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筑大师齐康：创作探索　刻意求精

　　齐康，1993年12月被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当代15位国家级建筑大师之一，1997年被选为法国建筑科学院外籍通讯院士，2000年获得中国首届“梁思成建筑奖”，名列榜首。2004年获中国建筑学会举行的首届建筑教育奖。他设计的武夷山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纪念馆等作品，曾获得国家建筑设计金质奖并名列我国80年代十大建筑艺术作品第二、三名。“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南京梅园新村周恩来纪念馆”的建筑设计于1992年获国家优秀建筑设计金质奖。     

    在建筑学家齐康的眼中，他的建筑首先是要有生命的，他会把他的人生经历、他对生命的感悟和他对生活的理解，通过他的建筑鲜明地表现在我们的面前。      

　　最广为人知的设计作品 

    在齐康已经参与设计的近两百座建筑里，有一件作品他前后花了20年的时间，这也是他最广为人知的作品，曾有1000多万人到这里参观，这就是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 

    1985年8月15日，为纪念抗日战争胜利40周年，南京市政府决定建设纪念馆，地点设在当年集中掩埋南京大屠杀死难者的13个场地之一——江东门。 

    1984年秋一个细雨的日子，在纪念馆筹备组同志的陪同下，齐康第一次来到这里。它北临茶亭街东街，面向恽代英烈士就义处（原国民党陆军监狱），东南西三面皆为农田和农舍。场地为边长百余米的近似正方形，由北向南缓慢倾斜，由东向西变陡，高差三米。空旷的场地上，孤零零地立着一块纪念馆奠基石碑，旁边放着日本友人敬献的花圈，左侧是刚开挖的浅浅土坑，雨水冲去了表层的浮土，露出催人泪下的累累白骨。当地同志告诉齐康，在整个场地下，到处都是仅有薄土覆盖的白骨。悲愤的波澜激荡着齐康：“我仿佛看到在这覆土之下的无以计数、无以考证姓氏的死难同胞在挣扎，让前来凭吊的生者随之悲痛，为之控诉。”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入口 

卵石广场 

    抗日战争时期，齐康的父亲曾为拉贝工作。1937年“七七事变”时，刚刚6岁的齐康也混杂在逃难的人群中，随母亲逃往祖籍浙江省天台。 

    齐康曾在一本书里回忆说：1984年秋，当我来到工地时，挖掘出的堆堆白骨刺得我眼睛发痛。儿时的回忆又浮现在我的脑海中。我们小的时候逃难，半夜里往外逃，跑到田埂里头，我现在的脚踝头上还有疤。我逃到外地去了，先是在乡下，后来逃到浙江天台。日本人每年的春天，都要对小小的县城进行轰炸。我们小的时候6点钟上课，8点钟放学，避开轰炸的时间。有一次日本人提前轰炸了，我没地方逃，就逃到家里头祖宗牌位佛龛的底下。轰炸的时候，我哥哥的一个老师没有逃走，大家回来的时候，发现地下都是血迹，他被弹片炸死了。 

    在齐康逃出后，南京城里发生了那场震惊世界的血腥大屠杀，他父亲当年也在南京，目睹了这场惨案，30万人变成了累累白骨，父亲的描述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齐康的父亲是工程师，南京沦陷后，他冒着生命危险留守在南京，在国际红十字会的组织下到街头收集难民。3年后，齐康为了与父亲会合，登上了一条由浙江返回南京的日本轮船。每每回忆起这段刻骨铭心的遭遇，齐康都是情不能已：“在船上，亲眼看到日本兵用皮鞭抽打我们的同胞，我在船舱上看到一个中年妇女，皮鞭把汗衫都打破了，伤口里面都是红肿的。下船的时候，我跟我哥哥两个人，我才10岁吧，他比我大4岁，我们把小铺盖一个一个往下扔，扔了以后，找接我们的父亲，不停地喊‘爸爸、爸爸’，同时听到日本皮鞭的声音也是‘啪啪’的这种声音，所以我对日本人有一种深深的痛恨。” 

    四十多年前的这个耻辱的日子，那些惨痛的杀戮事件，30万惨死的南京同胞……民族责任感以及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痛恨，触发了齐康的创作激情。正是怀着这样一种特殊的情感，齐康主笔设计了遇难同胞纪念馆。 

