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城市复兴——与青年建筑学家吴晨的对话

[img]http://www.landscape.cn/upload/news/20041129143250383.jpg[/img] 　　吴晨，青年建筑学家，英国皇家特许建筑师、英国皇家建筑师学会会员、英国泰瑞法瑞设计公司中国区董事。 　　青年建筑学家吴晨在国内率先开始了城市复兴理论的研究，成为国内第一个系统研究西欧城市复兴理论的学者。他不仅是理论探索的先行者，他还和清华大学的师生们一起，率先推动着城市复兴理论在中国城市建设中的实践——青岛旧城中山路地区城市复兴研究和正在进行中的北京大栅栏地区城市复兴研究，这可以称之为中国城市复兴实践的原点。 　　凝聚中国城市复兴原点的理论研究与实践 　　在中国，吴晨是研究“城市复兴理论”的先行者和实践者。他与清华大学的吴唯佳、朱文一、边春兰、单军等师生们，把城市复兴理论首次在中国的城市建设中进行实践。由他们共同完成的青岛中山路地区城市设计可以称之为中国城市复兴实践的原点；而最近一年，由他们共同参与的北京大栅栏地区保护整治与复兴规划研究也是城市复兴理论的验证。 　　记者：作为国内第一个系统研究城市复兴理论的学者，这个研究在目前中国城市化水平与欧美相比还不算高的现状下，是否有些超前？ 　　 　　吴晨：现在进行“城市复兴”的理论研究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西方在城市建设中遇到的弯路，避免很多无法挽回的损失。在这方面的经验教训是有的，在我们的城市建设中，走过弯路、付出过代价。“城市复兴”虽然是在西方发达国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背景下发展起来的，但对现阶段中国城市发展的理论探索与实践有着积极的借鉴意义。 　　一方面，这符合社会科学或城市科学领域进行国际比较研究的目的，理解并参考国与国之间的不同经验，从而达到促进理论发展、改善城市规划政策，达成不同国家之间、不同经济体之间政策的相互理解和交流的目的；同时，我们希望相关的研究可以对国内未来的城市建设实践产生更实际的借鉴意义。 　　另一方面，我们应该用前瞻性的眼光来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并尝试解决问题。其实在现实中，国内一些城市已经在局部地区显现出“城市衰落”的一些特征，需要采取一定手段使其重新焕发活力。所以，现在对于城市复兴的研究是非常及时的，也是非常必要的。 　　记者：西方城市复兴的理论是在一种什么背景下产生的？ 　　吴晨：“城市复兴”是从20世纪80年代后，在西方国家特别是一些西欧发达国家逐渐发展起来的城市理论。目前，它已成为相当数量的欧洲国家城市建设领域的一个主要议题和社会实践活动，并且日益成为欧盟本身的一个主要城市政策目标。这一理论产生的背景是，西欧国家在二战之后经历了一段长时间平稳高速的经济增长期后，进入到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由于各种因素的作用，经济增长呈现的则是更多不规律性和不可捉摸性，也随之引发了越来越多、越来越严重的各种社会问题，许多西欧传统工业城市或城市的部分地区出现了衰败。随着不同阶段的理论探索与实践，他们逐步认识到，城市的复兴不仅仅是物质环境的改善，而更应该是融汇了社会、经济、环境和文化全面的复兴。 　　记者：你认为中国也要面临着城市衰落时期到来的问题吗，这一过程需要多久？ 　　吴晨：虽然中国城市问题目前亟待解决的还是城市化进程中高速增长的城市建设所带来的问题，没有像西欧国家在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那样面临整体的城市衰落，但是中国一些城市的一些地区确是出现了城市衰落的特征。比如，北京的一些老的城市商业区在基础设施、商业环境上失去了吸引力；再如，东北一些城市的老工业区，由于经济持久的缺乏活力，随之也面临着相当复杂和严重的城市问题。 　　与西方发达国家不同，我国城市建设和城市更新理论发展有自己的特殊性与复杂性。中国城市面临的是解决整体建设和发展与局部地区衰落两方面的问题。我们现在就来研究这些问题，就是努力使我们的城市沿着可持续发展的轨迹不断前进。 　　记者：城市复兴与我们现在所说的旧城保护和整治的概念有什么不同？ 　　