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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部副部长仇保兴把脉“城市病”

admin 2005-08-19 来源:景观中国网
  8月12日上午九点半,北京,我们如约走进了建设部副部长仇保兴的办公室。   办公室里书很多,光会客的茶几上就堆了两尺多高,这些书籍多与城市建设有关。书柜上放着一个旅行
  8月12日上午九点半,北京,我们如约走进了建设部副部长仇保兴的办公室。 

  办公室里书很多,光会客的茶几上就堆了两尺多高,这些书籍多与城市建设有关。书柜上放着一个旅行箱,他解释,随时要到基层去。 

  这位有着近20年“城市管家”经历的政府官员,与本报记者畅谈两个多小时。已过午饭时间,秘书几次电话催促,他依然谈兴甚浓。官员的责任、学者的儒雅、智者的清醒,渐渐清晰地呈现在我们眼前。 

  对城市问题的共同关注,是好事 

  解放周末:您与上海有“文化缘”,硕士和博士都是在复旦大学读的,您感到复旦带给你什么? 

  仇保兴:我在复旦读的是经济学。经济是一种事关国计民生的显学,更可以与其他学科融会贯通。复旦大学的学术气氛非常好,在那里的几年学习,不仅学到了许多知识,更重要的是也建立了与师长们长期的研讨关系。复旦出来的学生,知识面也比较广。 

  解放周末:您从杭州市市长调任建设部副部长,已经……? 

  仇保兴:已经三年半了,主要分管我们国家的城市规划、城市建设、风景区、建筑科技和节能、村镇建设、市长培训这几项工作。 

  解放周末:在杭州当市长的经历对您现在分管的工作,可以说是一种“基础性的实验”吧? 

  仇保兴:可以这样说。杭州是一个很好的平台,而你所说的“基础性的实验”,其实在乐清、金华工作期间就开始了。 

  解放周末:您在金华担任市委书记时,就曾发表过关于城市发展的论文,其中那个15字方针,让我们的印象尤为深刻。 

  仇保兴:在金华时我就很关注城市规划,新区与老区、开发区与城区、城乡怎么协调发展,我们提出了“辟新区、保旧城、修子城、复风貌、继文脉”这15字方针。金华是一座历史文化城市,人文积淀深厚,但很长时间里不注意保护。我们当时提这个方针,就是为了使这个城市的文脉能够延续。 

  解放周末:听说,您近年来先后到国内外几所著名大学进行学术研究。 

  仇保兴:最初参加了同济大学城市规划研究生学习,接着我又到美国斯坦福大学、澳大利亚悉尼大学学习,后来又去了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做了半年访问学者。 

  解放周末:我们注意到,作为一名副部级官员,您近来多次发表演讲。 

  仇保兴:我大多在国内演讲,演讲对象主要是城市的决策者。城市建设的结果是刚性的,一旦定型,难以扭转,无法改正恢复。如果不把城市建设的机遇性、挑战性、双重性,向城市的决策者们讲清楚,那就容易产生盲目性,而盲目规划和建设会造成巨大的损失。 

  解放周末:对城市化进程、城市规划、城市建设、城市的文脉保护与城市的更新等问题,国内一些专家、学者议论不少,文章不断。 

  仇保兴:我也很注意专家、学者的讨论意见。议论风生是好事,说明大家都在共同关注城市问题。 

  解放周末:如果说一切的追问都是对文化的追问,那么能不能说,这些关注都是对城市文化的关注?  

  仇保兴:这是一个更深层次的、广义的大文化概念,涉及到城市化、城市规划、城市建筑等诸多方面。 

  中国的城市化是在21世纪影响人类的两件大事之一 

  解放周末:说到“城市化”,有人说“30年前谈城市化是盲目的,现在不谈城市化是愚蠢的”,您怎么看待城市化?它是一种趋势吗? 

  仇保兴:我国正处在城市化进程中,城市化有规律,一是当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以上;二是城市化水平达到30%以上。到了这个阶段后,一般城市化就会开始加速,城市建设力度加大。目前,我国每年的建设量,按面积算占到了全球的40%,上海的建设量等于整个欧盟的,我们国家消耗的水泥量相当于全球的45%。 

  解放周末:“城市化”带来的是一种巨变。 

  仇保兴:“城市化”就是就业方式、居住方式、交往方式等方面改变的总和,它涉及到经济、社会、文化等一系列的变革。在浙江温州有一个有趣的现象:温州人外出经商要讲温州话,因为温州商人遍布世界各地,粗算一下就有260万人之多,温州方言成了他们商业交往的信用工具之一;而回到温州则要讲普通话,因为在温州各乡镇种地的、卖菜的、宾馆服务员、出租车司机,有好多是外地人,不讲普通话几乎寸步难行。这就是城市化带来的一个方面的变化。 

  解放周末:有美国专家说,“中国城市化”和新技术革命,是在21世纪影响人类的两件最重要的大事。您怎么看? 

