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镈：无限怀念授业恩师杨廷宝先生
admin
2005-01-31
来源：景观中国网
杨廷宝院士
张镈
一、产生中国建筑师的历史时代背景 我国在历代封建王朝里没有建筑师这一名称。1911年改元前认为这是雕虫小技、匠人之事，不登大雅之堂。陋习压人。
 杨廷宝院士 |
 张镈 |
| 一、产生中国建筑师的历史时代背景 我国在历代封建王朝里没有建筑师这一名称。1911年改元前认为这是雕虫小技、匠人之事，不登大雅之堂。陋习压人。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带来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使旧中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达百年以上。沿海和内地的通都大邑存有治外法权的租界，炮船掠夺侵占以后又来了麻醉人民意志的文化侵略，表现在建筑物上的如：海关、银行、邮局、商场、教堂、学校、医院、旅馆以及俱乐部、跑马厅、青年会和市政中心等，各以其不同国籍、不同民族的风格出现在中国的土地上，出现在中国人民的面前。这些存在无不反映在人们的意识之中。从1911年改元以后到1931年九.一八事变的廿年当中，多少仁人志士怀着振兴中华、建设家园的雄心壮志，远渡重洋选择了建筑学的专业。这其间学习建筑学的前辈应该是中国第一代建筑师。 1920年左右，津沪租界当局不准中国建筑师在租界开业。杨先生所在的基泰工程司和其他同行共同向租界当局说理斗争，夺回了设计权。但上海的外滩还是禁区，在摘去了“华人与狗不准进园”的牌子以后还是不准中国建筑师在这里设计建造自己的房子。例如当时的中国银行在现在的和平饭店北侧兴建新楼，中国人自己的银行自己的建筑师也无权设计，最多允许由洋建筑师适当考虑在立面细部上选用几个构件。但是新生的中国建筑师还是冲破了重重牢笼，在租界上做出了自己的贡献。杨先生在这方面起了不少的作用，留下了不少遗作。 二、中国建筑师划代之我见 第一代：1911—1931年，共20年，国外学习者为主。 第二代：1931—1949年，共18年，国内学习者为主。 第三代：1949—1966年，共17年，大量自培者为主。 第四代：1966—1983年，约17年，吃堑长智新局面。 杨先生属于第一代的名师，和他同期的先辈一样，都有很多建树。从有利于中国近代建筑史的编写来看，应该十分重视还健在的前辈。 三、授业过程中的几点体会 １一丝不苟的学习态度 杨先生一生中在学习、工作、待人接物和科研教学等社会实践里，一贯是循规蹈矩、循序渐进、孜孜不倦、以严肃、严密、严格的态度要求自己，不哗众取宠、不做费而不惠之事。真是德高望重而又平易近人的长者。 先生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学习建筑学时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的前后。先不谈学术思想的时代背景，只说说教学方法上的先验论。文人相轻和唯我独尊的灌输以及完期交图过期无分的制度等陋习并没有毒害了这位大师。在整个学习过程中，在纽约评图时陆续得过五次金质大奖。这是生而知之的天才吗？还是学后知之不足的不断努力？当然是后者。每次交图时别人连夜加班突击，他却早已一切就绪，再作冷静的补充而已。交图后多数松驰去了，不来马上进入对新题的探讨，杨先生却一个人来到图房分析研究新题。