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青年杂志：于凌罡的住宅乌托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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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03-03
来源：景观中国网
合作盖楼将打破传统的以开发商为主体的经营模式，业主成为项目主人——这是一个人的乌托邦？还是有可能实现的美好蓝图？ 愿所有的中国人都有自己的房子 《中国青年》
合作盖楼将打破传统的以开发商为主体的经营模式，业主成为项目主人——这是一个人的乌托邦？还是有可能实现的美好蓝图？
愿所有的中国人都有自己的房子
《中国青年》：最早是什么时候关心建筑、想到合作盖楼的？
于凌罡：应该是从1988年开始的，纯粹出于兴趣。后来在北京图书馆看书的过程中，我逐渐了解到建筑与生活相关的问题。1999年，我设计出合作盖楼的方案，但觉得不够成熟，直到2003年的12月，我才在新浪、搜狐等十几家网站，以"蓝城木鱼"为ID发帖子，号召大家组织起来，集资盖楼。结果网上反应很热烈，当月就召集到上百人。之后我就组织开会，制订财务制度，第一步就是如何保护合作者的资金。
《中国青年》：1988年的时候你还在上学吧？
于凌罡：对。正在上高中。
《中国青年》：那时应该还不缺房子，怎么就会研究盖房了呢？
于凌罡：就是太缺房子了。我们家当时七口人，都挤在一套房子里，住上下铺，还得拉帘儿，环境非常恶劣。真的，做梦都在想怎样解决房子的问题。
《中国青年》：那你怎么没有选择攻读建筑专业？
于凌罡：我们家环境不太好，继母希望我不读高中上职高，早点儿出来挣钱。就是这句话，让我意识到自己必须抓紧时间好好学习。我那时成绩不错，在职高感觉学习特别轻松，但是思想压力很大，看不到未来。我一直考虑，这辈子应该做什么事？1988年16岁生日的时候，我正式决定，这辈子要做蓝城(line city)。网状的城市交通极为不方便，应该推行一种线型的城市规划，推行一种更加环保更加人性化的住宅社区。
《中国青年》：从职高毕业后你就开始实施计划吗？
于凌罡：毕业后我到友谊宾馆做了三年门童，一有闲暇就去北图看书，大部分是在研究建筑。到了1994年，我踏踏实实定下心来，在家里琢磨了一年建筑，有两个月每天都琢磨十个小时以上，还写了很多东西。这段时间，我觉得自己的基础不够，特别是数学方面，决定去读自考的计算机专业。
《中国青年》：自考对于擅长学习的你应该不是难事吧。
于凌罡：应该说还算顺利。当时还得保证收入，就找到小公司上班，临考前一个月辞职，专门学习。过一个学期，我就换一家新公司。幸好所有科目我都是一考就过，包括有个学期我报了六门，也一次通过。1996年，我拿下了专科文凭，之后边学本科边找工作，就去了联想，希望能够做点事情。1998年，网络还不是特别普及，我跑到全国各地专门讲解网络，认识了很多朋友，包括建工专业的。聊到建筑的问题时，我觉得他们在学校学到的东西太过教条和死板，不能解决老百姓的实际需求。
《中国青年》：从友谊宾馆的服务员，到自学进入联想，这也是人生的飞跃啊。怎么还惦记着建筑？到了联想，收入应该不错，当时同事有自己买房的吧？
于凌罡：没有。当时我周围能买得起房子的人很少。印象特别深刻，2000年"太阳园"开盘，5000多一平方米，我们都只能望楼兴叹。我不想为了买房而买房，买一套房子，得半辈子替别人打工。房子应该是为生活服务而不是束缚生活的。反正，我这人喜欢设计，我就想联合一些志同道合的人，一起出资注册公司，购买土地，设计施工，盖好房子，自己来住。