  仇保兴:这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说的。我同意这个观点。中国城市化具有与新技术革命同样重要的意义。西方发达国家总的劳动力不到4亿,而中国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就超过了4亿,而且每年新增劳动力2000万。在中国高速城市化进程的30年内,这些剩余劳动力中的80%要从农村转到城市。这也就是说,总量超过西方国家劳动力总和的一支劳动力大军,要从低生产力水平转移到高生产力水平,这是对人类社会进程的巨大促进。正因为如此,斯蒂格利茨认为,中国的城市化不仅决定中国的未来,而且也决定着世界的发展进程。高速城市化对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来说,在历史上只有一次机会。抓住机遇,并以最小的代价获得最大的成功,那就是国家的成功,民族的成功,也是全人类的成功。 

  解放周末:中国的城市化牵动世界神经,那么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城市化的深刻意义就不言而喻了。 

  仇保兴:这个意义,事关中国的长远发展,事关全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中国要富强,靠什么?中国农民的出路何在?从某种意义上说,就在城市化上。举个例子,我国西部生态环境恶性循环,土地荒漠化严重,为什么?除了乱砍滥伐等因素外,过度放牧也是一个重要原因。10年前是每年以1500平方公里的速度荒漠化,现在是以每年3000平方公里的速度荒漠化。要减缓荒漠化程度,让大自然有自我修复的机会,至少需要转移200万牧民,减少数以亿计的牲畜。牧民离开了牲畜靠什么生存,这就是城市化要解决的问题。 

  所以城市化搞得好,一个国家和民族才能健康发展,并且为持续发展奠定基础。反之,会对接下来的发展造成很大的障碍,一国的生态临界线、能源临界线会提前到来。比如现在的非洲和南美就是前车之鉴,中国不能重蹈覆辙。 

  解放周末:从全球的历史来看,城市化进程似乎有“提速”的趋势。 

  仇保兴:对。英国是最早完成城市化的国家,它的城市化率从30%到75%用了200年,美国用了100年,日本用了70年,韩国用了50年,可见城市化的确越来越快。中国预计只用40年,当然这期间高强度的建设对环境和资源的影响同样是高强度的。 

  解放周末:城市化进程伴随着沉重的责任。 

  仇保兴:有一点我要说明,国外对中国存在许多误解,比如他们认为中国始终不注意环保、不控制温室气体的排放。我在国外演讲时,就阐明中国的立场。有一次在美国举办的有6000人参加的建筑大会上,我用英语作了半个小时的演讲,结束之后,全体听众起立给我鼓掌。我想他们的尊重不是给我,而是给我们中国,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有可持续发展的思路,他们感受到我国是个负责任的大国。当然,我们也不掩饰目前存在的问题。 

  城市化不能走“城市蔓延”老路 

  解放周末:有人认为我们国家的“城市化”,不能走美国当年“城市蔓延”那条老路。 

  仇保兴:很多人到美国学习,往往学习了他们的错误。美国在发展过程中,其实走过许多弯路,我们要吸取的是他们的教训。“城市蔓延”是指二战后,随着人口的增加、汽车进入家庭和经济的发展,美国的城市或社区不断向外扩张,大量挤占农田。一系列经济、社会和生态问题由此产生。郊区发展占用了大量土地,基础设施重复建设,城市内部出现明显的阶层与种族分化现象,过度依赖汽车,导致严重的肥胖症,从而引发医疗保险负担过重等问题。另外还引发了交通拥挤、环境污染、生态破坏和公共交通逐步萎缩等问题。 

  解放周末:“城市蔓延”对于能源是个严重考验。 

  仇保兴:美国的教训十分深刻,1个美国人消耗的能源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10倍以上,相当于欧盟的2到3倍。一个美国人所消耗的汽油相当于欧盟的5倍。1亿美国人消耗了全球26%的能源,它成了世界头号二氧化碳排放国。如果中国的13亿人,也按照美国的模式去发展,那将来必须要有3个地球才能支撑。 

  解放周末:针对“城市蔓延”引发的问题,美国后来提出了“精明增长”的理论。 

  仇保兴:这是上世纪90年代末,美国学者针对“城市蔓延”问题提出的“精明增长”模式,强调混合利用土地,采用紧凑式城市规划,创造适宜步行的社区,保护公共空间、农田、自然美景和对环境有重要影响的区域,提供多样的交通方式等。美国至今已有30多个州采用这种发展战略,其中一些州还有立法措施,将实施“精明增长”法制化。 

  解放周末:“精明增长”理论看来很有借鉴意义。 

  仇保兴:“精明增长”的提出,也就意味着,他们过去搞的是“愚笨增长”。问题是他们现在的“精明增长”效率也不高,因为城市化产生的结果是刚性的,对历史文化的破坏也是难以恢复的。这种“愚笨”如果产生在中国,后果要比美国严重得多,对于全球会是毁灭性的破坏。  

  我国城市化进程面临八大问题 

  解放周末:在我们国家的“城市化”进程中,您认为目前存在哪些亟须高度关注的问题? 

