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城市主义对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的启迪

　　开栏的话：随着落实“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中国城市化发展更加为人关注。中国的城镇规划设计如何借鉴国外的先进经验，避免走国外走过的弯路；应怎样以人为本，构建一个适于人类居住的和谐社会等，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课题。为此，我们邀请了澳大利亚皇家规划院成员、中国农业大学教授叶齐茂采访国际知名规划专家，撰写系列文章陆续发表。本篇为叶教授采访“新城市主义”的创始人Peter Calthorpe先生（美国）的文章。 

　　叶：“新城市主义”已经在中国时髦几年了，甚至成为开发公司出售小区住宅或写字楼时的品牌。请你给“新城市主义”下个精确的定义，好吗？ 

　　Peter：在美国，“新城市主义”是指两件事。第一件是可以步行的社区（Walkable Community）。在美国人的眼中，可以步行的社区是个稀罕事；而在中国人看来，可以步行的社区太平常了。第二件是“多样化”(Diverse)。多样化是指“新城市主义”的社区应该包容宽泛的年龄组、不同类型和收入水平的家庭，同时，多样化也意味着“新城市主义”的社区应该在工作岗位、住宅、商店和社会活动方面具有多样性。这样，多样化既与人口相关，也与土地使用相关。可以步行和多样化是相互关联的。如果没有多样化，我们就不会有可以步行的社区；反过来，如果一个社区大到步行不可及的程度，那么，在步行可及的范围内的人口和土地使用一定是单一的。当我们在中国做项目时，我们感到中国人做的规划从根本上与“新城市主义”没有矛盾。他们考虑到了步行，街区和人的尺度。但是，问题出在建筑物设计上，它从一开始就不注意适合人的尺度。 

　　叶：我们已经注意到了宽马路的问题，制定了减小马路宽度的政策。 

　　Peter：如果你要减小马路宽度，你必须设计一个由不同等级道路组成的路网，以便道路畅通。观察传统城市的形式，你会发现每条马路承担的流量并不大，而且，更接近人的尺度。 

　　叶：就你的经验而言，新城市主义是否可以帮助中国避免在城市化过程中走弯路？ 

　　Peter：新城市主义的观念已经在中国有所应用。新城市主义也关注详细规划，例如，建筑怎样与道路相接，建筑的性质与尺度。你已经注意到，中国和美国的建筑一样现代，一样神奇。但是，你们真的需要开始注意人的尺度。解决城市化过程中的普遍问题本身就是一个挑战。把新城市主义的观念应用于中国高人口密度的城市形态是另一个挑战，同时，应该注意到，新城市主义可能是在中国规划低人口密度的城镇时的一个选择。 

　　叶：数百万的流动人口对于城市发展的格局也有很大的影响。在美国的一些大城市，我想有着十分相近的情况。中国的流动人口已经形成了很多新的社会问题，也提出了技术要求，你认为，在你的城市社区理论里面，是怎样考虑流动人口的问题的？ 

　　Peter：你只要注意到洛杉矶的发展，你会发现，美国人许多年以来面对与你们同样的问题。当我在写《区域城市》这本书时，我注意到北京已经有了一个交通网络，它把城市中心与城镇联系起来。另外，北京还有地铁和城铁，这是一件好事。但是，当你在街巷层次上去观察北京的城市景观时，你会发现许多与新城市主义的规划设计原则和设计概念相悖之处。我想，新城市主义对街巷层次上的城市设计是非常重要的。 

　　叶：你看到中国自行车很多，你认为中国应该提倡自行车交通吗？是否有必要为自行车研究特殊的道路系统？ 

　　Peter：我想，考虑到中国自行车的规模，中国城市的自行车的道路系统不应该像荷兰和斯堪的纳维亚国家那样，建立专门的自行车道路系统。我想，那会产生严重的环境问题。你们已经有了汽车道，人行道，它们既混合在一起，又各行其道。自行车的使用如此重要，所以，它有权力使用部分汽车道，而不一定建立专门的自行车道路系统。 

　　叶：有人说，市场基本上决定了产品，或者说房地产决定了城市发展。到底是谁主导发展的趋势，政府还是开发商？在政府和开发商之间如何取得一致，美国有什么现实的经验吗？ 

　　Peter：我想，政府和开发商都必须参与城市发展。不能简单的鼓励一边而排斥另一边。政府的规划应当建立一个清晰明确的发展框架，建立标准，并在规划中留有余地，以便创造一个越来越好的城市。我认为，政府和开发商从不同的方向上在建设我们的城市。我们需要两种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