自己成了一个布道的牧师
《中国青年》：你的初衷是想为自己搞一套便宜的住宅？
于凌罡：也不是。我的“蓝城”网站标语就是：“愿所有的中国人都有自己的房子”。合作盖楼只是“蓝城”理想的第一步。这个楼如果运作成功，我积累了运作经验，有了自己的管理团队，就可以运作更多的楼，离“蓝城”就更近了一步。当然也有很多人嘲笑我，觉得我太理想化，说真能集资盖楼，中国房地产的很多问题早就不存在了。但是我觉得这不是乌托邦，只要能真正解决一些问题，不断完善，它还是能够为人民所用的。
1999年，"蓝城"的构思基本完成。2001年，我见到中国科学院的路甬祥院长，讲了这个构想，他说行，找个机会你在中科院汇报一下！这给了我很大的信心。不过，怎么实施还是难题。2003年年底，我通过网络发布信息，列出了详细的建楼计划，很快被市场认同。这是很关键的一点！包括开发银行的行长都说：如果你被市场认可，我就给你提供贷款。
《中国青年》：你有没有想过，假如有一天在电梯间里见到了一直想见的人，有了说一两百字的机会，你能把这件事说清楚吗？
于凌罡：能。我就这么说：我觉得“蓝城”这种线型城市可以把两万多亩地和6万人口进行一次整合。整合过程当中，政府可以得到十个亿的直接经济收入；整合之后每年政府可以得到两个亿以上的税外的固定资产收入。老百姓又能真正买得起房子，社会也得到了可持续发展。如果"蓝城"在北京做，可以节约上千平方公里的土地；如果在全中国做，可以节约10万平方公里以上。
《中国青年》：也许有人说，你描述得挺好，但是我们国家有这么多建筑方面的专家，他们都没有提，难道你比他们都懂？
于凌罡：我也和有些人聊过，最大的问题在于：我国的科技环节有些脱节。近几个世纪，西方国家的科技发展远远超过了中国，为什么？就在于学科的综合性。比如牛顿，比如莱布尼茨，他们都不是单方面的专家；而中国往往单学科的专家比较多。
我的构想恰恰属于跨学科的一种科学，将规划和经济相联系。以往规划学家只提供规划，不提供怎么建筑，往往在长时间的执行过程中，规划渐渐变得不合理。而我提出规划的同时也告诉你，资金怎样一次性到位，如何解决市场问题。这种新的思路是以往专家没有想过的，也是国内最缺少的。
《中国青年》：在你的合作盖房计划被市场认可之前，有没有上书过中央或者相关部门？
于凌罡：想过。我向中科院院长、国务院的司长都汇报过，还有很多领导……你想，首先我就要确定合作建房的合法性。当时我跑到国土资源部请教政府官员，刚讲了10分钟，对方就明白了，说，在法律法规层面，合作建房没问题。有了这层保证，我觉得自己可以放手一搏了。对于个人集资建房的开发资质问题，市建委开发办的同志也表示，只要这种合伙建设的房子是自己居住，并不拿到市场销售，他们就不审查。只有属于经营性质的开发商，才对其进行资质的审查和管理。最后，我找到国家开发银行咨询，他们说，非盈利集资建房，不属于非法集资。
其实，合作建房是房地产市场发展的一种细分或者说一种补充，这样，原来由银行和开发商承担的房地产市场风险，将由建房人自己负责。很多人都能意识到这一构想的价值，但是没有预料到它能有这么强的市场支持。
《中国青年》：恐怕你那时自己也会想，我凭什么以一己之力能把事情做成？过去有什么经历，让你在组织方面特别有自信呢？
于凌罡：说实话，在管理这个岗位上我一般都做副职。我的想法很多，干事能力较强，比方说我做工程部的经理，很多活儿都是自己动手，我干六个小时，别人或许要干一天。后来，上面锻炼我，让我做些培训，提高传达自己意图的能力，到今天很实用。现在不是要去运作什么，而是在于说服，我感觉自己特像一个布道的牧师。一个休息日，家里至少要接待三五十位访客，我把他们分成若干组接待，不同行业，我准备了七八个版本的通俗讲义。在拿到地之前，可做的事情毕竟太多了：公布协议草案，签订合同，办理验资，存放保证金……
