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猫野狗对人没有恐惧,城市幸福指标一定很高
admin
2011-11-07
来源：景观中国网
“中央电视台的新址，您肯定也知道很多议论，大裤衩、铁裤衩。”莫言直言不讳对库哈斯说，他不喜欢“大裤衩”，但他“很尊重这个建筑”，“我站在建筑面前，我感觉压抑，自己非常渺小。我感觉这个建筑跟中央电视台很配，飞扬跋扈，盛气凌人。”
“中央电视台的新址，您肯定也知道很多议论，大裤衩、铁裤衩。”莫言直言不讳对库哈斯说，他不喜欢“大裤衩”，但他“很尊重这个建筑”，“我站在建筑面前，我感觉压抑，自己非常渺小。我感觉这个建筑跟中央电视台很配，飞扬跋扈，盛气凌人。”
“这个大楼，一方面看上去很强大，一方面很脆弱；一方面令人恐惧，另一方面却是一种欢迎的态度。”库哈斯显然已经多次面对过类似的问题，他喜欢强调大裤衩“弱”的一面，“我希望能在央视大楼里见到您，然后您再看看它是不是一个傲慢的大楼。”
2011年10月27日，“中欧文化高峰论坛”密集的发言和讨论中，中国和欧洲发言人之间的差异显而易见。欧洲的学者有相当一致的价值观，对于城市的创制强调自由、创造力、民主、公平和环保等要素；而中方发言人则提供了更为多元的视角，侧重不同的价值点，他们之间不乏直接的抵牾。
“中国城市需要的不是中庸之道”
论坛首先探讨“城市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北京大学的唐晓峰分析了中国国都中轴线的形成过程。中国古都从最初的皇宫，到后来修筑城墙，建立皇城，渐渐形成“左祖右社”的礼制建筑格局，把天下浓缩于京城，用建筑传达意识形态。通过都城礼仪化，达到皇权礼仪化，将实体权威转化为礼仪权威。
中国社科院的黄平把中国古代思想融入当下的城市建设。他认为城市不是一个盲目累加的结果，老子道“治大国若烹小鲜”，黄平以煲汤打比方：汤经历重重熬制、过滤，汲取了各种营养，却颜色清澄，味道素淡。他期待中国城市能具备自己的美学，从容和缓地发展，以中庸之道，审慎协商地创制城市。不仅如此，鉴于中国的浓重乡土性，城市化应该借鉴苏杭的城乡一体化模式，超越城乡的二元对立。但是在一体化中，城乡是不是能保持均衡？苏杭模式是不是可以移植？这都是问题。
与“规划安排”的各种实例不同，欧洲学者虽然也强调城市是“政治”和“文化”中心，但是他们多从“非中央权力”的视角看待城市。
库哈斯的PPT十分抢眼，带着“艺术范儿”。他惋惜世界上的城市丧失了个性，千城一面。摩天大楼越发为人所诟病，它并非解决人口密集的单一方式，即便居住面积等同，也可以有密度不同的空间安排方式。
在库哈斯看来，最初城市是好事者、冒险者的天堂。1970年代后，人们愈发追求舒适、安全，缺乏冒险精神，城市的面貌日益平庸。城市渐渐成为资本掌中的玩物。
中国城市发展失衡，有些大都会发展到面临能源危机的边缘，而有些区域（如敦煌周边）几乎处于荒芜之中。此外，北京的所谓古建保护非常偏颇，只有五分之一的古城得到保存，大多遭到了破坏；1950、1960年代的社会主义建筑也是古建，但它们随着意识形态的调整被随意夷为平地。他建议北京以网格划分，每个区域找出一块地方进行完整保护。中国城市发展已经面临极大危机，中国城市盛行的不是调和一切的中庸之道，不是和谐，而是更为偏激的新观念。
比利时哲学教授吉贝特·奥图瓦从技术性考虑城市。他列举了两种乌托邦：政治乌托邦，技术乌托邦。
大都市的发展使人人都成为“超人”，但也如同置身于《1984》中所描述的世界。技术要么被理解成人类的工具箱，要么被理解成异化人类的“华伦斯坦”。现实常常是，城市中的“能人”被技术关照，成为技术的主人、“劳心者”；城市中的“凡人”则被技术异化，沦为技术的附庸，无力主宰生活的“劳力者”。在他看来，更为迫切的是对公共空间的重新塑造，对公民意识的重新塑造，对人的重新塑造。城市不仅仅是从上而下的设计、安排，还有人的从下而上的创造，有了后者，城市才有了根基。