教师是混合编班的带课制，各班的教师来到图房，多数是只见到杨先生一人在坐班，顺便对作业提了意见。自然就能开扩眼界吸取正反面的营养，做出比较符合实际的方案，从而在评图时避免了对立面的颠覆性意见。有人说杨先生一生的作品无懈可击，稳妥少疵。对前辈、同行、后生的作品是肯定表扬多，批判指责少。这和他一丝不苟的治学态度有关。 ２永不自满的谦虚态度 杨先生的水彩画技巧在清华预备学堂时已有很深造诣。进入“宾大”建筑系时，绘画教师认为可以免修。从发表杨先生的画册来看，可见不同时期的笔触情调是老来弥坚。但他在1936年时对我说：“很后悔没上色彩学的基本课，这是由红黄蓝三原色的单一到综合的训练。缺了这课就不能较准确地抓住色彩学中的微妙变化”。从而认为是件憾事，说明自我要求十分严格。 ３诲人不倦的工作作风 普通劳动者自居，和同事们打成一片。1933年夏，我毕业的前一年到天津基泰工程司去拜访杨先生。他正坐在小图房的图板前画线图，图面十分工整。这时他已是基泰的合伙人，是主持图房的总建筑师，是设计建造整个东北大学新校、沈阳北站、北京西河沿大陆银行以及大量高级住宅的名师了。功成名就有了很高的社会地位，但他还是趴在图桌上制图。1934年夏我进基泰工作实习时，图房里的十多位同事都是很有经验的绘图员了。他们都能很快地理解杨先生的设计意图，都在发挥才能发展设计独立工作。当遇到问题去小图房向杨先生请教时，杨先生不离自己的图板，能够答问如流，并眉批解决问题的办法。十来个设计同时进行他了如指掌，一是交代清楚从来不作出尔反尔、反复无常的乱改，二是心中有数，对每个设计可能遇到的问题早有预见对策，对来人的问题耐心解答，具体地予以帮助。他与同事间彼此合作得水乳交融。 事必躬亲，忧而不乱 1935～1936年，我随杨先生在北平所工作，他的主要精力放在文物整理的修建工作之上。把一位学者式的建筑师纠缠在大量的人事、行政和现场具体指导的繁重工作中，的确十分辛苦，但他对本职的设计工作仍然抓得很紧，毫不放松。我在他的指导下先作了先农坛体育场和南京前中央研究院几栋大楼的设计，参加了前南京博物馆的设计竞赛。为了满足功能和形式的要求，他叫我把计划任务书里提出的所有房间的尺寸、大小作出卡片，先得出功能分区中每一个部位的尺寸概念，然后又针对建筑形式的倾向，重点研究了独乐寺的现状，做出带有辽式建筑风格的立面来，成为后来取法的对象。在南京前国际俱乐部的方案里，杨先生亲自指点做出多种方案来备用。事实说明杨先生并没有因事务性的工作劳神分心而放弃专业工作。这种作用是值得我们学习而深思的。 深入浅出，严格要求 1936年，南京所把杨先生和我都调宁。大图房已有廿余人，小图房只有杨先生和我相处。杨先生对我说：“学校作业可不受物质技术条件的局限，可以畅想一点；但在实际工作中就要实际点、具体点。例如：画平面要考虑结构线，画立面应有地板线，画剖面要有标高线，画石墙要注意缝隙线，画透视要从属眼高线，画轮廓剪影要注意不同比例尺度的准确线。这也是基本功之一。” 1937～1938年，我先杨先生一年多到重庆主持图房工作。个别同事鉴于业务忙，图面不必讲求线条清楚准确，只要尺寸无误就行。我一度也流于不讲图画的科学性，只讲数据的准确性，以能完成施工要求为主。不久我主持成都的刘湘墓，因为交通不便、工作又忙，没有去武候祠现场，根本不了解成都在古建筑的风格和手法上有很多可以借鉴之处。简单地搬用了中山陵总平面的手法，选用了清式的宫殿建筑蓝本，只是在工作上作了点创新和研究，注意了缝隙设计但对轮廓要求在不同比例的图面上马虎从事。杨先生到后很亲切地教导我说“怎么变了？”又说：“建筑师对现状要了解，对图面要负责。光自己心里清楚不行，光有个鸟瞰全视不成。”杨先生这个教诲使我终生难忘。 