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志华：残损的乡土建筑在呻吟
admin
2005-11-30
来源：景观中国网
在陈志华教授的述说里，仿佛他可以听见那些散佚在最贫穷、最偏僻的乡村里老建筑的呻吟声，那些熬着风湿一样的残损，以及被时代抠得满身伤痕的乡土建筑发出的叹息。它们在他眼
在陈志华教授的述说里，仿佛他可以听见那些散佚在最贫穷、最偏僻的乡村里老建筑的呻吟声，那些熬着风湿一样的残损，以及被时代抠得满身伤痕的乡土建筑发出的叹息。它们在他眼里，是有呼吸的。陈志华满头白发了，仍然一年一年地赶往全国各地的小山村，去探望这些让他牵肠挂肚的老建筑，以及风土人情。
陈老师总是不断地强调：“一定要多写写那些学生，她们不计名利地跟着我跑乡下，没有她们，我什么也干不了。”在清华大学建筑系馆南楼303房的乡土建筑办公室里，陈老师总是对他的学生说，你们先回去歇着吧，不要累着了。他时不时拿出在农村调研中为当地农民拍的片给我们看，脸上还有回忆带来的笑容，告诉我们：中国的农民是最善良的。和他们在一起的时候，我很放松，很快乐。
个人档案
陈志华，1929年生。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1947年入清华大学社会学系，1949年转营建系，1952年毕业于建筑系。当年留母校任教，直至1994年退休。1989年，陈志华开始研究乡土建筑。
[关于乡土研究]
我们和叫花子住一起
1989年开始，清华大学建筑系教授陈志华退休，开始研究乡土建筑。他每年春秋两季带学生上山下乡。近年，指导研究生做了浙江省诸葛村和江西省流坑村的保护规划。已经出版了《楠溪江中游乡土建筑》、《诸葛村乡土建筑》、《新叶村乡土建筑》、《婺源县乡土建筑》、《张壁村》、《碛口村》等研究著作。
陈志华在《乡土建筑的价值与保护》一文中，重点论述了乡土建筑的价值与保护的一些具体措施，他认为：“乡土建筑的认识价值：通过乡土建筑了解乡土中国进而了解整个中国；认识历史，认识社会，认识文化，认识生活。进而认识中国农民直至中华民族。”
南方都市报：这16年来，您搞乡土研究吃过什么苦头？
陈志华：从1989年至今，我和楼庆西、李秋香两位老师，每年春秋两季都会带上一批学生，上山下乡。主要是希望赶在乡土建筑消失之前，尽可能地抢救下一些资料。
这些年也吃过很多苦头。首先是钱的问题。直到现在为止，我们一分钱经费都没有，全都靠化缘。就是采用“卖青苗”的办法，预先把调查卖给台湾的出版社，他们惟一的好处就是可以预支。事实上，有些工作成果给了他们10年，都没有出版。不过，因为台湾的稿费标准比大陆的高，所以他们给我们一本书的稿费，我们可以用来做两个题目，一个题目按约交给台湾的出版社，另一个题目便可交由大陆的出版社出版。目前，给了台湾的出版社12本书，出版了4本，而在大陆，河北教育出版社出了11本，重庆出版社出了4本，三联出版社出了2本。
前几年在广东的一个侨乡，我们被安排在整条街上惟一的供销社小客店里，条件非常恶劣。大家睡的是大通铺，盖的被子都看不出是什么颜色，冰凉冰凉的，也不知道棉絮里是什么东西，黏乎乎的。晚上一熄灯，四壁就有东西在爬，不知是什么虫子。早上一觉醒来，发现我们去调研，而旁边床铺的则去街上要饭。——原来我们一直是跟叫花子睡在一起的。客店里那些洗脸厕所间都是全敞开的，与我们的女学生的门之间是没有锁的。男同学给她们买了一个插销，当天就被这些叫花子拧断了。男生只好帮女生打了几桶水，才把门给堵住。
吃饭也吃不饱。在广东，十五块钱一天的标准其实已经很低。尤其是当地的食堂五点就下班，等我们调研回来，早就没有可吃的了，都是凉饭凉菜，食堂师傅还满脸不高兴。那些男生整天饥肠辘辘，到后来，都去买酱豆腐当菜来下冷饭。
上世纪90年代的时候，从北京到温州，我都60多岁的人了，经常硬座一坐就坐了33个小时。到了杭州，还要换长途汽车。那时候的长途车就是那种除了喇叭，全身都响的车。问司机多久能到，他也不知道：他没有骗我们，因为那条公路不停地塌方，谁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到达。据当地的一位主管交通的官员私下说，90年代，从杭州到温州这条路，平均每天出死人的车祸8次。有一年的8月15日，我们单坐汽车就坐了21个小时。我记得当时是凌晨1点到达温州的，早上7点我们就开始工作了。
我们还经常坐“蹦蹦车”，就是拖拉机改装的一种小车，12个人花25元包了一辆，10个人挤在车里，2个人挂在车外面。我们的工作需要四处跑，不是一个点，而是一大片，可走的不是马路，而是机耕路。如果下雨，烂泥就很深，蹦蹦车开不动，我们只能下来推。如果不下雨，则漫天黄土，烟尘漫漫，只要前面一有车，后面就根本什么都看不见，只能依赖开车的人对路的熟悉瞎开。有一次，我们前面有辆车，路上完全烟尘弥漫，都成了睁眼瞎；忽然烟尘没有了，我们反而纳闷了。一看，原来前面那辆车掉进河里了，幸好河床是干涸的。