  仇保兴:概括起来有这么8个方面: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急功近利的规划调整;寅吃卯粮的圈地运动;脆弱资源的过度开发;盲目布局的基础设施;杂乱无章的城郊用地;任意肢解的城乡规划;屡禁不止的违法建筑。 

  解放周末:这8个问题大多与城市规划有关。 

  仇保兴:我曾多次说过,我们不能让城市输在规划上。如果说方向比能力更重要,那么对于“城市化”来说,规划比实施更重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就已经强调了城市政府的主要职能在于规划、建设、管理城市。但是,我们以往在讲城市发展成绩时,很少提及规划的功劳,反而将城市建设的过失归咎于规划。城市规划往往成了替罪羊。 

  曾培炎副总理最近指出:“规划的浪费是最大的浪费,规划的节约是最大的节约。”我国当下的城市化动力非常足,20年前每年的城市化率只有0.1%到0.15%,现在的城市化进程相当于增加了10倍。大家都知道,火车提速了之后,老的铁轨就不适应了。而规划就好比这轨道,它决定了火车行进的方向是否正确,是否能平稳行驶。城市化动力越足,规划就越要有理性、科学性、权威性。调控不当,就会翻车,动力越足,轨道的刚性就越要好。从这个意义上讲,城市化对中国是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所以要在规划上下功夫,要让这个动力前所未有的火车头,既保持它的速度,又要保持方向的正确。 

  解放周末:在您看来,城市规划面临的主要矛盾是什么? 

  仇保兴:人类无限欲望和有限资源的矛盾,对舒适、繁荣的追求和社会公平、公正的矛盾,这是在城市规划中我们面临的两大主要矛盾。 

  解放周末:解决这两大矛盾,有人提出了“经营城市”的主张。 

  仇保兴:问题在于怎么“经营”,搞得不好,就会走进种种误区。主要存在这么几个误区:有的城市将有限的土地资源全部卖掉,这是竭泽而渔式;还有的城市脱离规划,一切都由开发商说了算;有的城市属于被动滞后式,生地还没有变成熟地,就忙着出让、开发;还有的是封闭捆绑式,主要表现为,一些单位为了搞项目,先向政府伸手要土地,然后再用土地谋私利,只顾眼前利益,忽视了可持续发展。这五个方面,都是可怕的误区,万万走不得。 

  不搞“形象工程”,形象更好 

  解放周末:刚才您谈到“城市化”进程中存在的8个问题时,第一个就是对“形象工程”的批评。 

  仇保兴:大拆大建是搞“形象工程”的主要表现。我国有那么多的千年古城,但很多都在进行不恰当的大拆大建,改造老城,喜新厌旧,盲目崇洋,使我们的城市丧失了原先的风貌,正变得“千城一面”。我们有古老的文明史,有几千年的城市建设史,但是却很少可以看到自己独有的东西。 

  解放周末:不仅看不到自己独有的东西,还有很多危机隐藏在“形象”的背后。 

  仇保兴:而且危机藏得很深,也很危险。一个城市的风貌展现着这个城市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为什么一座城市能够持续发展到现在,我们可以从它的文物古迹、老城区找到原因。把历史记录毁了,就等于自己消灭掉了自己的文化基因,就好像去医院看病而没有病例一样,把历史割断,现在以及将来患的“城市病”,就找不到病例,难以对症下药。“形象工程”背后的确不仅是形象问题。“形象工程”破坏的是城市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解放周末:记得有一位外国市长说过:“不搞‘形象工程’,形象更好。” 

  仇保兴:我也听说过这句颇为形象又深刻的话。这就是说,作为领导人,如果注意力不在城市“形象工程”上,城市的形象反而会更好,因为一个城市的特色是在历史的长河和独特自然环境中和谐成长起来的。要尊重自然。中国有许多山水城市,我们一向讲究师法于自然,城市环境和园林虽为人工,但宛如天成,我国古代规划讲究引景入城。这包含着一种天人合一的哲学观。要尊重城市的历史文化。城市是千百年历史文化的积淀,“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有人想要用一个风格来代替千百年来历史文化的和谐共存,或者用一个人的设计来代替文人工匠们的创造和贡献,那注定会失败。 