1959年杨先生负责验收人大会堂的工程时又批评我说“在梁柱呼应方面的缺陷不象你的工作习惯。”只有真正爱护学生的授业恩师才肯在具体问题面前作具体的指导。对此我很惭愧。 爱国主义的学术观点 1933年我去天津基泰时就看到杨先生在学习时期的一张作业，是用中国古典建筑梁、枋、斗、拱、藻井和彩画等渲染的一个大厅堂剖面的内部装修图，很有特色。天津基泰的图书馆兼接待室也作了类似的装修。这些都是用学院派的手法把中国古建的构件安排进去的创作。吕彦直建筑师是杨先生的同学，南京的中山陵、广州的中山纪念堂的设计也采取同样手法。 我认为产生这种形式风格的新建筑，在主客观上离不开时代背景。从主观上说，这一代人离乡背井，远渡重洋学习技术，尤其处在表面民主，实际存有种族岐视、蔑视的社会环境里，既有中华民族历史悠久、文化灿烂的自豪感，又多少会在若干不愉快的场合里出现自卑感。爱国主义和民族自尊心不会因为受到西方教育的熏陶而只会说“美国的月亮比中国的圆，”这是内因。客观上在启蒙的建筑教育中，受到当时“摩登古典”派大师保罗.克瑞特(Paul Cret)的影响很深。把中国古建构件运用到学院派构图规律中去，产生后来在中国出现“国粹派”的建筑形式是很自然的。后人批评这种做法是“拆衷主义”或者叫作“复古主义”。但是，这种想从传统建筑形象中结合着功能、技术，创造中国建筑新风格的用心，尽管不成熟，有时甚至是流于有简单化或程式化的毛病，他不能加以简单否定。 从杨先生一生的社会实践和作品中可以看到他在各种建筑造型风格上的努力，特别在他于1935～1936年期间，主持北平文整工作中可以看到他对古建筑的钻研态度。 杨先生主持天坛祈年殿和东南角楼的修建工程时，在繁杂的事务性工作中不忘一位学者对古建筑的科研态度。他首先以侯良臣师傅为师。侯是清末已经成熟了的老木工，对大式建筑了如指掌，尤其在制作角梁时更具有独到的本领。只有真正的学者才肯对有实践经验的“匠人”礼贤下士，执弟子礼极恭。同时，他又向朱桂华先生求教。朱桂老在清工部负过责，是我国有名的“营造学社”创始人，是再版“宋李明仲营造法式”的先驱者。他从历史和文字资料中去搜集一手材料，不但组织人去作实地测验以了解现状，发现现状与“营造则例”的异同，而且找清末有名的“木厂”中的老师傅以及技巧高超的老架子工来共同研究对策；在彩画工作上请来老油工参加工作，从而也培养了一批彩画工。这种做法完全符合了尊重历史、尊重客观、尊重群众和实际的工作方法。只有真正熟悉掌握传统的人才能批判地去取舍精华和糟粕，才能正确理解“洋为中用、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的意义。 杨先生对近代流派的发生发展比较倾向“密斯”和“格鲁比雅斯”，赞成以简洁的手法完成复杂功能要求。记得在1948年秋上海解放前夕，基泰与美国名事务所“S.O.M”合作美孚石油公司在上海拟建的高级公寓住宅区，高层公寓的形式和后来在北京主持的和平宾馆新楼类似。杨先生常说建筑师要因甲方不同而作不同的设计。 杨先生晚年在参加国内重大的和纪念性的建筑设计时总在试图发挥有民族传统的风格，就是遇到有一定的压力时也不隐蔽自己的观点。1975年初，建委领导宋养初同志为征求我国图书馆的优良方案发动五院五校参加设计竞赛，1975年8、9月间在京交流评选。学会出面请杨先生与会，方知杨先生在南工内部初评时认为他做的方案和设想是保守而有点复古，未被采纳送审。宋主任根据党的政策要调动老专家的作用，要他发表意见。杨先生认为国家图书馆应能反映我国历史悠久、文化灿烂的风度，在形式风格上要反映传统，尤其在空中鸟瞰下来看，在总平面布局上要有浓厚的传统味道。宋主任同意这个观点，问他怎么办？他当场拿出一张32开纸的小鸟瞰草图来说明观点。