•波特：从探讨各种风格的角度来讨论现代公园是非常困难的。我认为，这些风格都过时了。当然，在巴洛克公园中或者古典主义时期的公园中人们可以学到很多技术和知识。然而，当今，我认为更加需要一种更为综合的、从基础设施出发的方式。我带着浓厚的兴趣研究了莫斯科城市地图和它的绿色空间。很明显，这座新公园将会成为城市自然区域的延伸系统，这些自然区域目前正刚刚开始形成。
安东•纳德奇：在任何时期，公园都同建筑一样，从某个角度折射出了整个世界的面貌。一座现代公园最有可能旨在反映现代的宇宙概念。在广为流行的熵、社会分裂和人类价值体系中，我认为它一定代表着一种复杂的、无序的世界的概念。当然，需要在设计中考虑到场地的特殊性——我们将要在城市正中心创造出一座公园这一事实。
大卫•查孔：把公园作为一种自然和田园的东西，一种程式化的传统生活空间，其唯一的目的即是作为休息的地方是将公园过于简单化了。这些当然是重要的，但是同时考虑其他更多的因素也是必须的。公园激发出了人们看待世界的另一个视角。公园为人们提供了机会，不仅可以进行休闲，而且也可以了解周边环境、当地自然环境和城市空间。公园会随着季节发生变化，这些变化将会鼓舞人们。这些都应考虑在内。
马丁•比文纳：对这个问题而言没有明确的答案。我唯一确信的就是无论人们怎样使用公园，公园始终反映着城市的文化。昨天我们参观了高尔基公园，它的发展呈现出了一个非常有趣的画面。当时，在我们进行参观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一种重振公园的企图，通过修建临时性的亭子和城市环境的其它元素向公园渗透进入了新的能量。尽管看起来廉价并且具有小城镇的风格，所有的东西都流露出实验的痕迹。
阿列克谢•穆拉托夫：由于弗拉基米尔•普洛特金马上要离开，我现在先向他提问。弗拉基米尔，你谈到了公众的品味，“旧的”和“新的”，“保守的”和“创新的”。你是从哪里获得社会想要什么东西的信息的？就我所知，大众是被决策过程排除在外的，竞赛也仅同专家进行交流。您认为是这样的吗？
弗拉基米尔•普洛特金：从这个角度而言莫斯科的参赛者更为便利。我们生活在信息世界中同时也能够感受得到它。每天我们看电视、上网、上Facebook。我们倾听并了解我们的人民对于这一场地的所有希望与渴望。人们对于它感兴趣的程度逐步下降。从一方面而言，这是可以理解的。另外一方面来说，在我们的国家还有很多其它的具有新闻价值的活动……
阿列克谢•穆拉托夫：问题在于——谁是消费者呢？在这个项目中您为谁服务呢？
弗拉基米尔•普洛特金：我明白您希望我能够提供一个更为明确和您所期望的回复。然而我将会给予一个不同的答案。我们并不为国家的当权者工作。我们的委托人，正如你们听到的一样响亮，是人民，是莫斯科人民，是实际上在为这个项目买单的纳税人。我们必须满足他们的愿望。
俞孔坚：当然了，我们的客户是人民。但同时我们也有着我们的专业水准。我们是专家，我们不能仅仅受人民意愿的引领，我们更依赖于信息与知识。我们需要想得更远，而非仅仅是公园的日常使用。它不仅是让人们休息的场所，同时提升了城市空间的环境可持续性和文化识别性。我们同时还需要考虑场地的生态问题和历史重要性，这些问题仅仅有少数民众会感兴趣。或许人们会想在公园里放一个游泳池，然而这是设置一个游泳池的合适场所吗？
大卫•查孔：我们为更广泛的人民群体工作，这个答案或许听起来很老套。但是人民既包括街上的孩子，也包括去吃午餐的商人，既包括艺术爱好者，也包括想在安宁中静坐的思想者，或许也是想去公园听音乐会的人。
阿列克谢•穆拉托夫：简而言之，我们在讨论具有多种需求的公园使用者？
大卫•查孔：是的，你也可以这样说。
尼尔•波特：对于景观设计师而言，有很多层次的信息都是非常重要的。这是我第二次来俄罗斯了，第一次是30年前。很多事物都发生了变化。我们很喜爱这里。在高尔基公园游览整整一天非常棒，能够观察人们是如何适应景观环境的，同时，是什么引起了他们的情感回应。我们现在逐步消化着这些信息。这些信息，除了官方来源的信息之外，帮助我们理解对莫斯科人民而言再多一座公园是如何的重要。Zaryadye闭园已经很多年了。将这个项目重焕生机后人们将可以再次进入其中，我相信他们会爱上这个地方。
阿列克谢•穆拉托夫：概括地说，您认为城市真的需要这座公园吗？这是一块非常有趣的场地，就在克林姆林宫隔壁。或许除了创造出一座公园外还可以在这里修建些其它东西？在城市中这块非常珍贵的土地上，对一座公园的真正需求是什么呢？