  解放周末:谈到“形象工程”,现在人们对“大广场”的议论很多。 

  仇保兴:这是城市规划中“贪大求洋”的问题。这个“大”,首先就是大广场,还有大草坪、大马路、大园区、大CBD(中央商务区)、大音乐喷泉……反正什么都要大的,有的城市大不起来,就搞一块特别大的广告牌。广场本来是人与人进行交流的地方,使用者是老百姓,他们才是城市的主人。可有的城市广场上,连一个遮阳的地方都没有,一把休息的椅子都不准备,天热时晒人,雨雪天又成了吓人的“溜冰场”。这样的“形象工程”,最终只能冷清地成为失落的场所。 

  解放周末:问题是“广场风”似乎久刮不歇。 

  仇保兴:这个以“大广场”为代表的“形象工程”热,其实是某些领导人或者设计师的浮躁心理在作怪。有一座城市其实特别困难,特色是养奶牛,市领导下令,拓宽了一条大马路,在路两旁刻了许多花岗石的牛雕塑,有300多个。这个工程花费了上亿元,而这个城市的财政收入中,城建资金只有2000万元。那位市领导还对人说,“说不定两千年后有人挖出一头牛的雕塑,那就是我的伟绩”。这是非常可笑的。  

  城市总体规划存在八个盲目性 

  解放周末:在“形象工程”的背后,人们看到的是城市规划中的盲目性。 

  仇保兴:城市规划中的盲目性,我把它归结成“八个盲目”。 

  一是盲目拔高城市定位。我国一共有661个大中小城市,其中竟然有100多个城市提出要建国际化的大都市或国际化城市,还有很多城市要建CBD。今年5月份在南京召开了一个CBD的国际研讨会,有400多人到会,如果按一个城市来2个人算,就有200个城市参加,可见CBD的热度有多高。 

  二是盲目扩大城市人口的规模。正因为国家的土地调控政策需要根据城市人口规模对用地进行审批管理,所以这种扩大人口规模的冲动就越来越强了。原来地方政府是“跑部钱进”,现在不要钱了,也不要项目,就要城市人口规模指标。这既有客观的体制策动,又有主观的盲目性。 

  三是盲目提倡多组团的城市空间布局。仅有20万人口的小城市的市长,也片面地认为多组团的城市空间布局就是城市生态良好。 

  四是盲目进行旧城的成片改造。 

  五是盲目迎合小轿车的交通需求。片面强调防止道路交通堵塞,而规划建造大马路、立交桥和拓宽旧街道。决策者们是坐小汽车的,他们希望能加快行车速度,以至于在城市规划过程中盲目布置超宽的马路、不分青红皂白地拓宽机动车道、砍伐行道树、取消自行车道。个别城市还对取消自行车道予以立法。 

  六是盲目地进行功能分区。片面强调功能单一的各类园区。 

  七是盲目进行周边环境的再造,破坏自然生态资源。 

  八是盲目地体现第一责任人的权威。认为我既然是第一责任人,就应该有绝对权力修改规划。这麻烦就大了,有的城市出现了“一届政府一张规划”的现象。城市总体规划是第一资源,总体规划错误就会导致建设错误,而建设的错误往往是难以弥补的。 

  解放周末:100多年前,美国的“城市美化运动”就留下不少教训。 

  仇保兴:现在巴黎的宽阔街道几乎都是拿破仑三世时,为了体现“巴黎是世界中心”所建造的,当时为了拓宽马路,破坏了不少古迹。之后,德国的希特勒、意大利的墨索里尼都在称霸世界的野心驱动下,在各自的首都大兴土木,兴建帝国大道等大而无当的建筑。美国也在城市化高潮中,全国上下也掀起了“城市美化运动”,修建大马路、大草坪、大社区。 

  解放周末:我国现在似乎也有这种“城市美化运动”的“病症”。 

  仇保兴:毛病不少。比如那些毫无特色的“景观大道”,那些华而不实的大广场,那些粗糙不协调的街头雕塑,那些泛滥成灾的假古董,那些仓促建成的标志性建筑。有的城市花几个亿造了行政中心,造了大广场,却没有一个污水处理厂。缺水的城市却建了几个音乐喷泉,土地稀缺的地方建造大型广场。某个城市有一个很著名的湖,旁边造了一座非常大的会展中心,硬生生地压在湖边;还有一个几千年历史的名湖,高架桥横穿而过,就像拿把刀在脸上划了一道。 

  解放周末:解决城市规划方面存在的问题,仅仅靠提醒或批评是不够的,怎么办? 