这正是他在基层受到批判的初稿，但他并没有因为遭到过否定而放弃了原则。宋主任非常欣赏这个设想，要南工组帮他画出来。1975年7、8、9月正是“江青”追查谣言的当口，臭老九正是臭到顶的时期，基层来人不敢从命。杨先生以74、75的高龄，就在日坛路一号的会场和招待所里，戴起花镜，趴在板上，一笔一划一丝不苟地画出图来。我商得院领导同意，领宋主任之命做了塑料切块模型。这个模型主次分明、高低错落、舒展有势，传统韵味很足，得到宋主任的肯定。会后把与会的作品分为三组进行深入的研究。一组是建研院与清华合作。二组以上海方面为主。三组以杨先生为主，由我辅之，再请建研院的戴念慈总、清华的吴良镛教授和广东省院的黄远强总等成立五人小组，共同研究带有一定民族形式的方案探讨。宋主任结论说：这个尝试可能成功也可能失败，可能会创新也可能再复旧。但在创作我国重点建筑时不能回避在地方民族性上有所发挥、有所创新。在这次会上宋主任对老专家的作用作了估计，得罪了一些初露头角的青年学员，也指责个别中青年专家担心这是奇谈怪论的冲刺。周荣鑫同志这时还健在，宁、沪的专家、学者去看望这位学会的老理事长，异口同声地认为老知识分子在京接近中央就敢于在知音面前畅所欲言。 建委领导下了令，杨先生就留京开始工作。住在建委招待所，吃在大食堂，一个人在京再过起学生时期的生活。工作在设计所，每人一块板，名义上是五个人，但每日坚持八小时不离画图板的只有杨先生一人。在独立思考和集体讨论当中，每个人都积极表达自己的思想意见。但是总的目标是在杨先生最原始的设想下统一了功能和形式的矛盾。尤其是在1976年1月周总理逝世以后，大家以沉痛的心情要按总理生前对图书馆的眉批和指示竭尽全力。在1976年3月统一了意见之后，杨先生才先回去销假，4月初完成方案、模型送审。王治秋同志看后说：“我本来对这个竞赛没有信心，看了第三方案后很高兴。”谷牧同志和养初同志首肯了这个尝试。北京市工宣队师傅认为可以。郑天翔同志恢复工作后倾听了汇报表示赞许。这个图纸在我院模型室制作精致模型时，工人师傅赞扬，但部分中青年专家认为保守，个别领导认为太古太旧，说明探索新的艺术形象是相当复杂而艰苦的。经过评选之后，建委领导把这个试作的第三方案推荐成正式向国务院报审的第一方案。现在正式图纸由建研院设计所负责，基本上维持了中选方案的风格。 爱护尊重群众的劳动成果 1981年4月下旬，江苏省和南京市出面通过学会邀请若干评委到宁参加“雨花台烈士陵园纪念碑”的评选工作。到会评委一致推选杨先生为主委，推谭垣教授为顾问。杨先生在这个同时还要主持江苏省科协大会和省里的其它活动。但是他怀着对先烈的感念，抱着不辜负五百多个应征方案的热忱；再忙再累也参加评选工作，甚至挤业余时间加班加点自己一人到挂图厅里去补课。他那严肃、认真对每一个方案审阅的态度给我极为深刻的印象。这时他已经是身兼多职的八旬老人了，是什么力量使他焕发青春地去忘我劳动？雨花台是国民党反动派杀害我党烈士的刑场，从1927年到1937年有十万以上烈士在这里惨遭屠杀。江苏省七百万红领巾儿童，用自己的劳动所得每人捐献一分钱，拟建西山头下的红领巾广场。江苏省党政领导早就请杨先生主持整个陵园的全面规划和纪念馆的设计，应该说已经作了充分的准备。但是杨先生抱着对先烈的崇敬怀念，对广大设计人员的期望信任，还是采取了公开竞选的办法。五、六百个方案济济一堂，真是五光十色，令人眼花缭乱。杨先生以身作则促使与会的评委感动，争取不要挂一漏万。他尊重谭垣教授“纪念性建筑”的评述，请他讲课、讲观点，同时又鼓励评委独立思考各抒己见，尤其是在会上表示要尊重甲方意见，要选出两个一等、四个二等、八个三等、十六到二十个鼓励奖，以便领导有所选择，与赛者得到安慰。