一整天下来，大家身上的衣服都成了黄颜色。我们雇了一个当地的女孩给大家做饭，可她竟不会用铝锅做饭，总不熟。李秋香老师刚刚在外调研一天回来，不得不亲自给大家做饭。
一次，我们到达潘村已是晚上，天气非常热，四周一片漆黑，全是悬崖。我穿着裂开了大口子的千层底布鞋，劈叭劈叭地响。大家找到一个空房子住下，连水都没有，更洗不了澡，身上的衣服干了又湿湿了又干。有两个空房间，床上太热，我干脆躺在地板上，地板上都是缝，我只要朝哪边躺下哪边就有汗；那两个女学生在另一个房间还把门窗都锁上，估计更热了。第二天一早，我当务之急就是花了五毛钱把鞋给缝上了。
我们在村里工作的时候，当地的市政府看到我从北京带着学生过来，住得苦，吃得苦，觉得奇怪又紧张：是不是特务？想干什么？他们不想负起任何责任，便通知乡政府：不许接待他们。市里派了很多人来赶我们走，副市长还亲自过来，要当地不得卖饭给我们吃，不给地儿住。他的理由是：要开人大会了，要把供销社的房间全包了。供销社的小店服务员连夜赶我们走。后来，供销社带我们去住烤碱的地方，男同学住在烤碱的小房间里，女同学和李老师则睡在灶台上。我被安排在一个拖拉机房里，四面全是漏风的，而且还养鸡。我特意点了一下，一共有30多只鸡，地上全是厚厚的一层鸡粪。后来，还是李老师想办法给我找了一间没建完的房坯，四面有墙，尚未封顶，檐上全停着鸟。等我早上醒来一看，被子上落着的都是鸟粪。我们就在这样的环境下，住了一个星期。
我们到过在宁夏甘肃陕西边界的一个小村庄，那里全都是黄土地，极少下雨。偏巧我们就赶上下雨，一走鞋子就带起一大坨泥，大家就拖着这坨泥走来走去。我们去考察一个土地庙，那里连路都没有，走的都是放羊人走的路。这个村子里非常穷，侏儒很多，形容奇特，因为都是近亲结婚的结果，看着很揪心。有的一大家子人总共只有一只碗。我们还赶上了一次婚礼，就把这个仪式从头到尾记录下来了。那家人在当地算是经济条件较好的了，婚礼的全过程中，只有清清楚楚的6片肉，放在最抢眼的地方，摆在家门口迎亲的板凳上，专门留给舅舅吃(舅舅是娘家的男性，权威很高)。这位舅舅仅是礼节性地吃了一片肉。
我们还看到，陕北米脂人平时吃的就是汤，他们把黑豆砸扁了喝汤。
南方都市报：在这些年里，最让您痛心的是什么事？
陈志华：最痛心的就是那些官员大鱼大肉大吃大喝。就在百姓都在喝黑豆汤的那个县，我们到了当地的招待所，那里招待所条件很好，大厅铺着大理石，有中餐厅、西餐厅、歌舞厅、桑拿室、卡拉OK厅，一个也不少。我们刚刚在当地百姓家喝了黑豆汤，赶回县里，县政委还给我们准备了一桌的鸡鸭鱼肉，还有虾、甲鱼等海鲜。当地的党委书记居然说：“别看我们这里穷，但这些鸡鸭鱼都是活的，都非常新鲜。”县长不在。他们告诉我们，县长去美国了，考察当地的城市建设了。我还很天真地问：是不是县长回来以后，要调任主管建设方面的工作了？他们说：县长回来就退休了。这是福利，是政治待遇。
你说，我能不痛心吗？
一般在筵席上，我们都是吃两口就走，那些官员就留下来继续吃。在安徽某乡，我第一次去的时候，当地没有人理睬我们。我看到村里只有一条机耕道，大坑摞小坑，就去了县里，建议修一修，开展旅游，并帮助申请了3万元，帮助这个乡修路。第二年，我们又去了这个乡，机耕道比第一年更破了。乡里没想到我们还会再来，对我们非常客气和热情，非要我们去吃饭。原来，乡政府把修路的3万元拿来在乡政府大院里盖了一个小饭馆。类似这样的情形非常多。
南方都市报：是什么促使你坚持下来的？最让您欣慰、感动的又是什么？
陈志华：最让我感动的是当地的农民对我们非常好。在楠溪江，当地连小卖部都没有，更没有地方吃饭，买卖全靠货郎担。但中午走进任何一户人家，推门进去，主人不会问你是张三还是李四，不问你来自哪里，一定会给你做饭吃。我们住在当地一个养蘑菇的地方，累了就睡，主人还特地拿自己酿的酒与我们共饮，女主人听到货郎的号角就会跑出去割一块肉，用梅干菜烙饼给客人吃。
一次在广东考察，我带着一个女研究生走了几十里山路，当地气温已有40多摄氏度了，路上都是光秃秃的石头，地面温度估计有50摄氏度——女学生中暑了。挣扎着到了村里头，女学生就找地方躺下了，我一个人出去转，回来的时候，发现她躺在一张新床新被褥上，一位年轻的姑娘给她打扇子，旁边还放着一碟新鲜剖开的西瓜。后来，我们才知道，这位姑娘明天就要嫁人了，女学生躺的是她新婚的床。八年后我们再去这个村子的时候，这位姑娘已经生了一对双胞胎，已上小学了。
有一次，当地的市政府不欢迎我们来，市长亲自叫上好几个局长，要带我们走。我说：不仅我要去这个村调查，我还要到隔壁村调查！一个博物馆馆长口不择言，说：别人都可以去，就是你们不可以去。李老师马上记下这句话，我要市长签名证实这句话，回北京我就要上诉。李老师在旁说：××部的部长就是我们陈老师的学生！也许听了这句话，他们才没有那么凶了。
