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晋冀江浙实践看我国生态文明建设

　　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提出要加强生态文明建设。2009年，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再一次提出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生态问题是全局性问题，关系到国家发展和未来，生态问题也是世界性问题，关系到全人类的发展和未来。2008年2月2日启动的“全国生态文明记者行”活动，就是为了贯彻党中央这一重大战略决策而采取的全国新闻界的共同行动。通过这一行动，推动生态文明建设真正提到各级党委政府和全国人民的议事日程上来，让伟大祖国多一些蓝天，多一些绿水，让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环境更加美好。
      在人类漫长的进化史上，人和自然的关系经历了一个从被动适应到主动适应的过程。原始社会，人类只是被动地适应自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对自然生态没有任何实质性的破坏和威胁，并且处处受自然界的束缚。
    　　农业文明时期，人类为了自身的生存与发展的需要，主动发起了对自然的挑战，开始了自觉和不自觉征服和改造自然的过程。自然界也开始了对人类的报复，旱灾、涝灾、山洪、风沙开始出现，但并没有从根本上威胁到人类的生存与发展。
    　　近现代工业文明时期，人口暴涨、资源短缺、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前所未有。自然界不断对人类进行报复，厄尔尼诺现象、温室效应、沙尘暴、大洪水、大旱灾、地震、沙漠化等自然现象都是自然对人类的报复手段。在短短的100年内，人类与自然之间的矛盾已经十分突出。
“生态文明”的提出
    　　从上世纪60年代末开始，西方国家爆发了一场新的社会运动——生态运动。这场运动迅速向全球扩展，最终引起国际社会广泛关注。1972年联合国在斯德哥尔摩召开人类环境会议，这是世界各国政府共同讨论当前环境问题，探讨生态保护全球战略的第一次国际会议，是生态环境问题开始列入人类发展日程的标志。1980年3月，联合国大会首次使用“可持续发展”一词。1983年11月，联合国成立了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联合国要求该委员会以“可持续发展”作为基本纲领，制定“全球的变革日程”。该委员会于1987年将经过论证的报告——《我们共同的未来》提交给联合国，报告比较系统地提出了可持续发展战略，标志着可持续发展观的正式诞生。在全球环境继续恶化，经济发展矛盾重重的背景下，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于1992年6月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会议。会议通过和签署了《里约热内卢环境与发展宣言》、《21世纪议程》等重要文件。这次会议对工业革命以来形成的“高生产、高消费、高污染”的传统发展模式及“先污染、后治理”的路子予以否定，可持续发展概念被普遍接受。
    　　我国的生态环境保护事业起步于上世纪70年代。1972年在周恩来总理的直接关怀下，政府派代表团参加了斯德哥尔摩人类环境会议；1973年8月在北京召开了第一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1979年新中国第一部关于环境保护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试行)》通过；1984年国务院成立了环境保护委员会；1993年全国人大常委会成立了环境资源委员会；1994年4月中国政府颁布了《中国21世纪日程》，这是我国政府根据1992年6月召开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的精神制定的，从具体国情出发，提出了促进经济、社会、资源、环境以及人口、教育相互协调、可持续发展的总体战略和政策措施。是世界上第一个国家级的“21世纪行动计划”。