  仇保兴:市场经济是分散的决策和责任的系统。为此,城市规划就必须借助市场的力量来促进城市健康有序地发展。但更重要的是要发挥城市规划克服市场失效问题。例如,我们要推行规划督察员制度,同时还要布置规划的效能检查。建设部将联合国家监察部对全国的城市规划进行一次效能检查,实际上也就是一次城市规划执法检查。检查的内容有,是否依法修编和执行规划、行政领导是不是越权干预规划、相关部门是不是协同实施规划,同时要检查到底是谁在挑战规划法。还要检查城市规划的审批流程是不是公开、公正、廉洁、高效。 

  是什么让一些城市成为"失忆的城市" 

  解放周末:土耳其诗人纳乔姆·希格梅有一句名言:"人的一生中有两样东西是永远不能忘却的,这就是母亲的面孔和城市的面貌。"但现在很多人觉得,如今有的城市成了"失忆的城市"。 

  仇保兴:"失忆的城市",在更深的层次上说,就是没有凝聚力,没有认同感。一座城市如果不能唤起老百姓的骄傲和归属感,就没有凝聚力,不值得留恋,这座城市就是一座人心涣散的城市,就不可能引进人才,留住人才,也就没有竞争力。比如说欧洲名城华沙,在二战中大部分建筑被炸毁。在重建之初有两种构想,一是从功能主义出发,满足工业生产的需要,全部重建成"现代化"的城市。另一种是恢复华沙的原样。当时的规划师、建筑师们通过努力,"向权力阐述真理",取得了成功。当权者认可了华沙作为世界名城,应当保留原样的构想。号召一发出,当时流散在世界各处的30多万华沙人,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回去了,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很快恢复了它的历史风貌,非常漂亮。这是一种巨大的空前的修复力和凝聚力。 

  解放周末:没有文脉就没有文明,没有城市文脉就没有现在的城市文化。 

  仇保兴:是的。一旦文脉被毁,文明也无法承继。一些地方领导向外宾介绍自己所在的城市时非常骄傲,说有两三千年的建城史,但是我们却无法看到这个城市的历史痕迹,都在旧城改造的盲目运动中消失了。前些日子有报道说,我国西部某一缺水的城市,在城市外围开挖一个人工湖,面积比西湖还大5倍,何必呢?有的城市在容易发生洪灾的地方填河变路,按理泄洪疏导都来不及,却把河填掉,变路了;风貌单一的城市劈山为地,城市内部或周边山区及其绿化本来应该是由城市规划严格保护的,用于引景入城或建设供市民休憩的公园,少数城市却把山推平等等,这些都是违反人与自然和谐发展规律的。一些地方领导想为官一任,就应该在地球上留下烙印,然而思路错了,就变成了遗臭。 

  解放周末:一些城市的历史文脉,这些年来受到了破坏,老百姓议论很多。 

  仇保兴:解放以来,我国城市中传承着城市文脉的历史古建筑和遗迹,受到三次严重的破坏,第一次是解放初期到大炼钢铁时期;第二次是文化大革命时期;第三次是前些年,借着"旧城改造,消灭危房"的动人口号,搞拆真文迹、造假古董的愚蠢行为,使某些城市的历史建筑、城市风貌遭受了灭绝性的毁坏。而同时,60%的城市污水未经处理直接排放,导致农村河道受到严重污染。全球十大污染最严重的城市,我国竟然占了八个。 

  谁说木头的建筑就不能保持城市风貌 

  解放周末:有人认为,我国的一些旧城大多是木头的建筑,不易保护。 

  仇保兴:许多人认为,西方建筑之所以能保存至今,是因为它们的建筑是石头建的;而我国的古代建筑大都是木头建的,木头烂掉了,建筑就倒塌了。同时,为了人民群众的利益,为了防止火灾,应该对老城区统统推倒重来。这真是大错特错了。 

  西方建筑师认为,正是因为他们的建筑是石头建的,所以维护的成本非常高,不像木头建筑,只需对朽烂的部分进行更新修复就可以了。谁说木头的建筑就不能保持城市风貌?日本的京都就是一个好的例子。我们城市的风貌保持得怎么样?有一个历史文化名城的市长居然把具有当地历史文化特色的一条街全部拆了,最后由一个规划设计师搞成了欧陆风格的步行街,一些西方游客看了以后大呼上当,因为他们到中国来,本来是要看中国特色的,结果看到的还是他们那儿的建筑风格,非常失望。 

  解放周末:城市既要更新,又不能"失忆",怎么办? 

