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雅各布改写了北美城市发展史
admin
2006-04-27
来源：景观中国网
美国城市社会学家简·雅各布25日在加拿大去世 她改写了北美城市发展史 《美国大城市的生与死》一书的作者、城市社会学家简·雅各布25日在加拿大多伦多一家医
美国城市社会学家简·雅各布25日在加拿大去世
她改写了北美城市发展史
《美国大城市的生与死》一书的作者、城市社会学家简·雅各布25日在加拿大多伦多一家医院去世，享年89岁。
多伦多市长发表书面声明说，雅各布是“这个时代最伟大的思想家之一”，“她的洞察力和杰出贡献改写了北美城市的发展史。”
雅各布于1916年生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州一个小镇，做过记者和自由撰稿人，后嫁给一位建筑师。从1968年起，她和丈夫为抗议越南战争离开美国，后在多伦多长期定居。
1961年，雅各布出版《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阐述了她对城市规划的看法。雅各布认为，现代城市需要错综复杂且相互支持的多样性，以满足人们生活的需求。她还用社会学方法研究了街道空间的安全感，提出了“街道眼”的概念，主张在旧城更新中采取以社区和居民为主体的小规模社区规划。该书出版后在美国社会引起轰动，对上世纪中叶美国城市的规划生产了重要影响。
简·雅各布：街道是长着眼睛的
2005年，译林出版社引进简·雅各布的经典名作《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这本写于1961年的经典，许多段落犹如直指今日的中国城市规划。
作者的犀利分析，像一部重型推土机，会把许多所谓的正统观念一扫而光。
“他们建这个地方的时候，没有人关心我们需要什么。他们推倒了我们的房子，将我们赶到这里，把我们的朋友赶到别的地方。在这儿我们没有一个喝咖啡、看报纸或借5美分的地方。没有人关心我们需要什么。但是那些大人物跑来看着这些绿草说，‘岂不太美妙了！现在穷人也有这一切了！’”这句话出自纽约一位居民的嘴，但这分明也是今日的北京、上海……无数被拆迁居民想要说的话。
我们请来因写作《城记》而名声大噪的新华社记者王军，就《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以及简·雅各布的理论谈了纵深看法。
她颠覆了既有的理论
记者：我注意到，您的电子信箱取自简·雅各布的“街道眼”理论。您最早接触《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是什么时候？
王军：我清楚地记得，我是在2001年1月9日拿到一位朋友给我买的英文版，特别巧，那天是梁思成先生逝世29周年的忌日。我捧着这本书对朋友说，这是我的一个大日子。
打开目录，第一章前三节全是谈人行道的，我就特别感动。简·雅各布是一位女性，她是如此细腻地感受和发现着城市。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美国城市与今天的中国城市很相似，都是“拆”字当头。简·雅各布在1959年针对美国大规模改造城市所导致的社会危机，写了一篇文章，标题是《市中心区为人民而存在》，这让我非常感动。再过两年，她完成了《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这部著作，几乎颠覆了既有的城市规划理论，这本书已被列入世界各大名校城市规划专业的必读书，今天的许多规划大师就是读着这本书进入门槛的。
记者：简·雅各布打碎了众多的传统观念。
王军：对，简·雅各布几乎改变了城市规划学的核心内容，以前搞规划的多建筑师背景，考虑得更多的是物质层面的问题，觉得这个地方不好，拆了就行了。事实上并非如此。简·雅各布则揭示了造成物质层面问题的非物质因素，认为这才是最为深层的原因。基于这对一理念的认同，后来的规划师更多是经济学家背景、社会学家背景，他们把城市规划发展成为将社会、经济、文化与物质问题作为一个整体来对待的理论，里面更多的是政策法规问题，决策程序问题，而不是一个简单的设计问题。