吴晨：按一般概念来说，旧城保护和整治更多的是一种物质环境或体形环境的改善；而城市复兴是综合的，在精神和物质上是双重的，它不仅包括了旧城保护与整治的全部内容，还包括了经济、社会、环境与文化等社会范畴的一种全面的建设。 　　旧城保护更多地是在物质、或者说是物质层面的保护性建设，它可能只是保留了传统的风貌，比如建筑风格、比如街道格局和城市的肌理。但是如果仅仅是这个层面的建设，只从风貌上达到某种标准，而不对导致旧城失去活力的其他因素进行改善，那么城市不会得到复兴。我们应该认识到，城市的衰落并不仅仅因为是房子破旧了。 　　城市复兴所要解决的问题是，要积极促进城市经济结构的战略性重组，为高新技术产业、先进制造业和旅游服务业等支柱产业的发展提供空间保证；同时，要着眼于加强区域合作，完善中心城市功能，优化城市结构。城市规划和城市复兴的实践要突出地方特色和文化内涵，努力建设良好的城市面貌和生态环境，以旗舰项目为突破点进而推动城市全面的复兴；要合理调控土地开发，引导土地利用均衡有序发展；要逐步调整探索和形成切合当地城市复兴的战略，进行旧城改造和新城建设规划。 　　也就是说，旧城保护是城市复兴中的一项内容。城市复兴，则是从物质规划出发但更为全面的城市建设思想。 　　记者：城市复兴是否意味着在旧城进行大规模的建设？ 　　吴晨：不同的城市有不同的特征和情况，对城市自身问题的研究是一个十分复杂的过程。这样，对待不同城市的不同问题也会采取不同的工作模式和策略。对于有历史风貌保护意义的旧城，能够通过保持现有格局和形式并加以维护方式进行的，一般不做进一步的改动；如需要对现有环境进行合理的调节和利用，一般只做局部的调整或小的改动。我们可以通过对旧的市政基础设施的改善、对城市功能的合理调整、对城市人口聚合趋势的引导、对城市文化氛围的营造，创造新的城市吸引力，焕发城市活力。 　　改造、改建或再开发也是在城市复兴中采取的方式，采取此手段的目的是为了开拓空间，增加新的内容以提高环境质量。在目前中国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对有历史风貌保护意义的旧城的物质环境改造，实际上包含着一种房地产开发行为，所以，这种措施的采取要非常慎重地进行。 　　记者：你有没有在中国开始城市复兴的理论实践? 　　 　　吴晨：清华大学建筑与城市研究所和建筑学院的师生们在2003年初完成的青岛旧城中山路地区城市复兴城市设计在当地取得了非常大的反响。北京大栅栏地区商业区保护、整治与复兴规划研究，已进行了将近一年，无论在设计研究的指导思想、工作模式、研究深度和技术手段上，在中国旧城城市复兴的研究中，都是具有积极的探索意义，我同时是这两个研究组的成员。 　　记者：你们研究过程中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什么？ 　　吴晨：我想，最大问题就是“新”与“旧”之间的关系。在我们研究的两个地区中，如何处理好老建筑、传统文化、历史文脉和新的城市、新的景观、新的建筑之间的关系，应该是所有旧城改造和城市复兴都要面临的问题。 　　先进思想来自主流价值 　　 　　在中国建筑界，绝大部分的从业者被称之为建筑师、或者被尊为建筑大师。但是吴晨，却是为数不多的被众多媒体称之为青年建筑学家、建筑学者的专业人士。其原因在于，吴晨不仅主持参与了一系列重要的城市设计和建筑设计，近年来他还发表了相当数量的学术文章、评论和随笔，在专业杂志上主持以他名字命名的专栏，同时受聘为大学的客座教授和学术机构的研究员；特别是他提出的诸多如“不要让中国成为外国建筑师的试验场”、“警惕建筑殖民主义”等发聩于耳的建筑观点，在社会上引起了极为强烈的反响，表现出一位青年“学家”的尖锐性和责任感。 　　虽然吴晨说对被媒体称为“建筑学家”非常“不敢当”，但是他很高兴自己没有被局限于仅仅做一个建筑师，在他看来，这是对一个人思想深度的认可。 　　记者：其实，数年前你就在中国率先开始了“城市复兴”理论的研究，但是现在社会上依旧很热烈地就你一年半前在《南方周末》上首次提出的“外国建筑师的试验场”这一观点进行争论。你怎么看待人们对这个问题进行的长时间争论？ 　　吴晨：我想，人们依旧在争论这个问题至少说明一点，人们还没有就这个问题达成共识，也就意味着，一部分人所持有的观点是不正确的。所有的真理都会在争论中被证明，而事物也是在不断的矛盾与争论中向着更为合理的方向发展，而且，只有这样，这种正确的发展才能获得真正的普遍认可，并获得真正的支持。 　　