我和李老师正要往隔壁村走的时候，5个70多岁的老头追过来，告诉我们不会被招待的，市领导已通知邻居赶我们了。看我们不肯放弃，他们就主动要求陪我们去，带我们抄了一条后门的小路进去，转了一圈后，我拍了不少照片。当时，我心里有气，要求一定要从正面出门。在村门口，村长正带着一伙青壮年在影壁前等着我们呢，还用赶猪的动作要驱赶我们。五位老头勇敢地站在我们前头，护着我们。这件事之后，我一直与这五位老头都保持着联系，经常会去当地看看他们，打打电话。其中有两位已经去世了。中国的农民真好啊，经过了种种打击，仍然善良。
南方都市报：和您一起做的还有您的研究生吗？
陈志华：这些清华的学生素质都很高，十分吃苦耐劳。像我和李秋香老师带的这几位学生，从四川坐火车回北京，今天凌晨5点刚刚到，马上又赶去上早上的课；上完课，就赶到这个实验室来帮我和李老师做整理工作了。平时的学习也十分扎实。虽然是女孩子，但工作更加认真和细致。
[关于建筑保护]
中国旅游是竭泽而渔
陈志华认为，在文物建筑保护领域，我们缺少专家培养制度。1983年起，他在清华大学率先开设文物建筑保护课程，但仅一年就办不下去。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教育局不批，不发文凭；二是在实际工作中，没人重视，谁都可以对古建筑保护指手画脚。中国虽然号称文物大国，但至今没有一个专家培养制度，甚至未形成文物保护学界。而在国外，光是意大利，陈志华就去过五六个培养文物保护专家专业系的学校。
南方都市报：您的乡土研究工作开展至今，是否收到了成效？现在的乡土建筑的保护工作是否难度更大了？
陈志华：我们做的工作现在开始受到重视了，但大家的反应还很慢。只有旅游，才真正引起了大家的重视。但旅游的破坏性太厉害了。以前，我们的研究工作不做保护性规划，只做研究性规划，但现在看这种大势，也必须做保护了。
1989年春天，我去楠溪江芙蓉村，知道了当地有一座明代的芙蓉书苑。因为当时拍照的胶卷不够，我就想秋天申请了课题经费再来拍照、测绘。结果，就在我们走后不到一周，这座书苑就被失火烧掉了。
1991年秋天，我们到浙江兰溪市的山泉村去，听说那里有一座形制特殊的宗祠，居然还保存着85块历代的匾额。听说之后，第二天一大早我就和李老师赶到山泉村去，一刻也不敢停留。结果，就在当天晚上，走到山泉，焦土一片，宗祠烧光了，匾被烧掉了，我们去的时候，废墟上还冒着袅袅的余烟，还是热的。
南方都市报：是什么造成了对乡土建筑的破坏？
陈志华：对乡土建筑的破坏力惊人。一方面是农村人口增加，一到成年就必须分家，分家就必须造新房，就造成建筑生态的破坏。另一方面是旅游，都喜欢把旧的拆掉，再按旧的样子新盖一个仿古的，充斥着假古董。旅游把文化内涵也歪曲掉了，这是一个大祸害。服务业、商业一来，就面目全非了。现在，周庄的资源全被毁掉了，浙江的诸葛村意识到这个问题，开始控制游客，一天不能超过3000人。
西方把旅游业视为一种文化活动，行万里路是为了长知识；而中国旅游业的出发点就是拉动内需，就是直奔经济目标去的，一开始就是错的，它的发展也只能竭泽而渔，带有破坏性。
南方都市报：这些乡土建筑的保护价值主要体现在哪里？
陈志华：很悲惨，这个工作我干了20年，感觉选址越来越难。现在破坏速度越来越快，我们只能到少数民族区选址了，这样才可能找到原生态的村落。我选址时特意选择那些变化大一些的。地理环境、人文环境、经济、文化、社会背景差异都大一些的。这样调查出来的结果将更有代表性。
每次进了一个村子，我就像进了一座宝山一样，很兴奋。从单栋来说，这些建筑价值一般，但从整个村落而言，它们就是中国民间文化的百科全书，独一无二。我们可以通过乡土建筑了解乡土中国，进而了解整个中国；认识历史，认识社会。不研究乡土建筑，就没有完整的中国建筑史。同样，不研究乡土文化和乡土生活，就没有完整的中国历史。
用这种文化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去研究建筑，我觉得很过瘾。但我们的工作还不够深入，还不是标准的人类文化学，否则的话，应该在每一个村落都住上一年，住上一个轮回，才能更充分地了解。我们招收的学生都必须去实地考察，这是一件很有价值的事情。
南方都市报：北京有哪些做得较好的文物建筑保护？
陈志华：文物建筑是建筑的精华部分。就在你来采访的前一天，文物局开会的时候，有人说，北京没有一个文物建筑保护得好。外地还有一些保护得好的例子，但北京没有。文物局局长也没有办法。比如，故宫现在的文物没有地方放，想调到景山存放都行不通，因为两者的主管是不同的。故宫只能往下挖地下室，虽然都知道这样很危险。
南方都市报：您呼吁过哪些具体的文物保护？
陈志华：我主要是在做农村的乡土建筑保护。
[关于历史问题]
下放时我能挑240斤
陈志华的专长早期是讲授苏维埃建筑史和建筑设计初步，后来讲授19世纪末叶之前的外国建筑史，偶然兼教低年级的建筑设计。并且，年年带学生测绘颐和园建筑，并带学生到建筑工地劳动，学会木工、瓦工、石工、钢筋工等操作。“文化大革命”时因被诬陷遭到残酷迫害，恢复颐和园古建筑测绘。此外，陈志华更是外国建筑史的专家。他关于外国建筑方面的论著有《外国建筑史(19世纪末叶之前)》，《外国造园艺术》，《北窗集》，《意大利古建筑散记》，《外国纪念性建筑中的雕刻》，以及译作《建筑艺术》(苏联大百科全书条目)，《俄罗斯建筑史》，《古典建筑形式》，《风格与时代》，《走向新建筑》，《保护文物建筑和历史地段的国际文献》，《装饰就是罪恶》、《勒·柯布西埃》等书。