从个别研究到集体交锋，从各抒已见到个别打分选出预期的图纸数字。我认为这次评选会开得很民主、很周到、很生动活泼，也很成功。这和杨先生的以身作则有关。 国际活动中的优良表现 杨先生代表学会出国参加国际会议多次，几乎每次回国后都要向会员作一次报告。参加古巴的设计竞赛时，大会送他一笔费用，他马上交公。我在1979年随杨老出美访问，在芝加哥看到“S.O.M”一位老建筑师，杨先生在1948年同他合作过上海美孚新村设计，有协作关系，但他从来没有来往借重。这说明他在外事活动中是公私分明、不计较个人得失。 1980年10月，杨先生以学会理事长的身份带团去朝鲜平壤回访，这是我第一次随杨先生出国。这次访问的规格较高，意义较深。杨先生作为党外的民主人士，自觉遵纪守法，按组织纪律办事，对朝鲜人民的历史、文化、建设和文物十分尊重。对所介绍的情况作了纪录，对风景文物随时作了速写，对平壤的大规模建设作详尽的参观，给朝鲜人民留下极为良好的印象。 孜孜不倦、鞠躬尽瘁，死而后己 1981年12月23日，杨先生作为我国大百科全书建筑学分编的主要负责人到镇江参加会议。会上学科分为规划、建筑学和园林绿化三个部分。原令戴念慈同志主持建筑学项目，因其出国缺席而由杨先生代劳。他分别参加了三个分组的讨论，由于连续作战，他已有一些精力不支之势。不要说已是八旬开外的老人，就是精力充沛、年富力强的中年骨干也经不起这种连续疲劳的冲击，让人的确感到心痛。但杨先生还是始终如一、全始全终完成任务。 道德高尚的建筑师，严于教子的慈父 在旧社会作建筑师能洁身自好、廉洁奉公、按职业道德办事的建筑师，杨先生是典型。参加工作后，不避艰险嫌疑，一心为党为公，竭尽全力贡献一得之愚也是杨先生持之以恒的表现，的确是建筑师的楷模。处理子女问题，从来就认清存在决定意识的真理，对下代要求很严。每次到京总在公余之暇步行到子孙宿舍团聚叙情，没有一点特殊化的表现。足为师表。 杨先生光辉的一生是： 有民族气节的爱国建筑师。 我国名副其实的一代大师。 循循善诱诲人不倦的导师。 因为时间仓促来不及写细，只是大事记而已，用以表达我对他的怀念和哀思。 ［相关链接］ 人民大会堂的设计师——张镈 新千年两会“召开”，北京人民大会堂再次成为全世界关注的焦点。当人民大会堂以装饰一新的面貌迎接“两会”代表时，有多少人会想过屹立了40年的“中国第一堂”出自哪位建筑师之手？而我们的设 计师今日又在何方呢？ 人民大会堂设计师、国家设计大师、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顾问总建筑师张镈教授，是在1999年7月1日，当令中国建筑界引为骄傲的国际建协第20届世界建筑师大会在京刚刚谢幕时辞世的。他的悄然离去，震惊建筑界；他那重责任、创精品，为建筑事业鞠躬尽瘁之大家学者风范令人敬佩。 永驻“中华第一街” 如果有人问，北京长安街、天安门广场哪位建筑师的作品最多？当属张镈！如果再问在公众喜欢的具有民族风格建筑中排居榜首作品的又是出自哪位建筑师？还是张镈。 1911年4月12日，张镈出生于官宦之家。张镈走上建筑设计这条路，应该感谢他的大哥张锐。自从听到大哥介绍建筑学具有艺术和技术的双重性之后，他便对这个专业有了好感；再加上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与张家是世交，于是他走上了建筑学习之路。1930年，他考进了东北大学，在梁思成等老一辈建筑家的门下学习，“九·一八事变”后，转入南京中央大学建筑系继续学习。 