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在元：中国需要真正的城市战略家
admin
2005-06-28
来源：景观中国网
在我们的决策者中，缺少真正具有城市规划、城市建设知识背景的领导干部，需要的是具有综合素质的城市战略家。摸索发展是硬道理，但是在这个硬道理背后，我们应该更多地思索“软
在我们的决策者中，缺少真正具有城市规划、城市建设知识背景的领导干部，需要的是具有综合素质的城市战略家。摸索发展是硬道理，但是在这个硬道理背后，我们应该更多地思索“软道理”。这个“软道理”就是战略，就是思想。
当前，专家关于城市规划与建设问题的评论与建议，时常在媒体和学界引起反响。这是一个令人鼓舞的现象，表明大家对城市、对城市文化与城市建设越来越关注，也急于找到解决城市问题的出路。但是毋庸讳言，探寻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城市建设道路确实不是一个轻松的课题。
从上世纪80年代起至今，我国仅用了25年的时间首先从沿海向内地初步形成了现代城市格局，而类似的城市化进程，在西方差不多经历了三四百年时间。正所谓“罗马非一日建成”。如果没有对城市文化、城市建设研究过程的积累，如此疾风骤雨式的建设和发展要想不出现偏差是不大可能的。事实上，我们恰恰缺乏这种积累的过程以及过程的积累。从世界城市发展角度俯视，中国历史上的建筑与城市在系统理论研究层面是先天不足的。也许有人对此并不赞同：泱泱5000年中华文明怎会没有城市文化的积淀？在此，我们不妨回首考究“中华文明”的显著特征究竟是什么？是出土文物，还是四大发明？对此有着各种各样的解读，但就是很少有人理解到建筑与城市这个层面上来。
人们也许意识不到，如果没有张择端留下的那幅《清明上河图》，我们要研究中国古代的城市规划，尤其是从城市生活、城市商业、城市交通、城市社区的复合空间的角度来研究当时汴京(开封)的城市生态，就几乎很难获得第一手资料；也许人们同样没有意识到，在漫长的历史岁月里，无论是从《史记》到《资治通鉴》、还是从《诗经》到《论语》，居然没有确认与记载中国的城市规划师和建筑师。
的确，中国古代也有《考工记》，但是在过去的“匠人”时代，很多见解都是从工匠的角度纯粹以技术来讨论建筑和城市。而在西方，即便是古罗马时代，系列史书对建筑师和艺术家都有平等与详细的记载，这也使得当时欧洲的城市与建筑理念、建筑哲学与技术能够得到很好地保存并流传下来。而我国在内陆城市起源的研究方面还显得相当薄弱，目前还仅仅停留在城市轮廓发现的层面上。因此必须承认，史上研究的不足以及行业偏见是导致今天人们在城市发展道路上文化茫然的重要原因。
由于中国是一个内陆城市起源的国家，我们城市的发展长期在内陆徘徊，因此对建筑和城市的基本哲学，在人文方面的解释，在科学方面的交流，都相当的封闭。可以这样说，直到19世纪中叶，我国沿海才开始出现具有西方现代意义上的工业文明的城市雏形。帝国主义的炮舰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也带来了中国城市格局的变化。从建筑文化的角度来说，尽管这种交流是被动的，但却是一种中国城市史上破天荒的交流：路灯、电车、电梯……这些现代城市的元素由此裹挟而来。所以，回顾这100多年来中国城市所走过的路，比过去1000年走得快得多。
于是，一方面城市化浪潮不可遏阻地席卷而来；另一方面，国内对“城市化快速进展”却还没有作好充分的知识和心理准备。放眼国内城市，许多城市设施、运行方式还处在农业文明的边缘，不少城市领导者也还没有系统掌握现代城市的观念、理论以及管理方法。城市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不过在目前，对研究这个系统工程的专家，我们从教育体制到干部体制培养都还不够成熟与完善。如果说发展经济，我们有自己的经济学家、改革家、企业家；但是论发展城市，我们却缺少真正的城市战略家。
