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启鹏：别让“洋鬼子”赶走“老祖宗”
admin
2005-03-08
来源：景观中国网
别让“洋鬼子”赶走“老祖宗”——全国人大代表沈启鹏力斥城市“形象工程”、“政绩工程” 说起中国古建筑的被破坏、传统文化的泯没，谈到部分城市领导所热衷的“形
别让“洋鬼子”赶走“老祖宗”——全国人大代表沈启鹏力斥城市“形象工程”、“政绩工程”
说起中国古建筑的被破坏、传统文化的泯没，谈到部分城市领导所热衷的“形象工程”、“政绩工程”，十届全国人大代表沈启鹏有太多的话要说。别让“洋鬼子”赶走“老祖宗”，我们不能让城市“形象工程”、“政绩工程”挤走优秀古建筑的现象再度发生。
记者：我们正处于一个很快的发展阶段，城镇化速度很快，城市建设力度很大。但在看到成绩的同时，我们也时常感到悲哀：一方面是传统古建筑被大量地破坏，城市丧失文化特色；另一方面，很多地方领导从“形象”、“政绩”出发，热衷于兴建宽马路、大广场。对此，您怎么看？
沈启鹏：对这个问题我一直很关注，从上世纪80年代担任市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开始就在极力呼吁。中国的文化深深扎根在民间，扎根在城市建筑、文化艺术之中。今后中国经济的发展，国际竞争力的提高，完全要依赖于文化这样一个深厚的根基。
这些年来，应该说我们有很多失误。当然，我们不能完全以责怪的态度，包括我们的政府，也有一个认识的过程。同时，也体现出一个失误的过程：我们被拆掉的古建筑太多了，现在虽有所改观，但很多已追悔莫及。比如北京，被拆掉了多少？四合院在消失，古城墙、牌坊几乎没了。其他的城市一一效仿，笼统地提出“旧城改造”，也就是全部追求新的建筑，而新的建筑呢，有很多是缺乏个性的。
记者：在城市建设中，我们需要对自己的传统文化进行系统梳理，找到对自己文化之根的认同。在城市建设的过程中，要尽可能保护城市的传统格局、风貌和优秀的古建筑。
沈启鹏：是的。城市如果能突出其文化特色，也就更具有魅力。从近的说，招商引资的吸引力更强；从远的讲，这个地方的老百姓就会产生认同感、归宿感，形成凝聚力。所以，不能仅仅把城市的建设看作是一种好象没有生命力的外观形象而已。
记者：但也有人提出：我们不能一味地抱住传统不放，也需要有体现自己时代特点的新建筑。以至现在也出现了很多，包括请国外建筑师设计的，一些“新、奇、特”的建筑。
沈启鹏：这个我非常反对。我们不能把纳税人的钱，就这么很慷慨地作为外国设计师的试验田，搞成一种与我们原来的传统文化完全格格不入的东西。为纯粹追求古怪新奇而挑战技术，大量地投入资金，这是很可怕的事情。我认为，这是一些人对西方文化的盲从，他们不知道西方后现代主义实际上是资本主义社会走到歧途的产物。我们为什么要把自己原来非常优秀的文化传统割断？外国人到中国来，他要看什么？
记者：当然是看你的特色，你的传统文化。
沈启鹏：对。现在误区在哪里呢？以为玻璃幕墙和高楼就是现代化。其实不是的。我们有很多具有美感的古建筑，如祈年殿、故宫，我们不能一味地说大屋顶就是不好的。无论哪一个城市的地方政府，都应当潜心研究当地的历史传承、文化底蕴，并有意识地培植，把它作为载体赋予其新的时代内容。这个完全在于引导者的高瞻远瞩。
记者：在城市建设中，我们要保留传统，也要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那么，在现阶段，我们应该提倡什么样的建设方针？
沈启鹏：从建设部来说，要有一个非常明确的指导方针。就各个城市而言，还有各自的情况。但总的来说，就是要力足本土，立足传统文化，面向未来，以人为本，保护和建设兼顾。我想这是可以做到的。
记者：过去我们确实曾经有不少的误区：一方面是自己的传统毁了很多；另一方面，城市领导追求“形象工程”、“政绩工程”，兴建了很多的宽马路、大广场。对此，您怎么看呢？
沈启鹏：这就涉及到可持续发展的问题。这里面也有很多误区，马路一味求宽，广场一味求大，到处要弄草坪，这个不完全符合我们的国情。现在很多城市包括小的县级市，也追求很宽的马路、很大的广场，这样做太浪费、太奢侈了，过分地求宽求大，占地很多，投入很大，回收不过来，土地也浪费了。
出现这个问题与政绩考核有关。现在还是要制定科学的考核体系，不能光看领导者的“政绩工程”、GDP，还要看到环保、人居环境等综合性因素。所以我非常赞成以胡锦涛总书记为首的新一代领导人提出的科学发展观。
记者：作为人大代表，您有权利也有义务对政府进行监督。您认为我们怎样才能从根本上杜绝“形象工程”、“政绩工程”的产生？
沈启鹏：我觉得我们现在的监督还是缺乏力度的。我举个例子：某市领导出去考察回来后说：人家那个城市有10个大广场，我们连一个也没有。于是坚持要把老城区核心地段的优秀古建筑拆掉，建大广场。当时很多人强烈反对，但领导同志态度强硬，最终还是拆掉古建筑，建了大广场。被拆掉的古建筑虽然进行了易地重建，但已完全丧失了文物的价值。
所以，仅靠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直言进谏，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我们不能完全依赖于“一把手”的认识程度，一定要有一个科学的、民主的决策机制；另外，要健全法制，从法律条文上予以明确的规定。