说到管理，我试图建立起一套完善的民主制度，大家依靠的是制度而不是某一个人，会更好。
我追求的是一种成就感
《中国青年》：方便透露合作者的身份吗？合作盖楼的计划到了哪个阶段？
于凌罡：很多合作者都是网友，有城市设计院搞规划的；有房产公司的文案；有高级会计师。入了伙的人，就像志愿者一样工作，各尽所能，不计报酬。“集资建房协议”即将出笼，我能做的也就是咨询、讨论、再咨询，找大量的相关专家帮忙。
忙活了一年了，一切都有条不紊，设计了一整套关于集资建房的运作制度，从大楼地理位置、户型设计到未来公司的注册、拿地、运作管理、转账制度、成员的义务和权益、资金的分配模式等等，都有详细说明。前不久，我们刚召开会议，把参与人员分成行政、财务、工程、法律四个小组，准备春节前后注册公司，今年五一前后购买土地使用权。
《中国青年》：以你的能力完全可以将这个项目办成一个盈利的项目，可是你却决定办成非盈利项目。那么你是怎样考虑的？
于凌罡：这样的非盈利，是我心中的理想。也就是说，它不是让机构来盈利，而是让每一个出资人盈利。这样的非盈利，应该是排除了雇员的工资。其实我无所谓，但是让别人白干是不可能的。另一方面，如果不做事也会有所惩罚，这就是风险补偿金。我们的制度，实际也有奖有罚。
《中国青年》：那么你对中国人的合作性有没有过考虑？比如现在大家都说盖房好，到了最后真正的参与者可能很少。
于凌罡：我考虑过，觉得合作性应该是有保障的。如果房子不是贵到大家买不起，就不会有今天合作盖楼的出现。合作性的组织最早起源于英国，住房合作社是主要类型之一。合作盖楼，其实就是由消费者自己组建非盈利性公司盖房，每个购房人既是购买者也是这个住宅项目开发公司的股东。
现在，想要参与我们计划的人，每人先支付一笔费用，利用这笔资金，可从银行贷款，支付买地和建房的费用。房子建好，因为底层商铺和附属商业设施也属于业主，可以收取租金冲抵银行贷款。据我测算，集资合作盖房应该比买开发商的房子要便宜些。而且，你能够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甚至选择邻居；每个单元的公共区域内装，也由住户自己决定；永远也不用为停车费操心，它就属于每一个业主。
《中国青年》：还是要用合作盖楼的经济上的优势，说服大家。
于凌罡：当然，老百姓要是不明白这样建房能便宜多少钱，是不会来的。指望用精神力量去鼓动人合作，不太靠谱。但是我想，会有一部分人是为了精神力量而来的，这就是能成功的关键。即使只有10个20个，也可以鼓舞很多人。他们知道，就算最后买到的房子，只比开发商的价钱便宜一点儿，这种尝试也值！我希望有这样想法的人加入，因为他们经得起风浪的考验。
这个项目肯定不会一帆风顺，不管是买地、盖楼，还是最后的分配。前期一定要把制度想清楚，以后按章程实施。当然也有一些不可预测的因素，比如政府的规划、审批，手续很多，这恐怕是整个项目的真正难点。但是我有坚定的信念：第一我相信政府，相信它会为人民服务；第二我相信老百姓，这几百人都为项目齐心协力，这也关系到他们的切身利益。我相信没有人能有这么大一张关系网。项目进行到现在，市场已经完全不是问题，有了参加人的支持、律师的支持、媒体的支持及政府的支持。
《中国青年》：你现在影响很大，但在此之前，你默默无闻努力了很多年。是什么使得你一直坚持下来？
于凌罡：因为我知道，这一定是老百姓最需要的东西。我从1992年起，就总和别人说这件事，也有人说我是怪人，认为我的东西不可能实现。最激励我做这件事的动力，就是等车--那时经济状况不好，从来不打车，一等公交车就是一个多小时。我就想：一定要把"蓝城"做成功，有了"蓝城"的地铁，就能解决很多问题，医疗和养老也可以通过蓝城的规划得到改善。合作盖楼，只是我的理想的第一步。