    回忆当时的设计思路，齐康提到了一个小插曲：“当时的南京市长叫张耀华，我记得他在医院的时候，突然打个电话给我，他说齐康同志，有没有可能在这个场景上用红颜色，鲜血的颜色，刷上30万。他这个提议引起我的注意，也是得到他的一个启示吧，我用建筑的语言刻上中文、日文和英文，因为场地上不可能用血红的颜色写字，所以我就把它刻在了墙上。” 

    纪念墙镌刻着的醒目的中英日三国文字“遇难者300000”触目惊心，转过墙后，由上而下，俯览全景，所见是凄凉一片的卵石广场。卵石广场象征死亡，与田边的青草构成一种生与死的对比。沿着环绕的参观路线，布置了13块纪念石，每块代表一处在南京的掩埋地。纪念馆的正面刻着邓小平同志手书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16个字。 

    鹅卵石地上，寸草不长，几棵纹丝不动的枯树后面是一座母亲的塑像，她悲痛无力地伸着手，找寻她失去的亲儿；在她后面，是半地下的遗骸陈列室，造型像一具巨大的棺椁，强烈的死亡气氛，得到了充分的渲染；而沿边的常青树和石砌小径，片片碧草，使人感到生气和生命，一种“野火烧不尽”的无限生命力和顽强不屈的斗争精神紧紧地扣住了“生”与“死”的主题。当人们走进如同墓穴的陈列馆，那一幅幅地狱般的画面让人震撼，仿佛感觉有撕裂人心的哭声在空间和时间中不断地回荡。 

    这是全国第一座抗战史系列的纪念馆，先后获得“中国八十年代十大优秀建筑设计奖”和“中国九十年代环境艺术设计十佳”等殊荣。 

    1996年8月，全国政协委员齐康先生在全国政协九届一次会议上提议，纪念馆应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是活生生的历史教科书，对中国人、日本人，乃至全人类都有着深远的影响。 

    1999年，齐康院士提出了纪念馆的扩建问题。在“扩展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东侧用地等的建议”提案中，他明确提出应按申报世界文化保护遗产规定扩展纪念馆的用地范围。 

    纪念馆建成之后的18年里，但凡有事或活动需要，齐老几乎随叫随到。 从1984年到2002年总共三期纪念馆的设计费，齐康分文未取，他认为这是自己的义务。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建馆至今，先后接待中外观众1000多万人次。胡锦涛、李鹏、朱 基等20多位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日本前首相村山富市、海部俊树等外国友人都曾经来这里参观。 

    1989年杨振宁博士来南京，到了机场，他提出要参观南京大屠杀纪念馆。当齐康陪同他沿着纪念馆卵石铺面的广场绕场一周，将出门口时，杨振宁突然深沉地对齐康说：“这座建筑设计作品是成功的，它真实地反映了那个时代的事件，我在青年时代，经历过那种压迫的苦难……”他又说：“你能给我一套纪念馆的幻灯片吗？我要带回去给我的学生，让他们了解中国曾有的这一段过去。现在的一些学生们，总认为世界已经和平了，大同了，但他们还应当懂得历史，这是事实。” 

    而今，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终于要扩建了。作为纪念馆的设计者和首个提出扩建建议的人，齐康教授有着太多的感慨：只要人类历史在不断发展，为了和平、自由、尊严，人们总要用各种方式表达自己的感情，并将感情转化为纪念物，追思历史，期望美好的未来。 

    当然，建筑创作常常会有遗憾。施工的质量，石料的拼缝，都未能达到预期的效果。加上施工期短，带来了质量上的种种缺点，如屋顶漏水和地基下沉，特别是尸骨陈列室场地地面排水的最低处，每逢雨季需用水泵抽水，修改也难，这是十分令齐康遗憾之事。

　　拜在名师门下启蒙学艺 

    笔者在采访齐康先生的时候，很希望聆听他一生致力于建筑工作的不平凡经历。而他讲得更多的是我国著名建筑学家杨廷宝、刘敦桢和童 先生，他追随多年、久蒙恩泽的先师。 

    齐康1931年10月28日生于江苏南京市。他自幼酷爱绘画，7岁时得到姨母的悉心关怀。姨母是一位中学美术老师，虔诚的基督教徒，她常从教堂里带回画片，让小齐康照着临摹。这些图片深深吸引了他，也激发了他对绘画的热爱。 