农民工是“城市的问题”，还是“城市的主体”
农民工和城市的问题，在论坛上看来，也并非只是中国的问题。
印度籍的英国学者阿瑟·胡塞因提到，农民工虽然生活在城市，但是他们并没有得到“市民”身份，没有得到城市的“承认”，也没有过上真正的城市生活。很少有人代表他们的利益，替他们说话，他们仿佛总是作为“城市的问题”存在，没有被看成城市的主体。
上海大学的王晓明从弱势群体角度考察城市变迁。城市在扩大，低收入人群的空间却在减少，他们先是半主动、半被动地迁往郊区，居住条件虽然有所改善，但是上下班时间大大增加。他们在路面的活动空间也愈发逼仄，地铁挤得像沙丁鱼罐头，地面交通的规划大部分都让给了机动车，自行车和行人的行动空间不仅被压缩，而且屈从于机动车路线，十分不便。他呼吁在道路建设上考虑速度的同时，能兼顾公平。
公共空间中的集会、游行、议政是城市生活的重要部分，它们需要广场这个空间。这也是古希腊意义上的人们买卖、议政甚至倾谈哲学的Agora（广场）。近20年来，广场被逐步消灭了，变成了倾销奢侈品的购物商厦。王晓明看到有的商城空地前，男女老少在唱歌、跳舞、打太极，欣欣然说重新看到了广场的影子。但他似乎太过乐观了，公共空间不是一个现成的空场，好像大众一站满了，就是一个公共空间。
“看一个城市的好坏，就是看树上的鸟，水中的鱼，野猫野狗过得怎样。若是它们都干干净净，从容不迫，对人没有恐惧感，那么这个城也一定是个幸福指标很高的城。”王晓明的这段话颇为感人。
作家莫言像这个论坛上的“异类”，他的身份和城市建设相隔似乎很远，他的大部分作品表现的也都是农村，但他反而在嬉笑怒骂间，展现了城市发展的种种悖谬：粮食在增产，却越来越难吃；城里人都往乡下跑，因为污染太严重；乡下人都往城里跑，要告别贫困闭塞；经济条件好转，但是人们的幸福感却越来越少；我们都得了疯狂发展的病，迷恋加速度，他期望城市“慢点儿，悠着点儿”。
“我们的城市要健康、理性地发展，有几个办法。第一，要让乡下人生活得比城里人更美好。第二，让穷人生活得比富人更轻松。第三，让老百姓生活得比当官的更自在。”莫言代表中方作总结陈词。
“这个大楼，一方面看上去很强大，一方面很脆弱；一方面令人恐惧，另一方面却是一种欢迎的态度。”库哈斯显然已经多次面对过类似的问题，他喜欢强调大裤衩“弱”的一面，“我希望能在央视大楼里见到您，然后您再看看它是不是一个傲慢的大楼。”
2011年10月27日，“中欧文化高峰论坛”密集的发言和讨论中，中国和欧洲发言人之间的差异显而易见。欧洲的学者有相当一致的价值观，对于城市的创制强调自由、创造力、民主、公平和环保等要素；而中方发言人则提供了更为多元的视角，侧重不同的价值点，他们之间不乏直接的抵牾。
“中国城市需要的不是中庸之道”
论坛首先探讨“城市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北京大学的唐晓峰分析了中国国都中轴线的形成过程。中国古都从最初的皇宫，到后来修筑城墙，建立皇城，渐渐形成“左祖右社”的礼制建筑格局，把天下浓缩于京城，用建筑传达意识形态。通过都城礼仪化，达到皇权礼仪化，将实体权威转化为礼仪权威。
中国社科院的黄平把中国古代思想融入当下的城市建设。他认为城市不是一个盲目累加的结果，老子道“治大国若烹小鲜”，黄平以煲汤打比方：汤经历重重熬制、过滤，汲取了各种营养，却颜色清澄，味道素淡。他期待中国城市能具备自己的美学，从容和缓地发展，以中庸之道，审慎协商地创制城市。不仅如此，鉴于中国的浓重乡土性，城市化应该借鉴苏杭的城乡一体化模式，超越城乡的二元对立。但是在一体化中，城乡是不是能保持均衡？苏杭模式是不是可以移植？这都是问题。
与“规划安排”的各种实例不同，欧洲学者虽然也强调城市是“政治”和“文化”中心，但是他们多从“非中央权力”的视角看待城市。