南方都市报：您研究了40年的外国建筑和园林，为何却在六七十岁的时候搞起了乡土建筑研究？
陈志华：我从小在农村，对农村很有感情，一直想做乡土建筑方面的调查。说是1989年开始做研究，其实是那时候我才退休，此前因为一直在大学教书，关得死死的，没有自由，没有条件。我们的教学任务很多，也不提倡教师搞学术研究，也不提倡写文章。
以前高校里不开放第二职业。清华大学有一个建筑研究院，教建筑设计的专业老师可以轮流做建筑设计，但人多机会少，连他们也未必排得上，我这个教建筑历史的，就更轮不上了。我们做研究不做设计的，都很穷。人家说我们“不是疯子，就是傻子”。
南方都市报：除了研究，您做过什么具体的建筑工作？
陈志华：早在毛泽东年代开始，清华大学就有了建筑研究院。1958年是“大跃进”时期，人人都在写诗，连大学教科书都由学生来写，说是要“劳动人民占领舞台”。我有一个朋友在建筑研究所的历史研究所里工作，他们要写教科书，就跑去调查民居。这听起来是好方案，但后来没有办法展开调查了。因为好一点的民居不是地主的就是富农的，而且，这个调查不能纳进庙宇、祠堂、学堂，只选取贫民的民居。那还有什么可调查的？结果做出来的调查非常技术性，只是找一些民居特例，完全回避主人的身份，不谈历史，不谈文化，这种纯技术层面的东西只能叫个案汇编而不可能全面，束缚很多。
南方都市报：您当初为何选建筑这一行？
陈志华：我在1947年进入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当时，我读社会学就是想从事新闻行业。1948年冬天，清华大学解放了；1949年，解放军进城了，我刚念完大二。当时，《论人民民主专政》刚刚发表，种种迹象表明，社会学的基本研究原则犯了忌讳，文法学院没法继续了。我觉得学社会学没什么可做了，就打算转行学理工科。可我的兴趣又在人文，两相结合，就选了建筑学。事实上，到1957年社会学的师生都成了大右派，几乎全军覆没，幸亏我“滑头”，及早逃掉了。
南方都市报：您参与过颐和园的古建筑的测绘工作？
陈志华：颐和园的测绘工作是教学任务，我从1953年开始年年带着学生去做测绘色，一直坚持干到“文革”。在“文革”后我还做了两年的这个测绘工作。目前，颐和园大的建筑基本上都是我带着学生去测绘的。
南方都市报：“文革”中您为何受到不公正待遇？
陈志华：我是标准的牛鬼蛇神。当时，全国人民没饭吃，允许我写个讲义出版，对我已算是优待了。在讲义里，我引用了古希腊的希罗多德写的两段话，是关于奴隶社会里氏族公社成员作为法老的奴隶的种种苦难。这两段非常革命，非常马列。后来，形势更严峻了，为了节约成本，我又重新整理教材，做了一些删减，就把希罗多德的两段话压缩了，保留了一段。这时，我的一位老同事，就贴我的大字报，说“心中无鬼，为什么要把两段压缩成一段？”(当时批周扬也用的是这一条理由。)说我用此来攻击国庆工程，也就是攻击三面红旗。当时还有大字报说：喜讯！纠出了建筑系的牛鬼蛇神！
我被下放到农场劳改，跟大家劳动了一年多。劳动时，我能挑240斤！从1969年夏末，一直到70年代中期都没有课，后来才开始有工农兵学员。
[关于社会文化]
风水妨碍了真正的科学
今年8月末，中国建筑文化中心与南京大学易学研究所签订了委托合同，委托该所代表中心开展“建筑风水文化”认证培训、考核。这是内地首个建筑风水文化培训班。陈志华对此提出了质疑及批评。他认为：“我们搞乡土建筑，对建筑风水进行科学的分析，是为了解释中国传统建筑上的一些现象，……这些在建筑风水里都能找到说法。我们研究建筑风水，是当成一种历史现象，而不是当成科学来研究的。”经新闻曝光后，这一培训班进行了较大的调整。
南方都市报：如何实现建筑的现代性？
陈志华：必须另辟新区。全世界的经验都是如此。我还在学生时代，欧洲就已经意识到老城的发展问题了，光是旧城改造无法解决交通问题，基本格局也是错的。
南方都市报：您是一个敢讲真话的人吗？
陈志华：知识分子不提意见，叫什么知识分子？知识分子任何时候都是推动社会的力量，因为责任在那里。
南方都市报：在您看来中国有没有什么宜居城市？它们有没有普适意义？
陈志华：中国目前有些中小城市不错。大城市太混乱，弱势群体受尽欺负。在北京，即使是中等收入的人也不宜居。国家的投入都给有钱人服务，各种问题都是中等以下收入的人群来承受。现在，高速公路造到城里来了，老百姓和孩子出门更难，有私家车的人倒是方便了；有钱人占领了基本农田的土地，但一旦粮食短缺，头一个倒霉的却是农民。
目前，中国一边是穷人，一边是有钱人，有钱得让我们想像不到。有学生告诉我，中国已出现了1.6亿一栋的别墅。凭什么？
南方都市报：您是做建筑史的，风水学在中国建筑史上起过重要作用吗？您为何反对？