1996年，为进一步落实环境保护基本国策，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实现到2000年力争使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加剧的趋势得到基本控制，部分城市和地区的环境质量有所改善的环境保护目标，国务院作出了《关于环境保护若干问题的决定》；2002年，中国政府正式加入WTO，在世界环境与贸易领域发挥建设性作用；2003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正式提出科学发展观的重要思想，以人为本、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成为科学发展观的内容；2005年，为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把环境保护摆在更加重要的战略位置，国务院又作出了《关于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强环境保护的决定》，在这个决定中，提出了遏制生态退化和加强环境保护的基本目标；2006年3月，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一五”纲要》中明确提出“落实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基本国策，建设低投入、高产出，低消耗、少排放，能循环、可持续的国民经济体系和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同年6月，胡锦涛总书记在十六届六中全会的重要讲话中将“资源利用效率显著提高，生态环境明显好转”作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目标提了出来。2007年10月15日，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的政治报告中强调：要建设生态文明，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循环经济形成较大规模，可再生能源比重显著上升；主要污染物排放得到有效控制，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生态文明观念在全社会牢固树立。可见，摒弃工业文明的弊端，走一条保护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道路，正被越来越多的国家和领导人所接受。因此，确立“生态文明”思想，实现人类文明观的转型，已势在必行。
“生态文明”的实践
    　　2008年4月15日起，由全国人大环资委副主任委员、全国生态文明记者行组委会主任张文台率队的“全国人大环资委生态文明调研组”、“全国生态文明记者行”成员，通过明访、暗访和调研相结合等方式，陆续对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具有参照价值的省份进行了实地考察，同时进行了有关加快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高层对话。
      河北：节能减排 淘汰落后 发展可再生能源
    　　经历了1976年的大地震灾难后，唐山以独有的生存耐力，成为世人瞩目的能源城市。唐山的发展，依赖于比较好的资源优势，唐山市依煤而建，依钢而发，依港而兴，这样的工业结构有利于唐山市的经济扩散式发展，但同时，也带来了一些新的问题。
    　　在谈到唐山已经成为全省经济中心城市时，唐山市副市长辛志纯表示：“唐山的产业结构不合理让他感到担心。唐山工业占地区生产总值的95％以上，基本都是工业，工业当中钢铁占54％，建筑业占到17%，其余是一些建材、化工、装备制造。这些情况非常典型，唐山是一个依赖资源的重化工基地。以2007年为例，唐山市产钢5118万吨，占全国钢铁总产量的大约10%，现在具备冶炼能力的钢铁生产单位有57家，经过整合，已经形成了17家集团形式的企业。但是现在这57家的钢铁企业当中，还有1000万吨的落后产能是属于国家限期淘汰的，2500万吨的水泥产量当中，有一半是国家限制类的立窑生产。唐山的产业结构有问题，唐山确实存在着能耗高、污染严重的问题。”辛志纯认为，唐山的经济发展将会出现四个难以为继：“第一，资源支撑难以为继；第二，环境容量难以为继；第三，经济健康持续发展难以为继；第四，人民群众生活水平提高难以为继。这四个难以为继是对唐山资源环境问题的一个科学、准确、清醒的认识。正是有了这样一个认识，才使得唐山人民痛下决心，坚决下大力气解决唐山的环境污染问题。”
    　　面对困局，辛志纯表示：“2008年1月，我们自找压力，在全市开展‘节能减排安全整顿攻坚联合行动’，这个联合行动，涉及到政府各部门，力度大，直接涉及到老百姓的切身利益，收到了明显的效果。在提交的报告当中，这个效果社会反映是非常强烈的。”