记者：目前中国大陆的情况如何？这本书的出版有着什么样的现实意义？
王军：我感到，今天中国的城市规划还带有十分强烈的《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诞生之前，也就是1961年之前的那个美国时代的特色，即城市问题似乎只是一个物质问题，而不是一个社会问题，于是希望用推土机来解决社会问题，结果社会矛盾却被推土机越碾越多。
街道是长着眼睛的
记者：那么，“人，诗意地栖居”在城市还有可能吗？如何成为可能？
王军：在完成《城记》之后，我这两年在探索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近几十年北京出现这些多的危房？上世纪50年代初，北京的危房率只有5％，为什么到了1990年这个数字上升到50％？为什么在国民经济总体增长的时期，城市的细胞却如此大面积的衰败？这些和城市的住宅制度、土地制度以及城市规划有何联系？最后会对国家的宏观经济产生怎样的影响？在思考这些问题时，我总会想到简·雅各布，她也是一名记者啊！
简·雅各布是孩子的母亲，她是把自己的腿放到街道上来感知城市的，她如此敏锐提出了“街道眼”（streeteye）的概念，论述为什么老社区是安全的，因为邻里有着正常的交往，有着对社区的强烈认同，这些街道是长着眼睛的，这让居民感到特别安全，让小偷感到特别不安全。
“大城市”本身没有错
记者：雅各布斯是支持“大城市”发展模式的，但“大城市”是很多学者批评的，他们认为人口超过50万就容易导致交通堵塞和污染等众多“城市病”，您怎么看？
王军：王军：拿北京来讲，一位英国学者评价说，北京集中了上个世纪世界城市建设中的种种过失。我想，这涉及几个方面的问题。一是Idea出了问题。中国人画画讲“意在笔先”，我们的“意”到底在哪里呢？我们到底要把北京建成一个什么样的城市？我们应该承认，一种交通政策对应的是一种城市形态，你要以小汽车和大马路来解决问题，你的城市就应该像洛杉矶那样是低密度、大尺度的，这样才不会堵车呀。你要建设一个高密度的城市，交通政策只能是以公交和步行为主导的，像纽约那样，地铁是上下行四车道，上面自然是世界上最密集的摩天楼。
可我在北京看到的是，这个城市居然要用洛杉矶的政策来解决纽约的交通问题，能不出问题吗？结果必然是大马路成为停车场。北京是什么交通模式都要发展，既发展小汽车，又发展公共交通，其结果是什么样的交通都不方便了。世界城市发展经验表明，没有任何一个城市是把所有的交通模式都占全了而取得成功。像洛杉矶那样的汽车城市已遭到世人诟病，因为能耗太大了，失去了城市的密度，整一个大郊区，正如简·雅各布斯所说，是一个“伪城市”。
相比之下，纽约由于交通政策指向明确，只发展公交，不拓宽马路，就让你开车不痛快，结果是大家都不开车了，曼哈顿岛将近80％的人没有私家车，靠公共交通就解决问题了。这样的经验应该在中国普及啊。（燕舞）
简·雅各布关于城市的主要思想和对策：
街边步道要连续、街区要短小、要有各类商贩杂铺，构成一个安全的生活的网络；
公园绿地和城市开放空间并不是当然的活力场所，应与其他设施相结合才能发挥其公共场所的价值；
城市需要不同年代的旧建筑，不是因为它们是文物，而是因为它们的租金便宜从而可以孵化多种创新性的小企业，有利于促进城市的活力；
城市地区至少有存在两种以上的主要功能相混合，保证在不同的时段都能够有足够的人流使用一些共同设施；
巨大的机构和单一功能的土地使用将产生死寂的边缘；贫民区并不一定如正统规划人士所认为的城市毒瘤，相反，可能是城市最具活力和安全的区域，不应采取大规模投资改造和搬迁的方式来进行脱贫，而应通过鼓励和培植自我更新的能力来逐渐脱贫；
城市交通问题不是靠修更多的道路来解决，而是应该通过减少汽车的使用来解决；
城市应该分解成尺度适宜的高效的社区单位，使市民能在城市改造中表达和捍卫自己的利益；