库哈斯的PPT十分抢眼，带着“艺术范儿”。他惋惜世界上的城市丧失了个性，千城一面。摩天大楼越发为人所诟病，它并非解决人口密集的单一方式，即便居住面积等同，也可以有密度不同的空间安排方式。
在库哈斯看来，最初城市是好事者、冒险者的天堂。1970年代后，人们愈发追求舒适、安全，缺乏冒险精神，城市的面貌日益平庸。城市渐渐成为资本掌中的玩物。
中国城市发展失衡，有些大都会发展到面临能源危机的边缘，而有些区域（如敦煌周边）几乎处于荒芜之中。此外，北京的所谓古建保护非常偏颇，只有五分之一的古城得到保存，大多遭到了破坏；1950、1960年代的社会主义建筑也是古建，但它们随着意识形态的调整被随意夷为平地。他建议北京以网格划分，每个区域找出一块地方进行完整保护。中国城市发展已经面临极大危机，中国城市盛行的不是调和一切的中庸之道，不是和谐，而是更为偏激的新观念。
比利时哲学教授吉贝特·奥图瓦从技术性考虑城市。他列举了两种乌托邦：政治乌托邦，技术乌托邦。
大都市的发展使人人都成为“超人”，但也如同置身于《1984》中所描述的世界。技术要么被理解成人类的工具箱，要么被理解成异化人类的“华伦斯坦”。现实常常是，城市中的“能人”被技术关照，成为技术的主人、“劳心者”；城市中的“凡人”则被技术异化，沦为技术的附庸，无力主宰生活的“劳力者”。在他看来，更为迫切的是对公共空间的重新塑造，对公民意识的重新塑造，对人的重新塑造。城市不仅仅是从上而下的设计、安排，还有人的从下而上的创造，有了后者，城市才有了根基。
农民工是“城市的问题”，还是“城市的主体”
农民工和城市的问题，在论坛上看来，也并非只是中国的问题。
印度籍的英国学者阿瑟·胡塞因提到，农民工虽然生活在城市，但是他们并没有得到“市民”身份，没有得到城市的“承认”，也没有过上真正的城市生活。很少有人代表他们的利益，替他们说话，他们仿佛总是作为“城市的问题”存在，没有被看成城市的主体。
上海大学的王晓明从弱势群体角度考察城市变迁。城市在扩大，低收入人群的空间却在减少，他们先是半主动、半被动地迁往郊区，居住条件虽然有所改善，但是上下班时间大大增加。他们在路面的活动空间也愈发逼仄，地铁挤得像沙丁鱼罐头，地面交通的规划大部分都让给了机动车，自行车和行人的行动空间不仅被压缩，而且屈从于机动车路线，十分不便。他呼吁在道路建设上考虑速度的同时，能兼顾公平。
公共空间中的集会、游行、议政是城市生活的重要部分，它们需要广场这个空间。这也是古希腊意义上的人们买卖、议政甚至倾谈哲学的Agora（广场）。近20年来，广场被逐步消灭了，变成了倾销奢侈品的购物商厦。王晓明看到有的商城空地前，男女老少在唱歌、跳舞、打太极，欣欣然说重新看到了广场的影子。但他似乎太过乐观了，公共空间不是一个现成的空场，好像大众一站满了，就是一个公共空间。
“看一个城市的好坏，就是看树上的鸟，水中的鱼，野猫野狗过得怎样。若是它们都干干净净，从容不迫，对人没有恐惧感，那么这个城也一定是个幸福指标很高的城。”王晓明的这段话颇为感人。
作家莫言像这个论坛上的“异类”，他的身份和城市建设相隔似乎很远，他的大部分作品表现的也都是农村，但他反而在嬉笑怒骂间，展现了城市发展的种种悖谬：粮食在增产，却越来越难吃；城里人都往乡下跑，因为污染太严重；乡下人都往城里跑，要告别贫困闭塞；经济条件好转，但是人们的幸福感却越来越少；我们都得了疯狂发展的病，迷恋加速度，他期望城市“慢点儿，悠着点儿”。
“我们的城市要健康、理性地发展，有几个办法。第一，要让乡下人生活得比城里人更美好。第二，让穷人生活得比富人更轻松。第三，让老百姓生活得比当官的更自在。”莫言代表中方作总结陈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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