    　　唐山是资源型城市，在生态保护上有历史欠账。对唐山而言，落实科学发展观，要害在于能否走出一条创新驱动型、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新型工业化道路。闯出这个关，走出一条这样的路子，唐山就能持续发展起来；闯不过这个关，也许唐山在三五年之内，还能保持经济的高增长，但从长远上难以持续发展。张文台副主任委员表示：“把生态文明排在‘四大文明建设’中的一大建设，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理解生态文明的精神实质和重大意义，是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的重大战略问题之一。”
    　　张文台说：“通过调研，我们感到建设生态文明是对社会主义规律的一种新认识，也是科学发展观的一种新应用，更是我们推进经济建设的新要求。将建设生态文明纳入小康社会目标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并作为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重要标准提出来，可以说是在理论上的重大飞跃。听了一些汇报，感到鼓舞的是生态文明已经纳入了各地整体发展规划，并且已经形成了一些工作思路，有了一些强硬措施。特别是依靠科技发展、靠科技节约能源、靠科技创造能源、靠科技优化能源。”
      山西：资源贡献大 生态破坏重
    　　作为华夏文明发源地之一，这里既有璀璨悠久的古代文明，更具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禀赋。改革开放以来，山西提出了“建设国家新型能源和工业基地，构建充满活力、富裕文明、和谐稳定、山川秀美的新山西”的指导思想。但目前山西的生态破坏、环境污染情况还是非常严重。
    　　山西省副省长牛仁亮在谈到环境生态治理的问题上，总结出了一个小问题，一个大问题。第一个是技术上的小问题，第二个是制度上的大问题。他说：“第一个，环境保护部对各省生态环境项目基金的项目支持，我们国家治理污染的费用来自各省的排污费，收取这个排污费的10%要交到环境保护部，按照全国的情况来部署项目，重点安排，这是很好的安排。但现在的情况是环境保护部在制度上每年每个省的项目不能超过8个，一般是6-8个。每个项目的资金不能超过800万元，就到极限了，也就是6400万元，不能突破。但是我们山西省，每年排污费是2.8亿元，占全国的16.6%，按制度要交2.8亿元，但国家只能给我们6400万元，现在有些时候还不一定能达到这个数字，这就是制度问题。山西省是一个污染大省，环境生态破坏是全国最严重的省份之一，我们还要给别的省份作贡献，我们交了2.8亿元，得到6400万元，我们的2.16亿元就支援给全国各地了，制度设计有不完善的地方，山西是资源大省，同时也是污染大省，正因为能源贡献派生出来污染，国家应该给我们更多的资金支持。”
    　　在制度性建设上，他举了几个例子。他说：“比如说投资不足的问题，生态成本高的问题，生态补偿的问题，这些问题聚集在一起。企业污染，谁污染谁治理，中央的思想有了，但是现实中做不到这一条。从法律上，你把污染者起诉到法院，法院最多就判罚120万元，他污染获得的收益1200万元甚至1.2亿元都有，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受害的是老百姓，老百姓还没有发言权。你这个企业污染肯定对这个城市造成破坏，老百姓没有地方去发言，没有这样一个机制去解决这个问题，而这些企业老板好办，他可以举家移民到沿海。我们省这些煤焦企业的大老板，在沿海，北京，买很多房子，生态移民的情况很严重。普通老百姓深受其害，但没有能力改变现状。污染大户有能力、有资金到生态好的地方去，大老板儿女上学就有乘飞机到北京的。”
    　　牛仁亮有一个建议，就是要通过全国立法，彻底地用经济的办法来解决环境问题。他说：“有必要制定一个排污标准，任何企业必须按标准进行排污，如果达不到标准，可以不惩罚，也不关停，国家就收取足额的费用，什么叫足额呢？就是政府来治理，政府来投资来建立，政府可以招标，可以让别的企业来处理，做脱硫、脱氮。你排多少污染物，需要多少费用去治理，就收多少费用，就这么简单。”
    　　张文台表示：“现在单单地进行减排已经不足以推动环境保护工作，我们要从保护生态的角度出发，包括一些文化的影响，使生态环境进一步得到发展。生态文明建设问题是一个新的问题，比如说运煤车超载致使修建的高速公路被破坏十分严重。面对这样的现实，我觉得山西省这些年来确实是做了大量的工作，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一是加快产业结构调整，这是基础。产业结构调整不了，排污问题就解决不了。淘汰落后企业，发展先进生产力，这是根本问题。二是加大了科技支撑。现在看来，生态环境建设出路还是在科技。产业结构不升级是不行的，调整产业结构就是淘汰落后的生产力。发展循环经济必须要高科技，现在看来，不走这条路是不行的。邓小平同志讲：‘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现在得到了充分体现。产业结构进行调整的时候，我们必须坚持一个思想，那就是怎样符合高科技，符合生态科技，不符合的，甚至对着干的，就要淘汰它。三是要靠科技支撑，这点要形成共识。四是重点治理，抓住河流的重点治理，重点突破，带动一般。五是国家要完善法制。人大制定了一系列的地方法律法规，确保工作的顺利进行。”