    齐康的父亲齐兆昌是中国20世纪初为数不多的建筑师之一。他先就读于之江大学，后赴美半工半读，学的是土木工程。他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回国后长期在教会学校金陵大学任工程部主任，冯玉祥曾请他弃教从政，他婉言推辞了。当时，齐兆昌相当于南京地区教会的总建筑设计师，除金陵大学的基建工程外，金陵女子大学、中华女中、金陵神学院，以及教会的其他建筑都是由他主持建筑和管理的。现在南京大学的教学楼西大楼，以及甲、乙、丙、丁一片宿舍区，都是当年齐兆昌设计的。解放后，他一直在南京大学工务科工作，一生以建筑为伴。 

河南博物馆 

    齐康幼时，常看到父亲下工地，在脚手架上爬上爬下，他最喜欢看父亲画的建筑设计图。父亲丰富的藏书和订阅了20多年的国外各类建筑杂志，其中精美漂亮的建筑物图片令齐康痴迷不已。父亲的鼓励和家庭、环境的熏陶，使齐康和他的哥哥们都先后走上了工程技术之路，有的学机械，有的学土木工程。 

    1949年，18岁的齐康考入中央大学工学院建筑系（东南大学建筑系前身）。齐康是幸运的，在大学里，他碰到了不少良师，其中不乏中国建筑界大名鼎鼎的人物。 

    现代建筑史上的“建筑四杰”——刘敦桢、童 、杨廷宝、梁思成，有3位就生活在南京东南大学。在中山陵音乐台闲逛的游人，可能并不知道它是建筑大师杨廷宝设计的。一代建筑宗师杨廷宝，学至中国科学院院士，官至江苏省副省长，南京紫金山天文台、中山陵园音乐台、民国外交部大楼等建筑的设计都出自他手。他在中央大学建筑系（现东南大学建筑系）从教40多年，培养了吴良镛、齐康、戴念慈等一批建筑精英。南京解放前夕，他毅然决定留下来，与一批年轻建筑师担当起开拓新中国建筑设计教学和科研的重任。新中国成立后的代表工程有：人民英雄纪念碑、北京火车站、首都人民大会堂、王府井百货大楼、南京长江大桥桥头堡、毛主席纪念堂等。 

    杨廷宝、刘敦桢与童 ，他们之间不仅没有“文人相轻”，反倒是很好的朋友。刘敦桢以学术研究为主，童 既能设计，又会著书，杨廷宝设计能力很强，但没写过书。杨廷宝常常对子女们说，自己很羡慕刘先生和童先生会写书，可惜自己只会搞设计，书写不好。 

    三位大师之间感情很好，常在一起走动，在学生们眼里，刘敦桢是个老学究，总是不苟言笑，童 也有大师的派头，不熟悉的人会觉得他很难接近。杨廷宝最不像大师，一点架子都没有。无论接到一个什么工程，杨廷宝总是从设计到施工到验收全程负责。他常与工人一起在脚手架上爬上爬下，不仅要指点工人怎么干，时不时地还自己动动手，常常弄得一身灰土，却还总是乐呵呵的。 

    进入大学后，齐康得到我国著名建筑大师杨廷宝先生、童 先生的指点。杨老师是系主任，学生们私下里称他为“杨老板”。“老板”是出了名的严厉，给学生“刮胡子”（批评训斥）是家常便饭，在这一点上，齐康恐怕算是“得宠者”。齐康一年级的素描课是杨老师亲自教授的，他每次都带了教具来一年级的所在地丁家桥上课，有的教具还是沉重的砖雕。 

    一迈入大学建筑系的门槛，清规戒律接踵而来，老师竟像对待幼儿园小朋友和小学生似的教大一学生如何削铅笔，如何裱纸、写字、用笔、使用工具等等。 

    杨老师教学生画的是单调的几何体和残破的砖瓦石刻，当齐康得知，先生那娴熟功深、趣味盎然的作品竟也是源于这种根基，不禁感到万分惊异。 

    杨老师经常当着全系同学的面对心态浮躁的学生严加训斥：“如果你们马马虎虎，不想认真学习，就趁早转系。想偷懒就不必学建筑了。”后来一年级的学生面对绘图作业都很尽心尽力，态度特别认真，在接近完成时，杨老师居然喜形于色，兴奋地请来童、刘等老先生，巡视一遍后说：“我看这一班将来大有希望。”久“刮”之后好不容易得来这么一句赞许的话，对学生们来说无疑是一次极大的鼓励。 

