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进程与环境问题国际研讨会:问诊城市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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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11-04
来源：景观中国网
从1843年上海开埠到1930年代，这个阶段上海迅速城市化，随之而来是一系列的问题，比如工业发展和城区扩张带来的近郊农村环境污染等。冯贤亮：1930年代上海贵为“远东金融中心”，但上海租界外真正百姓的生活，曾有西方学者评为“好像另外一个世界”。
城市，让生活更美好。但自城市出现之初，各种“城市病”也相伴而生。
世博会临近，城市环境、城市生态等有关城市的可持续发展问题，日益成为沪上学者关注的焦点。作为一座国际特大型城市，如何借力2010年世博会在上海召开的良机，加强对“城市病”治理良策的研究，将城市建成更美好的宜居家园？近日，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与日本综合地球环境学研究所以此为题共同举办了“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与环境问题”国际研讨会。
病症亟需寻方，历史可以为镜。倾听中日两国专家的探讨，与专家面对面，兼论历史与现实，对于我们认识“城市病”，明晰世博之于城市发展的影响与意义，颇具启发。
【城市化・代价】
不可避免，不代表不可改善
新闻视点：城市的生态，近年一直受到广泛聚焦。从研究者的角度出发，上海开埠后发展到现在面临的最突出“城市病”是什么？
张晓虹（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副主任）：自1843年上海开埠后，城市生态景观由以半自然的农业生态景观为主演变为以人工生态景观为主的城市景观格局。具体而言，随着城市扩展以及填浜筑路，承担自然生境功能的林地、草地、水体及少量的农田等大量损失；景观破碎度增加，仅存的自然半自然景观零星分布在极少的几个公园或绿地中，河网自净能力下降，大量河道水流不畅、逐渐干涸、最终消失；景观结构单一，对各种环境影响的抵抗力和恢复力减弱，使环境污染很快成为上海城市景观中最突出的社会问题。
戴鞍钢（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无疑会极大改变相关地域原有景观。根据市档案馆藏的《上海法租界关于公共道路、下水道和粪便处理系统的城市卫生工作报告（1849―1940年）》，在1920年至1930年间的法租界，“卡车、倾斜车和两轮车夜以继日地向工地上运送大量的泥土、碎屑和家用垃圾，为市政建设填埋河浜和低地，进行铺路；建设公司也在工作。不到20年，辟筑的道路就有42公里之多。……所有的田地和种着芦苇的河浜消失了，乡村原野消失了。”
新闻视点：以上问题，似乎是任何城市化进程中都不可避免也不可逆转的。那城市化是否一定要以城市生态的“恶化”为代价？
张晓虹：“昔日之瓦砾荒滨今则化为康庄大道，从此铺户繁多，商贾屯集，市面为之振兴”，这样的城市经济发展下的生态环境，只能说是“改变”，说“恶化”则有些危言耸听的味道。但不可避免、不可逆转，不代表不可改善。举个例子，在韩国首尔流淌了600年的清溪川，在上世纪70年代的高速发展期，河道变得浑浊，政府用水泥板覆盖并建高架桥；而前几年却拆路复河，清除河床淤泥，重新营造以人和自然为中心的城市空间。
一言以蔽之，历史为鉴。我们梳理历史也是为当下的城市规划等提供借鉴，比如世博会就是一个契机，希望有更多如世博公园的城市“绿肺”出现。相信，人是越来越聪明的。
【城市病・治理】
打持久战，不可能一劳永逸