安东•纳德奇：我认为很多民众在得知政府决定在这一区域修建公园后非常惊讶。在过去的几十年中，莫斯科的公共空间实际上一直在缩减。很多建筑变成了私有，他们周围环绕着栏杆，以前的公共空间不再面向行人开放。在我看来，政府决定返还城市公共空间的承诺是非常重要的。
阿列克谢•穆拉托夫：但是为什么要建一个大公园而不是像伦敦那样建很多小公园呢？
安东•纳德奇：另外还有一点需要考虑：人们对历史文化休闲的态度转变。以前，在荒废的历史性纪念场所中可以很容易地修建一座现代的替代品，然而现在我们正处于修正这一概念的过程中。我们不能简单地复原一座19世纪初的建筑。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处理这一区域的方案并不明晰。如果我们修建一座商场，公众可能并不会喜欢它。因此，创建一座公园从很多角度而言都是一种好的解决方案。
马丁•比文纳：如果你观察地图的话，就会发现在这一地区内有很多的绿色空间，看起来似乎在这里建造一座公园的需求并不是那么急迫。然而，如果你实地去这块场地，就会发现所有的东西都只是覆盖着野草，这里并没有设计周全的景观。公园追求的目标是将市中心的这一区域转变为人们可以前来进行休息的场所。这是一个完全合理的理由。
俞孔坚：我认为更重要的问题是在这里创建一座现代公园的原因。莫斯科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已经有足够多的公园了，然而问题在于它们都太古旧了。因此，在这里试图建造一座新的、现代的公园。
丹尼尔•登德拉：我回想起2010年的夏天，那个莫斯科周围的森林都在燃烧的夏天，温度保持在将近40度几乎有一个月……由于全球变暖，预计在未来几十年中夏季气温将会变得越来越极端。我们应当明白为此做好准备是必要的，这些行为也能够帮助我们在未来的城市中生存。特别考虑到这是在城市中心，我们能够观察到城市的“热岛”效应，温度比郊区高了2度，2度实际上很高。在2003年夏天，4万欧洲城市居民死于极热天气。巴黎居民受到的影响尤为严重，因为在巴黎仅有很少的绿色空间。在这种情况下，Zaryadye是具有战略重要性的项目。事实上，公园位于河边，是一条绝佳的自然通风渠道——公园凉爽新鲜的空气可以很便利地扩散至整个区域。小的城市绿角则不能起到这样的效果。至少由于这个原因，在Zaryadye创建大型的公园是极为重要的。
阿列克谢•穆拉托夫：从历史上来看，公园的创造是同人类解放的过程相联系的，从最初为狭小的统治社会阶层所固有，到属于居住在城市环境中的广大居民。在当今时代，公园的进步导致了，或许可以这么说，“更底层”的创造性或政治活动？您认为，最近的世界占领运动是同城市环境的提升过程相联系的吗？
路易莎•赫顿：我想举一个7年前发生在伊朗的例子。请不要探寻其中任何隐藏的含义或与其相似的事物。在我看来，那里根本没有任何公共空间：只有人们在公园中相遇的时候才会产生自由的交流。青少年在树林中庆祝生日和接吻。我还观察到了一个和桥有关的非常有趣的场景。我们在伊斯法罕和其它城市看到了最美丽的桥。一次，突然间，一群衣着得体的男子自发聚集起来。突然，其中一人将开始背诵一首诗，或者是唱一首歌。当然，警方随后迅速出现，每个人都被要求驱散。但在我看来，这是一个非常美丽的故事，自由总是出现在和自然有关的地方。
阿列克谢•穆拉托夫：商业应如何渗透至公园项目中的呢？景观设计师们是否应当像Robert Venturi所撰写的那本著名的书一样，向迪斯尼乐园学习呢？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应当从中吸取什么经验呢？马丁•比文纳从没去过迪斯尼乐园。尽管我知道这种公园具有极为智慧的商业理念。然而当谈到城市公园的时候，其实这是一个没有任何特殊项目的空间，至少大多数公园都是那样的。然而在近些年，有这样一种理念产生：公园需要举办各种项目，好让人们可以一直参与到某种类型的活动中。这正是迪斯尼乐园的效应。事实上，如果公园里有一个场所可以买冰激凌，那么对于大多数家庭而言去那里的理由已经足够了，并没有举行一些核心项目的需要。
阿列克谢•穆拉托夫：然而问题在于——这种公园如何负担其经费呢？是否意味着所有的费用都依赖于城市财政预算呢？