    回忆起自己的学生时代，回想起恩师对自己教诲的点点滴滴，齐康的眼睛似乎有些湿润了：记得大学二年级时，杨廷宝老师给我们上设计课改图，他总是先讲述出题的内容，分析设计改造的环境，然后顺着学生的设计意图一笔笔地画出修改草图，十分耐心，直至改完。他的图是一张很好的建筑草图画，同学们常常保留它，同时也给我们留下深刻的印象。 

    1952年，教会家庭长大的齐康加入了中国共产党，8月毕业于南京大学工学院建筑系（现东南大学建筑系）并留校任教。关于为学治学，杨老师曾告诫齐康五句话：一是做学始终，二是能者为师，做平民学者。三是善于总结，培养事半功倍的能力。第四是刻苦学习，第五是自我启迪。 

    齐康当助教时，帮教师做一些具体的教学辅助工作，同时观看老师们怎样改图。杨老师改草图时常用透明纸，收集起来就是一本草图的画集。记得杨廷宝老师曾说过，“即使没有设计任务，你若参与一些工程讨论也可以使你获取知识。”1963年到1964年，全国的基建处于低谷，杨老师又说“若你能将一座厕所设计好也是很不容易的事”。 

    齐康速写 兰州仙人桥 

   齐康对纪念性建筑情有独钟。杨廷宝老师说过：“设计纪念性建筑，可以是古典的比例（中、西方），现代的手法”，齐康说他主持的设计都遵循了这种原则。 

    1976年齐康随杨老师参加毛主席纪念堂的方案设计。1980年齐康跟着老师主持设计南京雨花台烈士纪念馆、碑，齐康说：“南京雨花台烈士纪念馆、碑首先是我的老师杨廷宝先生生前做了前阶段的主持和确定方案的构思工作，这为往后具体设计奠定了基础。他也是我在纪念建筑设计中的启蒙老师和具体指导的导师。” 

    刘敦桢教授长于中国古代建筑，他先带齐康研究苏州园林，画中国古代建筑的书籍插图。1963—1964年国家经济困难的时候，教学之余，空暇时间较多，齐康认为必须为今后的建筑高潮做充分的准备。齐康尽最大可能从图书馆收集了欧洲著名广场实例，当时不可能有条件翻拍，也没有现在已经很普及的复印机、扫描仪，看到心仪的设计图，唯一的办法就是自己一笔一画将其描下。他临摹绘制了许多平、立、剖面、透视图的照片，可惜在“文革”期间被抄了个干干净净。但齐康却认为，这种“手工业”方式的抄描令他在今后的创作实践中受益匪浅，如今的复印机虽然省时省事，在记忆库中则淡薄得多。 

    当齐康初见童 老师时，他虽然只有47岁，头顶却已是童山濯濯，仅留下耳际一圈稀疏的“防护林”。童老师从不涉足世俗的名利场，似乎已四大皆空、与人无争，纯净到几乎排除了尘世的杂念。如果说还有什么欲念的话，那就是对学问无休止的探求，好学成瘾。 

    童老几乎没有什么体育锻炼，唯一的体育活动是穿着大皮鞋，大步流星，从家里步行三十几分钟到学校。出于人道主义观点，他从不乘三轮车、黄包车。到了系里，除了教学活动，就一头扎进图书馆。童老师看书必做笔记，写心得或随感，蝇头小楷密密麻麻地记在卡片上，他的记忆力也特强。所以日积月累，知识极其渊博，堪称活字典，小到各种典故轶事，几乎无所不知。 

    “文革”后期，齐康读到了童 老师的书稿《西方建筑流派》，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童老师竟写出了这本分析现代建筑的书籍，让齐康深感敬佩。特别是书中关于地方文化与建筑关系的精辟论述，让齐康受益匪浅。 

    大学期间，齐康还得到了著名画家李汝骅先生的教育、引导，并养成了习画、写生的习惯，几十年来，绘画、速写成为齐康的伴侣，从不分离。绘画给齐康的建筑设计创作提供了许多帮助，齐康说：“我经常利用出差（国内和国外）的机会写生。大自然是我绘画的对象，大自然的美常使我感动。我认为建筑要适配于自然，要和谐，要进入画境，要有一种惊奇之感。画是我最最亲密的朋友。” 

    而今，身为建筑大师的齐康，仍然感到自己的创作实践还是那么贫乏：“如果在我设计构思时老师还能像做学生时给我改图指导该多好！学无止境，我常常在创作中怀念过去教导我的老师！” 

    “平民建筑师” 