新闻视点：我们感兴趣的是，通常被认为固守书斋的史地学者，如何会着手为现当代的“城市病”开方下药？
满志敏（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主任）：中国在短短30年间高速发展带来的益处不言而喻，但问题也有许多。在这些问题困扰人们的当下，城市研究已成显学，不限于某学科某领域，而是从问题出发。比如城市的“病”会否随着城市扩展带入农村？对此，我的看法是肯定的。农村的污水排放系统和城市不能比，所以不时能看到城乡结合部河道被堵死的报道。如何避免这些“病”，学者的探索还远远不够。
张真（复旦大学城市环境管理研究中心副教授）：说到农村水问题，我们2007年到2008年曾以上海某郊区四个镇为例进行调研，发现2000年至2006年间四镇仅外来劳动力就增长了8.3倍，导致原本应呈现空心化发展趋势的农村被高密度流动人口重新充实，使村落水体承受巨大压力，生活污染居各污染源之首，黑臭河道占总河道数的56%。
新闻视点：近年来，上海已开展“万河整治”等重大工程，这些治水攻坚战还不够吗？
张真：上海的水治理已进入新阶段，从大处攻坚逐渐转向细处防止疏漏。这是难以在短短几年内完全解决的，需要长期持续的努力。当我们用“河网密布”形容江南水乡时，如毛细血管般的村落水体，不仅直接联系村村户户，还连通着干流河道。当高密度的流动人口使得水体自净能力无法再处置生活污水时，村落水体不可避免地成为开放式的污水池、垃圾场。小河不清，大河难清。
戴鞍钢：事实上，近郊农村面临的水污染问题在开埠后就已初露端倪。1923年《申报》刊载，“沿淞沪铁路天通庵与江湾车站之间，有威士制革厂，傍江湾河而立。凡厂中秽水，皆于河中。江湾沿河居民，因河水污染，饮之有害……”
新闻视点：也就是说，水环境改善的对策思路，应是一个包含了长期策略与当务之急的组合？
张真：是的。短期来看，要加快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中期来看，应坚持缩小廉价劳动力的使用规模，腾笼换鸟产业升级；长期而言，还得依赖广大民众的理念改变。
安介生（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教授）：污染问题是长期问题，治理也不可能一劳永逸，明清时代就有此类“城市病”。中国现在面临最大规模的进城潮，大量人口涌进城市生活，一方面要尊重他们的权利，但另一方面，现有城市公共资源无法满足需求。不坚持治理就不可能谈可持续发展，也不可能谈“城市，让生活更美好”。
[NextPage]
【城市化・民生】
观念提升，才可能彻底改善
新闻视点：城市，是如今很多人的生活所在。城市化能否自身就能令人们的生活更好？
冯贤亮（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从历史中我们可以看出，城市经济的发展与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并不能直接划等号。古时人们将苏州、杭州比作“天堂”，但老百姓真实生活怎么样呢？近代很多外国人在苏杭等地游历，在他们游记中，城市大多不太干净，到处“臭气弥漫，污秽郁积”，人们缺乏卫生意识，平时用来洗刷马桶的河道，也用来淘米煮饭，疫病流行频繁。1902年，杭州城内因发生霍乱，死亡1万余人。
新闻视点：上海是近代中国城市化现代化最早的地区之一，情况也是如此？
戴鞍钢：举个例子。上海开埠后，老城厢的居民仍长年或自己或雇人挑河水解决日常生活所需。当时，“沪城内河渠浅狭，比户皆乘潮来汲水而食。潮退腥秽异常，故饮者易生疾病……”一直到1902年，才有老城厢内的自来水厂竣工，但在其他华界地区，仍然是空白。从1843年上海开埠到1930年代，这个阶段上海迅速城市化，随之而来是一系列的问题，比如工业发展和城区扩张带来的近郊农村环境污染等。
冯贤亮：1930年代上海贵为“远东金融中心”，但上海租界外真正百姓的生活，曾有西方学者评为“好像另外一个世界”。因此，我们要扭转一个观点，经济的发展并不意味着人民生活水平的必然提高。
