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在元：城市，超乎建筑之上的追求

　　城市之于建筑，城市是主体，是所有建筑的载体，建筑只是构成城市空间的基本元素。如果所有建筑都各自为政、一味自我夸张而标新立异，那么城市将成为毫无章法的“城市摊子”，沦为毫无本体文化特征与个性的“万花筒”。 

　　关于城市规划与城市开发的辩论似乎从未平息过。尽管各地的主政者们不断地提出城市发展的宏伟目标并修正自己的规划蓝图、城市基调、容貌标准，但是“千城一面”、“失忆城市”这样的质疑之声仍是不绝于耳。日前，武汉大学城市设计学院院长张在元教授就明确指出：“中国城市建设的现状是只见建筑不见城市”。一言既出，语惊四座。聚焦这一观点，日前本报记者支玲琳与张在元教授进行了一次长谈，关注城市，关注文化。 

　　张扬的建筑VS特色的城市，谁是主宰？ 

　　支玲琳：只见建筑不见城市，这背后的潜台词是，城市个性在建筑中湮没。可我们看到的是，时下中国不断有“新”、“奇”、“特”的城市“标志性建筑”涌现，尽管它们可能饱受争议，但“个性”却毋庸置疑。追求个性，反倒没有个性，这似乎是个说不通的逻辑。 

　　张在元：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关于城市发展有一句格言：有区别才能存在。但看看我们城市：千篇一律的轮廓线、拥挤的高密度和缺乏整体感。的确，我们在短时间内推出了千姿百态的“标志性建筑”，但如果所有的建筑都过于强调自我、张扬自我，无疑就会破坏与周围城市环境的和谐美感。张扬性城市绝不等同于特色城市。在城市演化的进程中，城市之于建筑，毫无疑问，城市是主体，是所有建筑的载体，建筑只是构成城市空间的基本元素。如果所有建筑都各自为政、一味自我夸张而标新立异，那么城市将成为毫无章法的“城市摊子”，沦为毫无本体文化特征与个性的“万花筒”。 

　　对此，我觉得应该对城市结构、城市布局及空间形态作深层系统分析。在国内城市建筑“张扬热”的背后，其实隐藏着这样一种认识误区：只有打造了更多的“标志性建筑”才是建立了现代化的城市，才是与国际接轨。可事实上，很多新冒出来的“标志性建筑”以及自我标榜的现代建筑，与城市文脉的本来面目却格格不入。“标志性建筑”的成立绝非自我定论，首先需要时间积累过程以及公众评价。曾经有人问我，究竟什么是城市？我说城市可以被认为是不同时代建筑的有机集合。这种有机，是像大树年轮一样有着生命的肌理，而有机的建筑就应该是城市文化、城市历史的一种积淀。所以，在城市建设中，城市的根、城市文化的本来面目，不仅不应被模糊淡化掉，而是应该更加切实保护和突出体现。因为，这才是真正的城市特色与“个性”所在。 

　　其实城市建设追求创新本身并无过错，但所谓的兼收国外各家之长、标新立异的前提应该是了解自我、了解本国本地历史，然后在此基础上让建筑设计融入城市的大环境，而不是“削足适履”地破坏城市的原有和谐美感。更何况，城市是一个有本体生命的系统，现代化不仅需要城市新建筑的集合呈现，更需要城市通过提高整体素质表达出来。这好比一个纯真女孩，不是说擦了胭脂、抹了口红就摩登时尚了，还得看她的综合素质。可现在我们的城市，正如有人所形容的那样，“就像满嘴镶金牙的小商人，虽然金光闪闪，实际上却非常没有文化”。因此一个结论性的意见就是：城市特色与个性的形成必须从城市的整体、系统入手，而不是单单追求城市建筑的张扬个性。很多人也许还意识不到，这种“失控性的百花齐放”将造成严重的城市病后遗症。目前事实上已经出现的“返工”成本相当高，一幢当年花千万元建成的“标志性建筑”，现在却要花一个亿的投资去改造、完善，可是有谁算过这个账呢？ 

　　城市化VS城市规划，难以调和的矛盾？ 
　
　　支玲琳：但是我认为，对于标志性建筑，以及城市的大拆大建也不能全盘否定，毕竟从城市的经济功能需要出发，从城市化浪潮的巨大推力出发，我们需要银行大厦来体现城市的金融地位，也需要住房不断满足市民的需求。人可以选择快餐和大餐，但是对快速城市化的中国来说，除了大拆大建，还有别的选择吗？ 