陈志华：因为我对风水学有所了解，所以认为风水是骗人的东西。在古代，通常是通过科学选址之后，才借用风水做一些辅助性的确定工作，它只是在细节上起调整的功能作用。风水在历史上起过作用，但并不代表这就是正确的。9月初有关部门与高校合办的“建筑风水文化”认证培训、考核，这与利益驱动有关。
在我看来，风水妨碍了真正的科学，混淆了研究的方向，另外还使一些骗子大发其财。
陈老师总是不断地强调：“一定要多写写那些学生，她们不计名利地跟着我跑乡下，没有她们，我什么也干不了。”在清华大学建筑系馆南楼303房的乡土建筑办公室里，陈老师总是对他的学生说，你们先回去歇着吧，不要累着了。他时不时拿出在农村调研中为当地农民拍的片给我们看，脸上还有回忆带来的笑容，告诉我们：中国的农民是最善良的。和他们在一起的时候，我很放松，很快乐。
个人档案
陈志华，1929年生。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1947年入清华大学社会学系，1949年转营建系，1952年毕业于建筑系。当年留母校任教，直至1994年退休。1989年，陈志华开始研究乡土建筑。
[关于乡土研究]
我们和叫花子住一起
1989年开始，清华大学建筑系教授陈志华退休，开始研究乡土建筑。他每年春秋两季带学生上山下乡。近年，指导研究生做了浙江省诸葛村和江西省流坑村的保护规划。已经出版了《楠溪江中游乡土建筑》、《诸葛村乡土建筑》、《新叶村乡土建筑》、《婺源县乡土建筑》、《张壁村》、《碛口村》等研究著作。
陈志华在《乡土建筑的价值与保护》一文中，重点论述了乡土建筑的价值与保护的一些具体措施，他认为：“乡土建筑的认识价值：通过乡土建筑了解乡土中国进而了解整个中国；认识历史，认识社会，认识文化，认识生活。进而认识中国农民直至中华民族。”
南方都市报：这16年来，您搞乡土研究吃过什么苦头？
陈志华：从1989年至今，我和楼庆西、李秋香两位老师，每年春秋两季都会带上一批学生，上山下乡。主要是希望赶在乡土建筑消失之前，尽可能地抢救下一些资料。
这些年也吃过很多苦头。首先是钱的问题。直到现在为止，我们一分钱经费都没有，全都靠化缘。就是采用“卖青苗”的办法，预先把调查卖给台湾的出版社，他们惟一的好处就是可以预支。事实上，有些工作成果给了他们10年，都没有出版。不过，因为台湾的稿费标准比大陆的高，所以他们给我们一本书的稿费，我们可以用来做两个题目，一个题目按约交给台湾的出版社，另一个题目便可交由大陆的出版社出版。目前，给了台湾的出版社12本书，出版了4本，而在大陆，河北教育出版社出了11本，重庆出版社出了4本，三联出版社出了2本。
前几年在广东的一个侨乡，我们被安排在整条街上惟一的供销社小客店里，条件非常恶劣。大家睡的是大通铺，盖的被子都看不出是什么颜色，冰凉冰凉的，也不知道棉絮里是什么东西，黏乎乎的。晚上一熄灯，四壁就有东西在爬，不知是什么虫子。早上一觉醒来，发现我们去调研，而旁边床铺的则去街上要饭。——原来我们一直是跟叫花子睡在一起的。客店里那些洗脸厕所间都是全敞开的，与我们的女学生的门之间是没有锁的。男同学给她们买了一个插销，当天就被这些叫花子拧断了。男生只好帮女生打了几桶水，才把门给堵住。
吃饭也吃不饱。在广东，十五块钱一天的标准其实已经很低。尤其是当地的食堂五点就下班，等我们调研回来，早就没有可吃的了，都是凉饭凉菜，食堂师傅还满脸不高兴。那些男生整天饥肠辘辘，到后来，都去买酱豆腐当菜来下冷饭。
上世纪90年代的时候，从北京到温州，我都60多岁的人了，经常硬座一坐就坐了33个小时。到了杭州，还要换长途汽车。那时候的长途车就是那种除了喇叭，全身都响的车。问司机多久能到，他也不知道：他没有骗我们，因为那条公路不停地塌方，谁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到达。据当地的一位主管交通的官员私下说，90年代，从杭州到温州这条路，平均每天出死人的车祸8次。有一年的8月15日，我们单坐汽车就坐了21个小时。我记得当时是凌晨1点到达温州的，早上7点我们就开始工作了。
我们还经常坐“蹦蹦车”，就是拖拉机改装的一种小车，12个人花25元包了一辆，10个人挤在车里，2个人挂在车外面。我们的工作需要四处跑，不是一个点，而是一大片，可走的不是马路，而是机耕路。如果下雨，烂泥就很深，蹦蹦车开不动，我们只能下来推。如果不下雨，则漫天黄土，烟尘漫漫，只要前面一有车，后面就根本什么都看不见，只能依赖开车的人对路的熟悉瞎开。有一次，我们前面有辆车，路上完全烟尘弥漫，都成了睁眼瞎；忽然烟尘没有了，我们反而纳闷了。一看，原来前面那辆车掉进河里了，幸好河床是干涸的。
一整天下来，大家身上的衣服都成了黄颜色。我们雇了一个当地的女孩给大家做饭，可她竟不会用铝锅做饭，总不熟。李秋香老师刚刚在外调研一天回来，不得不亲自给大家做饭。
一次，我们到达潘村已是晚上，天气非常热，四周一片漆黑，全是悬崖。我穿着裂开了大口子的千层底布鞋，劈叭劈叭地响。大家找到一个空房子住下，连水都没有，更洗不了澡，身上的衣服干了又湿湿了又干。有两个空房间，床上太热，我干脆躺在地板上，地板上都是缝，我只要朝哪边躺下哪边就有汗；那两个女学生在另一个房间还把门窗都锁上，估计更热了。第二天一早，我当务之急就是花了五毛钱把鞋给缝上了。