  仇保兴:老城区是城市之根、文脉之本和风貌特色的基本组成部分,也是众多文物古迹聚集的聚宝盆。大部分西方国家对一战期间被炸平了的城市古建筑,都按照原风貌重新建起来,现在获得了巨大的观光收益。相当多的城市,60%以上的收入来自于"无烟工业",来自于越来越多的国际游客。那么我国一些城市50年以后还能给世界留下什么样的城市风貌呢?也许来自国外的游客看到我们许多城市将来就变成这样了:站在高楼往下望,世界各国的建筑都有了,唯独没有中国风格的建筑,没有体现本地风貌的建筑。 

  解放周末:上海的新天地还是比较成功的,既保留了城市文脉又有时尚感。 

  仇保兴:新天地应该说是成功的,它所保留的历史虽然是近代的,但上海本身就是一个年轻的城市。30年代的东西值得保护,何况几百年,上千年的东西就更应当保护。 

  我们应该追求一种怎样的城市面貌 

  解放周末:5000多年前,世界上第一座城市"乌尔"在如今的巴格达南部形成。现在,城市给予我们的是一个什么定义?我们应该追求一种怎样的城市面貌? 

  仇保兴:简单说来,8个字:"回归自然,人性空间"。我国北方有些地方把城市理解为工业配套生活区,这种城市没有文化感、历史感、多样性。千百年来,城市规划学家的梦想就是为了创造让人们享受田园风光的城市。巴黎著名的香榭里大道,在法语中"香榭里"就是田园的意义。城市的一切其实是为了生活。就像上海世博会的口号:城市,让生活更美好。这个口号选得好。这是以人为本的城市观。 

  解放周末:刚才您谈到过城市道路交通规划中的盲目性问题,那么在城市道路交通建设方面,国外有什么经验可供我们借鉴? 

  仇保兴:国外的道路交通建设如今有两种趋势,一是非常重视步行道和自行车道的建设,另一个就是大力发展公共交通,不能保证所有车辆畅通,但必须保证公共车辆的畅通。这两者才能体现真正的以人为本,才能维持一个城市的健康,因为没有居民的健康就没有城市的健康。提倡公交优先,体现在空间优先和时间优先。公交的能源效率比私人汽车的能源效率高得多。我国的城市大都是紧凑型的,而紧凑型城市必须是以公共交通为主体的。在欧洲不限制"拥有"小汽车,而是限制"使用"。 

  解放周末:有一种观点认为我们中国的面貌,是"大城市复制美国,小城市复制大城市",其中似乎有一条看不见的逻辑,延伸出一种看得见的现象。 

  仇保兴:"大城市复制美国,小城市复制大城市"所造成的后果,有人形容说,就是中国的城市越来越像美国的大都市,而农村越来越像非洲。那就很糟糕了。 

  解放周末:有人说,我们国家的城市缺少"剪辑",太多单一功能的区域,而缺少一种为整体的城市生活所需要的元素,一种为潜在协同合作所做的剪辑。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仇保兴:城市中的开发区越来越多。很多开发区在规划的时候就出现了浪费,比如让开发区与城市保持远距离。城市的基础设施有"门槛效应"。新城市"贴"着老城市不断生长,基础设施可以共用,城市发展的门槛就比较低。如果新的开发区要远离老城区,就会遭遇这个门槛。如果在一个城市,每天几十万的"上班族"浩浩荡荡地到开发区工作,下班后又浩浩荡荡地回到居住区休息,这样奔波在开发区和居住区之间,造成一种"钟摆效应",就会造成用能、用地、交通三大浪费。英国曾经建成的第一代新城叫作"卧城"(sleepingtown),刚造了一座就认识到单一功能将产生巨大的浪费,发现还是应当把工作与生活"就地平衡",然后逐步形成第二、第三代新城的思路。这些50年前被别人抛弃的模式,如今我们有些地方却还在用,这使我们很容易重走"城市蔓延"的老路。我国几千年形成城镇的总用地是3.5万平方公里,但所有开发区的规划用地就已达到3.6万平方公里。 

  解放周末:城市的面貌还有个"外在"与"内在"的问题。 

  仇保兴:如果说宽马路、大广场、高楼大厦代表着一个城市的"外在形象",那么,就业、住房、社会福利和保障则表明了一个城市"内在和谐"的程度。现在的问题是,有的城市里出现了富人区和穷人区,外在形象与内在和谐发生了剧烈冲突。有的城市的市中心是光鲜亮丽的,但城郊是混乱灰暗的。城郊结合部混乱不堪,出现了另外一种"贫民窟"。 

  上个世纪50年代的美国城市跟我们现在有些城市的开发模式一模一样,富人区跟穷人区分开,结果穷人区环境越来越差,富人区越来越美,导致社会动荡,这实际上是另一种歧视。 

  不能只图地上光彩,不管地下生态 

  解放周末:"外在形象"需要"内在和谐"的支撑,同样道理,也不能只管地上,不管更重要的地下生态。 

  仇保兴:中国许多城市地面上的东西非常光彩,高楼大厦非常光彩,但地下的设施很糟糕。比如污水处理,我们国家的城市污水处理率去年仅达到45%,这意味着每年有一半多的城市供水产生的污水是未经处理、自由排放的。在我国600多个城市里,有200多个城市的污水处理率等于零,造成了许多地方水质性的缺水。在这些城市中,打上来的水要加以净化,代价非常高。 

