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孝燮：将文物保护进行到底

　　从河南、陕西的文物调查到承德避暑山庄的景观恢复，从平遥古城申报世界遗产到对北京这座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我们总会发现一个熟悉的身影，他就是我国著名的文物保护专家郑孝燮。

　　在郑老家中见到他时，他的健谈、他的睿智,他缜密的思维、他爽朗的笑声，让人很难将他与近90岁的高龄联系起来。俗话说：家有一老，如有一宝。文物界有这么一个坚定、执著、身体力行的老人，实乃国家与民族之幸事。

　　因缘际会 城市规划几度春秋

　　郑孝燮，字揆甫，1916年2月2日出生于奉天(今辽宁省沈阳市)。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东三省沦陷。郑孝燮离开沈阳，辗转经北平到上海求学。1935年，郑孝燮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上海中学，并考取交通大学唐山工学院土木系。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郑孝燮南下武汉，在武汉大学借读；次年又西去重庆，考入中央大学建筑系。大学期间，他刻苦攻读，成绩优异，先后获得“中国营造学社桂莘奖学金”和“基泰工程司”奖学金。

　　1945年抗战胜利后，南京国民政府准备实施战后恢复规划。时任中央大学建筑系主任的鲍鼎在业界久负盛名，与梁思成共享“北梁南鲍”之美誉。原籍湖北的鲍鼎被湖北省政府请去协助主持武汉区域规划委员会，郑孝燮随鲍鼎到该委员会任职，参加“大武汉”规划的资料整理和城市布局研究。这是郑孝燮从事城市规划工作的开始。

　　万事开头难。如何进行武汉的城市规划？当时既无实践经验，也没有理论积累。二次世界大战后伦敦重建的规划方案吸引了这师生二人的目光。参考大伦敦规划的指导思想和卫星城镇等理论，他们在武汉的区域规划中，提出了开辟青山等卫星城镇及在龟山、蛇山间架设长江大桥和加固汉口外围防洪堤等规划设想。虽然这些设想和规划在当时只能是纸上谈兵，但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些设想是有价值的。

　　新中国成立后的“一五”期间，许多重点城市和新城镇开始编制城市总体规划。这期间，郑孝燮参与编制和审查了多个城市的规划方案。1959年，他作为建筑工程部上海城市规划组的主要成员赴上海参加了为期一年的城市规划工作。当时上海的城市规划面临着巨大的困难：英、法租界所残留的地下管线各不相同；铁路线分隔了城区，南北交通只靠一座桥梁跨越铁路，交通拥挤；“马路工厂”、“马路仓库”与居民住宅混杂在一起；建筑密度高，并遗存了大量的棚户区，对环境保护、交通安全及城市风貌都十分不利。面对这些困难，郑孝燮与其他专家一道，进行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在总体规划方案的编制过程中，他从建筑角度出发，研究了房屋改造、规划用地、居住区规划等方面的问题。正是1959年的这个上海城市总体规划方案，提出了逐步改造旧市区、严格控制近郊工业区规模、有计划地建设远郊卫星城镇的想法，为上海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规划基础。

　　郑老认为，历史是根，文化是魂。中国的城市规划已有4000年的历史，文献记载“夏有城郭”，从事城市规划研究，决不能忽视城市的历史与文化。1985年，他在《中国古都规划的“红线”——从隋唐长安和明清北京说起》一文中指出：商周时期，奴隶制国家所需的礼法典制已日趋完备，国都和侯都的城市规划与建筑的等级差别及布局形制，均被列为国家礼法典制，都城的建置规划是钦定的，神圣不可侵犯。所谓“体国经野，都鄙有章”，一直沿传了2000多年，被列为皇家的正典。它规定得很严，必须遵守：包括布局形制、用地区划、建筑选址、用途、高度、形式，以及用料、装修等，均有主次，有秩序。以《周礼》为“红线”，逐渐发展成中国式都城的棋盘式布局、严格分区、中轴对称、重点突出的一整套城市规划的理论与形制。这条“红线”贯穿中国古代都城的规划建设，影响后世达2000年之久。他还进一步论述了中国古代城市规划的风格和特点，指出中国古代中小城市的“形制”具有很大的共同性，那就是“方正端庄”。这种共同性的“形制”表现为一种根深蒂固的、有中国传统特色的历史文化风格。他又把这种风格归纳为“方型根基”(或称“方根”)，指出：“从民居、商店、作坊、庙宇到衙署，或到王府、宫禁，从里坊到内城、外廓，不论北方南方，沿海内地，都喜欢环境方正……这种到处可见的‘方型根基’是千篇一律的，但是由于场合、用处、组织、用材的不同，或者由于地区、民族等的差异，塑造出的城市与建筑环境则是千变万化的，中国气味的。”
　　任重道远 古建保护匹夫有责

