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孔坚：寻回内心深处的诗意

北京塞娜维拉别墅景观设计



北方最普通的杨树构成塞娜维拉别墅的寻常景观



“中山岐江公园”获美国景观设计师协会（ASLA）2002年荣誉设计奖

　　“我必须住在山坡上/洞口一定要朝向东南方向/可以享受和煦的阳光/听到小鸟在远处的歌唱……”这不是诗人在吟颂新作，这是北京一个大风的上午，在一个有数百建筑师、规划师参加的讲座上，北京大学景观设计学研究院的俞孔坚教授，正在阐述他倡导的“土人理念”。他用拟人的手法诗意地描述土拨鼠筑巢的选择，在他看来，土拨鼠对空间和色彩的感觉都来源于自然的生存进化过程。“土者，无行居中，万物之本。人者，虽为万物之灵，饱尝自然之恩赐，往往不知所以，伐神木，尝禁果，惟利是图，毁神之伊甸。”人类在大地上作为物种的存在，正在失去这些与自然与大地的本能的联系和感觉。

　　课间短暂的休息时，俞教授接受了本刊记者的访问。

　　“没有诗意地栖居：异常景观的泛滥”

　　记者：您对我国城市建设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大广场、洋建筑被称作是“异常景观的泛滥”。您在《城市景观之路——与市长们交流》一书中也用了很大的篇幅来谈这个问题，认为这些是“没有诗意地栖居”。为什么这样说呢？其本质是什么？

　　俞孔坚：海德格尔把作诗的本质理解为人在大地上的栖居，栖居的本质也就是做诗的本质，“作诗首先把人带上大地， 使人归属于大地”。因此，基于现象学派的观点，栖居的过程是认同于脚下的土地，归属于大地、并在天地中定位的过程。栖居使人成其为人，使大地成为大地，栖居使人的生活具有意义，这样的栖居本身具有诗意。然而，我们并没有得到本质上应该是“诗意的栖居”，而是“非诗意的”占用住宅而已。“一种栖居之所以会是非诗意的，只是由于栖居本质上是诗意的。人必须本质上是明眼人，他才可能是盲者。”(海德格尔)。 

　　我们得到了房子，却失去了土地，失去了我们本当以之为归属的、籍之以定位的一片天地，因而使我们的栖居失去了诗意。

　　具体来讲，这种“盲目”和自我的失去，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即认同古典中国的封建士大夫景观：误认古代传统可以代表当代中国人的民族身份；认同古典西方的景观：误认高贵典雅的巴洛克景观可以标榜自己出众的身份；认同现代西方的帝国景观：误认为只要是现代的形式便具有现代的意义；认同现代异域的景观：误认为奇花异卉奇景就可以产生美。

　　这四个方面的盲目认同，从时间维度上，或是在空间维度上，失去了作为此时此地人的自我，也失去了大地的本真。

　　记者：这种表象的“盲目”和自我的失去反映出我们在精神层面上的盲目和认同，您怎么评价这样的结果或者现象带来的危害？

　　俞孔坚：我将这种“盲目”上升到生命的意义和民族身份的危机。面对这样一个危机，现代居住景观的设计必须重新回到土地，归还人与土地的本真。

　　我想作为一个设计师首先应该要回答的问题就是：在全球化背景下，当代中国人的民族身份到底何在，是什么？法国路易十四的凡尔赛宫非常宏伟巨大，它跟圆明园是同时代的，这是西方巴洛克的民族身份；中国的紫禁城，是中国封建帝国的经典，同样令人叹为观止；当年希克斯图氏五世(Sixtus V)和相继的多位罗马教皇，通过向信徒们卖“赎罪卷”。营造了一个圣彼德广场，而我们的教科书一遍又一遍地把它当作宝典，顶礼膜拜。从古希腊和罗马帝国，再到法兰西帝国和形形色色的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者，都曾用同样的语言，同样的形式，甚至同样的精神在建造城市和景观，它们如同一个不散的幽灵，最终来到了中国的城市，成为当代许多中国人主动或被动的认同。几乎每一个城市至少有一个大广场，几乎所有这些广场的模范就是凡尔赛宫前的广场和模纹花坛，或是罗马圣彼德广场，或者是北京太和殿前的广场，我们的居住景观又何尝不是如此？

　　而与此同时，我们也开始认同于所谓“最现代”的建筑和景观，杰出的例证就是国家大剧院。它是法国建筑师在中国首都的“杰作”，它将迫使未来的中国人去认同。另一个例证是中国央视大楼，在传媒时代央视大楼相当于一个民族最权威的象征，一张不可误认的民族身份证，这是中国人正在准备要认同的。它们可能都是了不起的建筑。但是这种建筑的背后。作为接受了这种建筑的人们，实际上是用一种“暴富”的心态来接受一种“帝国”的建筑。当今，任何一个经历过现代化发展的国家都不可能再盖这种建筑，因为它们违背了基本的现代精神——土地的伦理、理性、科学与民主的精神、功能服从形式的原理，而是在用十倍、甚至更昂贵的花费，在造一个具有同样功能的展示建筑。在当代的中国，那些“帝国”建筑师们实现了他们的“帝国”梦想。我似乎重新听到了100年前美国城市美化运动中建筑师Daniel Burnham的一句名言：“不做小的规划，因为小规划没有激奋人们血液魔力……要做大规划……一旦实现，便永不消亡”；我也回想起英帝国主义建筑师Edwin Lutyens和Herbert Baker在他们的新德里的宏伟设计被采用时的兴高采烈和手舞足蹈，高呼帝国主义万岁，专制万岁。 