  又比如说垃圾处理,我们国家有900多个垃圾填埋场,但其中只有15%是达标填埋的,绝大多数的垃圾在处理时对环境造成了污染,没有和地下水作好隔离,同时垃圾产生的沼气也没有加以利用,沼气是一种温室气体,效能是二氧化碳的21倍。城市是人类高度集聚的空间,造成的污染也是高度集聚。城市化是对污染防治的一把双刃剑,它把空间上的污染集聚成一个点上的污染,搞得不好对人类社会是一种破坏。 

  解放周末:对这种"地上"与"地下"的平衡,人们往往容易忽视。 

  仇保兴:老百姓容易忽视的,领导就更应重视。李长春同志原来在广东省任省委书记时,当时东莞市有500多个自来水厂,居然没有一个污水处理厂。后来李长春同志告诫当地政府,如果再继续这样不顾生态文明搞短期行为,不把污水处理率提高上去,就把东莞市降为县级市,来一个"集体降级"。这招很灵,东莞的污水处理厂建设很快就上马了。这说明,我们在对付一些地方政府只重表面工程、不顾生态文明的短期行为时,应该有一种制度上的制约。 

  解放周末:建设部在这方面会有什么新举措? 

  仇保兴:最近,建设部和中央文明办在评估文明城市时作出了规定:污水处理没有达标的城市,没有资格参评文明城市。因为现代的文明,既要有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也要有生态文明。生态文明是对人类的终极关怀,这种关怀不仅是对自己,也是对全球,不仅是对当代,也是对未来。没有生态文明的城市,怎么谈得上文明城市! 

  解放周末:您所谈的这方方面面,都归结到一个核心内容,那就是城市的素质。对一个城市而言,可不可以说,有素质才有面貌?有什么样的素质,决定了城市是什么样的面貌? 

  仇保兴:这话很对。城市的内在素质,是城市功能的提升,是城市的一种内涵。一个城市如果没有素质,只能像一个没有文化的人发了一笔横财,显出暴发户的形象。只有城市内涵的自然流露,城市形象才是永固的,才是文明的。如果一个城市的素质很糟,生活在这个城市的人没有文明意识,那纵有再宽的马路、再好的基础设施,城市也是面目可憎的。 

  城市素质应当包括三个方面:要保留和利用自然环境,要有好的人文环境,同时还要有丰富的文化产品设施。不具备城市素质,城市就会失去特点,就会失去城市本身的价值。 

  建筑隐含着城市的一种态度 

  解放周末:最近,国内一位专家指出我国城市建筑有"三宗罪",即没有经典、崇洋媚外、规划无序。 

  仇保兴:这方面的问题,我前面已经谈过一些了。这里补充要说的是,现在的城市到处都是"流行建筑"、"洋建筑"。有人说10年或者20年后,也就是城市化定型后,在高处俯视整个城市,可以看到世界各地的建筑,唯独没有体现本地风貌的建筑。 

  一座城市的特色代表它的多样化和凝聚性。任何人都不愿意住在单调的工业区,因为人的天性是向往多姿多彩的。文化为何能促进一个城市的发展,就因为它代表了一种多样性。如果把这种特性取消了,就会形成风格雷同的"千城一面"。尊重本地的文化历史,尊重自然地理风貌,尊重普通人的需求,这三个尊重就是城市建筑规划的内涵,也是克服三宗罪的良方。 

  解放周末:建筑隐含着城市的一种态度,但有专家认为,现在出现一种倾向,就是城市建筑变成了"失控的百花齐放",许多建筑过度地张扬自己,反而破坏了整体的形象。  

  仇保兴:城市的建设应该是一篇和谐的乐章,如果每一个音符都想独立地表达自己,那么乐章就变成噪音了。 

  解放周末:有一位工程院院士说,中国已经成了最大的建筑浪费国,玩的是"巨型结构的游戏"。 

  仇保兴:这方面有不少数据。我国建筑能耗惊人,建造和使用建筑直接、间接消耗的能源,已经占到全社会总能耗的46.7%。我国现有建筑中95%达不到节能标准,新增建筑中节能不达标的超过八成,单位建筑面积能耗是发达国家的2-3倍,对社会造成了沉重的能源负担和严重的环境污染。与发达国家相比,我们的建筑外墙节能保温程度差4-5倍,屋面差2.5-4.5倍,外窗差1.5-2.2倍,平均相差3倍。如果达到发达国家同等水平,我们的建筑物能耗就会降低3倍。  