　　郑孝燮出身书香门第，童年丧母，父亲是律师。祖父在军阀混战时期做过奉天省议会参议员，能诗善文，尤爱中国历史与文化。受家庭环境的熏陶，小小年纪的郑孝燮就喜爱诗词，并对京剧很是着迷。

　　他回忆说，报考大学时，家里人主张他学工矿，搞实业救国，但他从小就喜欢盖房子，执意要搞建筑。在他眼里，建筑是我们民族精神的象征，是博大精深的华夏文明的具体体现。

　　1949年夏，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郑孝燮受梁思成先生之邀到清华大学建筑系任教，主要讲授“建筑设计”和“房屋建筑学”等课程，同时给梁思成当助手。梁思成是一位学术巨人，特别重视建筑历史和建筑艺术。这对热爱中国传统文化的郑孝燮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每当梁思成主讲中国建筑史和中国雕塑史的课，他就坐到后排去旁听。正是从那时起，他更加沉醉于中国的古建筑文化。半个多世纪以来，他走遍了神州大地，访古探幽，多次为捍卫文物挺身而出。特别是“文革”后，郑老先后任第五、第六、第七届全国政协委员，在15年政协委员的生涯中，他几乎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了历史名城和文物保护的调查研究之中。从1978年开始，全国政协连年组织文物调查，并写出调查报告上报党中央、国务院或一些地方的政府部门。郑孝燮一直是这项专题调查的骨干。他先是任城建组副组长，后来又相继担任经济组副主任和提案委员会副主任。学建筑出身的他认为这既属于政协委员参政议政的责任，又能结合自己的专业研究，为社会多做贡献。

　　1979年初，北京为了修建立交桥，准备拆除德胜门箭楼。当时德胜门箭楼还未被列为文物保护单位，但郑孝燮深知其价值，他立即给时任中央副主席的陈云写信，提出了迅速制止拆除德胜门箭楼的“紧急建议”。他在信中说：“北京是历史悠久的世界名城，风景名胜较多，特别是古建筑更是独具风格。目前除加强保护好城区和郊区的风景名胜外，还需要考虑在整个城区或郊区也能适当保留一些中小型的风景文物。这些中小景物应同北京的主体风格取得协调或有所呼应。德胜门箭楼是现在除前门箭楼外，沿新环路剩下的惟一的明朝建筑，如果不拆除它而是加以修整，那就会为新环路及北城一带增添风光景色。而且德胜门箭楼位于来自十三陵等风景区的公路的尽端，是这条浏览路上惟一的、重要的对景。同时它又是南面什刹海的借景，并且是与东南面的鼓楼和钟楼遥相呼应的重要景点。不论是在新环路或左近的其他路上，它都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映入人们的眼帘。在新建的住宅丛中，加入这一明朝的古建筑，只要空间环境规划得好，就能够锦上添花。从整个北京城的风景效果来看，保留它与拆掉它大不一样。拆除这座箭楼，可能是出自交通建设上的需要，但巴黎的凯旋门并没有因为交通的原因而拆除，这很值得我们参考。风景文物是‘资源’，发展旅游事业又非常需要这种资源，因此是不宜轻易拆毁的。”

　　他的信言辞恳切，说理鲜明，很快得到党中央、国务院及国家建委和北京市的重视，并立即予以采纳。如今，德胜门箭楼巍然屹立的雄姿，成了首都一道美丽的风景。每每立于箭楼附近，遥望斜阳下箭楼那绰约的风姿，郑老的心情都会极为复杂。

　　“文革”结束后，拔乱反正，很多问题急待调查。中央提出让全国政协了解各地古建筑和园林等的破坏情况。全国政协的第一次大调查选在了承德。那是1980年，由全国政协副主席王首道带队，缪云台、赵朴初、程思远、萨空了、魏传统、钱伟长、沈其震、单士元、郑孝燮等委员一道开始了对承德避暑山庄的调查工作。

