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划设计里的“拨乱反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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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11-08
来源：景观中国网
“小康不小康，关键看住房。”这是一句老话。其实，住宅就像一个晴雨表，它不仅折射出经济水平的发展变化，而且，也见证着规划设计理念与实践的历史变迁。新中国的规划设计，究竟走
“小康不小康，关键看住房。”这是一句老话。其实，住宅就像一个晴雨表，它不仅折射出经济水平的发展变化，而且，也见证着规划设计理念与实践的历史变迁。新中国的规划设计，究竟走过了怎样的历程？有何经验教训？
日前，清华大学教授、中国城市规划学会资深会员朱自煊先生就此接受了我们的采访。我们的话题，就从住宅说起。适用、经济、美观奇形怪状不应走进日常生活
记者：数十年来，您一直从事城市规划和城市设计方面的工作，并在居住小区规划和住宅建设方面也做了不少工作。回顾历史，您认为有什么经验教训？
朱自煊：从住宅层面确实可以反映出我们城市规划、城市设计上的很多问题。从上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开始，我们主持了北京部分居住小区的规划设计工作。比如最早广渠门外的垂杨柳小区，在小区的布局上，提出了在规划上成组成团的思想，后来为大家所接受；随着住宅工业化的发展，到60年代末，我们又开始搞宾馆装配式的住宅试点，比如左家庄新源里小区；70年代，又在东方炼油厂规划建设了迎风小区；90年代初开始，规划建设塔院等多高层住宅。
那时住宅还没有商品化，是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问题。由于我们长期是发展中国家、短缺经济，当时的建筑方针是：适用、经济，在可能条件下注意美观。
记者：也就是说，如果条件不允许，就可以不注意美观了？
朱自煊：这个提法有一些片面性。现在应该讲适用、经济、美观，这是建筑方针。其实美观并不一定要多花钱，比例是否合适，色彩是否协调，都是美观的重要内容，不用多花钱就能做到。
那时候有一定的片面性，盖了不少的简易楼，我们叫“窄小低薄”：进深窄，面积小，层高低，墙体薄。
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住宅商品化以后，经济基础、建设体制、投资渠道都发生了变化，人们的需求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住宅市场开始繁荣。但是，又走向了另外一个极端：普通百姓买不起房。从规划设计上来说，过分注重形式，讲求所谓的品位，脱离了广大群众，只为少数有钱人服务。所以出现了很多别墅豪宅，追求“豪华”、“至尊”等等。
记者：不光住宅，公共建筑上的形式主义就更厉害了，标新立异，奇形怪状。
朱自煊：这是一种片面美观，以剌激人的眼球为目的。这在西方也不奇怪，过去很多建筑设计，追求时兴、新潮，但是只能在小范围里，在建筑杂志上来宣扬，多数建的房子并不是这样。当然也有盖起来的，那也是作为学术上的一种探讨，并非大批量建设。就像时装表演，展示的各种各样，只不过是展示一种设计的风格，多数是不会进入人们的日常生活的。
我觉得重要的公共建筑，代表国家的形象，弄成奇形怪状很不好。前段时间中央召开大型公共建筑座谈会，重申建筑方针，我觉得很有必要。
记者：也算是“拨乱反正”吧，把浮夸的倾向给转过来？
朱自煊：对，转过来。作为领导，不能盲目讲排场、相互攀比，不顾市情、省情、国情，脱离建筑空间的规律；规划设计师要充分体现社会的需求，不能惟领导、开发商意志是从。把握大势，尊重规律拒绝浮躁才能自主创新
记者：应该说，中央政府对当前存在的问题很清楚，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等非常好的理念。那么，对于规划建筑师而言，这意味着什么？
朱自煊：作为规划设计师，第一，对于中央这些精神，要深刻认识、认真对待，要将其作为规划的指导思想，设计的总原则。第二，要看到建筑和规划的规律，这个规律是整个世界学科的规律。比如建筑和谐规律，要体现空间的和谐、整体性，这是很要紧的。城市设计一定要讲求和谐、讲求整体，创新是建立在既有继承又有发展的基础上，这样才能融入到整体环境里。
