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乙：古建保护刻不容缓城市建设“手下留情”

　　作为老舍之子、名门之后，作为全国政协委员，舒乙关于城市古建筑保护的铿锵之词总是令人关注，一直以来舒乙对于古都风貌的保护都在疾呼：手下留情。

　　采访舒乙，谈起城市建设与古建保护，先生立刻显得脸色凝重，语音洪亮并不时用手势抒发激情。

　　舒乙说，城市建设与古都保护存在着矛盾，有建设就要有改变，但现在的问题是北京在建设方面发展很快，而保护的方面却显得不足。“如果北京全变成大楼，以后外国人就不会来了！外国人来北京，不是看你的高楼大厦，也不是看你的贫穷落后，而是看你的文化。如果我们把自己的优秀文化‘消灭’了，就不能成为五千年优秀文化的代表者和继承人。”他强调，一定要保护北京的文物，保护北京的整体格局，保护北京优秀的胡同与四合院。

　　记者：在北京，您被认为是“顽固”的古建筑文化保护主义者，一直以来都在疾呼城市规划建设要“手下留情”。面对急速发展的城市，一边是保护，一边是重新规划和建设，您认为这二者产生矛盾的原因是什么？
　　舒乙：目前，城市建设与古建筑保护是公众最关心，也是最爱问的问题之一，不论是国内的公众，还是国外的公众，谈论最多的是关于历史文化名城居民古建保护的问题，比如，关于北京的胡同、四合院的保护等。
　　其实，城市古建筑保护是一个谈论了很多年的事情，不过到现在为止状况仍然不容乐观，因为已经被拆得差不多了。在北京，虽然事实并不像有些言过其实的形容，说什么北京的胡同正以每年六百条的速度在消亡，但胡同、四合院确实正在逐渐消亡，北京事实上已变得完全不像它的本来面貌了，引来无数的惋惜和议论，因此做个恰如其分的回答便很难了。
　　不可否认，我国的综合国力正在日益增强，城市建筑普遍在经历着一次空前规模的更新换代，城市的历史翻开新的一页。这个变化是很快的，也就只有十年的时间吧，几乎是同步爆发的，由东到西，所有的老建筑都面临着灭顶之灾，就像联合国科教文组织近两年在全球华、现代化背景下呼吁保护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一样，我们的重要的有形的历史遗产，所有的历史文化名城的居民古建筑不可避免地面临着岌岌可危的命运，一方面在呼吁，另一方面在消亡，相互矛盾着，激荡着。

　　记者：有人认为，我国的传统建筑材质不同于欧洲，保护起来会有很大的困难，你认为确实如此吗？就城市发展和古建筑保护而言，认识上的落差是否是主要矛盾？
　　舒乙：很久以来，我国的古建绝大部分是土木结构为主特征的，不像欧洲，那里多是石头的。土木结构的建筑寿命都不太长，特别是房屋产权在五十多年前发生了变化，没有人再像爱护自己的财产那样去爱护它们，加上人口爆发，四合院差不多都住成了大杂院。房子变得破烂，失修，质量已经非常差了，出现危房过半的局面，修缮起来需要大量资金。
　　确实，时代在进步，大众的生活水平普遍在提高，尤其是近二十年，提高的速度非常快，这是世人有目共睹的，居民对改善居住环境也有了强烈的要求，要求扩大人居面积，要求居住环境和设施的现代化，因此各级政府出于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必然积极组织盖新楼，以极大的热情去从事城市的大规模改建，这样，稍不注意，古民居就会被铲除，铲车一到，许多有几百年历史的古建便轰然倒下，顷刻之间，化为废墟。
　　其实，很多矛盾的形成，政府职能部门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政府一开始不正确的运作方式去改造旧城，把这件事完全交给了房地产商，而后者是追求最大利润和最高的容积率的，他们一到，不得了，不分好坏，一律推平头，盖尽可能高的楼，于是，胡同、四合院、好的民居古建筑就倒了霉。后来经过实践，终于认识到了这样不对，逐渐停止了房地产商对旧城的改造权，改为政府行为；可是政府又拿不出有效的举措和样板，到最后就惹出了一大堆麻烦和意见。
　　其实根本性的最大的原因还是思想问题，主要是城市决策人的思想认识上出了问题。
 
