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钦楠：我们输在哪里

　　若干年来，在我国举行的一些大型建筑项目的设计招标中，外国建筑师的方案频频取胜，中国建筑师（设计单位）有时作为合作单位被列在入围方案之中，但独立取胜者甚少。这种情况引起不少人的关注。当然，作为国际竞赛，中国人的机会与外国人一样，获胜机遇也不可能更大。然而，无可否认的是，目前我们确实在方案构思及设计功力方面处于输家的地位。于是人们自然要问：我们输在哪里？ 

　　对此，有种种说法。一种较为普遍的说法是，我国的业主、主管部门、开发商、媒体和社会上一部分人有崇外的思想。这种说法可能有些根据。君不见，在一些大城市的马路边上的广告牌中，经常能看到××国际大师设计”之类的词句，而有的所谓“大师”，在其本国可能也无人知晓。至于用洋名给街道、园区、建筑以及各种产品取名者，更不计其数。热衷于谁也说不清的“欧陆风格”者，更比比皆是。好像中国人只有住洋名园区、洋派建筑中者才算“气派”。同时，也确实有一些“洋”设计，并不如何高明，说它们是“花钱能手”，也不为过，却被捧为“杰作”。有的媒体报道，外国建筑师已经夺取了中国建筑设计市场的三分之一，看来与这种崇外思想不无关系。 

　　对于这种批评，也有若干反应。一种是：中国建筑师本来就不行。我就遇到过一位开发商，他要求的建筑师必须是“货真价实”的洋人，连华裔的也不行。崇洋至此，叹为观止。 

　　另一种反应是承认我们与外国建筑师存在差距。但是差距何在，则说法纷纭。有的说中国建筑师过于“片面追求形式”，然而近年来国内一些大型项目洋人“中标”者也往往是以形式取胜。于是有人认为：中国建筑师缺乏创意，但是批评者又很少说“创意”来自何处？也有人说中国对外关闭过久，我们的建筑师见到的世面太少，所以创意贫乏，但自改革开放以来，建筑师出国考察开会的机会并不少，加上各出版社争相印出各类画册，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未出国者的遗憾。然而也带来了批评，认为今天中国的建筑师模仿抄袭过多，这就又回到了“创意”的问题。中国建筑师为何缺乏创意？是天赋不足？还是后天“缺氧”？创意来自何处？ 

　　我是赞成“差距”论的，但认为应当认真分析差距存在于何方？如何克服这些差距？ 

　　我认为，造成目前存在的差距，原因是多方面的，有外部的、也有内部的原因，后者涉及教育、实践、体制和理论建设等。在本书中，我将试图对这些方面做些粗浅的探讨。而在诸多原因中，我感到理论建设的落后是当前造成“差距”的重要原因，这也是本书的重点所在。 

　　有一个奇怪的现象，就是在一些国际学术会议上，一些国际大师在介绍自己的创作时，总要滔滔不绝地讲自己的创作哲学（即创作理论），然后以这种理论来阐释自己的作品。例如，英国的诺曼·福斯特爵士，在他演讲开始时，总要先强调“可持续发展”和建筑节能的重要性，他设计的法兰克福商业银行大厦就是用建筑手段来改善人造环境的一个典范（我们一些建筑师就只喜欢抄用它的屋顶）。没有自己的创作哲学或理论对他（她）们来说是很不光彩的。与之相比，在中国的一些学术会议上，却很少能听到建筑师对创作哲学的陈述。比较常见的一种说法是：我是按“因地因时”来设计的。这一点当然很好，但又很少能听到讲为什么这样，而不是那样地“因地因时”设计。 

　　相当一个时期以来，中国建筑设计队伍中存在着一种“理论贫乏”与“轻视理论”并存的现象。这种现象视若奇异，其实互为因果。不少人把理论视为不解决实际问题的空谈。而实际上，理论总是存在的。你的设计，不管如何“因时因地”，它必然或者是“可持续发展”，或者是“破坏持续发展”的作品，无法回避，正如谁都回避不了哲学一样。鲁迅笔下的阿Q，也是有他的人生哲学的。 

　　正是这种轻视理论的风气产生了理论贫乏的恶果，使我们的实践带有很大的盲目性，它不但限制了我国建筑创作水平的提高，也给我国的建设事业带来了损失。 

　　我在本书中想强调的另一个问题是：建筑学作为一门综合学科，其理论建设只能是一个群体的活动，不可能只依赖于一、二名杰出人物。欧美的当代建筑理论（包括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解构主义、新古典主义等）如此，其他一些有杰出成绩的国家（如日本、印度等）也是如此。正因为它是一个群体的活动，就需要有很多的投入。 

　　只有在我们的建筑师队伍正视建筑理论建设的重要性，使我们在理论和实践上用群体的两条腿并进的基础上，我们才真正能缩小乃至克服现有的差距，对我国的建设事业做出更有益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