1934年，大学毕业后的张镈来到了当时中国最著名的建筑师事务所基泰工程司工作，他在这里得到了著名建筑师杨廷宝的悉心指教，张镈搞了多项工程设计，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最令张镈难忘的，是在他任天津北洋大学建筑系兼职教授时，带领20多名大学生为北京中轴线作了详细的测绘，其中故宫三大殿尤为精彩，全部工作绘成大张图纸360幅，比例为1／100－1／50－1／20，作品现收藏在国家文物局。1990年张总特将自己请北京大北照像馆翻制的全套玻璃底版赠交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保留。这是一笔难以估价的宝贵历史档案。 1951年3月26日，张镈由香港回到北京。在不长的时间内，他就完成了天桥剧场、新侨饭店、友谊医院等众多建筑的设计任务；而友谊宾馆可说是张镈此时期的代表作品之一，不仅他自己尤为钟爱，至今其设计风格也为建筑界引为风范。张镈在吸取已建成的新侨饭店等建筑的成功经验后，作出了富有民族风格韵味的设计方案。友谊宾馆的设计，使年仅43岁的他享誉国内外。他的恩师、我国当代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先生对此十分赞赏，高兴地说友谊宾馆设计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国外权威的建筑史册称：“北京友谊宾馆是公认的中国五十年代最早的新民族风格的成功尝试”，并把张镈列于中国现代16位著名建筑师的榜首。 同样，始于1956年的民族文化宫方案设计，更成为张镈的精典代表作。虽民族文化宫的建成距今已有40年的历史，但它仍可说是民族传统风格的精品之首。 人民大会堂既是当代中国建筑精品，同时又是令人瞩目的国家殿堂，它的建成虽是有经验、有规律可循，但它又毕竟是当今所不提倡的“献礼工程”。对此张镈说：“人民大会堂中的重点是万人大礼堂。当工程进入到万人大礼堂设计时，我们遇到的难题是如何处理好这偌大的空间，如何体现艺术风格。”对此周恩来总理谈了他的观点和看法：“人站在地上，并不觉得天有多高。站在海边，也不觉得很远。落霞与孤鹜齐飞的诗句是对在水连天、天连水的环境的描写，应该是一种启发，为什么不从水天一色和满天星斗方面出发去作抽象的处理？”为能表述得更清楚，周总理边说边用手势来表达自己的想法，时不时地还用铅笔勾画一番。这些给建筑师诸多启发。由于人民大会堂优质的设计，在大会堂完工开庆功会时，张镈应邀参加庆功会，并被安排在周总理坐的主宾席上，周总理过来敬酒时，对张镈说，我很满意，给你们打个五分！ 不会泯灭的建筑魂 张镈的建筑生涯近70载。他作为国内当代第一位自己出传记的建筑师，是用设计实践及伟大精神铺就了历史。 张镈大师的病症是1998年发现的，但张镈全然不顾病情，更加关心北京城市的发展变化。每当谈及身体状况时，他情绪总显得十分饱满，他自己深知癌细胞的作用，但他在与命运抗争。即使他在病逝前的两个月，还参加北京人民大会堂的改造方案决策。1999年春节，当我们登门向张镈求教并请他向青年建筑师谈几句话时，他感慨地说到：“旧时代的建筑师不可避免地感染了一些恶习，为了赚钱不择手段，尔虞我诈。改革开放尤其是今天，我希望广大建筑师要警惕，要珍重建筑师这一高尚职业。当今科学技术飞速发展，这就需要我们的建筑师不断进取，在学习中实践，在实践中学习，才能设计出具有时代感的建筑精品。我虽然已经88岁了，但几乎每天都要思考，或创作、或读书，无论多忙，建筑领域的几本大杂志我必读，因为不学习要落伍的。年轻人要学习，我们老一辈更要学习。”如此精神，如此人生，怎不令后辈人折服！ |
发表评论
热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