尼尔•波特：如何吸引市民到公园里来，建筑师及景观设计师提供给城市的除了光线充足的小巷和有着体育设施的草坪之外，还能提供什么好处？这个问题首次于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提出。我必须指出，近些年来修建的一些公园所提供的娱乐和休闲活动是以一种更为简洁、优雅的形式进行的，而不是迪斯尼乐园那种侵入式的形式。
玛丽•玛格丽特•琼斯：总体而言，公园比现金流更具价值。这种价值体现在绿色空间可以提升市民的自尊心，人们愿意居住在有公园的地区。公园的经济要素不仅在于是从售卖冰淇林或是租售亭子中获得的钱，更重要的是提升了公园所在区域的生活质量。这一点非常重要，例如，公司都希望他们的员工在更为愉悦的环境中工作。因此，并不是所有的事物都是和经济效益直接相关的。
丹尼尔•登德拉：我同意之前的看法。公园对人们而言具有无形的价值，不能将其转化为数字。但是让我们回到谁应当支付公园维护费用这一问题上来。我们之前进行过一个项目，每年城市需要花费25万欧元仅仅用于处理雨洪。对每个城市而言这都是个问题，由于气候，我再重复一次，变得越来越极端，降雨量超过了所有的常规水平。例如在莫斯科，如果下雨，便是倾盆大雨。回想一下红场，那是一块巨大的防水区域。即使是这样水都不是非常干净。当处理使用非常昂贵时，如果公园能够吸收、净化所有这些水，那么城市在废水处理设施方面就会节省下很多。
阿列克谢•穆拉托夫：我想要问一个非常笼统的问题。根据书本来判断——至少是那些在我们这个世纪出版的书籍——20世纪关于花园和公园的安排艺术只取得了非常一般的成就。20世纪的景观设计在技艺和文化价值上占据了非常重要的位置，但是成就却远远落后于雷•诺特、威廉姆•肯特和弗雷德里克•劳•奥姆斯特德他们的那个时代。这很大程度上被归因于这一事实：绿色空间的安排丢失了它自身的价值，变成了建筑和城市规划的一种附属物。也有证据表明，西方对于城市景观的创造性反思和新“公园革命”的开始，又一次地、频繁地与建筑师们联系在一起。换句话说，是与1982-1983年巴黎拉维莱特公园设计竞赛，以及雷姆•库哈斯和伯纳德•屈米的名字联系在一起。基于这一点，产生了两个问题。第一，我们在过去一个世纪中对景观设计的理解是正确的吗？第二，在建设公园的过程中谁应当起到主导作用——建筑师、城市规划师还是景观设计师？
尼尔•波特：你知道，我实际上与屈米的团队一起参与了那次拉维莱特公园的竞赛。这很有意思，我负责制作建筑模型和画图：那时我还刚刚从建筑联盟学院毕业。那是一段非常美好的时光。但我还是认为在20世纪有许多非常好的事物——因此，在许多城市都出现了公园这类基础设施。所以，我们可能并不能说过去的一个世纪是一个迷失的世纪，我们直到世纪末才转到了正确的道路上来。它是一次正在进行中的演变。库哈斯和屈米确实地发现了一个新的方向，但是他们所做的工作已经在之前建造公园的历史中得到了准备。例如，战后的阿姆斯特丹的环境变化非常糟糕：在建筑十分密集的城市中仅仅延伸着一些“绿手指”。它在期待着每一座现代城市都期盼的梦想。在底特律也是这样，那里完成了几个非常令人惊叹的公园项目。这一地区已经产生了一些令人感兴趣的发现；它们只需要被我们寻找。至于项目领导者这个问题，我相信我们应该消除学科之间的界线。
玛丽•玛格丽特•琼斯：我对20世纪的景观设计历史还有些要补充的。我确实认为这一运动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迷失了，特别是到20世纪70年代。建筑的建造被认为不只是空间和地点的建立。同时，在拉维莱特公园项目进程中所发生的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对该场地的价值的回归。但是这个项目，可以这么说，只是一次尝试。过去的老思路是景观设计要遵从地形地貌和建设所创造出的模式，这只是摆脱这一老思路的开始。如果我们要讨论谁来领导公园建设项目，那么我的答案是——更加胜任的那个人。然而，我们必须注意到，景观设计师与他们专门从事建筑物和结构的同事不同，他们在教育过程中获得了一定关于环境的科学知识。因此，举例来说，当你听取俞孔坚教授的意见时，理解其中的科学是非常重要的。一般而言，合作当然是最好的方式。
原文链接：NATURE AND FREEDOM. WHAT SHOULD A MODERN PARK BE LI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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