当我们回顾我们的城市建设历史，正确的东西就是在争议中越来越清晰，越来越被人认可的。比如，关于北京的城墙，我们是在拆与不拆的争议中，经过长时间不同思想和观点的针锋相对，慢慢达到了一致，虽然错误的决策已经给这个城市留下了无法弥补的缺憾。现在我们看到，北京重新建起了明城墙遗址，重新搭起了永定门。经过人们的争论和反思，人们才发现，那些被拆毁的城墙和城门楼的价值是何等珍贵。 　　我们可以以宽容的心态看待争论，并期望真理在争论的过程清晰起来，但是，我不希望我们的城市为这场争论付出昂贵的代价。不同的声音应该越早发出越好，对待某些产生巨大争议的项目越慎重越好，否则，一旦做出错误的选择，将给我们的城市建设，文化和社会财富带来多方面的损失。 　　记者：你依旧坚持你以往的观点吗？ 　　吴晨：是的，当然坚持，因为我相信，我们是正确的，是经得起考验的。 　　记者：几天前，我在北京的一家重要报纸上看到记者已将你所持观点的一方归为保守派。但是你的教育经历、你目前的工作机构都具有海外背景，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反差？ 　　吴晨：首先，我认为，持有保护观点的人并非保守。我观点的出发点是保护北京的城市整体风貌和文化特色，保留北京特有的城市记忆。保护的观点与保守是不一样的。我赞成向西方大师学习，引进西方的先进理念和技术。但是，开放的心态不能以破坏一个民族的文化传统为代价。也许正是我的海外教育经历和工作的背景使我更加清晰地形成这种观点，能够更好地把握事物的客观规律和发展的方向。 　　如果，有记者一定要把我这样的观点归纳为保守观点，那我也宁愿成为保守派吧，而且我会感到是一种光荣。 　　记者：“试验场”之后，你又在一次论坛上发表了著名的“警惕殖民主义和自觉殖民主义”的观点，并再一次在建筑圈以至社会上掀起极大的争议。因此，一家非常有影响的建筑专业网站在进行2003年度最有影响的建筑人物评选时，把你也列入名单，理由是，你发起了关于建筑文化的热烈争论。目前，建筑界的风气还多是埋头干活，也有一些人专注于曝光，而你在“干活”的同时，却说了那么多的话，显得很是与众不同。 　　吴晨：其实那些观点我也不是特意而为之的。我不是那种“锋芒毕露”的人，我觉得人在社会中，就应该像建筑那样，不要那么格格不入地非要做点或者说点什么特立独行的行为和言论，要融合在整个的社会主流之中，本分地做工作、过生活。但是，我也认为，人是要自由地生活、工作、思想。 　　我崇尚人的心是自由的，这样才会有学术的自由、观点的自由。现在的事实和风气让你忍不住要说点什么。我想，这就是一种对自由的追求吧。 　　还有一个原因是，我希望一些声音可以让公众关注建筑，能够让人们具有正确的建筑意识，同时还要让人们明白，建筑的好坏是要放在大环境和历史中考证的，而不仅仅是某些人的追捧和炒做。 　　记者：但是最近，你好像比较沉默，没有卷入你所发起的那些争论，也没有再提什么“惊人”的观点。以后，你还会再发表一些引人瞩目的建筑评论观点吗? 　　吴晨：我本身是做技术工作的，但是，责任感是每一个社会人都应该具有的。我想，如果有新的重要问题需要关注，那么我可能还会提出来，引起大家的争论，让真理在公开的争论中得到普遍认可，这是非常重要的。 　　建筑应该回到眼睛 　　“就像音乐最终要回到耳朵一样，它要强调的是听觉的快感而非仅仅是内容的哲理，建筑也应该回到眼睛。”这是很早以前吴晨在一篇建筑散文中写到的。 　　谈到中国建筑文化的现状，吴晨时时显露出一位青年建筑学家思想的敏锐；而说起现在对建筑的理解，他又是一位谦谦学者。吴晨说，他一直执守一个建筑师的道德操守：必须对这个社会负责。至今，吴晨已主持或参与设计了5个著名的“总部建筑”。 　　记者：除了做理论研究，你也完成了很多建筑项目，都有哪些? 　　吴晨：在伦敦工作期间，我参与了英国内政部总部新办公大楼设计；英国伦敦新金融区金丝雀码头办公楼设计和伦敦格林威治半岛规划等工作；在香港时，我参与并主持了和记黄埔公司在上海开发的20万平方米的旗舰项目“华尔登广场”，它包括了创下上海公寓单价销售记录的“汇贤居”项目；还有深圳市珠江口5.2平方公里填海规划与城市设计；华为公司总部（上海）方案设计；无锡11平方公里“无锡生命科技园区”规划设计；广州日报报业集团与香港英资太古地产合作的40万平米“广州报业文化广场”设计；广州天河12万平方米“历德雅舍”住宅项目等。 　　从2003年起，我把主要的时间留在北京。