记者：怪异的建筑往往是打了创新的旗号。那么，您怎么看待规划设计的自主创新呢？
朱自煊：我觉得主要还是得从实际出发，这是最要紧的。搞规划设计，要立足于国情、省情、市情，联系当地情况，实事求是。真正的自主创新，是建立在既了解总的发展趋势，包括国家的发展趋势，国外的发展趋势，又结合实际解决当地问题的基础之上。
包括城市形象也是这样。形象好不好，不在于你的建筑高不高，是否摩登时尚，而是是否真正符合你这个城市的特点，把这个城市本身自然的、人文的、社会的特点充分表达出来，而且又是老百姓喜闻乐见的，符合科学发展观，体现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和谐。
规划设计创新是个实践的过程，和书画艺术品不一样，它要花大量资金来建设，建成以后还要为大量的人所使用，要通过实践的检验。创新一定要和环境友好，要让公众感到赏心悦目，要为构建和谐社会起到积极作用，而不是“搅局”。
记者：做到这一点，需要扎实深入的调查研究。而现在的社会风气，显然有些浮躁？
朱自煊：是这样。浮躁、表面，体现在各个方面。我们过去很多优秀的作品是在相对艰苦的岁月里创作出来的，现在条件好了，反而坐不住了，急躁、匆忙，急于赚钱，急于出名。这和我们转型期的经济社会环境有关。其实真正做出成果的，获得诺贝尔奖的，往往并不计较名利，不是以获奖为目的。
规划师和建筑师一定要有长远的社会理想，要立志为市民、城市乃至于为国家争得荣誉，为后人留下不朽的作品。尤其是在一些重要的建筑、重要的场所，应当充分考虑这一历史责任感。这是第一位的。名和利是第二位的，是附属品。规划设计是个动态的过程老百姓的利益和意愿最要紧
记者：近几年，一些地方领导非常喜欢请境外人士来做当地的规划设计，甚至对“洋规划”、“洋设计”更信任，高看一眼。但也有专家断言：请外国人做的规划，没有一例成功。对此，您怎么看呢？
朱自煊：请国外的人来做中国的规划设计，确实很不容易成功。规划设计牵扯的面很广，要跟当地的社会、经济等紧密结合，特别是要和当地的文化、风土人情等结合得非常好，外国人在短期内很难掌握。而且，规划设计是个长期的、动态的过程，并非一朝一夕之功。
比如我做安徽屯溪老街的保护规划，从1985开始，20多年，我始终跟踪它，几乎每年都去，一直和当地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我自己就是安徽人，会说当地方言，和当地百姓沟通非常方便；在做规划的过程中，我也特别注意充分依靠当地的规划建筑设计力量，这样有利于延续它原有的风格。
北京什刹海的保护规划，也是我和其他老师带着学生做的，从1984年开始，先做了总体规划，1992年批准；后来又做了详规，逐步整治，也一直跟踪了20多年。
记者：屯溪和什刹海的保护规划，应该算是您最满意的作品了吧？
朱自煊：最满意也说不上。要做点事情，不是一下子就能成功的，特别是规划建设的问题，包括名城保护等，要有长期打算，深入其中。要充分了解并尊重老百姓的意愿，这一点也是非常重要的。
我这几十年，不仅有住宅小区方面的实践，也有农村建设的实践，不光有成功，也有失败。农村建设中，最大的失败就是河北徐水新农村建设试点。
记者：失败在哪里呢？有何教训？
朱自煊：指导思想就是错的。建设徐水新农村试点，是1958年大跃进时候确定的项目，让我负责，带了100多个人去，包括建筑、规划、土木等。当时的指导思想是：人民公社“一大二公”，取消家庭。要求我们以夫妻为单位，设计一间一间的集体宿舍，孩子全部住幼儿园，老人进敬老院。这完全违背了农民的意愿和当时的实际情况，农民也很不乐意，但又都不敢说。
对于这个指导思想，我也打心眼里不赞成。但这是上级组织的决定，我又不能不服从，只好硬着头皮做。上级来一次人，我就反映一次情况。直到后来周总理来视察之后，这个项目才停下来了，虽然勉强建成，最终不了了之。
我深深体会，住宅区建设也好，新农村建设也好，一定要以老百姓的利益和意愿为主，一定要得到老百姓的支持。特别是现在我们搞新农村建设，一定要得到农民的支持，这是最要紧的。[采访后记]回顾新中国50多年规划设计走过的历程，不是一条顺利的直线。朱先生用了“翻烙饼”（要两面烙烙）和“飞机飞行”（不是一条绝对的直线）的形象比喻——历史就是在这样的迂回曲折中发展的吧？