      江苏：绿色生态环境是沿海地区的生命线和高压线
    　　改革开放以来，从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到建设国际性制造业基地，江苏在加快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培育新的产业优势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在发展经济的同时，也出现了诸多问题，比如工业垃圾、污水处理等，太湖爆发的蓝藻事件就是其一。如果沿海经济发展起来了，但沿海生态环境破坏了，海洋污染程度加剧了，这样的开发是失败的开发。绿色生态环境是沿海地区的生命线和高压线，必须坚持在保护中开发，在开发中保护。要把最严格的环境保护制度贯穿于沿海开发的整个过程和各个环节，开展大规模生态建设，为沿海人民创造一个碧海、蓝天、绿水、青山的生态家园。
    　　改革开放以来，江苏生产总值年递增12.4%，超过全国平均增速3个百分点。自1992年起已连续15年保持两位数的快速增长，总体上已步入工业化转型期、城市化加速期和经济国际化提升期。江苏省委书记梁保华认为，在快速发展的过程中面临着许多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资源能源消耗偏高。经济增长主要依靠高投入、高消耗来支撑的状况还没有得到根本转变。环境承载能力偏弱。工业快速发展对环境保护压力增大，尤其是水环境治理任务仍很艰巨等问题。因此，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刻不容缓，不仅事关全局、事关长远的战略举措，也是提升江苏综合竞争力、推进又快又好全面发展的紧迫任务。
    　　谈到江苏省生态保护、污染治理问题，梁保华总结了“四个加大”和“四个优先”。他认为建设生态文明必须强化经济结构调整，通过倒闭调整产业结构：加大对高耗能、高排放企业的治理，关停了大量小化工企业；通过加快污水处理厂建设，加大对钢厂改造和电厂脱硫改造，从源头上进行污染减排；加大执法力度，以铁的手腕治污，加大执法力度，尤其对于太湖的治理，对每条河流都明确责任，实行“河长”制；加大投入，各级财政都加大了投资，尤其是对太湖的投资每年增加20亿元。“四个优先”即环保优先，节约优先，富民优先，科教优先。
    　　特殊的地理环境决定无锡是一个对环境十分敏感的地方。在太湖的治理上，无锡市市长毛小平说：“对于太湖的治理，从上到下把它放到最最突出的位置。太湖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富营养化，因为经济的发展，人口过多，产业过多，事实上经济发展水平比过去高了，未来可能还要高。一些国家更高，例如新加坡、日本，他们经济的总量是我们的3倍，人口密度是我们的好几倍，但是新加坡是世界水环境保护最好的，大阪也是世界最好的，而大阪经济发展是我们的二三十倍，工业规模也是我们的10倍以上，水环境保护也是一流的。苏南地区实现工业化进程形成了经济区块分散的特点，散就形成了治理难，一散一难，而且污染漫山遍野，进入河网，进入太湖，所以在空间尺度上要集中。人要向城市集中，产业要集聚，然后功能规划，在空间化调整后会创造一个好的工业区。”
    　　毛小平表示，恢复生态平衡不是消灭蓝藻，它也是一个物种。“生态平衡的恢复是需要时间的，中外治理经验以10年、20年、30年为期。到现在捞藻船依然在，也就是说明哪怕我们花了10年、20年把太湖治理到三类水以内，它依然会出现，所以不要把蓝藻看得太严重。政府机构要从正面治理蓝藻。”
    　　张文台说：“由人治向法律治理的转变，只有法制才是长期的、稳定的、强有力的保障，任何一个领导都是有局限的，我们还是要三大监督措施相结合，领导监督、群众监督、媒体监督联合起来看问题才能把问题看全面。我觉得监督前移也很有必要，比如说政府审批计划，人大去监督，实施计划合理不合理、科学不科学、符不符合环保人大都要进行监督。对重大项目规划进行监督，避免建成以后造成损失。在建设中是不是按照方案实施，也要进行监督，防止造成浪费。建成之后对运行管理情况进行监督，对重大建设项目的全过程都要进行人大监督。现在的监督是被动的，是对既成事实的监督，对已经造成损失的监督。这些都对我们的报告有很大的启发。要总量控制，不要超标总量，要实行科学的整治，要恢复生态，这是从根上治理。如果没有领导的高度重视、很大的决心、很大的魄力、很配套的措施，是办不成的。”
      浙江：建设生态城市 推动新农村建设
    　　浙江省作为经济发达地区，有着得天独厚的自然优势和历史人文环境条件。