我们在村里工作的时候，当地的市政府看到我从北京带着学生过来，住得苦，吃得苦，觉得奇怪又紧张：是不是特务？想干什么？他们不想负起任何责任，便通知乡政府：不许接待他们。市里派了很多人来赶我们走，副市长还亲自过来，要当地不得卖饭给我们吃，不给地儿住。他的理由是：要开人大会了，要把供销社的房间全包了。供销社的小店服务员连夜赶我们走。后来，供销社带我们去住烤碱的地方，男同学住在烤碱的小房间里，女同学和李老师则睡在灶台上。我被安排在一个拖拉机房里，四面全是漏风的，而且还养鸡。我特意点了一下，一共有30多只鸡，地上全是厚厚的一层鸡粪。后来，还是李老师想办法给我找了一间没建完的房坯，四面有墙，尚未封顶，檐上全停着鸟。等我早上醒来一看，被子上落着的都是鸟粪。我们就在这样的环境下，住了一个星期。
我们到过在宁夏甘肃陕西边界的一个小村庄，那里全都是黄土地，极少下雨。偏巧我们就赶上下雨，一走鞋子就带起一大坨泥，大家就拖着这坨泥走来走去。我们去考察一个土地庙，那里连路都没有，走的都是放羊人走的路。这个村子里非常穷，侏儒很多，形容奇特，因为都是近亲结婚的结果，看着很揪心。有的一大家子人总共只有一只碗。我们还赶上了一次婚礼，就把这个仪式从头到尾记录下来了。那家人在当地算是经济条件较好的了，婚礼的全过程中，只有清清楚楚的6片肉，放在最抢眼的地方，摆在家门口迎亲的板凳上，专门留给舅舅吃(舅舅是娘家的男性，权威很高)。这位舅舅仅是礼节性地吃了一片肉。
我们还看到，陕北米脂人平时吃的就是汤，他们把黑豆砸扁了喝汤。
南方都市报：在这些年里，最让您痛心的是什么事？
陈志华：最痛心的就是那些官员大鱼大肉大吃大喝。就在百姓都在喝黑豆汤的那个县，我们到了当地的招待所，那里招待所条件很好，大厅铺着大理石，有中餐厅、西餐厅、歌舞厅、桑拿室、卡拉OK厅，一个也不少。我们刚刚在当地百姓家喝了黑豆汤，赶回县里，县政委还给我们准备了一桌的鸡鸭鱼肉，还有虾、甲鱼等海鲜。当地的党委书记居然说：“别看我们这里穷，但这些鸡鸭鱼都是活的，都非常新鲜。”县长不在。他们告诉我们，县长去美国了，考察当地的城市建设了。我还很天真地问：是不是县长回来以后，要调任主管建设方面的工作了？他们说：县长回来就退休了。这是福利，是政治待遇。
你说，我能不痛心吗？
一般在筵席上，我们都是吃两口就走，那些官员就留下来继续吃。在安徽某乡，我第一次去的时候，当地没有人理睬我们。我看到村里只有一条机耕道，大坑摞小坑，就去了县里，建议修一修，开展旅游，并帮助申请了3万元，帮助这个乡修路。第二年，我们又去了这个乡，机耕道比第一年更破了。乡里没想到我们还会再来，对我们非常客气和热情，非要我们去吃饭。原来，乡政府把修路的3万元拿来在乡政府大院里盖了一个小饭馆。类似这样的情形非常多。
南方都市报：是什么促使你坚持下来的？最让您欣慰、感动的又是什么？
陈志华：最让我感动的是当地的农民对我们非常好。在楠溪江，当地连小卖部都没有，更没有地方吃饭，买卖全靠货郎担。但中午走进任何一户人家，推门进去，主人不会问你是张三还是李四，不问你来自哪里，一定会给你做饭吃。我们住在当地一个养蘑菇的地方，累了就睡，主人还特地拿自己酿的酒与我们共饮，女主人听到货郎的号角就会跑出去割一块肉，用梅干菜烙饼给客人吃。
一次在广东考察，我带着一个女研究生走了几十里山路，当地气温已有40多摄氏度了，路上都是光秃秃的石头，地面温度估计有50摄氏度——女学生中暑了。挣扎着到了村里头，女学生就找地方躺下了，我一个人出去转，回来的时候，发现她躺在一张新床新被褥上，一位年轻的姑娘给她打扇子，旁边还放着一碟新鲜剖开的西瓜。后来，我们才知道，这位姑娘明天就要嫁人了，女学生躺的是她新婚的床。八年后我们再去这个村子的时候，这位姑娘已经生了一对双胞胎，已上小学了。
有一次，当地的市政府不欢迎我们来，市长亲自叫上好几个局长，要带我们走。我说：不仅我要去这个村调查，我还要到隔壁村调查！一个博物馆馆长口不择言，说：别人都可以去，就是你们不可以去。李老师马上记下这句话，我要市长签名证实这句话，回北京我就要上诉。李老师在旁说：××部的部长就是我们陈老师的学生！也许听了这句话，他们才没有那么凶了。
我和李老师正要往隔壁村走的时候，5个70多岁的老头追过来，告诉我们不会被招待的，市领导已通知邻居赶我们了。看我们不肯放弃，他们就主动要求陪我们去，带我们抄了一条后门的小路进去，转了一圈后，我拍了不少照片。当时，我心里有气，要求一定要从正面出门。在村门口，村长正带着一伙青壮年在影壁前等着我们呢，还用赶猪的动作要驱赶我们。五位老头勇敢地站在我们前头，护着我们。这件事之后，我一直与这五位老头都保持着联系，经常会去当地看看他们，打打电话。其中有两位已经去世了。中国的农民真好啊，经过了种种打击，仍然善良。
南方都市报：和您一起做的还有您的研究生吗？