你也看得出来我生活很简单，吃穿都没有太多的讲究，就是爱爬山。我并不需要太多的钱，我追求的，是一种心理上的成就感。能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是最让我激动的。 采访-郭宇宽
愿所有的中国人都有自己的房子
《中国青年》：最早是什么时候关心建筑、想到合作盖楼的？
于凌罡：应该是从1988年开始的，纯粹出于兴趣。后来在北京图书馆看书的过程中，我逐渐了解到建筑与生活相关的问题。1999年，我设计出合作盖楼的方案，但觉得不够成熟，直到2003年的12月，我才在新浪、搜狐等十几家网站，以"蓝城木鱼"为ID发帖子，号召大家组织起来，集资盖楼。结果网上反应很热烈，当月就召集到上百人。之后我就组织开会，制订财务制度，第一步就是如何保护合作者的资金。
《中国青年》：1988年的时候你还在上学吧？
于凌罡：对。正在上高中。
《中国青年》：那时应该还不缺房子，怎么就会研究盖房了呢？
于凌罡：就是太缺房子了。我们家当时七口人，都挤在一套房子里，住上下铺，还得拉帘儿，环境非常恶劣。真的，做梦都在想怎样解决房子的问题。
《中国青年》：那你怎么没有选择攻读建筑专业？
于凌罡：我们家环境不太好，继母希望我不读高中上职高，早点儿出来挣钱。就是这句话，让我意识到自己必须抓紧时间好好学习。我那时成绩不错，在职高感觉学习特别轻松，但是思想压力很大，看不到未来。我一直考虑，这辈子应该做什么事？1988年16岁生日的时候，我正式决定，这辈子要做蓝城(line city)。网状的城市交通极为不方便，应该推行一种线型的城市规划，推行一种更加环保更加人性化的住宅社区。
《中国青年》：从职高毕业后你就开始实施计划吗？
于凌罡：毕业后我到友谊宾馆做了三年门童，一有闲暇就去北图看书，大部分是在研究建筑。到了1994年，我踏踏实实定下心来，在家里琢磨了一年建筑，有两个月每天都琢磨十个小时以上，还写了很多东西。这段时间，我觉得自己的基础不够，特别是数学方面，决定去读自考的计算机专业。
《中国青年》：自考对于擅长学习的你应该不是难事吧。
于凌罡：应该说还算顺利。当时还得保证收入，就找到小公司上班，临考前一个月辞职，专门学习。过一个学期，我就换一家新公司。幸好所有科目我都是一考就过，包括有个学期我报了六门，也一次通过。1996年，我拿下了专科文凭，之后边学本科边找工作，就去了联想，希望能够做点事情。1998年，网络还不是特别普及，我跑到全国各地专门讲解网络，认识了很多朋友，包括建工专业的。聊到建筑的问题时，我觉得他们在学校学到的东西太过教条和死板，不能解决老百姓的实际需求。
《中国青年》：从友谊宾馆的服务员，到自学进入联想，这也是人生的飞跃啊。怎么还惦记着建筑？到了联想，收入应该不错，当时同事有自己买房的吧？
于凌罡：没有。当时我周围能买得起房子的人很少。印象特别深刻，2000年"太阳园"开盘，5000多一平方米，我们都只能望楼兴叹。我不想为了买房而买房，买一套房子，得半辈子替别人打工。房子应该是为生活服务而不是束缚生活的。反正，我这人喜欢设计，我就想联合一些志同道合的人，一起出资注册公司，购买土地，设计施工，盖好房子，自己来住。
自己成了一个布道的牧师
《中国青年》：你的初衷是想为自己搞一套便宜的住宅？
于凌罡：也不是。我的“蓝城”网站标语就是：“愿所有的中国人都有自己的房子”。合作盖楼只是“蓝城”理想的第一步。这个楼如果运作成功，我积累了运作经验，有了自己的管理团队，就可以运作更多的楼，离“蓝城”就更近了一步。当然也有很多人嘲笑我，觉得我太理想化，说真能集资盖楼，中国房地产的很多问题早就不存在了。但是我觉得这不是乌托邦，只要能真正解决一些问题，不断完善，它还是能够为人民所用的。