　　边缘上的中国使我们的文化与民族面临身份的危机是古典的西方帝国？封建的中国古典？还是帝国的现代西方？在这样的茫然和盲目之下，人，当代中国人，成为追求异常景观和占用住宅的奴隶，而失去了诗意地栖居。 

　　呼唤寻常景观

　　记者：您所指的“寻常景观”是什么？作为现代居住景观设计专家，如何帮助人们实现“诗意地栖居”？

　　俞孔坚：中国人是善于享受居住的诗意的，十八世纪前叶从西方来到中国的传教士，行走在中国大地上，无不为中国人田园诗般的生活感动，他们赞叹：中华大地如一幅水墨画。由此可见，“中国人内心深处有种诗意”。这种诗意的栖居存在于普通人的生活中，流淌在寻常陌巷。但是这种寻常享受景观的心态正在被追捧异常景观的盲目所替代。

　　一百个国家大剧院或一千个“央视大楼”这样看似“现代西方”的建筑，一万条“世纪大道”和十万个“市政广场”这样的巴洛克城市景观，都只能使我们的城市和城市景观离栖居越来越远，离诗意越来越远，离现代化愈来愈远．离和谐的人地关系愈来愈远。因为，它们是古典西方君主意识和暴发户意识以及古典中国封建士大夫意识的幽灵附体。最多是幼稚的城市或景观现代观的体现。哪怕是最现代的形式，如同旧传统和古典的形式一样，如果没有现代精神，实际上都只能是封建士大夫意识，封建帝王意识，以及帝国意识的体现。白话的建筑，白话的景观和白话城市，决不等于西方现代建筑和景观的形式，而是科学、民主、平民化的精神。　　
作为开启中国现代化进程标志的五四运动已经过去85年了，而中国的城市，特别是中国的园林，或者是在某种意义上说，中国的设计学却似乎没有受到五四精神和新文化运动的洗礼。相反，一向被奉为国粹的封建士大夫园林却成为中国五千年封建意识形态的最终庇护所，挥之不去的亭台楼阁，小桥流水，曲径通幽与横行于中国城市的化妆运动相杂交，再交配西方巴洛克的腐朽基因，附会以古罗马废墟和圆明园废墟的亡灵，生出了一个个中国当代城市景观的怪胎。这是我对中国目前城市景观，城市的建筑，特别是城市的园林和建设的一种危机感。

　　胡适当年尖锐地批判道：“我曾仔细研究中国这二千年何以没有真正有价值真正有生命的’文言的文学？’我自己回答道：’这都因为这二千年的文人所做的文学都是死的，都是用已经死了的语言文字做的。死文字决不能产生活文学。所以中国这二千年只有些死文学，只有些没有价值的死文学’”(《建设的文学革命论》)。所以他宣告“死言决不能产出活文学。中国若想要有活文学，必须用白话。” 

　　也许他是偏激了点。但我今天要讲的就是中国要有活的城市，要活的建筑，要活的景观，活的居住空间，也就必须用“白话文”，这个“白话文”是什么：就是寻常景观，就是”足下文化与野草之美”，就是要寻回“真实的人”，透过文化背景的深层，认识人性，找回理想的、在大地上作为物种存在的本来需求。

　　用“反规划”建设我们的城市

　　记者：您在《城市景观之路——与市长们交流》一书中“反规则”理论作了细致的阐述。您为什么提出“反规划”理论？它的精髓何在？

　　俞孔坚：我国改革开放20多年来，社会经济飞速发展，人们生活水平日益提高，伴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城市的扩张也显示出惊人的速度。在计划经济及改革开放初期，由于城市发展的速度较慢，传统的规划理论虽未将保护自然环境提到很高的意识议程上，但城市的缓慢扩张尚未对自然环境造成严重破坏。但随着时代的发展，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如再不把保护生态环境作为首要问题来对待的话，城市必将面临生存环境恶化的危机。 

　　反规划理论是相对于传统规划理论而言的一种新的规划理论，它强调规划应先从控制城市生态基础设施入手，即城市规划和设计应该首先从规划和设计非建设用地入手，而非传统的建设用地规划。传统的城市规划总是先预测近中远期的城市人口规模，然后根据国家人均用地指标确定用地规模，再依此编制土地利用规划和不同功能区的空间布局，存在不少弊端。城市的规模和建设用地的功能可以是在不断变化的，而由景观中的河流水系、绿地走廊、林地、湿地所构成的生态基础设施则永远为城市所必须，是需要恒常不变的。因此，面对变革时代的城市扩张，需要逆向思维的城市规划方法，以不变应万变。即在区域尺度上首先规划和完善非建设用地，设计城市生态基础设施，形成高效的能够维护城市居民生态服务质量、维护土地生态过程的安全的生态景观格局。 

　　“反规划”理论在城市总体规划中应用，打破传统城市规划的思维模式，城市形态更加接近自然，“天－地－人”和谐共生，城市不再是千篇一律的形态模式，城市的个性在“反规划”理论的指导下，能得到更深刻的体现。

　　后 记
　　
　　有人说俞孔坚这位从浙江农村走出来的大学教授，骨子里有着对乡土深情的眷恋和回忆，所以他是“土人”，并且把他创立的北大景观设计也命名为“土人”；也有人说，这位从美国归来的哈佛景观博士，经历了现代都市的极度奢华繁华，参透了现代景观的精髓，悟出了反璞归真的含义，故而以“土人”自居，以“天－地－人”和谐共生为理想。

　　聆听着他诗意的描述、欣赏着他诗意的作品，记者更愿意相信眼前这位学者，是位行吟于大江南北、深爱着脚下这片土地的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