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结构设计而生

　　近日，有消息称北京奥运会主体育场“鸟巢”已经停工。带着诸多疑问，记者采访了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结构专业设计研究院院长、“鸟巢”设计项目经理任庆英。自打“鸟巢”设计项目经理的重担压到文弱但干练的任院长身上，原本就分身乏术的他就更加忙得不可开交了，足足约了一个礼拜才算有了这次三个小时的采访。 　　出于安全、经济和其他种种考虑，最终相关决策部门可能决定将“鸟巢”的可开启的屋盖拿掉，并将屋顶开口扩大一圈，从原本的足球场大小开至露出跑道。这样一来不仅省却了设计、施工和管理均有很大难度的几千吨重的开启屋盖，而且屋顶开口变大后，钢结构自身的重量自然就减轻了，两项共可节省用钢量一万吨左右，再加之相关部门的修改优化，约可节省造价人民币3亿元。新的设计方案通过专家评审后已经送审，估计一周后会有结果。但方案变动后随之而来的是“鸟巢”编织方法的改变，据任院长估计，完成新的编织方案的初步设计至少需要三到四个月时间。 　　当仁不让的设计项目经理 　　众所周知的原因，国家主体育场的重要性已不言而喻，这么重要的项目肯定需要一位从技术素质、管理水平、组织协调到经验能力都很过硬的项目经理，曾担当过首都博物馆新馆、金融街B7项目两大重点工程项目经理的任庆英成为中国院的最佳人选，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总建筑师、“鸟巢”体育场项目总指挥部总指挥崔恺亲自点将，将任庆英推到了这个“风口浪尖”上。 　　虽然经历过与法国合作的首都博物馆新馆项目，有着丰富的与政府甲方和境外设计公司合作的经验，也积累了许多用代价换来的来之不易的教训，但走入“鸟巢”后，作为项目经理的任庆英还是感到了一丝沉重和辛劳。“鸟巢”项目不仅方案设计是由瑞士HdeM公司、英国OveArup公司和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组成的中外设计联合体，而瑞士方的建筑师对其形象控制贯穿全过程，这无疑对设计过程控制和内部协调大大地加了码；而且项目的业主和施工方都是以联合体的形式出现的，此项目对项目经理的沟通、协调能力的确形成了一个巨大的考验。 　　作为项目经理，对设计合同的了解是最起码的，但今年3月才正式接手此项目的任庆英看到摆在面前的足有6厘米厚的合同正文、设计联合体协议、设计任务书及各种附件时，顿时有些发蒙，如何在最短的时间里尽快熟悉这些文件成了当务之急。他先用了三天工夫理了一遍，然后将设计分工、进度计划以及责任与索赔等重要的条款复印下来随时翻看，很快任庆英便进入了项目经理的角色。 　　该工程的技术复杂性是前所未有的，初步设计阶段面临很多国内规范和标准未能涵盖的技术难点，有些甚至尚无标准可循。可以说，无论在技术方面，还是在造价、工期等方面都存在需经多方专家论证的课题。如项目的抗浮水位论证问题，地质勘测单位出具的报告显示场地水位高出自然地面，比“鸟巢”场地高1.5米，这个结论意味着将打数量不菲的预应力抗拔桩，同时也意味着多支出许多资金。经过慎重考虑，任庆英及其设计组向业主提出有必要由业主和规委组织抗浮水位论证会的建议。经有关专家充分论证后，场地抗浮水位有较大调整，仅此一项建议就为业主节省了大量资金。 　　百炼钢才化为绕指柔 　　任庆英1982年从天津大学土木工程系建筑结构专业毕业后直接进入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从事建筑结构抗震设计工作。都说搞设计一定要当建筑师，可以任意挥洒，让自己的梦想变成现实；可以很快出成绩，有时一个设计方案就能脱颖而出。而结构工程师相对就低调得多，人们谈到建筑设计时一般只关心建筑师是谁，很少有人会关心结构师是谁；但一旦建筑出了纰漏，首先要问责的就是结构工程师，很多结构师都对此颇有微词。