   "权力审美"是一种更大的破坏 

  解放周末:有人说,问题归结起来,是建筑师的问题,中国的建筑师太少,工作量是美国建筑师的250倍,速度失控了。 

  仇保兴:这是由几种因素构成的,一种是高速城市化,世界上一半的建筑量发生在中国,造成建筑师供给严重不足。在国外,一个建筑专业毕业的博士,10年里能有两个活干就不错了,而我们国家,可能一个中专毕业的学生就能搞出十几万平方米作品,这是很可笑的。第二个因素,也是更大的破坏,就是长官意志造成的"权力审美"。有的领导者角色错位,包揽了规划师、建筑师的活儿,连建筑的色彩都要自己来定。有一个城市,桥的颜色就是由市领导定的。有一位领导出国考察,发现东京银座最繁华的街道,两边都没有树,回国后就下令把主要街道两边的行道树都砍了。有的领导人光注意细节,但不懂得超越细节,作为掌舵者,如果在细节上和建筑师、文化人争夺地盘,就容易产生长官意志,就变成"权力审美"了。 

  解放周末:在"权力审美"面前,专家的声音会显得很微弱。 

  仇保兴:一些城市的领导人为了使体现其个人意志的规划得以通过,就有选择地找若干专家,像风景区规划的会审就找旅游专家来,这样当然容易通过了。打个比方,一只熊猫生病了,需要请专家来救治,结果请来了一个美食家,美食专家能对生病熊猫的救治出什么高招呢?炖汤?你说这样的专家能为规划把什么关?所以规划编制与审查应该以城市规划类专家为主体,吸收其他方面的专家参加,绝对不能请不懂行的专家来评审或修订城市总体规划。这方面的教训已经够深刻的了。比如某市近年来准备搞一个城市内部的污水处理方案,邀请了单一的水利专家来做,结果搞了一个污水大搬家的方案,投资额达几百个亿。城市规划专家和污水处理专家们都表示反对。一次次的研究讨论,足足搞了一年零五个月,花了几千万元。后来综合型的专家队伍来了,认为水利部门原来搞的规划是彻头彻尾的错误。 

  解放周末:专家领衔变成了"权力领衔",这是不是因为我们还缺乏制度的约束? 

  仇保兴:是的。在国外,城市市长你有多少财力、办多少事,都要接受议会的审查,要是超支的话,要追溯到你领导个人,也就是问责制。我在任杭州市市长时,杭州的友好城市澳大利亚首都堪培拉,市长就是因为一件事情辞职的,当地体育馆的兴建没有控制住预算,超支了,他就辞职了。反观国内有的地方,不量力而行,甚至还把下一任,乃至子子孙孙的钱一下子花完。没有因为超支而受到处理的,倒是因为"变快,变洋,变大",反倒可能得到了提拔。 

  解放周末:由于"权力审美",审批程序上的"可行性研究"也会变样。 

  仇保兴:往往变成"可批性研究",时间精力花在公关审批的领导身上。现在,许多有争议的建筑设计,虽由建筑师绘制,但其设计要求是来源于某些领导人的想法。什么"新、奇、特",什么"一百年不落后",这些提法大多出自一些领导干部之口。 

  解放周末:针对这些问题,建设部将怎样予以制度约束? 

  仇保兴:一是整体规划的修编,注意各种设控;二是建立规划监督原则,确保执行不走样;三是规定必要的基础设施达标要求。为了改变某些城市"一届政府、一张规划"的盲目性,国家将突出规划的强制性内容。强制性内容是城市总体规划的底线,是城市发展的基本骨架,底线是不可轻易改变的。同时,中央还将制订符合科学发展观的政绩考核标准,对城市的负债情况进行审计,对领导人进行制度上的约束。我国以往对领导人强调领导自律,但缺乏制度上的约束。只有制度上文明,才能遏制个人的不文明,才能使得城市文明起来。 

  人物介绍

  仇保兴 男,汉族,1953年11月23日出生于湖州,籍贯浙江乐清。先后就读于杭州大学(现浙江大学)物理系、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和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获复旦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同济大学规划学博士学位,并作为访问学者在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学习和参与相关项目的研究。 

  1983年3月起先后担任浙江省乐清县、金华市和杭州市党政主要领导,现任国家建设部副部长,并兼任浙江大学管理学院、浙江工业大学经贸管理学院、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客座教授,南京大学、南京财经大学兼职教授。著有《华夏文明振兴之路》、《产权制度改革的理论探索及应用》、《地区形象理论及应用》、《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人才·体制·环境---区域经济转型与对策选择》、《追求繁荣与舒适---转型期间城市规划、建设与管理的若干策略》、《中国城镇化---机遇与挑战》、《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城市规划变革》等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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