    　　在杭州市，调研组考察了京杭大运河综合整治与保护开发工程和中国首个国家湿地公园——西溪国家湿地公园。千年京杭大运河在“保护第一、生态优先、拓展旅游、以人为本、综合整治”的理念支撑下，自2002年起，通过5年的整治，两岸环境发生巨变，成为市民休闲养生的绝佳场所，实现了人文与环境的高度和谐。目前正在开展二期工程，准备用4年(2007-2010年)时间，实施水体治理、文化旅游、绿化景观、路网完善、民居建设、土地整理“六大工程”，突出水质改善、古建保护、企业搬迁等“五个重点”，进一步推动运河保护。西溪国家湿地公园作为我国城市区域唯一的集城市、农耕湿地和文化湿地为一体的罕见湿地，实现了开发与保护的和谐统一。
    　　在湖州市，调研组充分体会到生态文明建设给当地人民带来的好处。湖州市盛产甲鱼，三县两区盛产竹制品，还有旅游业，这些都是湖州市重要的经济来源。湖州三县地区生产总值占全市的53.7%，如果生态环境搞不好，就会直接影响当地的经济发展和个人的经济收入。湖州市不仅历史悠久，还是中国闻名的国家环保模范城市。湖州市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孙文友表示，湖州十分重视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
    　　孙文友说：“近年来，我们紧紧围绕建设生态市目标，深入实施了‘811’环境保护行动，推进和巩固重点区域、重点行业、重点企业的污染整治；积极推进绿色矿山建设，加快推进矿山复垦复绿工程；加强生态公益林建设，新增省级重点生态公益林7.1万亩。特别是作为国家‘三河三湖’水污染治理的重点区域，我们始终把水污染防治工作作为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的重中之重，切实加大防治力度，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有效地改善了水环境，使湖州成为太湖流域水质最好的区域之一，努力把湖州建设成为长三角地区最宜人居住和创业的现代化生态型的滨湖大城市。正是由于切实加大了防治力度，在2007年5月太湖蓝藻暴发事件中，湖州入湖口处的水质没有超标，引用水源也没有受到大的影响。”
      2009年辽河行
    　　2009年，“全国生态文明记者行”继续按照“哪里有成就，哪里有经验，哪里有问题，就向哪里行”的要求，深入到七大江河之一的辽河第一线，做实地调研。这意味着：流经我国生态环境脆弱、生态环境遭受破坏和污染较重的冀蒙吉辽四省的辽河及其流域将备受关注。
    　　本次辽河行将对中国七大江河之一的辽河流域展开实地调研。调查当地生态环境状况，探讨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之际，如何协调好生态环境建设和经济和谐发展的问题，以此推动其他资源性省份或城市的生态环境建设，以更好地落实科学发展观，践行生态文明，建设和谐社会。
    　　在辽河行启动仪式上，张文台表示，生态问题不仅是中国的问题，更是世界性问题，关系到全人类的发展和未来。当前经济危机形势仍未见底，国家把环境建设作为拉动内需的重要举措之一。也许有人认为，为了拉动内需新上项目、扩大规模或恢复生产，就可以放松对生态环境的治理和保护，这一点，中央说得非常明确，发展经济，拉动内需，都不能以损害生态环境为代价，生态环境保护仍然是一票否决。全国生态文明记者行活动就是要告诉群众，生态文明建设需要全社会的人、智、财、物的参与，需要地方各级政府、各企事业单位对中央方针政策不折不扣地执行，坚决打击和制止阳奉阴违、甚至背道而行的现象。
    　　 对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必须考虑到长期需要与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的承载能力。就我国的生态、资源、环境和经济发展等各方面而言，已经制定了一系列的发展战略，并在一定程度上进行了总体上的协调。但是，要使生态、资源、环境和经济发展协调共进，就必须改变目前的发展模式。对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必须考虑到长期需要与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的承载能力，必须有利于环境保护。这就要求我们在大力发展经济建设的同时，努力作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协调发展，实现人类与自然界关系的全面、协调发展，这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必由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