　　承德是清朝“绥服远藩”、完成中华民族统一大业的第二政治中心。康熙及乾隆年间对少数民族实行过不少有特殊政治意义的影响深远的政策。如“合内外之心，成巩固之业”的祖国统一强盛的大计，“因其教，不易其俗”的民族团结政策，以及坚决抗击沙俄入侵“修一庙，胜用十万兵”等政策，托物寄史，均记录在承德的避暑山庄和外八庙等古建筑之中。或者说，承德的山水、园林和寺庙，正是这些重大历史事件的实物见证。在建筑艺术上，避暑山庄融合了塞北风光和江南景色，集南北古典园林的精华于一体；因山就水，尽其自然，意在得其野趣，故名山庄。它继承和发展了中国古典园林“以人为之美融入自然，又超越自然”的传统思想。

　　避暑山庄和外八庙的内外环境本来是很协调的，但因为有些地方不断遭到“建设性破坏”，文物古迹的内外环境失控，出现了乱占、乱拆、乱堆、乱砍的现象。郑老回忆道，“文革”结束后，承德避暑山庄的古建筑仍被军队和地方占用着。藏四库全书的文津阁被用作老干部疗养所，为保证冬季供暖，居然在假山前修了又高又粗的砖砌大烟囱；乾隆宴请蒙古王公的万树园被北京军区266传染病医院占用。这些地方，“文革”前即由国家建委调查和交涉，直到“文革”后全国政协介入调查，才逐步腾退出来。经过多位文物专家的努力，1994年12月，承德避暑山庄与周围的庙宇一起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此外，北京卢沟桥、大钟寺、十三陵、八达岭长城、颐和园和天坛等文物古迹的保护，也都有郑老的功劳。

　　卢沟桥位于北京西南郊的永定河上，始建于金代大定二十九年（1189年），成于明昌三年（1192年），初名广利桥，在国外也有人称之为马可·波罗桥，它是北京地区现存最古老的一座联拱石桥。但在相当一段时期内，卢沟桥是北京往南去的惟一交通桥，古桥不堪重负。政协委员们在经过详实的调查后，提出要将它保护起来。可是管道路交通的人又拒绝修新桥，并一再强调桥就是用来过往交通，走人走车的。郑孝燮听了这种论调，很是愤慨，反诘道：“饭碗本来是吃饭用的，但是故宫里展览的那些古代瓷器，如宋代玛瑙轮花碗、珐琅彩雉鸡牡丹纹碗等，就不是用来吃饭的，是供人欣赏的。卢沟桥这座古桥，距今有800多年的历史了，为什么还让它走车呢？现在它就是用来参观的。为了节约资金，少修一座桥，这不是保护的概念。”功夫不负苦心人，卢沟桥现在已被列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在中国，文物保护之路从来都不是平坦的，文物保护专家很多时候并不为人们所理解。北京的大钟寺，“文革”后政协去调查时，它已被改作工厂。工人对文物专家的工作很是反感。当时郑老已是花甲之年，其他专家的年岁也已不小，面对这群老者，工人们很不客气：“你们都快进棺材的人了，还来多管闲事干嘛？”但是，面对嘲讽和谩骂，专家们没有退缩，没有气馁，他们抱定心思，要将文物保护工作进行到底。

　　郑孝燮不仅积极投身于文物古迹的保护工作，而且还对我国的文物保护体制提出了自己的创见。针对我国文物体制的单一级别，郑孝燮指出，随着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与发展，应当研究改进这一体制，即按照文物古迹的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的不同，及所处城市分区环境的特点，使之改革充实为三级(保护级、保留级和重整级)保护的体制。郑老认为，文物保护不是单纯对文物本身的保护，也不仅是保护文物周围的环境，更重要的是要将文物及其周围的保护纳入城市规划加以全面考虑。他倡导“城市文态环境”保护和“城市文化风貌”保护的概念，认为城市整体属于四度空间形象，最能反映历史文化风貌的因素就是建筑艺术的表现力。北京现存的传统街道格局，如果没有中国传统风格的建筑和文物古迹，恐怕也就失去了中国味儿、北京味儿。北京、华盛顿、纽约，同为棋盘街系格局，但是城市风貌迥异，根本原因在于建筑艺术风格不同，情调不同。北京的古都风貌保护有如京剧中的传统保留剧、新编历史剧，以及现代京剧，虽然形式不同，但都是京剧，而不是话剧加演唱。