新闻视点：民生是城市发展的要旨，世博为上海的很多问题提供了解决机遇，能否以此为契机有所改善？
张真：有些问题，比如村落水体的污染，如想单纯依靠一次世博会就解决是很难的，但是，世博还带来了另外一层影响―――人们对于自身生活质量的重视。这就为日后的彻底改变提供了一种可能。从某种意义上说，观念上的改变，意义更为长远。
【城市病・入手】
从一个城市的一个角落做起
新闻视点：怎样让世博会带动上海建设成为一个美好的宜居家园？日本曾举办过数次世博会，是否能给上海带来些建议？
村松伸（日本综合地球环境学研究所教授）：我的少年时期，正好是日本经济的高速成长时期。1970年大阪主办了世博会。高中时我到大阪旅行，看到了世博会的会场，我陶醉在那五颜六色的建筑之中，就在那时我立下学习建筑的志愿。虽然现在回想起来，大阪世博会的建筑只是一些舶来品，而且也正是那时，日本出现了环境污染。我想，对城市来说，最紧要之一就是让其保持多样性，也就是说自己的特点。世博会只是一个节日，但生活没有止境。
市川智生（上海交通大学历史系环境史研究室讲师）：我的家在日本横滨。横滨1989年举办过横滨博览会，之后就将展览地区改造成开发区，支持了横滨多年发展。但那时人们只想建高楼，忽视了环境问题。这个教训，我在如今的上海看到了改变。
新闻视点：世博会能为上海带来什么改变机遇？
村松伸：城市和人一样，都有一个上升时期，如今的上海也正处于逐渐成熟阶段。世博在其中很重要，它能让一个国家看到与世界联系在一起的时刻，让国家、让城市、让市民树立自信。但这个阶段后，就像房子打好了地基，我们更应考虑如何去建造好上面的楼房。这时我们需要去思考自身的历史、自己的特点，什么才使自己与众不同，什么才让大家愿意留在城市。
新闻视点：对于上海，该如何寻找自己的独特之处？
村松伸：这个过程是很难的。我们可以从一个城市的一个角落做起，从一个小区做起，这里有一个“示范效应”。比如步行是一种省钱又健康的短途出行方式，但长久以来，由于人行道设置不合理或被无序占用等原因，市民步行的舒适度还远远不够。那么，不妨鼓励大家一起寻找城市中最适合步行的人行道，去想怎样让人行道更加适合市民步行，并付诸行动。慢慢地，一个小区会影响到周围的人，逐渐影响到一个区，一座城市。这座城市的特点也就会逐渐浮出水面。我们都希望城市让生活更美好，希望城市让全球更加美好。
世博会临近，城市环境、城市生态等有关城市的可持续发展问题，日益成为沪上学者关注的焦点。作为一座国际特大型城市，如何借力2010年世博会在上海召开的良机，加强对“城市病”治理良策的研究，将城市建成更美好的宜居家园？近日，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与日本综合地球环境学研究所以此为题共同举办了“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与环境问题”国际研讨会。
病症亟需寻方，历史可以为镜。倾听中日两国专家的探讨，与专家面对面，兼论历史与现实，对于我们认识“城市病”，明晰世博之于城市发展的影响与意义，颇具启发。
【城市化・代价】
不可避免，不代表不可改善
新闻视点：城市的生态，近年一直受到广泛聚焦。从研究者的角度出发，上海开埠后发展到现在面临的最突出“城市病”是什么？
张晓虹（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副主任）：自1843年上海开埠后，城市生态景观由以半自然的农业生态景观为主演变为以人工生态景观为主的城市景观格局。具体而言，随着城市扩展以及填浜筑路，承担自然生境功能的林地、草地、水体及少量的农田等大量损失；景观破碎度增加，仅存的自然半自然景观零星分布在极少的几个公园或绿地中，河网自净能力下降，大量河道水流不畅、逐渐干涸、最终消失；景观结构单一，对各种环境影响的抵抗力和恢复力减弱，使环境污染很快成为上海城市景观中最突出的社会问题。