大型旧城改造工程不能与原有的物质和社会结构相割裂，改造后的工程必须能重新融入原有城市的社会经济和空间肌理。
她改写了北美城市发展史
《美国大城市的生与死》一书的作者、城市社会学家简·雅各布25日在加拿大多伦多一家医院去世，享年89岁。
多伦多市长发表书面声明说，雅各布是“这个时代最伟大的思想家之一”，“她的洞察力和杰出贡献改写了北美城市的发展史。”
雅各布于1916年生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州一个小镇，做过记者和自由撰稿人，后嫁给一位建筑师。从1968年起，她和丈夫为抗议越南战争离开美国，后在多伦多长期定居。
1961年，雅各布出版《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阐述了她对城市规划的看法。雅各布认为，现代城市需要错综复杂且相互支持的多样性，以满足人们生活的需求。她还用社会学方法研究了街道空间的安全感，提出了“街道眼”的概念，主张在旧城更新中采取以社区和居民为主体的小规模社区规划。该书出版后在美国社会引起轰动，对上世纪中叶美国城市的规划生产了重要影响。
简·雅各布：街道是长着眼睛的
2005年，译林出版社引进简·雅各布的经典名作《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这本写于1961年的经典，许多段落犹如直指今日的中国城市规划。
作者的犀利分析，像一部重型推土机，会把许多所谓的正统观念一扫而光。
“他们建这个地方的时候，没有人关心我们需要什么。他们推倒了我们的房子，将我们赶到这里，把我们的朋友赶到别的地方。在这儿我们没有一个喝咖啡、看报纸或借5美分的地方。没有人关心我们需要什么。但是那些大人物跑来看着这些绿草说，‘岂不太美妙了！现在穷人也有这一切了！’”这句话出自纽约一位居民的嘴，但这分明也是今日的北京、上海……无数被拆迁居民想要说的话。
我们请来因写作《城记》而名声大噪的新华社记者王军，就《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以及简·雅各布的理论谈了纵深看法。
她颠覆了既有的理论
记者：我注意到，您的电子信箱取自简·雅各布的“街道眼”理论。您最早接触《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是什么时候？
王军：我清楚地记得，我是在2001年1月9日拿到一位朋友给我买的英文版，特别巧，那天是梁思成先生逝世29周年的忌日。我捧着这本书对朋友说，这是我的一个大日子。
打开目录，第一章前三节全是谈人行道的，我就特别感动。简·雅各布是一位女性，她是如此细腻地感受和发现着城市。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美国城市与今天的中国城市很相似，都是“拆”字当头。简·雅各布在1959年针对美国大规模改造城市所导致的社会危机，写了一篇文章，标题是《市中心区为人民而存在》，这让我非常感动。再过两年，她完成了《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这部著作，几乎颠覆了既有的城市规划理论，这本书已被列入世界各大名校城市规划专业的必读书，今天的许多规划大师就是读着这本书进入门槛的。
记者：简·雅各布打碎了众多的传统观念。
王军：对，简·雅各布几乎改变了城市规划学的核心内容，以前搞规划的多建筑师背景，考虑得更多的是物质层面的问题，觉得这个地方不好，拆了就行了。事实上并非如此。简·雅各布则揭示了造成物质层面问题的非物质因素，认为这才是最为深层的原因。基于这对一理念的认同，后来的规划师更多是经济学家背景、社会学家背景，他们把城市规划发展成为将社会、经济、文化与物质问题作为一个整体来对待的理论，里面更多的是政策法规问题，决策程序问题，而不是一个简单的设计问题。
记者：目前中国大陆的情况如何？这本书的出版有着什么样的现实意义？