1999年，"蓝城"的构思基本完成。2001年，我见到中国科学院的路甬祥院长，讲了这个构想，他说行，找个机会你在中科院汇报一下！这给了我很大的信心。不过，怎么实施还是难题。2003年年底，我通过网络发布信息，列出了详细的建楼计划，很快被市场认同。这是很关键的一点！包括开发银行的行长都说：如果你被市场认可，我就给你提供贷款。
《中国青年》：你有没有想过，假如有一天在电梯间里见到了一直想见的人，有了说一两百字的机会，你能把这件事说清楚吗？
于凌罡：能。我就这么说：我觉得“蓝城”这种线型城市可以把两万多亩地和6万人口进行一次整合。整合过程当中，政府可以得到十个亿的直接经济收入；整合之后每年政府可以得到两个亿以上的税外的固定资产收入。老百姓又能真正买得起房子，社会也得到了可持续发展。如果"蓝城"在北京做，可以节约上千平方公里的土地；如果在全中国做，可以节约10万平方公里以上。
《中国青年》：也许有人说，你描述得挺好，但是我们国家有这么多建筑方面的专家，他们都没有提，难道你比他们都懂？
于凌罡：我也和有些人聊过，最大的问题在于：我国的科技环节有些脱节。近几个世纪，西方国家的科技发展远远超过了中国，为什么？就在于学科的综合性。比如牛顿，比如莱布尼茨，他们都不是单方面的专家；而中国往往单学科的专家比较多。
我的构想恰恰属于跨学科的一种科学，将规划和经济相联系。以往规划学家只提供规划，不提供怎么建筑，往往在长时间的执行过程中，规划渐渐变得不合理。而我提出规划的同时也告诉你，资金怎样一次性到位，如何解决市场问题。这种新的思路是以往专家没有想过的，也是国内最缺少的。
《中国青年》：在你的合作盖房计划被市场认可之前，有没有上书过中央或者相关部门？
于凌罡：想过。我向中科院院长、国务院的司长都汇报过，还有很多领导……你想，首先我就要确定合作建房的合法性。当时我跑到国土资源部请教政府官员，刚讲了10分钟，对方就明白了，说，在法律法规层面，合作建房没问题。有了这层保证，我觉得自己可以放手一搏了。对于个人集资建房的开发资质问题，市建委开发办的同志也表示，只要这种合伙建设的房子是自己居住，并不拿到市场销售，他们就不审查。只有属于经营性质的开发商，才对其进行资质的审查和管理。最后，我找到国家开发银行咨询，他们说，非盈利集资建房，不属于非法集资。
其实，合作建房是房地产市场发展的一种细分或者说一种补充，这样，原来由银行和开发商承担的房地产市场风险，将由建房人自己负责。很多人都能意识到这一构想的价值，但是没有预料到它能有这么强的市场支持。
《中国青年》：恐怕你那时自己也会想，我凭什么以一己之力能把事情做成？过去有什么经历，让你在组织方面特别有自信呢？
于凌罡：说实话，在管理这个岗位上我一般都做副职。我的想法很多，干事能力较强，比方说我做工程部的经理，很多活儿都是自己动手，我干六个小时，别人或许要干一天。后来，上面锻炼我，让我做些培训，提高传达自己意图的能力，到今天很实用。现在不是要去运作什么，而是在于说服，我感觉自己特像一个布道的牧师。一个休息日，家里至少要接待三五十位访客，我把他们分成若干组接待，不同行业，我准备了七八个版本的通俗讲义。在拿到地之前，可做的事情毕竟太多了：公布协议草案，签订合同，办理验资，存放保证金……
说到管理，我试图建立起一套完善的民主制度，大家依靠的是制度而不是某一个人，会更好。
我追求的是一种成就感
《中国青年》：方便透露合作者的身份吗？合作盖楼的计划到了哪个阶段？
于凌罡：很多合作者都是网友，有城市设计院搞规划的；有房产公司的文案；有高级会计师。入了伙的人，就像志愿者一样工作，各尽所能，不计报酬。“集资建房协议”即将出笼，我能做的也就是咨询、讨论、再咨询，找大量的相关专家帮忙。