戴鞍钢（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无疑会极大改变相关地域原有景观。根据市档案馆藏的《上海法租界关于公共道路、下水道和粪便处理系统的城市卫生工作报告（1849―1940年）》，在1920年至1930年间的法租界，“卡车、倾斜车和两轮车夜以继日地向工地上运送大量的泥土、碎屑和家用垃圾，为市政建设填埋河浜和低地，进行铺路；建设公司也在工作。不到20年，辟筑的道路就有42公里之多。……所有的田地和种着芦苇的河浜消失了，乡村原野消失了。”
新闻视点：以上问题，似乎是任何城市化进程中都不可避免也不可逆转的。那城市化是否一定要以城市生态的“恶化”为代价？
张晓虹：“昔日之瓦砾荒滨今则化为康庄大道，从此铺户繁多，商贾屯集，市面为之振兴”，这样的城市经济发展下的生态环境，只能说是“改变”，说“恶化”则有些危言耸听的味道。但不可避免、不可逆转，不代表不可改善。举个例子，在韩国首尔流淌了600年的清溪川，在上世纪70年代的高速发展期，河道变得浑浊，政府用水泥板覆盖并建高架桥；而前几年却拆路复河，清除河床淤泥，重新营造以人和自然为中心的城市空间。
一言以蔽之，历史为鉴。我们梳理历史也是为当下的城市规划等提供借鉴，比如世博会就是一个契机，希望有更多如世博公园的城市“绿肺”出现。相信，人是越来越聪明的。
【城市病・治理】
打持久战，不可能一劳永逸
新闻视点：我们感兴趣的是，通常被认为固守书斋的史地学者，如何会着手为现当代的“城市病”开方下药？
满志敏（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主任）：中国在短短30年间高速发展带来的益处不言而喻，但问题也有许多。在这些问题困扰人们的当下，城市研究已成显学，不限于某学科某领域，而是从问题出发。比如城市的“病”会否随着城市扩展带入农村？对此，我的看法是肯定的。农村的污水排放系统和城市不能比，所以不时能看到城乡结合部河道被堵死的报道。如何避免这些“病”，学者的探索还远远不够。
张真（复旦大学城市环境管理研究中心副教授）：说到农村水问题，我们2007年到2008年曾以上海某郊区四个镇为例进行调研，发现2000年至2006年间四镇仅外来劳动力就增长了8.3倍，导致原本应呈现空心化发展趋势的农村被高密度流动人口重新充实，使村落水体承受巨大压力，生活污染居各污染源之首，黑臭河道占总河道数的56%。
新闻视点：近年来，上海已开展“万河整治”等重大工程，这些治水攻坚战还不够吗？
张真：上海的水治理已进入新阶段，从大处攻坚逐渐转向细处防止疏漏。这是难以在短短几年内完全解决的，需要长期持续的努力。当我们用“河网密布”形容江南水乡时，如毛细血管般的村落水体，不仅直接联系村村户户，还连通着干流河道。当高密度的流动人口使得水体自净能力无法再处置生活污水时，村落水体不可避免地成为开放式的污水池、垃圾场。小河不清，大河难清。
戴鞍钢：事实上，近郊农村面临的水污染问题在开埠后就已初露端倪。1923年《申报》刊载，“沿淞沪铁路天通庵与江湾车站之间，有威士制革厂，傍江湾河而立。凡厂中秽水，皆于河中。江湾沿河居民，因河水污染，饮之有害……”
新闻视点：也就是说，水环境改善的对策思路，应是一个包含了长期策略与当务之急的组合？
张真：是的。短期来看，要加快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中期来看，应坚持缩小廉价劳动力的使用规模，腾笼换鸟产业升级；长期而言，还得依赖广大民众的理念改变。
安介生（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教授）：污染问题是长期问题，治理也不可能一劳永逸，明清时代就有此类“城市病”。中国现在面临最大规模的进城潮，大量人口涌进城市生活，一方面要尊重他们的权利，但另一方面，现有城市公共资源无法满足需求。不坚持治理就不可能谈可持续发展，也不可能谈“城市，让生活更美好”。
[NextPage]
【城市化・民生】
观念提升，才可能彻底改善