那么到底什么是城市战略家呢？我们可以这样说，城市战略家在相当程度上可能就是主管一个城市的市长，或者国家元首。我们可以举历史上发展得比较好的城市的例子。譬如当年建都北京的忽必烈，建都南京的朱元璋，再譬如从长安到西安，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秦始皇也是一位城市战略家。这个评判标准就是，在当时的时代条件下，他们有那样难得的超越时代局限的规划眼界和远见。再放眼世界，譬如巴黎，它的城市轮廓线和建筑风格居然曾受到拿破仑思想的影响，拿破仑除了作为军事战略家外其实亦可称为城市战略家。同样的还有巴西的古比切克，1955年上台的巴西总统。他的城市战略的魄力在于：把首都从巴西最富饶的沿海城市迁到了最贫穷的中部，定名巴西利亚，以此来扭转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局面。从20世纪50年代起步，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如今已经跻身为世界上著名新首都之林。
可以说，对于城市发展的眼光、对城市的决策能力，都是成为一个城市战略家所必备的要素。回过头来看中国城市，我认为，从上世纪50年代以来，国内还没有出现可以称得上是伟大的城市战略家。的确，国内的一些大城市也在飞速发展、日新月异，但是对于这种变化、这种发展，我们很难感觉到是被某种战略眼光所牵引。从中国城市的建设过程来看，我们的系统观念还太差，因此当前迫切需要既有国际视野又熟悉国情的城市战略家，从战略思想的高度来重新审视和修订城市建设的发展方向。
中国需要真正的城市战略家，不过这并不意味着一个具有行政权力的首长就能管理好城市。当前各级政府已经意识到了，中国要实现现代化，首先要实现城市化。不过对一个农业人口比重高、城市化起点低的国家来说，要实现城市化的确有相当难度。所以我们现在正在大力发展中小城市，从“量”和“面”上全面推动城市化进程。于是可以看到，很多县城在行政级别上脱胎换骨，变成了地级市、县级市。可在这样的蜕变中，我们的城市管理、决策人才的储备却没有相应跟上。在我们的决策者中，缺少真正具有城市规划、城市建设知识背景的领导干部，需要的是具有综合素质的城市战略家。也因为这样，长期以来我们一直遵奉“摸着石头过河”的发展“真理”。其实这蕴藏着相当的盲目性和风险性，在很大程度上也造成了城市建设的“高成本、低效益”。摸索发展是硬道理，但是在这个硬道理背后，我们应该更多地思索“软道理”。这个“软道理”就是战略，就是思想。
(作者为武汉大学城市设计学院院长、教授)
当前，专家关于城市规划与建设问题的评论与建议，时常在媒体和学界引起反响。这是一个令人鼓舞的现象，表明大家对城市、对城市文化与城市建设越来越关注，也急于找到解决城市问题的出路。但是毋庸讳言，探寻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城市建设道路确实不是一个轻松的课题。
从上世纪80年代起至今，我国仅用了25年的时间首先从沿海向内地初步形成了现代城市格局，而类似的城市化进程，在西方差不多经历了三四百年时间。正所谓“罗马非一日建成”。如果没有对城市文化、城市建设研究过程的积累，如此疾风骤雨式的建设和发展要想不出现偏差是不大可能的。事实上，我们恰恰缺乏这种积累的过程以及过程的积累。从世界城市发展角度俯视，中国历史上的建筑与城市在系统理论研究层面是先天不足的。也许有人对此并不赞同：泱泱5000年中华文明怎会没有城市文化的积淀？在此，我们不妨回首考究“中华文明”的显著特征究竟是什么？是出土文物，还是四大发明？对此有着各种各样的解读，但就是很少有人理解到建筑与城市这个层面上来。
人们也许意识不到，如果没有张择端留下的那幅《清明上河图》，我们要研究中国古代的城市规划，尤其是从城市生活、城市商业、城市交通、城市社区的复合空间的角度来研究当时汴京(开封)的城市生态，就几乎很难获得第一手资料；也许人们同样没有意识到，在漫长的历史岁月里，无论是从《史记》到《资治通鉴》、还是从《诗经》到《论语》，居然没有确认与记载中国的城市规划师和建筑师。
的确，中国古代也有《考工记》，但是在过去的“匠人”时代，很多见解都是从工匠的角度纯粹以技术来讨论建筑和城市。而在西方，即便是古罗马时代，系列史书对建筑师和艺术家都有平等与详细的记载，这也使得当时欧洲的城市与建筑理念、建筑哲学与技术能够得到很好地保存并流传下来。而我国在内陆城市起源的研究方面还显得相当薄弱，目前还仅仅停留在城市轮廓发现的层面上。因此必须承认，史上研究的不足以及行业偏见是导致今天人们在城市发展道路上文化茫然的重要原因。