回顾历史，总结经验，冷静反思，拨乱反正，让我们更好地谋划明天。[朱自煊]1926年出生于安徽省徽州地区休宁县，1946年成为清华大学建筑系建系后第一班学生，1950年毕业后留校任教，长期从事城市规划和城市设计方面的教学、理论研究和实践工作，现为清华大学教授（退休）、中国城市规划学会资深会员、城市设计委员会主任委员。本报记者 李兆汝 通讯员 曲长虹
日前，清华大学教授、中国城市规划学会资深会员朱自煊先生就此接受了我们的采访。我们的话题，就从住宅说起。适用、经济、美观奇形怪状不应走进日常生活
记者：数十年来，您一直从事城市规划和城市设计方面的工作，并在居住小区规划和住宅建设方面也做了不少工作。回顾历史，您认为有什么经验教训？
朱自煊：从住宅层面确实可以反映出我们城市规划、城市设计上的很多问题。从上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开始，我们主持了北京部分居住小区的规划设计工作。比如最早广渠门外的垂杨柳小区，在小区的布局上，提出了在规划上成组成团的思想，后来为大家所接受；随着住宅工业化的发展，到60年代末，我们又开始搞宾馆装配式的住宅试点，比如左家庄新源里小区；70年代，又在东方炼油厂规划建设了迎风小区；90年代初开始，规划建设塔院等多高层住宅。
那时住宅还没有商品化，是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问题。由于我们长期是发展中国家、短缺经济，当时的建筑方针是：适用、经济，在可能条件下注意美观。
记者：也就是说，如果条件不允许，就可以不注意美观了？
朱自煊：这个提法有一些片面性。现在应该讲适用、经济、美观，这是建筑方针。其实美观并不一定要多花钱，比例是否合适，色彩是否协调，都是美观的重要内容，不用多花钱就能做到。
那时候有一定的片面性，盖了不少的简易楼，我们叫“窄小低薄”：进深窄，面积小，层高低，墙体薄。
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住宅商品化以后，经济基础、建设体制、投资渠道都发生了变化，人们的需求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住宅市场开始繁荣。但是，又走向了另外一个极端：普通百姓买不起房。从规划设计上来说，过分注重形式，讲求所谓的品位，脱离了广大群众，只为少数有钱人服务。所以出现了很多别墅豪宅，追求“豪华”、“至尊”等等。
记者：不光住宅，公共建筑上的形式主义就更厉害了，标新立异，奇形怪状。
朱自煊：这是一种片面美观，以剌激人的眼球为目的。这在西方也不奇怪，过去很多建筑设计，追求时兴、新潮，但是只能在小范围里，在建筑杂志上来宣扬，多数建的房子并不是这样。当然也有盖起来的，那也是作为学术上的一种探讨，并非大批量建设。就像时装表演，展示的各种各样，只不过是展示一种设计的风格，多数是不会进入人们的日常生活的。
我觉得重要的公共建筑，代表国家的形象，弄成奇形怪状很不好。前段时间中央召开大型公共建筑座谈会，重申建筑方针，我觉得很有必要。
记者：也算是“拨乱反正”吧，把浮夸的倾向给转过来？
朱自煊：对，转过来。作为领导，不能盲目讲排场、相互攀比，不顾市情、省情、国情，脱离建筑空间的规律；规划设计师要充分体现社会的需求，不能惟领导、开发商意志是从。把握大势，尊重规律拒绝浮躁才能自主创新
记者：应该说，中央政府对当前存在的问题很清楚，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等非常好的理念。那么，对于规划建筑师而言，这意味着什么？
朱自煊：作为规划设计师，第一，对于中央这些精神，要深刻认识、认真对待，要将其作为规划的指导思想，设计的总原则。第二，要看到建筑和规划的规律，这个规律是整个世界学科的规律。比如建筑和谐规律，要体现空间的和谐、整体性，这是很要紧的。城市设计一定要讲求和谐、讲求整体，创新是建立在既有继承又有发展的基础上，这样才能融入到整体环境里。
记者：怪异的建筑往往是打了创新的旗号。那么，您怎么看待规划设计的自主创新呢？
朱自煊：我觉得主要还是得从实际出发，这是最要紧的。搞规划设计，要立足于国情、省情、市情，联系当地情况，实事求是。真正的自主创新，是建立在既了解总的发展趋势，包括国家的发展趋势，国外的发展趋势，又结合实际解决当地问题的基础之上。