    齐康非常喜欢别人称他为“平民建筑师”。无论是他设计的高楼大厦、园林小景，还是各种各样的纪念碑、纪念馆，他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够走进去，去领会，去感受。他通过这些建筑表达自己对生活的理解，在他看来建筑的最大意义，也正在于此。 

    在福建武夷山庄的建筑设计中，齐康大胆地从传统中传承出新，把福建地区的乡土建筑融入时代的气息，探索出一种新的地方主义风格，使福建武夷山庄成为全国风景建筑中第一个乡土建筑时代化的作品。 

    齐康说起自己的这些作品很是动情：“我记得火车快到福州的时候，看到了闽江的溪流、沙滩、树木，特别是民居，非常向往，都有那种跳出火车窗子到当地去看一看的心情。当时选址已经定了，就在它那个主要的山峰底下，所以杨老提出来，宜散不宜聚，宜低不宜高。这是建筑师非常重要的一点：要尊重一方土地，尊重一方水。在这个一方水土的基础上，去体验，去感受，做出自己的作品来。我们做了一些民居的调查，我爬到梯子上去量斗拱的榫头，不到4厘米，高20厘米。古代的工匠已经做得非常科学了。当时我们去了四五个人，我就带着大家做，我们做的时候非常艰苦，在这个山里头，晚上身上爬的都是虫子，我们一面唱着歌，一面画图，探索武夷山的风格。我们几个老人前些日子在武夷山聚了一下，这个建筑20年了，又在那里聚了一次。 我总觉得我们当时做的比例、色彩比较朴实，接近民风，有一种亲和感。” 

武夷山庄 

    实际上这个工程体现了一句话——看到这个建筑就像是这个环境里长出来的。“就像我们皖南民居，老百姓都能自己盖嘛，盖得比你建筑师还好呢。”齐康自语道。 

    齐康认为每个人都需要学习，“三人行必有我师”：“真正的知识许多来自下层，我住在南京鼓楼医院时，曾经问擦窗的工人：你对窗台设计有什么看法？他说，我站在花岗石的表面上太滑了，窗台没有滴水，窗沿太窄，铝合金的窗轨不好站。我听后用尺子一量，果然只有10公分。这让我深深体会到，他就是我的老师，我们的建筑不仅为业主设计，还要为擦窗工人设计。” 

    齐康经常随身带一个小本子，不管到哪里出差、参观，见到有特点的建筑马上画下来，有好的联想马上记下来，成为自己的创作素材。“建筑师要善于抓住随时的思维灵感，积少成多，才能增长自己的才干。”有时睡到深更半夜，突然冒出一个想法，他马上爬起来记下。许多优秀的构思就是这样从日积月累中诞生出来的。 

    位于淮海平原东南部、京杭大运河河畔的江苏古城淮安，是伟人周恩来的诞生地。它既是文化名城，也是苏北地区重镇之一。受江苏省委、省政府的委托，齐康于1988—1998年分两期设计了淮安周恩来纪念馆、淮安周恩来遗物陈列馆。 

    对于自己多年前的建筑设计，齐康对笔者说：“记得周恩来纪念馆落成典礼的前一天，来了许多记者、讲解员。领导要我对他们讲一讲，其实我只是静静地、默默地，没有太多的想法，我只是怀念和崇敬伟人，‘朴实、浑厚、明朗、大方’是我的出发点，这几个字概括了我过去所研究和设计的历史性的纪念建筑。建筑一座纪念工程是艰辛的，要付出巨大的劳动和血汗，这种贡献是无私的，建筑工人忘我的辛勤劳动我一直牢记在心，建筑师的心灵与之结合才能创造出现实与奇迹。雨花台纪念馆、纪念碑建设的日日夜夜，淮安周恩来纪念馆建设中寒冬挑挖河泥的民工们，每当我回忆起他们，就仿佛又听到那丁当的打石声和挖河泥挑担子的打号声。” 

    曾设计了百余座纪念馆建筑的齐老，除了武夷山庄、南京大屠杀纪念馆、梅园新村周恩来纪念馆等，还设计了苏州丝绸博物馆、河南博物院、福建省历史博物院、哈尔滨阿城金上京历史博物馆和沈阳“九一八”纪念馆扩建工程等等……这些建筑设计杰作无不体现了齐康身体力行的“和谐、入境、出新”的原则。 