说起中国古建筑的被破坏、传统文化的泯没，谈到部分城市领导所热衷的“形象工程”、“政绩工程”，十届全国人大代表沈启鹏有太多的话要说。别让“洋鬼子”赶走“老祖宗”，我们不能让城市“形象工程”、“政绩工程”挤走优秀古建筑的现象再度发生。
记者：我们正处于一个很快的发展阶段，城镇化速度很快，城市建设力度很大。但在看到成绩的同时，我们也时常感到悲哀：一方面是传统古建筑被大量地破坏，城市丧失文化特色；另一方面，很多地方领导从“形象”、“政绩”出发，热衷于兴建宽马路、大广场。对此，您怎么看？
沈启鹏：对这个问题我一直很关注，从上世纪80年代担任市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开始就在极力呼吁。中国的文化深深扎根在民间，扎根在城市建筑、文化艺术之中。今后中国经济的发展，国际竞争力的提高，完全要依赖于文化这样一个深厚的根基。
这些年来，应该说我们有很多失误。当然，我们不能完全以责怪的态度，包括我们的政府，也有一个认识的过程。同时，也体现出一个失误的过程：我们被拆掉的古建筑太多了，现在虽有所改观，但很多已追悔莫及。比如北京，被拆掉了多少？四合院在消失，古城墙、牌坊几乎没了。其他的城市一一效仿，笼统地提出“旧城改造”，也就是全部追求新的建筑，而新的建筑呢，有很多是缺乏个性的。
记者：在城市建设中，我们需要对自己的传统文化进行系统梳理，找到对自己文化之根的认同。在城市建设的过程中，要尽可能保护城市的传统格局、风貌和优秀的古建筑。
沈启鹏：是的。城市如果能突出其文化特色，也就更具有魅力。从近的说，招商引资的吸引力更强；从远的讲，这个地方的老百姓就会产生认同感、归宿感，形成凝聚力。所以，不能仅仅把城市的建设看作是一种好象没有生命力的外观形象而已。
记者：但也有人提出：我们不能一味地抱住传统不放，也需要有体现自己时代特点的新建筑。以至现在也出现了很多，包括请国外建筑师设计的，一些“新、奇、特”的建筑。
沈启鹏：这个我非常反对。我们不能把纳税人的钱，就这么很慷慨地作为外国设计师的试验田，搞成一种与我们原来的传统文化完全格格不入的东西。为纯粹追求古怪新奇而挑战技术，大量地投入资金，这是很可怕的事情。我认为，这是一些人对西方文化的盲从，他们不知道西方后现代主义实际上是资本主义社会走到歧途的产物。我们为什么要把自己原来非常优秀的文化传统割断？外国人到中国来，他要看什么？
记者：当然是看你的特色，你的传统文化。
沈启鹏：对。现在误区在哪里呢？以为玻璃幕墙和高楼就是现代化。其实不是的。我们有很多具有美感的古建筑，如祈年殿、故宫，我们不能一味地说大屋顶就是不好的。无论哪一个城市的地方政府，都应当潜心研究当地的历史传承、文化底蕴，并有意识地培植，把它作为载体赋予其新的时代内容。这个完全在于引导者的高瞻远瞩。
记者：在城市建设中，我们要保留传统，也要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那么，在现阶段，我们应该提倡什么样的建设方针？
沈启鹏：从建设部来说，要有一个非常明确的指导方针。就各个城市而言，还有各自的情况。但总的来说，就是要力足本土，立足传统文化，面向未来，以人为本，保护和建设兼顾。我想这是可以做到的。
记者：过去我们确实曾经有不少的误区：一方面是自己的传统毁了很多；另一方面，城市领导追求“形象工程”、“政绩工程”，兴建了很多的宽马路、大广场。对此，您怎么看呢？
沈启鹏：这就涉及到可持续发展的问题。这里面也有很多误区，马路一味求宽，广场一味求大，到处要弄草坪，这个不完全符合我们的国情。现在很多城市包括小的县级市，也追求很宽的马路、很大的广场，这样做太浪费、太奢侈了，过分地求宽求大，占地很多，投入很大，回收不过来，土地也浪费了。
出现这个问题与政绩考核有关。现在还是要制定科学的考核体系，不能光看领导者的“政绩工程”、GDP，还要看到环保、人居环境等综合性因素。所以我非常赞成以胡锦涛总书记为首的新一代领导人提出的科学发展观。
记者：作为人大代表，您有权利也有义务对政府进行监督。您认为我们怎样才能从根本上杜绝“形象工程”、“政绩工程”的产生？
沈启鹏：我觉得我们现在的监督还是缺乏力度的。我举个例子：某市领导出去考察回来后说：人家那个城市有10个大广场，我们连一个也没有。于是坚持要把老城区核心地段的优秀古建筑拆掉，建大广场。当时很多人强烈反对，但领导同志态度强硬，最终还是拆掉古建筑，建了大广场。被拆掉的古建筑虽然进行了易地重建，但已完全丧失了文物的价值。
所以，仅靠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直言进谏，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我们不能完全依赖于“一把手”的认识程度，一定要有一个科学的、民主的决策机制；另外，要健全法制，从法律条文上予以明确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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