陈志华：这些清华的学生素质都很高，十分吃苦耐劳。像我和李秋香老师带的这几位学生，从四川坐火车回北京，今天凌晨5点刚刚到，马上又赶去上早上的课；上完课，就赶到这个实验室来帮我和李老师做整理工作了。平时的学习也十分扎实。虽然是女孩子，但工作更加认真和细致。
[关于建筑保护]
中国旅游是竭泽而渔
陈志华认为，在文物建筑保护领域，我们缺少专家培养制度。1983年起，他在清华大学率先开设文物建筑保护课程，但仅一年就办不下去。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教育局不批，不发文凭；二是在实际工作中，没人重视，谁都可以对古建筑保护指手画脚。中国虽然号称文物大国，但至今没有一个专家培养制度，甚至未形成文物保护学界。而在国外，光是意大利，陈志华就去过五六个培养文物保护专家专业系的学校。
南方都市报：您的乡土研究工作开展至今，是否收到了成效？现在的乡土建筑的保护工作是否难度更大了？
陈志华：我们做的工作现在开始受到重视了，但大家的反应还很慢。只有旅游，才真正引起了大家的重视。但旅游的破坏性太厉害了。以前，我们的研究工作不做保护性规划，只做研究性规划，但现在看这种大势，也必须做保护了。
1989年春天，我去楠溪江芙蓉村，知道了当地有一座明代的芙蓉书苑。因为当时拍照的胶卷不够，我就想秋天申请了课题经费再来拍照、测绘。结果，就在我们走后不到一周，这座书苑就被失火烧掉了。
1991年秋天，我们到浙江兰溪市的山泉村去，听说那里有一座形制特殊的宗祠，居然还保存着85块历代的匾额。听说之后，第二天一大早我就和李老师赶到山泉村去，一刻也不敢停留。结果，就在当天晚上，走到山泉，焦土一片，宗祠烧光了，匾被烧掉了，我们去的时候，废墟上还冒着袅袅的余烟，还是热的。
南方都市报：是什么造成了对乡土建筑的破坏？
陈志华：对乡土建筑的破坏力惊人。一方面是农村人口增加，一到成年就必须分家，分家就必须造新房，就造成建筑生态的破坏。另一方面是旅游，都喜欢把旧的拆掉，再按旧的样子新盖一个仿古的，充斥着假古董。旅游把文化内涵也歪曲掉了，这是一个大祸害。服务业、商业一来，就面目全非了。现在，周庄的资源全被毁掉了，浙江的诸葛村意识到这个问题，开始控制游客，一天不能超过3000人。
西方把旅游业视为一种文化活动，行万里路是为了长知识；而中国旅游业的出发点就是拉动内需，就是直奔经济目标去的，一开始就是错的，它的发展也只能竭泽而渔，带有破坏性。
南方都市报：这些乡土建筑的保护价值主要体现在哪里？
陈志华：很悲惨，这个工作我干了20年，感觉选址越来越难。现在破坏速度越来越快，我们只能到少数民族区选址了，这样才可能找到原生态的村落。我选址时特意选择那些变化大一些的。地理环境、人文环境、经济、文化、社会背景差异都大一些的。这样调查出来的结果将更有代表性。
每次进了一个村子，我就像进了一座宝山一样，很兴奋。从单栋来说，这些建筑价值一般，但从整个村落而言，它们就是中国民间文化的百科全书，独一无二。我们可以通过乡土建筑了解乡土中国，进而了解整个中国；认识历史，认识社会。不研究乡土建筑，就没有完整的中国建筑史。同样，不研究乡土文化和乡土生活，就没有完整的中国历史。
用这种文化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去研究建筑，我觉得很过瘾。但我们的工作还不够深入，还不是标准的人类文化学，否则的话，应该在每一个村落都住上一年，住上一个轮回，才能更充分地了解。我们招收的学生都必须去实地考察，这是一件很有价值的事情。
南方都市报：北京有哪些做得较好的文物建筑保护？
陈志华：文物建筑是建筑的精华部分。就在你来采访的前一天，文物局开会的时候，有人说，北京没有一个文物建筑保护得好。外地还有一些保护得好的例子，但北京没有。文物局局长也没有办法。比如，故宫现在的文物没有地方放，想调到景山存放都行不通，因为两者的主管是不同的。故宫只能往下挖地下室，虽然都知道这样很危险。
南方都市报：您呼吁过哪些具体的文物保护？
陈志华：我主要是在做农村的乡土建筑保护。
[关于历史问题]
下放时我能挑240斤
陈志华的专长早期是讲授苏维埃建筑史和建筑设计初步，后来讲授19世纪末叶之前的外国建筑史，偶然兼教低年级的建筑设计。并且，年年带学生测绘颐和园建筑，并带学生到建筑工地劳动，学会木工、瓦工、石工、钢筋工等操作。“文化大革命”时因被诬陷遭到残酷迫害，恢复颐和园古建筑测绘。此外，陈志华更是外国建筑史的专家。他关于外国建筑方面的论著有《外国建筑史(19世纪末叶之前)》，《外国造园艺术》，《北窗集》，《意大利古建筑散记》，《外国纪念性建筑中的雕刻》，以及译作《建筑艺术》(苏联大百科全书条目)，《俄罗斯建筑史》，《古典建筑形式》，《风格与时代》，《走向新建筑》，《保护文物建筑和历史地段的国际文献》，《装饰就是罪恶》、《勒·柯布西埃》等书。
南方都市报：您研究了40年的外国建筑和园林，为何却在六七十岁的时候搞起了乡土建筑研究？