    建有情感的城市，住有记忆的城市 

    在中科院南京分院2005年6月14日举行的中科院学部成立50周年院士座谈会上，齐康院士指出我国现代建筑的“三宗罪”，并直言现在中国的建筑正逐渐“沦”为外国建筑师的实验品。第一宗：没有经典。目前我国各地都在大兴土木，形形色色的建筑群好像雨后的春笋，但是真正称得上经典的却是凤毛麟角。南京的夫子庙、雨花台、总统府个个都称得上是经典，花费的钱也不是很多。但是纵观现在盖起的栋栋高楼，真正能流传下来，并能真正代表南京城市特色和历史的微乎其微，而且花费的金额都不在少数。第二宗：崇洋媚外。随着外来产品与观念在我国的大行其道，目前国内在建筑设计方面有股新的崇洋媚外的风气。目前我国每年的建筑总量非常巨大，而很多项目特别是重大项目往往都落入外国建筑师的手中，自己的建筑人才并没有真正起到作用，这都是非常可怕的现象。可以说，中国已成了外国建筑设计师的实验场所。第三宗：规划无序。目前，城市建设中各自为政的现象日益突出，一些城市的总规划设计师往往就是这个市的书记、市长，没有充分发挥专家的作用。他指出，建筑设计对于专业的要求相当高，没有专业知识做依托，根本设计不出一个像样的作品。所以他强调，在城市建设规划上要花大力气去研究，而一些技术上的执行把关应该交由技术专家来做。 

梅园新村周恩来故居 

　　当我走进东南大学建筑研究所所长齐康的工作室时，他正在电话上与人“争执”。一边讲着，一边还翻查着桌上的设计图纸，满头白发随着他激动的话语而颤动。听了一会儿，才听明白，是关于某建筑群的修缮、改建问题。他认为，一座建筑已经过几代人的肯定是不容易的，本身也已构成历史的标志、历史的记录，表示不同意改变原设计风格。对方好说歹说，他仍坚持己见，他说：“……我们要对历史负责。” 

    齐老现在最大的心愿就是建有情感的城市，住有记忆的城市，尽早完成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的扩建设计，也为自己的建筑生涯画上最浓重的一笔。 

    齐康教授说，每一个城市都是有记忆、有坐标的。比如说一个游子回到故乡，他能依着某个建筑找到以前的记忆。南京如果不是因为有中山陵、夫子庙等一些特色建筑，也就不能区别于其他城市。而现在的城市建设就显得太突飞猛进了，人在其中感觉很孤独。他说，建筑必须为人服务，以人为本，这一观念必须贯彻到规划和建设的每一步中，因为一个建筑万一建起来了，想把它拆除或炸掉就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了。因而，建筑师或者说城市建设者必须研究一个城市的自然特点和人文特点，建设有情感的城市。当笔者问道：“您对南京的感情想必很深吧！”齐康先生突兀言道：“现在的南京太嘈杂了！上海的中心城区需要整合，偌大的上海没有一个好的、真正适合人活动的市民广场，列宁格勒有、布拉格有、华盛顿有，而中国却缺少。北京也是这样，长安街应当称为长安大道，不是街，过街要靠天桥。我从京西宾馆到机场，大约要经过42座桥，浦东世纪大道更是有道无街，几乎见不到人。” 

    作为“平民建筑师”的齐先生还是有许多苦恼的：“现在我们非常艰苦啊，要坚持自己的观点，又要融合进去，能够得到领导的认可。但是我感到，勇敢地面临挑战，迎着风浪上，这才是一个平民建筑师的任务。我们天天喊以人为本，许多事情却往往想不到以人为本。特别是在我们国家，建筑师的地位不是很高。也有的同事说建筑师就像理发师一样，比如说大屠杀纪念馆建成的时候，许多省市领导都来了，我站在最后一排的最后一个。” 

    2005年9月，齐康先生被哈工大聘为名誉教授，他发表演讲说：“我70多岁了，为什么还这么拼命呢？很多人不理解。我觉得我的人生是奋斗的人生，而这种奋斗是建立在强烈的民族使命感之上的。我觉得只有建立在民族基础上的奋斗才是有意义的。创作探索兮——我孜孜以求；环境遭合兮——我刻意求精。我常这样想，建筑师需要不断分析和借鉴历史上众多优秀的建筑艺术作品，取其精华，化为营养，并融会于现实作品的创作之中。” 

    如今，年逾古稀的齐老虽然已经退休，但仍然每天按时上班下班，从事着教书育人的工作，闲时画上几笔钢笔画。尽管他非常渴望能够放下一切，拿起画笔，自由地表达胸臆。（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