忙活了一年了，一切都有条不紊，设计了一整套关于集资建房的运作制度，从大楼地理位置、户型设计到未来公司的注册、拿地、运作管理、转账制度、成员的义务和权益、资金的分配模式等等，都有详细说明。前不久，我们刚召开会议，把参与人员分成行政、财务、工程、法律四个小组，准备春节前后注册公司，今年五一前后购买土地使用权。
《中国青年》：以你的能力完全可以将这个项目办成一个盈利的项目，可是你却决定办成非盈利项目。那么你是怎样考虑的？
于凌罡：这样的非盈利，是我心中的理想。也就是说，它不是让机构来盈利，而是让每一个出资人盈利。这样的非盈利，应该是排除了雇员的工资。其实我无所谓，但是让别人白干是不可能的。另一方面，如果不做事也会有所惩罚，这就是风险补偿金。我们的制度，实际也有奖有罚。
《中国青年》：那么你对中国人的合作性有没有过考虑？比如现在大家都说盖房好，到了最后真正的参与者可能很少。
于凌罡：我考虑过，觉得合作性应该是有保障的。如果房子不是贵到大家买不起，就不会有今天合作盖楼的出现。合作性的组织最早起源于英国，住房合作社是主要类型之一。合作盖楼，其实就是由消费者自己组建非盈利性公司盖房，每个购房人既是购买者也是这个住宅项目开发公司的股东。
现在，想要参与我们计划的人，每人先支付一笔费用，利用这笔资金，可从银行贷款，支付买地和建房的费用。房子建好，因为底层商铺和附属商业设施也属于业主，可以收取租金冲抵银行贷款。据我测算，集资合作盖房应该比买开发商的房子要便宜些。而且，你能够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甚至选择邻居；每个单元的公共区域内装，也由住户自己决定；永远也不用为停车费操心，它就属于每一个业主。
《中国青年》：还是要用合作盖楼的经济上的优势，说服大家。
于凌罡：当然，老百姓要是不明白这样建房能便宜多少钱，是不会来的。指望用精神力量去鼓动人合作，不太靠谱。但是我想，会有一部分人是为了精神力量而来的，这就是能成功的关键。即使只有10个20个，也可以鼓舞很多人。他们知道，就算最后买到的房子，只比开发商的价钱便宜一点儿，这种尝试也值！我希望有这样想法的人加入，因为他们经得起风浪的考验。
这个项目肯定不会一帆风顺，不管是买地、盖楼，还是最后的分配。前期一定要把制度想清楚，以后按章程实施。当然也有一些不可预测的因素，比如政府的规划、审批，手续很多，这恐怕是整个项目的真正难点。但是我有坚定的信念：第一我相信政府，相信它会为人民服务；第二我相信老百姓，这几百人都为项目齐心协力，这也关系到他们的切身利益。我相信没有人能有这么大一张关系网。项目进行到现在，市场已经完全不是问题，有了参加人的支持、律师的支持、媒体的支持及政府的支持。
《中国青年》：你现在影响很大，但在此之前，你默默无闻努力了很多年。是什么使得你一直坚持下来？
于凌罡：因为我知道，这一定是老百姓最需要的东西。我从1992年起，就总和别人说这件事，也有人说我是怪人，认为我的东西不可能实现。最激励我做这件事的动力，就是等车--那时经济状况不好，从来不打车，一等公交车就是一个多小时。我就想：一定要把"蓝城"做成功，有了"蓝城"的地铁，就能解决很多问题，医疗和养老也可以通过蓝城的规划得到改善。合作盖楼，只是我的理想的第一步。
你也看得出来我生活很简单，吃穿都没有太多的讲究，就是爱爬山。我并不需要太多的钱，我追求的，是一种心理上的成就感。能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是最让我激动的。 采访-郭宇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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