作为项目负责人之一，与北京市建筑设计院刘力、朱小地、邵韦平等一批优秀的老中青建筑师合作的团队赢得几个重要项目的国际竞赛，其中，20万平方米规模的中国石油总部大厦，被称作中国“第一总部建筑”；中国海外总部，规模16万平方米。加之前面提到的英国内政部总部新办公楼、广州日报总部和上海华为公司总部。在过去几年里，参与了5个重要的“总部建筑”的设计工作。 　　记者：很少有建筑师能有一下子参与这么多总部建筑设计的工作，对于如此高的中标率，有什么秘诀吗? 　　吴晨：无论是总部建筑还是那些不是“总部”的建筑，我最看重的是，建筑一定要协调——与周围环境协调，与生活在建筑里的人协调，与整个社会的经济水平、文化层次、价值观念、政治与意识形态、历史传统、民族习惯等等都要协调。 　　我们所完成的方案，都非常重视这种与方方面面的协调，这种协调会打动业主、政府部门和所有与建筑相关的人。从业主的角度，这种协调就是使每个建筑的功能平面布局和流线都是在充分分析了业主的需求之后得出的最佳解决方案，这就使得我们的建筑各有特点，但都是最适合业主的。从政府部门的角度，我们的这种协调是站在城市整体规划和城市设计的高度上去考虑问题，那么就非常容易与他们沟通。所以，我们会有如此高的中标率。 　　记者：从你的那些观点中显示出来，你不喜欢CCTV新大楼，也不喜欢鸟巢、国家大剧院，那么你喜欢什么样的建筑。 　　吴晨：“养眼”的。因为建筑首先要回到眼睛嘛，就像音乐最终要回到耳朵一样，它要强调的是听觉的快感；那么，建筑就要“养眼”，它不能是一种视觉刺激，而应该是视觉享受，是可以品味它的一种创作。我反对自说自话晦涩难懂和不合逻辑的建筑，其实，这也是回归了建筑几千年来最基本的要素：坚固、实用和美观。 　　记者：那么，你觉得什么样的建筑是“养眼”的? 　　吴晨：有人缘、很顺眼的建筑不在于是否玩弄怪异技巧，摆出张扬造型、炫耀宏大气势，使用前卫材料和标榜昂贵造价。好的建筑在于它是否好用、是否有亲和力；它要与当地的整体环境融合，很乖巧地各就各位于周围的建筑群之中。建筑与绘画、音乐那样可以完全自主的艺术不同，它不仅要承载使用者的要求，更要承载地区文化、历史的传统风格，延续城市的肌理。为某种需要而刻意追求“独树一帜”的建筑，最终将会成为城市的包袱。当然，建筑本身设计也要有新意、有创造性。我想强调的是，新意和创造性与奇异、另类不同，很主流的东西，也一样可以做得很有创造性和新意。 　　生态性是建筑的趋势 　　吴晨说，前瞻性是他工作和生活的准则与动力，他喜欢用前瞻的观点去想问题、做事情，这样可以少走弯路、少付出代价，多一些成功的机会、多一点奋斗方向。他总是思索一些前瞻性的问题。因此，“前瞻性”在采访中常被他提起。当说起建筑的趋势，他不假思索地就说到：建筑的发展就是技术的发展，生态建筑就是未来的趋势。 　　记者：你的建筑理念是如何体现在你设计的建筑中的。 　　吴晨：比如我们与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共同完成的中国石油总部设计，这个工程位于北京东直门地区，其位置受到了地理条件的限制。它的基地是东西窄、南北向宽，非常狭长的一个空间。业主需要尽量多朝南的空间，这对设计是一个极大的挑战。设计组提出四栋相互围合的L型塔楼思路，完美的回应了建设用地对设计带来的挑战，同时使建筑群更加具有中国第一大公司的气度。室内空间的设计也极富创意。一主两辅三个中庭长度超过200米，相互连通，空间穿插转换，主中庭顶端最高处达到60米，昭示出中石油所追求的一种内在的品质。根据实际情况，我们在设计中，每层都结合电梯厅设计出跃层小中厅，各个部门处室相互交往，公共与半公共空间互相穿透，交通流线合理而舒畅。 　　记者：那么你认为，未来建筑发展的趋势是什么呢？ 　　吴晨：建筑的未来将由生态建筑担纲。为什么呢？因为对环境的关注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密切相关。生态问题是目前人类所面临的最大的问题之一，所以，建筑的发展趋势一定是表现在对生态的关注上。未来，建筑对生态问题解决得好不好，就是建筑好不好的标准，也是建筑能不能打动人心的关键。人类发展的过程是思想、认识和技术进步的过程，建筑也是如此。建筑发展的过程，也一定是思想和技术不断更新的过程；建筑的发展趋势，也就一定是思想和技术进步的趋势。而生态建筑是人类进步、社会发展的体现，也会是建筑发展的趋势，而事实也在证明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