新闻视点：城市，是如今很多人的生活所在。城市化能否自身就能令人们的生活更好？
冯贤亮（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从历史中我们可以看出，城市经济的发展与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并不能直接划等号。古时人们将苏州、杭州比作“天堂”，但老百姓真实生活怎么样呢？近代很多外国人在苏杭等地游历，在他们游记中，城市大多不太干净，到处“臭气弥漫，污秽郁积”，人们缺乏卫生意识，平时用来洗刷马桶的河道，也用来淘米煮饭，疫病流行频繁。1902年，杭州城内因发生霍乱，死亡1万余人。
新闻视点：上海是近代中国城市化现代化最早的地区之一，情况也是如此？
戴鞍钢：举个例子。上海开埠后，老城厢的居民仍长年或自己或雇人挑河水解决日常生活所需。当时，“沪城内河渠浅狭，比户皆乘潮来汲水而食。潮退腥秽异常，故饮者易生疾病……”一直到1902年，才有老城厢内的自来水厂竣工，但在其他华界地区，仍然是空白。从1843年上海开埠到1930年代，这个阶段上海迅速城市化，随之而来是一系列的问题，比如工业发展和城区扩张带来的近郊农村环境污染等。
冯贤亮：1930年代上海贵为“远东金融中心”，但上海租界外真正百姓的生活，曾有西方学者评为“好像另外一个世界”。因此，我们要扭转一个观点，经济的发展并不意味着人民生活水平的必然提高。
新闻视点：民生是城市发展的要旨，世博为上海的很多问题提供了解决机遇，能否以此为契机有所改善？
张真：有些问题，比如村落水体的污染，如想单纯依靠一次世博会就解决是很难的，但是，世博还带来了另外一层影响―――人们对于自身生活质量的重视。这就为日后的彻底改变提供了一种可能。从某种意义上说，观念上的改变，意义更为长远。
【城市病・入手】
从一个城市的一个角落做起
新闻视点：怎样让世博会带动上海建设成为一个美好的宜居家园？日本曾举办过数次世博会，是否能给上海带来些建议？
村松伸（日本综合地球环境学研究所教授）：我的少年时期，正好是日本经济的高速成长时期。1970年大阪主办了世博会。高中时我到大阪旅行，看到了世博会的会场，我陶醉在那五颜六色的建筑之中，就在那时我立下学习建筑的志愿。虽然现在回想起来，大阪世博会的建筑只是一些舶来品，而且也正是那时，日本出现了环境污染。我想，对城市来说，最紧要之一就是让其保持多样性，也就是说自己的特点。世博会只是一个节日，但生活没有止境。
市川智生（上海交通大学历史系环境史研究室讲师）：我的家在日本横滨。横滨1989年举办过横滨博览会，之后就将展览地区改造成开发区，支持了横滨多年发展。但那时人们只想建高楼，忽视了环境问题。这个教训，我在如今的上海看到了改变。
新闻视点：世博会能为上海带来什么改变机遇？
村松伸：城市和人一样，都有一个上升时期，如今的上海也正处于逐渐成熟阶段。世博在其中很重要，它能让一个国家看到与世界联系在一起的时刻，让国家、让城市、让市民树立自信。但这个阶段后，就像房子打好了地基，我们更应考虑如何去建造好上面的楼房。这时我们需要去思考自身的历史、自己的特点，什么才使自己与众不同，什么才让大家愿意留在城市。
新闻视点：对于上海，该如何寻找自己的独特之处？
村松伸：这个过程是很难的。我们可以从一个城市的一个角落做起，从一个小区做起，这里有一个“示范效应”。比如步行是一种省钱又健康的短途出行方式，但长久以来，由于人行道设置不合理或被无序占用等原因，市民步行的舒适度还远远不够。那么，不妨鼓励大家一起寻找城市中最适合步行的人行道，去想怎样让人行道更加适合市民步行，并付诸行动。慢慢地，一个小区会影响到周围的人，逐渐影响到一个区，一座城市。这座城市的特点也就会逐渐浮出水面。我们都希望城市让生活更美好，希望城市让全球更加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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