王军：我感到，今天中国的城市规划还带有十分强烈的《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诞生之前，也就是1961年之前的那个美国时代的特色，即城市问题似乎只是一个物质问题，而不是一个社会问题，于是希望用推土机来解决社会问题，结果社会矛盾却被推土机越碾越多。
街道是长着眼睛的
记者：那么，“人，诗意地栖居”在城市还有可能吗？如何成为可能？
王军：在完成《城记》之后，我这两年在探索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近几十年北京出现这些多的危房？上世纪50年代初，北京的危房率只有5％，为什么到了1990年这个数字上升到50％？为什么在国民经济总体增长的时期，城市的细胞却如此大面积的衰败？这些和城市的住宅制度、土地制度以及城市规划有何联系？最后会对国家的宏观经济产生怎样的影响？在思考这些问题时，我总会想到简·雅各布，她也是一名记者啊！
简·雅各布是孩子的母亲，她是把自己的腿放到街道上来感知城市的，她如此敏锐提出了“街道眼”（streeteye）的概念，论述为什么老社区是安全的，因为邻里有着正常的交往，有着对社区的强烈认同，这些街道是长着眼睛的，这让居民感到特别安全，让小偷感到特别不安全。
“大城市”本身没有错
记者：雅各布斯是支持“大城市”发展模式的，但“大城市”是很多学者批评的，他们认为人口超过50万就容易导致交通堵塞和污染等众多“城市病”，您怎么看？
王军：王军：拿北京来讲，一位英国学者评价说，北京集中了上个世纪世界城市建设中的种种过失。我想，这涉及几个方面的问题。一是Idea出了问题。中国人画画讲“意在笔先”，我们的“意”到底在哪里呢？我们到底要把北京建成一个什么样的城市？我们应该承认，一种交通政策对应的是一种城市形态，你要以小汽车和大马路来解决问题，你的城市就应该像洛杉矶那样是低密度、大尺度的，这样才不会堵车呀。你要建设一个高密度的城市，交通政策只能是以公交和步行为主导的，像纽约那样，地铁是上下行四车道，上面自然是世界上最密集的摩天楼。
可我在北京看到的是，这个城市居然要用洛杉矶的政策来解决纽约的交通问题，能不出问题吗？结果必然是大马路成为停车场。北京是什么交通模式都要发展，既发展小汽车，又发展公共交通，其结果是什么样的交通都不方便了。世界城市发展经验表明，没有任何一个城市是把所有的交通模式都占全了而取得成功。像洛杉矶那样的汽车城市已遭到世人诟病，因为能耗太大了，失去了城市的密度，整一个大郊区，正如简·雅各布斯所说，是一个“伪城市”。
相比之下，纽约由于交通政策指向明确，只发展公交，不拓宽马路，就让你开车不痛快，结果是大家都不开车了，曼哈顿岛将近80％的人没有私家车，靠公共交通就解决问题了。这样的经验应该在中国普及啊。（燕舞）
简·雅各布关于城市的主要思想和对策：
街边步道要连续、街区要短小、要有各类商贩杂铺，构成一个安全的生活的网络；
公园绿地和城市开放空间并不是当然的活力场所，应与其他设施相结合才能发挥其公共场所的价值；
城市需要不同年代的旧建筑，不是因为它们是文物，而是因为它们的租金便宜从而可以孵化多种创新性的小企业，有利于促进城市的活力；
城市地区至少有存在两种以上的主要功能相混合，保证在不同的时段都能够有足够的人流使用一些共同设施；
巨大的机构和单一功能的土地使用将产生死寂的边缘；贫民区并不一定如正统规划人士所认为的城市毒瘤，相反，可能是城市最具活力和安全的区域，不应采取大规模投资改造和搬迁的方式来进行脱贫，而应通过鼓励和培植自我更新的能力来逐渐脱贫；
城市交通问题不是靠修更多的道路来解决，而是应该通过减少汽车的使用来解决；
城市应该分解成尺度适宜的高效的社区单位，使市民能在城市改造中表达和捍卫自己的利益；
大型旧城改造工程不能与原有的物质和社会结构相割裂，改造后的工程必须能重新融入原有城市的社会经济和空间肌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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