包括城市形象也是这样。形象好不好，不在于你的建筑高不高，是否摩登时尚，而是是否真正符合你这个城市的特点，把这个城市本身自然的、人文的、社会的特点充分表达出来，而且又是老百姓喜闻乐见的，符合科学发展观，体现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和谐。
规划设计创新是个实践的过程，和书画艺术品不一样，它要花大量资金来建设，建成以后还要为大量的人所使用，要通过实践的检验。创新一定要和环境友好，要让公众感到赏心悦目，要为构建和谐社会起到积极作用，而不是“搅局”。
记者：做到这一点，需要扎实深入的调查研究。而现在的社会风气，显然有些浮躁？
朱自煊：是这样。浮躁、表面，体现在各个方面。我们过去很多优秀的作品是在相对艰苦的岁月里创作出来的，现在条件好了，反而坐不住了，急躁、匆忙，急于赚钱，急于出名。这和我们转型期的经济社会环境有关。其实真正做出成果的，获得诺贝尔奖的，往往并不计较名利，不是以获奖为目的。
规划师和建筑师一定要有长远的社会理想，要立志为市民、城市乃至于为国家争得荣誉，为后人留下不朽的作品。尤其是在一些重要的建筑、重要的场所，应当充分考虑这一历史责任感。这是第一位的。名和利是第二位的，是附属品。规划设计是个动态的过程老百姓的利益和意愿最要紧
记者：近几年，一些地方领导非常喜欢请境外人士来做当地的规划设计，甚至对“洋规划”、“洋设计”更信任，高看一眼。但也有专家断言：请外国人做的规划，没有一例成功。对此，您怎么看呢？
朱自煊：请国外的人来做中国的规划设计，确实很不容易成功。规划设计牵扯的面很广，要跟当地的社会、经济等紧密结合，特别是要和当地的文化、风土人情等结合得非常好，外国人在短期内很难掌握。而且，规划设计是个长期的、动态的过程，并非一朝一夕之功。
比如我做安徽屯溪老街的保护规划，从1985开始，20多年，我始终跟踪它，几乎每年都去，一直和当地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我自己就是安徽人，会说当地方言，和当地百姓沟通非常方便；在做规划的过程中，我也特别注意充分依靠当地的规划建筑设计力量，这样有利于延续它原有的风格。
北京什刹海的保护规划，也是我和其他老师带着学生做的，从1984年开始，先做了总体规划，1992年批准；后来又做了详规，逐步整治，也一直跟踪了20多年。
记者：屯溪和什刹海的保护规划，应该算是您最满意的作品了吧？
朱自煊：最满意也说不上。要做点事情，不是一下子就能成功的，特别是规划建设的问题，包括名城保护等，要有长期打算，深入其中。要充分了解并尊重老百姓的意愿，这一点也是非常重要的。
我这几十年，不仅有住宅小区方面的实践，也有农村建设的实践，不光有成功，也有失败。农村建设中，最大的失败就是河北徐水新农村建设试点。
记者：失败在哪里呢？有何教训？
朱自煊：指导思想就是错的。建设徐水新农村试点，是1958年大跃进时候确定的项目，让我负责，带了100多个人去，包括建筑、规划、土木等。当时的指导思想是：人民公社“一大二公”，取消家庭。要求我们以夫妻为单位，设计一间一间的集体宿舍，孩子全部住幼儿园，老人进敬老院。这完全违背了农民的意愿和当时的实际情况，农民也很不乐意，但又都不敢说。
对于这个指导思想，我也打心眼里不赞成。但这是上级组织的决定，我又不能不服从，只好硬着头皮做。上级来一次人，我就反映一次情况。直到后来周总理来视察之后，这个项目才停下来了，虽然勉强建成，最终不了了之。
我深深体会，住宅区建设也好，新农村建设也好，一定要以老百姓的利益和意愿为主，一定要得到老百姓的支持。特别是现在我们搞新农村建设，一定要得到农民的支持，这是最要紧的。[采访后记]回顾新中国50多年规划设计走过的历程，不是一条顺利的直线。朱先生用了“翻烙饼”（要两面烙烙）和“飞机飞行”（不是一条绝对的直线）的形象比喻——历史就是在这样的迂回曲折中发展的吧？
回顾历史，总结经验，冷静反思，拨乱反正，让我们更好地谋划明天。[朱自煊]1926年出生于安徽省徽州地区休宁县，1946年成为清华大学建筑系建系后第一班学生，1950年毕业后留校任教，长期从事城市规划和城市设计方面的教学、理论研究和实践工作，现为清华大学教授（退休）、中国城市规划学会资深会员、城市设计委员会主任委员。本报记者 李兆汝 通讯员 曲长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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