　　记者：您认为这种思念认识落差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
　　舒乙：其实主要在存在着三大差距，一是看不到历史文化名城的人文价值，不把这个当成最重要的判断依据。每一个国家、每一个民族、每一个地区、甚至每一个有代表的都市都有自己的历史、自己的特点、自己的记号，而这些都是无价的，正是这些非共性的东西才构成了世界的多元化和它的绚丽多彩。拿北京来说，它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不光有八百多年的首都历史，而且完全是按人的构思和规划建造的城，而不是一点一点随意自然增长出来的。它的方位永远是正东正西正南正北的，每个城门之间有22条胡同，每条胡同相隔79米，有严格规定的，事先安排好的机理，这是我们祖先的高明过人之处，必须好好珍惜和保留。
　　二是看不到我们的历史文化名城有着完全符合发展规律的特质，有最先进最科学的因素。还拿北京的胡同、四合院来说，四周是房，中间是院子，可以在院子里种树草种花，这样的结构可以保持水分，防止噪音，减少灰尘，改善局部小气候，实现天人合一，让人贴近大自然。外国现代化都市中水泥大楼林立，拥挤嘈杂，后来人们只好到郊外去建单层的别墅，中间是房，四周是自然，认为带花园的平房比楼房要高级许多；然而我们的别墅却就建在大都市的里面，仿佛早就预见到了发展的趋势，这多伟大！
　　三是看不到那些老建筑如果保护得当的话，将来必然会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这已经被国外无数事实证明了。湘西的凤凰城在黄永玉先生的坚持下，硬是不动外表，内部实现现代化，仅仅一个“五一”长假便引来40万游客，小小城镇里家家都发了大财。上海卢湾区的泰康路利用上世纪二十年代建筑的旧厂房和石库门，把它们租给外国人办各种各样的创意公司，培养活了一大批下岗工人，又上交给国家许多利税，还引来了无数游客看老上海是什么样子。外国这方面的典型更是又多又精彩。瑞典的私德哥尔摩在八十年前也和我们现在一样，拼命拆旧建新，只是到了最合适刻，终于留下了市中心的0.8平方公里的老区，结果，现在，每年有几百万外国人从世界四面八方跑来看这0.8平方公里的老房子，其旅游收入居然占了全市收入的百分之六十。英国敦泰特现代美术馆是利用一座旧的大发电站在五年前开办的，外观一点没动，就是个大厂房，内部布置成一座展示现代装饰艺术的博物馆，结果，观众人山人海，加上吃住，带动了一大片第三产业，也是非常可观的收入。罗马市中心那些远古的斗兽场，那些残檐断壁，那些杂乱无章原地摆放的古代建筑的破石头烂瓦烁，每年都会招来上千万的观众，发了大财不说，还引来许多的赞美和崇敬。
　　因此，古建保护首先要解决思想问题，然后要采取正确的方针、政策和做法，将我们当前的历史文化名城的民居建筑加以保护和利用。在这方面，我们不光有国外的经验教训可以借签，而且我们自己这二十年走过的路也已经积累了相当丰富的实践经验，包括不少沉痛的教训。
 
　　记者：您认为应当采取什么方式方法可以更好的保护北京的胡同文化和四合院这些古建筑呢？
　　舒乙：一直以来，我也在寻找和探讨这个问题，我以为有这样一些方法和途径可供采纳：
　　一是疏散人口，减少人口负荷，取消大杂院，取消地震棚，取消院内的临建，恢复四合院和胡同的原有机理，在院内植树种草花，多余的人口疏散到城外去住楼房；第二就是由政府出资，用纳税人的钱，在胡同里先做基础设施工程，做上下水道、暖气、煤气、电源、电话线、宽带、停车场等等，每家居民自己将胡同的基础设施工程引入自己房内，实现居住环境的现代化和舒适化；保持房屋的外部结构、外观基本保持不动，内部实现现代化；第三就是房屋产权实行私有化，可以买卖，一部分产权自然会转到富有者手中，他们会自己出资对房屋进行修缮和保护，但要服从统一的有关保护规定和要求；最重要的是政府有可行的举措不准房地商在古居聚集地改造工程，不准“推平头”式的大面积破坏。要实行微循环逐一区别对待的方针，把有价值的优秀的建筑通通保护下来。
　　北京应该以2008年奥运会为契机，打造出一批最优秀的四合院样板，外部按原样装修，内部实现现代化，当作博物馆、宾馆、俱乐部，让运动员、观众、老百姓和外宾走进四合院，品尝四合院的精美和非凡。同样，像福州的三坊七巷、樟州的香港路、台湾路等处也应抓紧时间修整，早日成为老城老街老店的品牌。
　　我们应该清楚地知道，现在痛下决心还为时不晚，已经到了最后时刻。让我们振作起来，把祖宗给我们的宝贝认真保护下来，从而对得起祖先，对得起后代。让世界上的朋友全来看看，我们是一个多么有文化有文明有宝贝有远见有活力的伟大民族。本报记者 粘学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