　　文物荟萃 名城风貌形神兼备

　　长期城市规划和文物保护工作的实践，使郑孝燮深刻地认识到：城市作为一个综合体，一定要同时体现一个地方、乃至一个国家的历史文化。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城市，一定要同时将城市规划与文物保护有机地联系起来。在《保护文物古迹与城市规划》一文中，郑老指出：离开城市规划的安排，孤立地保护文物古迹，或者在城市规划工作中不把保护文物当作一回事儿，对有文物古迹的地方不做出应有的保护规划，结果都会导致文物古迹本身及其附近环境和空间比例的失调与城市风貌的杂乱。

　　1981年5月，郑老参加了全国政协赴河南、陕西、山西进行的文物保护调查。根据全国政协对中原三省进行文物调查后的“建议”，经专家论证，国家建委提出了需着眼于城市全局，加强文物的综合保护的意见，即作为“历史文化名城”进行保护。1982年2月，国务院正式批准了关于确定历史文化名城的文件，公布了我国第一批24个历史文化名城的名单。这标志着我国文物保护和城市建设事业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1986年，在酝酿第二批历史文化名城的名单时，郑老在会议上首荐上海。当时有些同志不主张把上海等近现代著名城市纳入历史文化名城的行列。针对这种认识，郑孝燮始终坚持以史实为根据、以理服人，提出历史文化名城要有重点地反映不同历史阶段的城市社会性质和环境风貌，并首先提出历史文化名城也要包括近代和现代史上有过重要影响的城市。郑孝燮的观点得到了许多专家的赞同和响应。可是不知什么原因，在向国务院上报第二批历史文化名城的预定方案时，上海被从名单中取消了。当时，素有文物保护“三驾马车”之称的郑孝燮、单士元、罗哲文正在合肥出差，得到消息后，他们联名给国务院副总理万里写了一封紧急信，并委托安徽省委作十万火急件送交万里。在信中他们提出，上海是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缩影，既是帝国主义侵略者依靠炮舰从政治、军事和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入侵我国的最大缺口和基地，又是近百年来中国人民抗击外国侵略的英雄城市。鸦片战争期间，70多岁的民族英雄陈化成浴血抗战，在吴淞口炮台为国捐躯；上海还是孙中山辛亥革命的主要活动地点和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也是抗日战争的主要战场之一，在“一·二八”、“八·一三”事变中，上海军民谱写了可歌可泣的爱国华章；上海既保存有重要的古代建筑等文物遗存，更有大量具有特殊的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反映中国近现代历史文化风貌的市区环境与建筑。上海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理应被定为历史文化名城。同时，郑孝燮又利用自己全国政协委员的身份，四处奔走呼吁。最后，他们的建议终于被国务院采纳，并且还使天津、武汉等同类性质的城市被纳入历史文化名城的行列。

　　郑老不仅经常深入到很多历史文化名城进行调查研究和评议工作，还时刻关注着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和规划建设情况。他认为，保护名城，除必须提高思想认识和贯彻国家有关方针、政策、法令外，还需要加强研究四个问题：一是突出重要历史意义和艺术价值是保护名城的核心。二是保护名城的文物，要存其形、遗其神，得其益。名城的文物古迹是一部历史实物及现场见证的史册。由于文物古迹不能再生，所以这种史册非常珍贵。因此，保护它们，存其景物形体及其内外环境，应当是第一位的。这样，我们才能身临其境，或欣赏、或研究、或受教育，“化景物为情思”，引起联想。三是名城的文物保护要内外结合，环境协调。我国的传统艺术，一般均讲究境界气氛，所谓境界气氛并不是空旷无物、不可捉摸的幻觉，而是艺术品自身与外界的一种有机联系，也可以说是某一情景主题与它所产生的余韵的结合。四是保护名城要讲全局景系，即大观和小观。郑老说，名城景系是城市环境艺术的综合表现，名城景观的全局是大观，文物古迹，风景名胜，不论城区郊区、地上地下，都尽在其中。他认为，北京旧城内的文物风景，郊区的长城，西山的胜景和名园、古寺、遗迹等，均为“大观”，具有不同性质和程度的历史、艺术及科学价值。这种大范围的景观，有的可成为城内一些文物古迹的“借景”。北京西郊“三山五园”互为因借，承德避暑山庄的环借与湖区的东借西隔等，都足以说明中国城市环境艺术中“景系”的哲理——既有“大观”，又有“小观”，“大观”、“小观”共存共荣，一起为历史文化名城增添光彩。