但任庆英不同，他认为无论从性格特点还是投入程度来讲，他都太适合搞结构了，似乎他就是为结构而生而活的。 　　经过几个工程的历练，他被派到北也门公司、深圳华森公司工作了几年。回来后正赶上院里成立了专家所，领导找到他，让他将专家所结构重担担当起来。当时的专家所只有寥寥几个人，有活时再临时找人。所小，人少，揽活难。任庆英抱定一条信念，苦点、累点、设计费少点没关系，只要踏踏实实干，肯定能苦尽甘来。他们甚至接过北京某小区的设计，每平方米的设计费仅八九元。但小区销售时大卖，开发商喜上眉梢，认为设计提升了小区的档次，这次设计虽然经济收益不理想，但在房地产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可以说取得的社会效益相当不俗。此时，院里决定将当时仅有几个人的地下所和专家所合并，成立第六设计所。 　　接下来，他们又在一次全国招投标中一举中标了新疆克拉玛依市综合游泳馆项目。尽管一万平方米的工程不大，但他们没有掉以轻心，而是费了很多心力尽心地去做。初步设计完成后，克拉玛依副市长感慨地说，看，人家这才叫初步设计。在2000年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举办的年度评选中，该项目获得结构设计惟一的一等奖，并荣获综合评比一等奖。当时许多评委评价说，别看项目规模小，但一等奖非它莫属。任庆英对这个结果是满意的，他在螺蛳壳里做出了道场。几个大所开始对这个小所刮目相看了，院领导也不再把这个小所看得可有可无了。 　　 　　紧跟着，他们又在强手如林的竞争中拿下了北京金融街富凯大厦项目。作为做过很多大工程经验老到的甲方，金融街在考察过六所的环境后，对他们的设计力量表示迟疑了。甲方提出了3400元/平方米限额设计的苛刻要求，超出部分由设计院承担。面对这道难题，负责签合同的经营部对他们有无这个实力表示出了怀疑，所长也有点含糊。但任庆英此时格外果断，一个小所要想发展起来，见到困难就退让，那出路何在呢？精明的甲方请来了三家监理公司对他们的结构方案进行评判，以期达到既评判出结构方案的优劣又遴选出合适的监理公司的目的。当时，有监理公司针对他们做的井字梁结构提出疑义，认为平板梁结构可以达到节省空间的效果。经过有理有据的分析和论证，结果证明井字梁结构方案不仅没有浪费空间，而且还节省钢筋和混凝土近1/3，12万平方米的工程能节省多少资金可想而知。标的做完后，概算下来钢筋指标是全金融街最省的。在这场没有硝烟的较量中，任庆英他们成为最终的赢家。而坐在考察席上的监理公司没有一家笑到最后，全部被淘汰出局。 　　项目合作成功后，由于金融街是房地产界的大鳄，有着极大的影响力，六所在社会和院里得到了充分的认可。金融街一鼓作气将由美国SOM公司方案中标的22万平方米的标志性建筑B7项目交给他们做施工图设计，并且开出了每平方米70元的高价。 　　从8元到70元，这不仅仅是单纯的数字上的提升，而是社会和市场对任庆英们的认可，又是他们劳动价值的具体体现。 　　在奥林匹克花园地产项目设计方案投标过程中，他鼓励所里的年轻人要做出精品，要广泛调研掌握第一手住宅信息，思路要超越发展商。结果发展商给他们的设计方案开出了又一个高价，当年奥园大卖，好东西果然卖出了好价钱，最终的结果达成了双赢。 　　2001年，任庆英出任六所所长，这也是众望所归。他也果然不负众望，将一个每年产值不超过200万的二类所，带到了年产值1500万元的平台，人均产值超过50万元。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重新改组后，任庆英出任结构专业设计研究院院长，在新的岗位上，他更加尽职尽责。如今，他正在重点工程项目经理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在市场的深海中如鱼得水，在结构设计的舞台上尽情舞蹈。