由于中国是一个内陆城市起源的国家，我们城市的发展长期在内陆徘徊，因此对建筑和城市的基本哲学，在人文方面的解释，在科学方面的交流，都相当的封闭。可以这样说，直到19世纪中叶，我国沿海才开始出现具有西方现代意义上的工业文明的城市雏形。帝国主义的炮舰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也带来了中国城市格局的变化。从建筑文化的角度来说，尽管这种交流是被动的，但却是一种中国城市史上破天荒的交流：路灯、电车、电梯……这些现代城市的元素由此裹挟而来。所以，回顾这100多年来中国城市所走过的路，比过去1000年走得快得多。
于是，一方面城市化浪潮不可遏阻地席卷而来；另一方面，国内对“城市化快速进展”却还没有作好充分的知识和心理准备。放眼国内城市，许多城市设施、运行方式还处在农业文明的边缘，不少城市领导者也还没有系统掌握现代城市的观念、理论以及管理方法。城市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不过在目前，对研究这个系统工程的专家，我们从教育体制到干部体制培养都还不够成熟与完善。如果说发展经济，我们有自己的经济学家、改革家、企业家；但是论发展城市，我们却缺少真正的城市战略家。
那么到底什么是城市战略家呢？我们可以这样说，城市战略家在相当程度上可能就是主管一个城市的市长，或者国家元首。我们可以举历史上发展得比较好的城市的例子。譬如当年建都北京的忽必烈，建都南京的朱元璋，再譬如从长安到西安，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秦始皇也是一位城市战略家。这个评判标准就是，在当时的时代条件下，他们有那样难得的超越时代局限的规划眼界和远见。再放眼世界，譬如巴黎，它的城市轮廓线和建筑风格居然曾受到拿破仑思想的影响，拿破仑除了作为军事战略家外其实亦可称为城市战略家。同样的还有巴西的古比切克，1955年上台的巴西总统。他的城市战略的魄力在于：把首都从巴西最富饶的沿海城市迁到了最贫穷的中部，定名巴西利亚，以此来扭转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局面。从20世纪50年代起步，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如今已经跻身为世界上著名新首都之林。
可以说，对于城市发展的眼光、对城市的决策能力，都是成为一个城市战略家所必备的要素。回过头来看中国城市，我认为，从上世纪50年代以来，国内还没有出现可以称得上是伟大的城市战略家。的确，国内的一些大城市也在飞速发展、日新月异，但是对于这种变化、这种发展，我们很难感觉到是被某种战略眼光所牵引。从中国城市的建设过程来看，我们的系统观念还太差，因此当前迫切需要既有国际视野又熟悉国情的城市战略家，从战略思想的高度来重新审视和修订城市建设的发展方向。
中国需要真正的城市战略家，不过这并不意味着一个具有行政权力的首长就能管理好城市。当前各级政府已经意识到了，中国要实现现代化，首先要实现城市化。不过对一个农业人口比重高、城市化起点低的国家来说，要实现城市化的确有相当难度。所以我们现在正在大力发展中小城市，从“量”和“面”上全面推动城市化进程。于是可以看到，很多县城在行政级别上脱胎换骨，变成了地级市、县级市。可在这样的蜕变中，我们的城市管理、决策人才的储备却没有相应跟上。在我们的决策者中，缺少真正具有城市规划、城市建设知识背景的领导干部，需要的是具有综合素质的城市战略家。也因为这样，长期以来我们一直遵奉“摸着石头过河”的发展“真理”。其实这蕴藏着相当的盲目性和风险性，在很大程度上也造成了城市建设的“高成本、低效益”。摸索发展是硬道理，但是在这个硬道理背后，我们应该更多地思索“软道理”。这个“软道理”就是战略，就是思想。
(作者为武汉大学城市设计学院院长、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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