　　整体和谐 世遗不能独善其身

　　在全国政协的档案馆里，存放着一份珍贵的文件，其编号为663号。1985年春天，在世界遗产公约签署13年后，全国政协委员侯仁之、阳含熙、郑孝燮、罗哲文联名向政协递交提案，建议中国申请加入世界遗产公约组织。这一提案拉开了中国申报世界遗产的序幕。1985年11月22日，中国政府决定加入《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迄今为止，我国已经有30处文化和自然遗产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继意大利、西班牙之后的第三遗产大国。

　　山西的平遥古城是明清时期城市的典型代表，更是中国票号的发祥地，在中外金融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1997年，平遥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项目后，得到了很好的保护，大量的中外游人慕名纷纷前来。但当年平遥的入选却颇费了一番周折。

　　1995年6月15日，国家文物局开会“审议推荐的世界文化遗产预备项目”，其中包括：苏州园林、辽宁牛河梁遗址、丽江古城及其他推荐项目的建议及总结。专家会上，平遥古城没有被列入书面推荐名单，主持人只安排了同济大学的阮仪三教授做口头简介。郑老当时就拍案而起：“为什么平遥不能进入名单？它体现的是儒家思想体系的汉族文化，贯穿着封建礼制的规范，形成了讲求方正、对称、中轴、主次及等级关系的城市布局形制，并特别突出了晋中地方民居的建筑特色。不是说‘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我们中国这样有特色的古城已经不多了。”会后，郑老立即给建设部侯捷部长写信，阐明自己的观点，对平遥古城形制的基本历史价值及其文化品位作了介绍。同时他指出，平遥虽是县城，却拥有四处全国重点文物和多处省级重点文物，不仅文化品位很高，且绝大多数保护得很好。平遥的古建筑中，五代、宋、金、元时期的就有八处，明清时代的就更多。郑老重点介绍了清代的日升昌票号，它始建于1824年，“直到本世纪初……北京、上海、广州、武汉等城市里的那些比较像样的金融机构，最高总部大抵都在山西平遥县和太谷县……大名鼎鼎的日升昌……是金融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摘自1994年10月18日《北京广播电视报》）。郑老认为，平遥日升昌票号保存至今的前店后院式的三进四合院的建筑，虽貌不惊人，却是原汁原味。尤其是它蕴藏着如此非凡的历史内涵，应该引起调查研究人员的重视。郑老还引用了同济大学陈从周教授《保持古城特色的平遥县城规划》一文中的题言：“妥保斯城，务使旧城新貌，两不干扰。”郑孝燮的这些观点得到了侯捷的赞同，最终平遥得以申报，并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长期工作和生活在北京，郑老自然对北京皇城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投入了极大的关注。他认为，历史上，皇城与紫禁城从来是不可分割的。明清由大太监掌管的专为皇帝管家、提供保卫和供应的内务府就设在里面。皇城的红墙也称萧墙，红墙加黄琉璃瓦，本身就是皇家的标志。皇城占地6.8 平方公里，对故宫进行维护烘托，使雄峙都城中央的紫禁城的气势更加巍峨壮丽。皇城之内布置有左祖右社、三海官苑、皇家寺观和景山，还有内务府系统的衙门及府宅。现在，皇城仍保存着较多的这类低缓、平和、虚实互补的建筑格局，虽然历经沧桑，但整体文态环境仍然能够明确反映出“封建礼制”下森严的等级，有着主体突出、中轴对称、高低错落、内外有别、完美有序的历史文化烙印。皇城保护区从来都具有与故宫密切相连的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可以说，皇城是紫禁城的外花园和外院。郑老说，紫禁城是世界文化遗产，皇城也应该是。但郑老也不无遗憾地表示，可惜目前我们对皇城的保护很不理想。

　　年纪步耄耋，理想无止疆。郑老人老心不老，至今犹不懈地为文物保护、历史名城保护及世界遗产保护而执著地坚守着，倾情地付出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