陈志华：我从小在农村，对农村很有感情，一直想做乡土建筑方面的调查。说是1989年开始做研究，其实是那时候我才退休，此前因为一直在大学教书，关得死死的，没有自由，没有条件。我们的教学任务很多，也不提倡教师搞学术研究，也不提倡写文章。
以前高校里不开放第二职业。清华大学有一个建筑研究院，教建筑设计的专业老师可以轮流做建筑设计，但人多机会少，连他们也未必排得上，我这个教建筑历史的，就更轮不上了。我们做研究不做设计的，都很穷。人家说我们“不是疯子，就是傻子”。
南方都市报：除了研究，您做过什么具体的建筑工作？
陈志华：早在毛泽东年代开始，清华大学就有了建筑研究院。1958年是“大跃进”时期，人人都在写诗，连大学教科书都由学生来写，说是要“劳动人民占领舞台”。我有一个朋友在建筑研究所的历史研究所里工作，他们要写教科书，就跑去调查民居。这听起来是好方案，但后来没有办法展开调查了。因为好一点的民居不是地主的就是富农的，而且，这个调查不能纳进庙宇、祠堂、学堂，只选取贫民的民居。那还有什么可调查的？结果做出来的调查非常技术性，只是找一些民居特例，完全回避主人的身份，不谈历史，不谈文化，这种纯技术层面的东西只能叫个案汇编而不可能全面，束缚很多。
南方都市报：您当初为何选建筑这一行？
陈志华：我在1947年进入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当时，我读社会学就是想从事新闻行业。1948年冬天，清华大学解放了；1949年，解放军进城了，我刚念完大二。当时，《论人民民主专政》刚刚发表，种种迹象表明，社会学的基本研究原则犯了忌讳，文法学院没法继续了。我觉得学社会学没什么可做了，就打算转行学理工科。可我的兴趣又在人文，两相结合，就选了建筑学。事实上，到1957年社会学的师生都成了大右派，几乎全军覆没，幸亏我“滑头”，及早逃掉了。
南方都市报：您参与过颐和园的古建筑的测绘工作？
陈志华：颐和园的测绘工作是教学任务，我从1953年开始年年带着学生去做测绘色，一直坚持干到“文革”。在“文革”后我还做了两年的这个测绘工作。目前，颐和园大的建筑基本上都是我带着学生去测绘的。
南方都市报：“文革”中您为何受到不公正待遇？
陈志华：我是标准的牛鬼蛇神。当时，全国人民没饭吃，允许我写个讲义出版，对我已算是优待了。在讲义里，我引用了古希腊的希罗多德写的两段话，是关于奴隶社会里氏族公社成员作为法老的奴隶的种种苦难。这两段非常革命，非常马列。后来，形势更严峻了，为了节约成本，我又重新整理教材，做了一些删减，就把希罗多德的两段话压缩了，保留了一段。这时，我的一位老同事，就贴我的大字报，说“心中无鬼，为什么要把两段压缩成一段？”(当时批周扬也用的是这一条理由。)说我用此来攻击国庆工程，也就是攻击三面红旗。当时还有大字报说：喜讯！纠出了建筑系的牛鬼蛇神！
我被下放到农场劳改，跟大家劳动了一年多。劳动时，我能挑240斤！从1969年夏末，一直到70年代中期都没有课，后来才开始有工农兵学员。
[关于社会文化]
风水妨碍了真正的科学
今年8月末，中国建筑文化中心与南京大学易学研究所签订了委托合同，委托该所代表中心开展“建筑风水文化”认证培训、考核。这是内地首个建筑风水文化培训班。陈志华对此提出了质疑及批评。他认为：“我们搞乡土建筑，对建筑风水进行科学的分析，是为了解释中国传统建筑上的一些现象，……这些在建筑风水里都能找到说法。我们研究建筑风水，是当成一种历史现象，而不是当成科学来研究的。”经新闻曝光后，这一培训班进行了较大的调整。
南方都市报：如何实现建筑的现代性？
陈志华：必须另辟新区。全世界的经验都是如此。我还在学生时代，欧洲就已经意识到老城的发展问题了，光是旧城改造无法解决交通问题，基本格局也是错的。
南方都市报：您是一个敢讲真话的人吗？
陈志华：知识分子不提意见，叫什么知识分子？知识分子任何时候都是推动社会的力量，因为责任在那里。
南方都市报：在您看来中国有没有什么宜居城市？它们有没有普适意义？
陈志华：中国目前有些中小城市不错。大城市太混乱，弱势群体受尽欺负。在北京，即使是中等收入的人也不宜居。国家的投入都给有钱人服务，各种问题都是中等以下收入的人群来承受。现在，高速公路造到城里来了，老百姓和孩子出门更难，有私家车的人倒是方便了；有钱人占领了基本农田的土地，但一旦粮食短缺，头一个倒霉的却是农民。
目前，中国一边是穷人，一边是有钱人，有钱得让我们想像不到。有学生告诉我，中国已出现了1.6亿一栋的别墅。凭什么？
南方都市报：您是做建筑史的，风水学在中国建筑史上起过重要作用吗？您为何反对？
陈志华：因为我对风水学有所了解，所以认为风水是骗人的东西。在古代，通常是通过科学选址之后，才借用风水做一些辅助性的确定工作，它只是在细节上起调整的功能作用。风水在历史上起过作用，但并不代表这就是正确的。9月初有关部门与高校合办的“建筑风水文化”认证培训、考核，这与利益驱动有关。
在我看来，风水妨碍了真正的科学，混淆了研究的方向，另外还使一些骗子大发其财。
发表评论
热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