　　张在元：学者们忧虑，城市化浪潮汹涌澎湃，一些老的城市里弄街坊正逐渐消亡，取而代之的是拔地而起的高楼大厦，实现了经济效益却破坏了拥有城市文脉的整体感与和谐感；政府主管也叹苦经，每年这么多人涌进城市，不拆不建满足不了居民的住房需求。表面上，这似乎是一对难以调和的矛盾。那么我们不妨横向比较来看看巴黎，有人说，人家没有我们这样的困扰，因为它的城市化已经到位了，其实并非如此。即便像巴黎这样的城市也要解决新增人口的住房问题，可和我们大拆大建的做法不同的是：人家宁愿在郊区建一些新城（有的是纯粹居住功能），也要把具有历史价值的老城区保护起来，而且力求形成老街区的和谐街道景观。这种做法并不是反城市化，恰恰相反，是尊重城市化而又不被它牵着鼻子走，对城市建设速度过快所导致的“大拆大建”作出理性控制与调节，从而保持应有的本体平稳步伐。这确实值得我们借鉴。 

　　尽管现在有一些不同见解，但我还是欣赏上海“新天地”的做法，因为不管怎么说它以现代人的文化视野、商业理念以及先进技术客观尊重、科学保存了城市历史的见证，留住了城市的那段记忆。难道说客观保护城市的原有形态，保存具有历史记忆的街区，我们的城市就是落后的、就是没有和国际接轨吗？当然不是。因为事实上，人们并不觉得“新天地”落后，并不认为是没有和世界接轨，反而被大众视为时尚的“城市圣地”。 

　　不是破“旧”才能立“新”，这是一个非常耐人寻味的现象。在我看来，造成城市热衷“破旧立新”的动因其实不是城市化，而是我们房地产政策的倾斜：往往是开发商看上了某个地方，然后要求城市主管部门必须把这个地方拆光，要投资建多少新建筑。这样的政策取向是“投资优先于一切”，而不是“城市公共性优先于一切”。因为如果是城市优先，他会首先考虑所在街区到底有没有必要耸立这么高的建筑，高层建筑的尺度以及体量将会给原街区居民的居住心理产生怎样的影响？对周边的城市布局及景观将造成怎样的连锁“反应”？所以，就这点而言，很多标榜所谓“国际接轨”，还不如说是“唯我商业”在作祟。显然，这样的城市开发模式需要调整。 

　　实现中国现代化需要城市化，需要科学合理的城市规划与开发，而不是像现在这样疾风暴雨式的、急功近利以及浮躁盲目地推进。如果说过去我们追求的是“跃马扬鞭”，那么现在我们也要“马儿，你慢些走”。或许“慢些走”可以给我们更多的空间来系统思考城市的问题。 

　　加法VS减法，一道难解的算术题？ 

　　支玲琳：城市化进程刻不容缓，但城市建设却不能因此乱了手脚。盲目的“破”与“立”，必将造成城市建设的高成本与低效益。在一般人的眼里，保“旧”总是比立“新”来得容易，可为什么不少地方对后者却是乐此不疲呢？ 

　　张在元：热衷于破旧立新、片面追求“标志性建筑”的成就效应，其实是地方主政者“城市加法”政绩观的变相反映。什么是“城市加法”呢？我们坐在电视机前、打开报纸，不时可以看到某某显赫建筑建成、新区落成剪彩的报道，而领导的讲话几乎都是滔滔不绝地在渲染：新“崛起”的“地标”在城市的蓝图上是多么炫目！至于在城市发展中，保护了哪些有城市历史价值的街区，用了哪些“城市减法”去阻止那些投资商虎视眈眈的“新圈地项目”，在哪些具有公共绿色景观价值的社区控制了不该发展的项目，对规划作了怎样的理性论证和检验……这些“城市减法”之音，却是少之又少。 

　　在“加法”的思维惯性下，中国的城市只有“扩张”、“标志”、“张扬”和“标榜”，不断涌现的是体现政绩的形象工程。因此我认为中国现在已经到了需要回过头来思考城市发展战略的紧急关口了：对过往1/4世纪（1980－2005年）的城市发展历程应该作一个反思———如果说过去强调的是城市发展的硬道理，那么现在是该好好研究城市发展的软道理了。如果只是一味追求大干快上、强调旧貌换新颜，那么留给子孙后代的不是文化、不是历史，而是一个个需要改造的“城市烂摊子”，一堆堆城市建筑垃圾。 

　　研究城市战略不是空谈。现在中国城市发展，不缺资金、不缺技术、不缺人力资源、不缺土地资源，缺的就是“城市战略”。在我看来，“只见建筑不见城市”，实质上是一种“城市发展战略”上的失误。研究当今中国城市规划与开发所有的问题，本源其实都是城市战略失误。一些应该思考战略的领导，却往往忙于应付战术的事情，在可以炫耀政绩的表面细节上斤斤计较。其实，那些所谓的“打造”也好、措施也罢，大多都不是战略，而是一些战术方面的“游击战”。所以当前我们需要思考和制定的是宏观系统性、具有超前预测性的发展战略，蕴涵国家的城市发展战略。地缘政治与经济模式、地方文化脉络以及文化背景，蕴藏的是文明特征以及民族精神；也是对一个国家城市发展模式的系统性整合，它不是孤立的、片面的、断章取义的。这方面，我们还相当缺乏，或者说仅仅才刚刚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